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工大龙湖分校怎么样:看圣训派在闹腾什么？

《高原》2008年4期刊登了罕戈先生的《怎样对待圣训》一文，阅后即有了写一篇评论的举意。当时正值加沙屠城血案，随即便在中穆网上发表了支持巴勒斯坦同胞的若干文字，悲愤于胸，无心顾及其他，评论也就放一边了。现在加沙事件暂告一段落，于是掉过头来再把原来举意的事完成。

《怎样对待圣训》（以下简称《怎》文）一文一经刊登，便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特别是中穆网和绿色中华网转载后，（也许还有别的穆斯林网转载）更成为热门话题。甚至有网友欢呼：“罕戈终于站出来说话了！”口气似乎在挑动双方，鼓动上演一场有噱头的好戏来看，不像是学术上的交流和商榷。

议论一开始，矛头似乎都指向张承迁先生，因为《怎》文一开头就指出“…无花果几乎照搬了张承迁老师的类似观点…”此话也存有语病，既然“照搬”，又何来“类似”呢？此姑且不论，以免偏离主题。于是便出现了“挺张”和“贬张”两派的“斗法”，无花果反而成了配角，这或许是由“张承迁现象”所导致的“张承迁效应”吧。

既然问题由无花果的新作《谁是受谴怒者？》引起，我们还是应该回归主题，去看一看罕戈要“与无花果、张承迁二位先生商榷”什么。

先看罕戈的引文：“试看无花果的文字：且说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请注意，无花果说的是“这样的故事”，而并非圣训，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罕戈的引文结束后，就开始了对无花果的批评，在圣训和故事之间大做起文章。至此，罕戈的逻辑就混乱了。先说“穆斯林（特别是回族）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或其他文化影响的一个群体，民间流传种种故事，包括神话故事，也很正常，你能一一研究过来，并加以批评吗？……如果无花果在批评这段圣训时，去认真查阅一下布哈里等所辑录的圣训原文，他就避免了很多麻烦,但他没有这样作，而是把民间流传的”故事“作为蓝本，予以批判……”

罕戈的混乱逻辑导致他得出一个混乱的结论：“遗憾的是，无花果既然在严肃认真地批判穆斯林的现状，为何不去查对一下圣训原文，而是根据民间的传说去进行批评？近代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50）说：‘批评任何一个宗教，不可以该宗教中的异端邪说为根据。’批判圣训，也不可以不准确的传说为根据。否则，我们的探讨与学术研究无缘了。”

罕戈的文字给了笔者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无花果一开始就说明他所引用的是故事而不是圣训，是作者主观判断无花果在批判圣训，由此产生对无花果的诘问，就成了无的放矢，在逻辑上当然不能成立。

罕戈一会儿说无花果在严肃认真地批判穆斯林的现状，一会儿引言说无花果在批判宗教，一会儿又说无花果在批判圣训，罕戈到底要说无花果在批评什么？恐怕连他自己也闹糊涂了。混乱的逻辑导致混乱的结论是必然的。

任何宗教都有经典和根据经典而演义出的故事，二者之间既有相同性，又有不同之点，在历史长河的滚动中，边缘逐渐模糊，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国内曾经出版过两本《古兰经的故事》，一本于1986年出版，一本于1996年出版，两者相差十年。如果将两个版本进行比较，读者会发现其中的若干改动，而且96版的前言也谦逊地向读者坦言“深知讹误必多，疏漏难免”据此你能说作者在篡改经典吗？须知，故事是故事，经典是经典，不可等量齐观。

故事的演义为了追求可听性和可读性，必然增添某些传奇色彩和语言夸张，而传奇和夸张到一定程度，则适得其反，于是便应了那句名言“真理向前迈进一步便成为谬误”了。无花果批判的正是教门中由来已久的具有代表性的误说，而正是这些以讹传讹的误说漫延，导致人们由真信转向迷信，同时也给我们原本清晰的理论体系带来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麻烦，扯不断，理还乱。在科技昌盛，人的智力发展空前的今天，如果我们还任其传播，那么它给教门带来的伤害将是巨大的。无花果们的工作就是将经典与神话传说剥离开来，达到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目的。因为神话是无助于真理传播的，其作用犹如一个寓言讲的，一只狗熊帮助主人拍打落在身上的苍蝇，一巴掌下去，苍蝇打死了，主人也一块被打死了。

此外，在文章的开头将无花果的《谁是受谴怒者？》说成是新作，像是已经出版发行了，其实那只是书稿。由于罕戈的做法是寻章摘句，我们又无法一睹全文，也就无从在整体上判断是非了。对一个未定的书稿，你可以与作者本人去商榷，这属于正常的学术交流，但偏偏要将两人之间的讨论公之于众，利用经训在穆斯林心中的圣神地位，一下子将无花果打入无以辩驳的被告位置。我认为这样做，有失学者的风范，有失学术道德准则。伊斯兰学术界尤其要抑制此风的漫延，否则就真的“与学术研究无缘了”。(见引用罕戈《怎》文中语)

罕戈文章的主题是《怎样对待圣训》，笔者也对此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庞士谦阿訇在其名著《埃及九年》的“圣谕与理智”一章中，为后学者在此问题上指点了迷津：“据非哈乃裴（今作哈乃斐。笔者注）派的人说：艾布哈尼法一生只用过17段圣谕。他们的这种说法对与不对我们不管他；但是艾氏不多用圣谕也是事实。此外外人称他为‘理智派’。艾氏所订定的法则是根据古兰与圣谕，或者以不违背古兰与圣谕为原则，它最爱使用比类法（原文如此，笔者注）与理智。安俩补博士告诉我说，他的老师麦尔赛非长者，原来也是爱大（爱资哈尔大学的简称，笔者注）的名教授……这位学者论断圣谕是以其符合理智为准绳，不管它的传述者为谁。以上这两件事证明，古今的学者们以理智为根据来论断圣谕的大有人在。”

庞士谦阿訇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见解，富有极大的前瞻性，须知在当时极为封闭的中国穆斯林环境里，提出以理智为根据来论断圣谕是需要何等的胆识！这样的胆识至今仍激励后学者在伊斯兰学术领域进行不懈的探讨。

为何要提出对圣训判断这一问题呢？那就是在数以万计的圣训中，存有一定数量的不可靠的圣训，或叫做虚弱的圣训，甚至还有伪圣训。而正是这些不可靠的圣训和伪圣训危害极大，给伊斯兰的理论体系带来了诸多矛盾，致使众说纷纭，内斗连连。比如，一段圣训云“我为你们留下两件法宝:一是《古兰经》，二是圣人的遗训。只要你们掌握好，就永远不迷路。”（引自陈广元编著的“伊斯兰教基本知识”89页）而另一段圣训云：“我为你们留下两件法宝，只要你们抓住它俩，就不会陷入迷误，两件法宝中，一件比另一件更伟大，这两件法宝是：安拉的经典，它犹如从天至地的绳索；我的后裔，它俩绝不分离，直至（后世）来到我的仙池。”（引自伊玛姆阿里科学与宗教研究中心出版的先知穆罕默德与伊马姆训喻精选45页）人们一定要想，穆圣的原话到底是“圣训”还是“圣裔”呢？由此必然产生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导致的分歧便引起派别的纷争。如果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智去思考，我们也许就不会盲从了。再有一段中国穆斯林经常引用的关于求知的一段圣训：“学问哪怕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其实是一则阿拉伯谚语。（详见杨安的“辞朝演说真诠”41页）由此可见我们在引用圣训时，应该慎之又慎。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理智来进行论断呢？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谕我们：“你们的伙伴既没有错误，他也没有迷失方向，也未随私欲而说话。”（53：2-3）穆圣是古兰启示的忠实传达者，是古兰启示的忠诚实践者，他绝不会说出与古兰启示原则相悖的话来，如果发现这样所谓的“圣训”，就可判断是假托圣人之言。穆圣在临终前最后一次礼拜后，对穆斯林大众说：“指安拉发誓，我并不希望你们为我保留什么。指安拉发誓，凡《古兰经》认为合法之事，我不会认为不合法，凡《古兰经》禁止之事，我也不会不禁止。”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去理智地对待圣训，这不仅是学者的事，也是所有穆斯林的事。当然学者所担的责任更大。要允许人们在“认主独一”的前提下，以古兰为原则对宗教理论进行理性的探讨，否则它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庞士谦阿訇在这篇名著中还提出：“回教法明明白白这样规定出来，叫人因时因地，斟酌新的事实而剖取新的法规。但是现在的人只把这些话看成历史上的遗物，认为只有前人才有剖取之能力，而‘四世纪后剖取之门关闭了’，只有盲从古人而已。但是有很多的事实为古时所无，那么怎样办呢？”

问得好！这句穿过半个多世纪时空的发问，至今仍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怎么办？只有与时俱进，运用安拉赐予我们的智慧去剖取，才能完善我们的理论体系，使伊斯兰在今天发扬光大。如果我们只遵从古法，任凭教门徘徊于神话与经典之间，而无所事事，那才是辜负了穆圣对我们的教诲：“你们应替我宣教，哪怕是一段经文。”这是每一个穆斯林的职责，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

如果我们一有新的思考，动辄用古人或某个权威来恫吓，（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迷信，认主独一是对人类思想的最大解放。）那无异于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了。这恐怕是古代先贤也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因为谁都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牛顿绝不忌恨爱因斯坦，华佗也不会妒忌王忠诚的。（王为现代著名的颅脑外科专家，华佗也曾为人开过颅）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应该在发展之中。

《怎》文的末尾，罕戈提出郎中与医生的问题。说的还是一个资质概念。如果从根源追起，郎中应该是医病的始祖，就是皇宫大内里的御医也是从郎中之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没有郎中，何来医生？医生是近代西方医学体系所产生出行医资质的头衔。郎中与医生相比，各有其优劣。郎中能做的手术，医生不能，反之亦然，无所谓孰强孰弱。在70年代，北京双桥有个骨科郎中，是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但她的医术高超，闻名遐迩，专科大医院医治不了的骨病，到她那里，无一不手到病除。外国名流，中国政要（罕戈所说的中央领导）都曾前去就医。她本无名，自称罗氏。因行医在双桥，人称双桥老太太。周总理闻听，说她这样有名，怎能无名？遂给她起名“罗有名”。这是北京乃至全国都知道的实事，在电视上也做过报道。须知，资质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在郎中与医生之间大做文章，缺乏说服力。

罕戈先生一定听过 “偏方治大病” 这句民谚。被某些大医院判为“死刑”的重症，却被比郎中还“郎中”的小小偏方治愈，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未被列入药典的偏方，又叫民间验方，因为经实践检验，它确有疗效，最终被药典采纳。还有一句民谚叫“重症需下猛药”。张承迁先生的《伊斯兰的召唤》和《古兰经译注》就是针对中国伊斯兰危机局面的一剂猛药、偏方。

郎中与医生的“理论”，在网上又得到进一步的开发，讥讽张承迁先生是拖拉机手，没有资格开飞机。按此思路想开去，拖拉机手乃芸芸大众，开飞机的是凤毛麟角。人民可以不坐飞机，但不可以不吃粮食，拖拉机手的工作更具有普遍意义，它直接造福于民。因此，开飞机的没有理由去嘲笑拖拉机手，因为他也要吃粮食；拖拉机手也不必要羡慕开飞机的，因为不坐飞机无所谓。有人称张承迁先生是学者，他谦逊而诙谐地说，要在中间加上一个“习”字，自己是学习者。他早就把自己定位在“拖拉机手”的位置上了。

圣训云“你们每个人都是放牧者，都要对自己所放牧的负责。”

正是这些拖拉机手门，在坎坷的路上开道，在莽莽的绿野中前行，为播种伊斯兰默默地披荆斩棘，挥汗耕耘，历尽磨难，百折不回。绿色中华网站在4年里使近百位非穆斯林归依伊斯兰。张承迁先生的《伊斯兰的召唤》唤醒了多少迷途的羔羊，他的《古兰经译注》又叫多少人受益，从而坚定地走上了伊斯兰的康庄大道！

反之，那些开飞机的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躲在象牙塔内，居高临下地横挑鼻子竖挑眼，除去攻击别人是“艾赫迈迪耶”，妄断他人是“卡菲勒”外，就是以卫道士自居了。他们的使命似乎就是将不同己见者置于死地而后快。当然罕戈先生与他们不同，他是在“与无花果、张承迁二位先生商榷”。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此反意用之）明者自明，误者自误，历史为证，安拉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