于右任的书法艺术

　　近世中国书坛上以草书闻名的于右任先生辞世二十年了。然而，他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他的书学理论、书法艺术成就，却愈来愈受到海内外书法家的珍视。他晚年那首哀婉凄切的怀乡诗更拨动着无数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

　　先生原名伯扦，字右任，后以字行。笔名神州旧主、骚心、太平老人等。号髯翁。祖籍陕西泾阳县斗口村。1879年（清光绪五年已卯）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以后"又在三原读应试，因此就著藉为三原人了。"1先生"生在历史上代产圣哲的关中，有雄壮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亲爱的家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应当堂堂地做个人."2先生出生时，家道衰落，困苦贫赛。未满两岁，他善良而可怜的母亲就贫病忧愁而死。二伯母房太夫人携至外祖家抚养。七岁，受业于三水老儒第五先生（旬邑第五伦之后），"以流离之子，竟为学生矣"。3十一岁，伯母携往三原东关，依族三祖重臣公，重臣公送入名塾师毛班香先生私塾"读经史，学诗文"，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并开始学做古、近体诗。此时期，文文山的诗对他影响很大。故其诗作高亢雄强、壮怀激烈。十七岁，先生"以案首入学"。十九岁后，"学已小成"，离开毛班香私熟遍求名师深造，往来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得识学贯中西的朱佛光4及以经学辞章著称的毛俊臣5，并以师礼事之。又谒见关中国学大师、泾阳味经书院山长刘古遇先生6。1898年学问渊溥的叶伯皋（尔恺）入关督学，学政衙门本设三原。叶公激赏先生文章，誉为"西北奇才"。其时先生有感于清廷之腐败，有激昂沉雄，痛快不羁的《半器半笑楼诗草》问世。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先生二十五岁，以第十名中举。翌年春，先生应礼部试于汴梁（开封），被清廷以"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革举人，并严加通缉。且有"无论行抵何处，命获即行正法"之密旨。幸得其乡伯李雨田先生救助，始脱险潜往上海7。又得马相伯先生8护持，易名刘学裕入震旦学院直至毕业。1905年参预并主持筹备成立"复旦公学"（即今"复旦大学"前身）。1906年在日本得识孙中山先生，"做彻夜之谈，并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作主编，作记者，评论时政，"为民请命"，"辟谣邪而振民气"。先生文章辞锋劲健，文笔犀利，质文俱胜地，声情并茂，为一代之雄文。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先生即在南京临时政符任职。嗣后，南北议和，袁逆称帝，先生与中山先生再举义旗，讨袁北伐。1918年回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北伐段祺瑞。此后长期任国民党监察院长。1949年去台湾。1964年11月10日逝世于台北。1965年7月17日，这位始终怀着对故乡无限眷恋之情的老人，渭北高原上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被安葬于台北县大屯山八拉卡墓园。

　　于先生的书法艺术大体可分两个阶段：一是他潜心魏碑，由"集字"进而探求"我法"的阶段；二是他创立"标准草书"并不断追求其形式美的阶段。

　　我国书法发展至清代"嘉庆、道光之世，碑学入继大统，成了书学嬗递中之大转捩点。由此书法开了新生面，两周金文、秦汉刻石、六朝墓志、唐人碑版，大至摩崖刻石，小至造像碑记、残砖瓦，片石只字，皆为世重。更兼两书论家包世臣、康有为先后著书立说力倡碑学，尊碑抑帖，尊魏卑唐，推波助澜，影响所及，清代后期以至今日研究书法者多喜北碑。"9先生于清末的于右任先生也一无例外地卷入了研习北碑的浪潮之中。于先生少年时代，学书伊始，从赵孟頫入，写得肥而舒。在中国书法史上，赵孟頫是集魏晋及唐人书法之大成的一代主坛坫者。"下笔神速如风雨"。赵书的速、畅、秀、逸对于先生一生书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于先生十一岁在毛班香私熟曾从毛班香之父太夫子汉诗（亚农）先生10学习草书。所写的是王羲之"十七鹅"（传）。"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11虽然于先生后来已记不得写法，但无疑这是他学习草书的第一步。青年时代的于右任先生即热衷于北魏碑志书法之研究。辛亥革命之后，在靖国军时期，他于战事频仍之秋，军中有暇之时，苦心搜求北朝碑志、造像记等古代书法珍宝。蔡秦有一通《广武将军碑》，其拓本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被碑帖商偶然得到，传世不多。据清方若《校碑随笔》记载："昔在陕西宜君，今佚。此后，该碑的隐现受到不少金石家的关注。著名金石家吴大澂在陕西也曾多方寻访而未得。民国年间，于先生也曾专程到宜君寻访未得。后来西安帖贾谢秀所发现12。于先生在《广武将军复出土歌》中称："慕容文重庾开府，道家像贵姚伯多，增以广武真三绝。"将此碑与咸阳出土的梁庾信撰文的《慕容恩碑》、耀县药王山的《姚伯多造像记》共称"三绝"。此碑1972年已发现地点陕西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移藏西安碑林。今日白水县文化馆还保存于书《纪广武将军碑诗》墨迹中堂一件。诗云："广武碑何处，彭衙志藓痕13。地当仓圣庙，石在史官村。同帝像新获，夫蒙城尚存。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此碑晦而复现的欣喜。1921年春，先生虽名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然各路军，各自为班"14，战事不利，先生有耀县药王山访碑诗云："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造像间。愁来县乘兴，得失两开颜"。此时期他搜求购置了二百九十多方碑石15，其中魏墓志就有八十五种之多。也因其中有七对夫妇墓志，书法精美，所以先生自命斋号为"鸳鸯七志斋"16。1940年他面托杨虎城将军避开侵华日军的追踪，着专人将他十年间购世故的三百八十块珍贵碑石由北京护送回西安，捐赠西安碑林。今日镶嵌于西安碑林一、二碑廊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于先生既致力于搜集、保护古代书法遗迹，更潜心于书法、书理之研究。他"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17由此而脱胎出来的于先生楷书，多是对北魏碑志的直接取法。然其用笔已透天真毕露之消息。他所写的楷书如《张清和墓志》、《茹欲可墓志》、《杨松轩墓表》、《邹容墓表》等，其结字绝类《张猛龙碑》、《元遥墓志》、《元廷墓志》，字形扁方、结体谨严，应规入矩。详加比较，于先生楷书结字中宫更紧收，笔画穿插避就，险巧中时见辐射逸宕之势。其点画多顺笔入纸，自然收束，露锋为之，不刻意追求因刀工形成的棱角森挺的方笔；撇、勾多于中道着力顿按，收笔舒展纵放，形成显著突出的波磔剔挑，痛快淋漓，畅达大度。在用笔上既不死追北碑的刀意，也不过份追求蕴籍含蓄、藏头护尾，自有天真潇洒的仪态。知古法而不墨守古法，这是于先生对传统笔法的突破与变革。在他的楷书作品中最有特色的还是书赠茹卓亭先生的《亭林诗四首》、刊刻于绍兴秋瑾纪念碑的《秋先烈纪念碑记》等。此类作品，楷书中时见行书、平易中见奇崛，大拙中见大巧，和谐自然，雍容大度，可见于先生在楷法上匠心独运之处。当然，隶笔入楷在北魏碑志、六朝写经中时或见之，然而以魏楷结字为基础，有意识将隶笔乃至行草笔势运用于楷书，揉和得如此和谐自然，近世书家中当首推于右任先生。

　　从1906年参加同盟会到1932年（于先生54岁），《右任墨缘》出版，历时27年。是他以诗文著称于世的27年，更是他的书法由"集字"到创造"我法"的大转变时期。先生博大之胸襟，豪迈之气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爽直豁达之个性，气胜情切的诗文艺术风貌无不于书法中见之。此时期他的行书，无论其气势之恢宏，笔力之雄健，新理异趣之追求，笔法、结字变化之多样，都别具特色。

　　我国书法史上优秀的行楷书作品，如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圣王羲之书《兰亭序》以及被后世奉为行书楷模的《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有晋人萧散逸神，追求自然的精神气韵。其用笔、结字、章法，仍然受汉代以来的"中和"为美的传统美学观念的支配。

　　米芾在评褚遂良临《兰亭序》时曾说："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实米老说得不确。褚临王书"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骞，类逸群之鹤。……九奏万舞，鵷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正与王羲之书"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18"清风出袖，明月入怀"19同属"冲淡"一类。后人以为学王书当从褚入就是窥见了褚继王法的奥妙才提出来的。而于先生的行楷书，却有着对"中和"为美的美学观念的突破，有异于前人的"王法"，堪称一代书法革亲之杰作。

　　他的行楷书笔力雄健，笔法多样。融篆、隶、草、楷笔法于一炉，以中锋为主，综合运用折锋、断笔、顿挫、波磔，于圆融浑厚中多具波势。不拘于藏头护尾等传统理法，着力于尽兴挥洒，笔下放得开、收得住，爽朗洒脱中表现出一种强悍奇崛的性格。大气磅礴，沉着痛快。其笔法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在结字方法上，于先生首先取法北魏碑刻文字严谨扁方的体势，建立 陕正的骨干，然后放纵变化，似斜反正，以气贯、神足、结法奇险取胜。他的结字，有直接取法端严工整的魏碑者；有直接取法魏碑中似斜反正、活泼多姿、生犷质朴者。最可称道的是：他运用了异于寻常的"反结法"，人为地改变魏碑体势，在重心平稳的原则下正者斜之，聚者散之，纵者收之，收者纵之，平齐者参差之。所构之字，结体巧妙险绝，斜趣横生，烂漫天真。此种结字方法虽不能说是于先生首创，但他深悟此理，用得最妙最活。近世书史不能不称其独树一帜。

　　于先生的行楷书创新佳作，集中收在1932年友声文艺社印行的《右任墨缘》。此类作品散存于海内外的仍然不少。他的行楷书似关西大汉击铁牙板歌《大江东去》，有雄豪之气。南齐高帝称张融"其书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张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自美其能"，人称"豪杰之士也"，张融书作世间或有真本，自恨无缘得见。然于先生虽未"自美其能"，但"以我法写兰亭字"20。有大量佳作存世，却是"二王无臣法"的艺术观的体现。

　　行楷书与草书并且，足见他对这种行楷书的珍爱。著名的《邓友斋墓表》（1945年书）、《李雨田墓表》（一九三九年书）、《孙荆山墓志》等就是以行、楷、草混同使用的书法佳作。于先生在书法创新上的胆识、气魄、天分以及他用同一笔法（草法）统一三种书体于同一书作的成功的创造，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他的审美观念，艺术实践更值得我们深思、学习、借鉴。

　　他在《标准草书》自序中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为了研习草书，他从1927年前后即开始广泛搜集前代草书家的书作、论著，潜心于书理、书法之研究。仅历代碑刻拓本和墨迹本《千字文》他就收藏了一百多种。1932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邀集同好，以共研讨切磋。也正是这一年，嗜奇好古，酷爱人才的于先生发现并提携了近世著名的章草书家王世镗21。他称王世镗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在《标准草书》自叙中充分肯定了王世镗在草书发展史上的"推进之力"。百衲本《标准草书》中千字文集字之理法不能说没有王世镗《稿诀集字》的影响。从"标准草书社"成立到一九三六年的四年间，于先生主持以改革文字"迅速适用"，利于"国家建设"为目的，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在今草基础上对历代草书加以总结，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标准草书》。其贡献有三：一，从历代草书作品中精选集选集字，标明出处，成《标准草书》"草圣千文"，给形体无定的草书定了型；二，将历代草书作品"偶加排比"建立代表符号，使习草者能掌握规律触类旁通，于平易中得"前人所胃草书妙理"，三，总结归纳草书书理。1936年7月《标准草书》集字双钩百衲本编成，由汉文正楷书局出版，印五百本，为第一次印本，有自叙以道其衷。1942年先生又临写一通，刊印行世。此后，先生多次对百衲本进行过修订，反复推敲，以求尽善。直到1961年在台湾印行的第九次本，除一临本外，余皆为百衲草圣千文，更可见先生谦逊诚恳不自矜诩的高尚书德与严谨治学的学者风度22。《标准草书》问世之后，在中国书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靳志先生《题于右任标准草书四律》称其"假借近求非杜撰，形联巧构是天工"。"奇字双钩成百衲，寸阴尺璧到三余。是谁真赏家珍数，天琳琅总不如"。23沈尹默《题于右任"标准草书"歌》也有"整齐百体删草字"，"美观适用兼有之"，"穷源竟委搜剔勤，譬疏洪流东入海。胜业直欲薄公卿，一尊即定无眩惊。匆匆不及今可免，爱此标准草书名"。24称赞于先生创立《标准草书》对书法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标准草书》创立四十多年来，不仅为我华夏同胞所珍爱，而且也为外域朋友所注目。据说："日本之文教界，则已为深切之注意矣！其所编之各体字典，其草体，即采标准草书。日本之学标准草书者，亦日益众多，至有开馆课徒立先生像晨夕焚得礼拜者，其虔诚为何如耶！"25于先生推广标准草书以"利天下利万世"，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的一片苦心更使我们不能忘怀。

　　在研究草书，创立并不断修订、完善《标准草书》的过程中，于先生的书法也逐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有了更大的突破。

　　创立《标准草书》之初，于先生的草书由章草入今草，结字一本"标准"，用笔也未脱离草圣笔意。写得"婉而通"，有流动瞬息万自然的美。这时，于先生写得很熟练，经常对客临池挥洒自如。据他的老友三原张文生老人讲，于先生正书写时，有客至，先生一方面与客寒暄，一方面笔不停书，往往有两三个字是眼不看纸笔信手所成。然而通篇之中气血畅达，毫无支离之感。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飞鸿"。

　　初立标准草书的十多年，虽然于先生偏重于确立标准草书的实用地位，身体力行地推广此种"利器"；然而于先生毕竟是位个性特点极强的一代大家，此时期他的草书仍有北朝碑志书法的雄豪劲健。收笔时留笔蓄势明显，结字仍见魏楷重心低下的体势。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于先生老年变法，其草书作品在形体上仍恪守标准，然而在用笔、结字、章法上则不断追求形势美的再创造，使之更完美、更抒情、更个性化。其艺术特点如下：

　　一、"雄浑"、"冲淡"见性情。

　　1952年8月于先生在《标准草书》自序修改稿中说："国人对于草书之观点：赞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或资嗟其喜怒情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组织，则多所忽略。"由这段话看，于先生似乎不经意于草书的"神"、"情性之寄"。然而"字为心画"，右任先生的草书毫不例外外地也是寄情之作。孙过庭《书谱》有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一个成熟书家的作品，其点线波变、间架结构、章法布局无不渗透着书家感情的因素。

　　《诗品》云："积健为雄"，"返虚为浑"。《诗品臆说》云："冲，和也。淡，淡宕也"。于先生草书正是"雄浑具全体，冲淡有余情"的佳作。于先生是胸襟博大、激情奔放的诗人，博雅通识、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精神、气度、修养、情操无不寓于书法之中，溢于书法之外。他的书法豪放、劲健、清奇、旷达。既有生犷质直的美，又有蕴籍潇洒的美。他的经历、学识、修养、怀抱、气质都化作了书法的神韵。

　　二、中锋入纸亦"峥嵘"。

　　于先生八十寿辰时，他的老友许世英先生祝寿诗有"白发长髯望若仙"、"惊人翰墨龙蛇走"之句，称赞先生之美仪与书法。我们观赏于先生的草书总精神贯注，流畅自然，劲健豪放，沉着痛快，有力度、有节奏、有韵律，有点线运动的旋律美。仔细分析，其原因在于他以"中锋入纸"、"万毫齐力"中又能着意于点线波变。

　　书圣王羲之《丧乱帖》、孙过庭《书谱》等都不乏侧锋取险之例。而于先生草书却少见侧锋。中锋用笔，要表现出用笔的节奏感、韵律感，于先生采用了轻重不同的提、按、导、送，产生了笔画的强弱粗细变化；用三折笔法、收笔蓄势表现笔势的跌宕、疾涩、力感、动感。于先生早年主张"作草书首贵流畅"26。而晚年草书却能流畅中求波磔变化，在中锋用笔上走出自己独特的路子，由理得法，由法悟理，实在难能可贵。应该留意的是，于先生的草书始终严于"字理之组织"。如果不明此理，在行笔时死守"折乃圆"、"圆乃劲"的理法，转笔时无节制地"折"--转换笔锋行进角度--象画多角的几何形体一样，就会失却"沉着痛快"的大理，破坏字理之组织，附入魔道。

　　三、结法变化得佳趣。

　　标准草书，以单字论，要选用历代草书中笔道最简的字，"易识"、"易写"，并能表达可追溯本源的"准确"之意，已属不易；再求"美丽"就更难了。于先生在草书结体美化上是煞费苦心的。

　　章草、今草，一字万同。标准草书以今草为主，兼采章草、狂草，更是一字万同。他要在"字理"范围之内追求结体美，避免"布棋"、"布算子"之病，的确是十分不易的。近世海内外有以纯粹的点线波变为所谓"书法"者，其作品有的不写汉字，有的把汉字写得大失"字理"，无从辨认。对此，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寄情之点线"，或"律动之点线"，象纯音乐一样，但不能与中国汉字书法视为一科。如果认为用纯净的线、纯粹的色彩（黑、白）去表达某种意识就是华夏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特征，并由此推出中国汉字书法也可以不受汉字形体组织之约束，那就大错特错了。于先生正是在"字理"不失的原则下去追求草书结体美的途径与规律的。

　　他大量采取笔断意连的方法使每一个字笔画简易而能首尾相应、浑然一体，血脉流于点画之间，神气凝乎中宫之内；或外满，或拱心，毫无支离分散之态。

　　为了草书结体美，他总结前代草书，找出了不美的原因，提出了美的法则，要求："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四忌"体现了于先生在结法上追求"简净"、"险奇"的审美意识。相交太多，笔画触犯，圈眼太多，会使一个字的主笔线湮没在一堆废线之中。草书以凝炼的点线组成抽象符号表达字义。它的欣赏功能始终与实用功能（表义功能）相互依存。因之，书法美不能离开汉字形、义的基础。倘不见主线，无从辨认，没有了实用功能，也就不成其为中国汉字书法，更不是美的草书。"线的平行"、"部的平行"，均衡对称，固然能产生庄严肃穆之感，但刻板呆滞也能引起人们视觉上的疲劳而令人生厌。所以，孙过庭《书谱》提出了"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至理名言。书家们追求"欹斜反正"、"不稳"、"险"、"奇"就是为了打破机械的对称。"四忌"是于先生对草书美的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传统书法美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于先生的草书作品体现了他的美学理想。特别突出的就是体势多变。一字重出时，他能写得各具特色，绝不雷同；如果一字中实在需要二至三个圈眼，在于先生笔下，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方形，有的呈圆形，有的呈不规则形，有斜、有正、有大、有小、有缺、有整，有的留白，有的填实，各不相同，各有面目。书史上人们盛赞王羲之《兰亭序》中二十个"之"字、七个"不"字写法有变化美。王羲之主要是在体势的变化上做出了创造性的突破。于先生不但能在一字重出时在体势上求变化；而且能有意识的在一字之内笔画、部件的处理上求异样，使"一字万同"的标准草书更具有艺术的魅力。

　　四、"霞舒云卷"费经营。

　　中国汉字书法起于点画，系于结字，成于章法。无论供实用、供欣赏，最终总是以完整的章法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古人于此，无不着意。隋僧智果有"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之要言，褚遂良书法得"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之赞誉。于先生于此更十分留心。一幅之中，字的大小配合，笔道粗细变化，以至落款位置之选选择，都与整幅字的气韵表现有密切联系。于先生书法作品的章法也是有特色的。他的草书保持了章草、今草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的表面特征，但却努力追求其美的旋律。几乎有这样一个规律，他的草书作品首行首字多写得笔道粗重、字形较大，就好象音乐中的强音主调一样，然后由此衍出一幅字的点线轻理及结体大小变化，在渐变中形成跌宕起伏的节奏与韵律，形成了雄浑、豪壮、冲淡、潇洒的意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联想。欣赏他的书法，就象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也象听《十面埋伏》，自有一种豪气。

　　我国草书，源远流长。列朝历代，精研草书者甚众，其著述亦称浩繁。自于右任先生立《标准草书》，"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使千古无定之草书定型，使后世能于平易中得草书妙理，为"一字万同"之"标准草书"创立一整套美的法则，并以自己的书作树立起草书美的典范，使"标准草书"亦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取会风骚之意"，"本乎天地之心"进入写意、抒情的高度艺术境界。

　　岁月易逝，艺业不朽。于先生以他的书学理论、书法艺术实践、书法美学思想为中华民族千载书史所写下的篇章将永放其灿烂的光辉。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西安小雁塔

　　注释：

　　1、 2：于右任《牧羊儿自述》。

　　3、 于右任《于母房太夫人行述》。

　　4、 朱佛光（1854-1935），名光照，字淑芳，晚号佛光。三原人，小学家。治经学从小学入，治经学从自然入。"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陕西革命诸子，多为其及门弟子。

　　5、 毛俊臣（昌杰），扬州人，久居关中。潜心于经籍、金石考据，为近代著名学者，经学家兼擅词章。为朱佛光盟弟。

　　6、 刘古愚，字焕堂，号古愚。清末陕西咸阳人。屡试不第，终身讲学于关中味经、崇实等书院。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时与康有为齐名，人称"南康北刘"，后为清廷杀害。生平著述颇多，有《烟霞草堂文集》等著作行世。

　　7、 事见于右任撰并书《李雨田墓表》

　　8、 马相伯（1840-1939），于先生所崇敬之恩师。国民政府委员。

　　9、 拙著《中国书法简史》，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

　　10、 毛汉诗（亚农），毛班得先生之父。据《牧羊儿自述》：汉诗先行"亦曾以授徒为业，及年老退休，尚常常为我师代馆。他生平涉猎甚广，喜为诗，性情诙谐，循循善诱。自言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翰林宋伯鲁，一是名医孙文秋。"

　　11、 于右任《牧羊儿自述》。

　　12、 据党晴梵《华云杂志》："民国七年，西安帖贾谢秀峰赴澄城，欲拓晕福寺碑。时澄城驻军营长赵子建以保全古迹名义，不让毡蜡锤拓。赵白水人，家近史官村，适返，谢往求之，仍不得。终日无聊，因至史官村瞻礼仓圣庙。至庙，则所谓佚亡之广武将军碑得，赫然在也。"因拓而出售，"于是广武将军碑复出之声，洋溢人间矣"。

　　13、 白水县古称彭衙。杜甫《彭衙行》诗中"夜宿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即记此。史官村在白水县北约70华里处，创始颉庙在村北。

　　14、 党晴梵《华云杂记》。

　　15、 据护送这些碑石回陕的马文彦回忆，后来的碑石总数为380多方。公开发表称290方。据经于望德审阅的《于右任年谱》叙述也是"380块"。

　　16、 380多方碑志中魏志149方，其中夫妇志七对。七志是：穆亮及妻尉太妃志、元谭及妻司马氏志、元诱及妻冯氏志、元廷及妻穆玉容志、元遥及妻梁氏志、丘哲及妻鲜于仲儿志、李挺及妻刘幼妃志。

　　17、 见《右任墨缘》。

　　18、 唐太宗《王羲之传论》。

　　19、 李嗣真《书后品》。

　　20、 见《右任墨缘》。

　　21、 王世镗，号鲁生，晚号积铁老人。研究章草三十年，成《稿诀集字》。其书法古拙简质，于先生誉之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卓君庸《章草考》一书刊于历代章草书家百五十三人之中。有书法集《王世镗遗墨》、《于母房太夫人行述》等行世。

　　22、 《标准草书》出版次第如下：
　　1936年，双钩百衲本草圣千文文编成，由汉文正楷书局出版，印五百本，为第一次本。
　　1937年，第二次修订本完成。甫欲付印，抗战军兴，社址被敌人侵占，先生历年收购，亦多失去。1938年，重为厘订，交香港中华书局印三百本。
　　1940年，又印五百本。
　　1942年，增订刊布。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草圣千文，下卷为标准草书释例。
　　1945年，于先生临本《标准草书》出版。
　　1947年，为庆祝于先生七十大寿加印《祝寿本》。
　　1951年，第七次修正本，由中国公学校友会发行。
　　1953年，第八次修正本，由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发行。
　　1961年，第九次修正本，由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
　　1967年，第十次本，由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

　　23、 1944年《书学》第二期，111页。

　　24、 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221页，《题于右任<标准草书>歌》。

　　25、 刘延涛：《标准草书》第十次本后叙三。

　　26、 于右任《标准草书·释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