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 加纳利亚:神秘信仰因何存在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各种“神秘信仰”的兴趣从来没有消失过，近现代以来变得愈来愈普遍。社会上流传着各种荒诞的说法，诸如心灵致动、思维传感、天外来客、UFO、史前文明、伊甸园的秘密、世纪之交等等。人们为何会对这些飘渺的话题感兴趣呢？

编译/任事平 李文彬

   《水晶头骨之谜》、《外星文明与宇宙》、《百慕大三角之谜》等貌似科学的著作畅销全球。这些原因不明、违背已知的科学规律的“超自然现象”，反而引起了公众的兴趣，搅动着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都愿意给神秘现象赋予超自然的解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抚内心的不安和躁动。人们是那么急切地用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信仰”来解释不明现象，几乎忘记了科学和理性。
     社会学认为,人需要信仰来获得群体优越感，通过依附于一个群体，给自己以力量。如果被信仰的对象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就会去寻找别的替代品，以舒缓认知失调，满足对社会情感的需求和认知自然界的需求。通常来说，科学理性的解释都比较复杂，公众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而“神秘信仰”中，“信则灵”的解释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目了然的感觉。让我们把镜头指向历史上的“神秘信仰”和科学教育，看看荒诞的“神秘信仰”是如何在人们的意识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吧。

历史上的神秘信仰
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秘信仰”的潮流并非突然出现。美国的一位哲学教授保罗·库尔兹关注此话题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他认为“神秘信仰的诱惑”几乎是与人类的历史相伴而生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神秘信仰”是活跃于社会边缘且不被主流认可的信仰，而不是大多数人所信仰的已获得普遍认可的主流宗教。
在西方，从11～17世纪的700年间都充斥着魔法、巫术、鬼神和异端宗教信仰。17世纪是现代科学的萌芽时期，也是巫师频现的时代。甚至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都热衷于“神秘信仰”。伟大的科学家艾克萨·牛顿研究神秘信仰的时间远远多于研究物理学。他曾经尝试解释所罗门神庙的尺寸，并且期望对神秘经典的阅读能够引导他获得宇宙最隐秘的事物。弗朗西斯·培根相信用熏肉皮擦拭肿瘤，然后将其挂在朝南的窗户上就可治愈疾病。罗伯特·波意耳相信煮熟的蚯蚓、贴身穿的毛线袜和人尿都是药物，并且还建议采访英国的矿工，向他们询问关于地下魔鬼的事情。
18和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发展，“神秘信仰”变得不那么张扬，但并没有退居边缘地带，而是以新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从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各式各样的“神秘信仰”吸纳了若干理性思维、哲学和科学的原则，涌现出施维登堡派、催眠术、秘密社团和颅相学等不同门派。人们较为熟悉的有1848年的美国唯灵论、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通神学和“精神研究”以及世纪之交的各种预言。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各种“神秘信仰”行为，目前大众对神秘信仰所产生的兴趣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形式并处于边缘的“神秘信仰”，信仰者从中寻求满足。但是在当今科技蓬勃发展，人类充分享受科技成果的时代，“神秘信仰”似乎开始从边缘走向主流，正吸引着更多的人，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1985年，美国宝洁公司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已有100年历史的月亮脸商标撤换，原因就是上千人投诉这个商标是撒旦的标志。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公众和媒体热衷传播和炮制各种奇异事件和神秘体验，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我们很难把大众对“神秘信仰”的执着程度用简单的答卷调查清楚。但是统计数据得出的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大众越来越迷惑，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或回避使用理性思考，去相信超自然的“神秘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星术、巫术、魔法治病、占卜、古代预言等说法仍拥有大量信众。
我们再把视线投向传统的宗教信仰。实际上，现存的传统宗教为信众提供了一整套的宇宙论体系，解释了自然世界和人类的位置。并且，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主流宗教仪式的规模逐渐缩小，基本只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进行，时间也很短。
主流宗教在缩小自己涉足空间的同时，却给了“神秘信仰”以生存发展的机会，那么，科学这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是否可以遏制住其凶猛的发展势头呢？

科学和公众的隔阂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科学的行为以及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科学本身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当代公众对于科学的本质和研究过程并不十分了解。2010年11月25日发布的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27%，虽然较前一年度有所提升，但是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就需要将科学理论普及和传播，这样才能让公众理解并运用这些知识。
目前“神秘信仰”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科学普及工作的不足。首先，科学知识的教授被严格限制在固定的课堂或实验室内，详细的科学解释过程被当成固定的套路来死记硬背。科学并没有被当做一种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认知工具”。其实，只要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便可拆穿许多“神秘信仰”所声称的事实，但是广大公众却缺乏必要的基本科学知识。此外，科学家过分强调了科学的基础性，并没有充分发挥科学成果的作用，给公众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以为科学只是少数人在实验室里摆弄的数字和器械。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科学家往往是“只见树木，难见森林”，很少关心自己学科以外的事情。他们通常只在本学科内交流，发表的论文大多深奥晦涩，难以被他人理解。有人甚至批评说，科学与技术的思考和操作过程已经躲入黑幕，形成了新的自治格局，隔绝了大众的积极参与。
实际上，在18世纪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普通公众曾被视为对科研成果最具辨识力和推动力。如今，科技创新通常要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才有可能应用于人们的生活，长期的隔离和漫长应用转化期，导致公众对于科学产生了不信任感。相当数量的公众认为，像原子弹这样的毁灭性武器就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它们带给人类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最终使他们认为“科学导致了邪恶”，应当限制科学的发展，削弱科学的力量。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科学家在涉足本专业之外的领域时，违反原则，滥用自己并不了解的知识和技能。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感。
实际上，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自弗朗西斯·培根之后鲜有改动，并不深奥。科学方法的基础原则是简单、直白、易学的，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不需要钻研某个科学项目也能理解科学的基本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验室和公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此外，科学教育应该从小开始，带孩子们参观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场所，通过这样的方法积极弘扬科学精神。
总而言之，“神秘信仰”的吸引力源自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科学教育的缺陷。我们期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能够促使人们回归理性，摒弃所谓的“超自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