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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拒贿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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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拒贿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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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明牌警告
于谦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官至监察御史，一生为官清廉，家无私财。当时想给他送金银珠宝者络绎不绝，于谦就想了个办法，每有行贿者上门，命家人出示一块牌子，上书"清风两袖朝天去"。行贿人看到警告，便知趣地离去了。
悬鹅示众
明朝周新任按察史时，有人送给他一只香喷喷、油光光的烤鹅。周新将它悬挂在门前，以后凡有送礼者，周新便领他仰视烤鹅。从此，再无人自讨没趣了。
厚谢婉拒
宋代刘温叟在朝中身居要职，一个自称门生的人送他一车粮草。刘温叟推辞不掉，当即答谢回赠一套华丽高档的衣服，其价值高于一车粮草的数倍。那人见达不到送礼行贿的目的，只好将粮草拖了回去。
当众斥贿
清朝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刘统勋为官清廉，一官员夜里叩门送上一份厚礼，刘统勋拒不接受。次日一早，刘统勋便将那位送礼的官员叫到政事堂，当众斥责说："昏夜叩门，贤者不为，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不妨当众人的面说明白。"那位官员惭愧得说不出话来，众官员也受到了教育。
题文自勉
清代康熙时，江南总督张佰行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堂上挂出一块匾：“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得益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约束亲属
明朝王溥在广东任参政，有一次，他的胞弟从家乡来探亲，途中与王溥下属官员同船，那位官员为讨好王溥，送给他弟弟一件锦袍。王溥知道后，便叫弟弟立即将锦袍送还原主。王溥对弟弟说:“一衣虽微，不可不慎，此污行辱身之渐也。”
立檄拒礼
清代大臣于成龙在康熙十九年晋升为直隶巡抚，许多趋炎附势者想送礼贿赂他，被一一拒绝。大名县官因循陋规，在中秋节前向于成龙送上一份"中秋礼"。于成龙大为恼火，特地颁发了《严禁馈送檄》，通报了大名县县官送礼丑事。
作诗拒金
明朝有个主考官叫李汰，到福建主持科举考试时，有人夜暮之时送他黄金，以求考取。李汰愤然拒纳，赋诗一首："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寒乾坤有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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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20 09:07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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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中国古代廉政对联集萃
我国古代的一些官员，往往会自撰一些对联，或题在府衙、楹柱，或写于厅堂、家门，既用于自励自勉，又便于让世人监督，其中虽然不乏自我标榜者，但的确也有一些对联具真知灼见，并发人深省。
清代嘉庆年间云贵总督赵慎畛撰有一联：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此联强调为官者要坚持做到“勤、清、慎”，也就是要少说空话、大话，多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要清正廉洁，严于自律，秉公执法，不谋私利；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顾全大局，谨慎决策，切不可忘乎所以，以免给国计民生造成危害。
清代薛慰农在杭州府衙署联：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鹜声华忘政事；养廉惟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其上联的意思是说，贪图钱财固然是贪，搞虚假政绩、欺上瞒下、沽名钓誉也是贪，所以切莫只图浮华虚名而忘记了从政为民的根本。下联说，只要求别人、只要求老百姓勤俭，这不算勤俭，为官者必须保持自身的品行端正，有节操，旗帜鲜明地提出“戒贪、保廉”的口号。
清代张鼎在徐州知府时，曾撰联励志：地当黄运之中，水欲治，漕欲通，千里河流，涓涓皆从心上过；官作军民之主，宽以恩，严以法，一方士庶，笑啼都到眼前来。其努力治好“千里河流”，关心“一方士庶”，实施“宽政严法”的决心历历可见，颇为感人。
清代孙子昶于河南的通许任知县时，书有一联：居心似水，若受赂贪财，使一个抱屈者，神诛鬼灭；执法如山，倘通情畏势，有一事不公者，男盗女娼。联中表达了自己决心要清正为官，不受贿赂，不徇私情，不畏权势，公平办事，依法办案的精神节操。
明代户部尚书张津在海宁县谯楼题有一联：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也是告诫为官者要宽于民，严于己，不可因贪财而降低自己的人格。
明代吏部尚书王恕自署门联：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当时，官场上馈送之风极盛，此联痛斥京官登门送礼及外任官员携礼进京行贿之丑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扬清激浊的作用。
河南内乡县衙的三堂檐柱上有一联：得一官勿荣，失一官勿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联告诫为官者要摆正官与民的关系，从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要忘记老百姓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而欺压百姓。
2006-7-20 09:08回复
秀眉青锋7位粉丝
3楼
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
在中国古代，廉政是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传统的伦理学有诸多课目：礼、仁、忠、义、孝等，其中“廉”这一道德修养极受褒扬。法家则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
“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绝大部分史学家、伦理学家都主张把源头上溯到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冢宰》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辩。”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它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评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法、辩”六件事，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称“六廉”。沿着《周礼》的脉络，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
同时，在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论，如邓牧论君道吏道的败坏，黄宗羲论吏治廉洁的标准，唐甄论治贪之道，曾国藩论节俭治贪等等；各个朝代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种种法典奖廉罚贪，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察法———汉惠帝时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时的刺史六条，朱元璋颁布的一系列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清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等等；涌现了许多尽职尽责、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产生了许多廉事、廉诗、廉文、廉对、廉谣、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等。这些事象的汇笼与集合，构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国廉政文化体系。
2006-7-20 09:09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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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中国古代对官吏道德素质的要求
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这是因为,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相伴而行。因此,官吏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的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扬清激浊、办事公道、救危助困等,又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官德,也就是权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遵纪守法等。另外，中国古代的百姓视官如父母
，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由于司法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西周在选拔司法官时更是强调必须遵循“有德惟刑”的标准，即司法官既要道德高尚，又要知刑懂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世袭政体的解体，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时更加重视能力与德行。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并强调“清洁于货”是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即用官时必须考虑“清廉”之节。秦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由此可见,秦朝的官吏守则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此外,秦律中还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其内容主要是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
到汉代,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也被置于治国的首位,对官吏的道德素养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三国时,曹魏创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终止。尽管该法在选官标准上过于重门阀家世，但对才德亦有具体要求。如西晋咸熙二年颁行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就有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唐朝统治者在“德礼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导下,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其时,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唐朝实行科举选官制度,科举考试及第者还须经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职。吏部考试主要从体貌、言词、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进行,若“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通典·选举》）。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其中第三条是“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书吏部》）。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核。《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另从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内容来看,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由此可见,唐朝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课方面,对“四善”的要求与唐代是完全一致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代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本之膏梁”,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社会贤哲也强调“礼乐刑政,综合为治”,但由于儒家伦理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因而道德教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无限拔高了。无论是董仲舒提出的“刑者德之辅”，还是唐代律家倡导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或者康熙帝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其主旨无不在强调道德教化在综合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统治者意图通过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从而远恶近善，不去违法，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006-7-20 09:11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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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古人如何处理**
春秋以前将贪赃枉法称为“墨”罪，秦汉时称之为“受殊枉法”。殊，据东汉许慎所编的字典《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以物枉法相谢也”，即用财物恳求违法裁断。受殊枉法在汉朝是重罪，行贿的受贿的一律处以“司寇”刑即将罪犯发往边境刺探敌情。按照行贿、受贿的钱财“赃”数额多少来量刑，魏、晋的法律专门设立“请殊”篇，集中规定这方面的罪名处罚方法。
唐朝对受财枉法罪处刑较重，赃值绢一尺处杖一百，以上递增，至赃值绢十五匹以上处纹刑，犯受财枉法罪的官员不得享受诸如八议、官当、上请、减刑、免官、赎罪等等特权。唐朝诸帝虽号称礼待臣下，但对于**惩治常常不留情面，经常是“于朝堂集众决杀”、“重杖一顿处死”，以威吓朝臣。**官府财物的**，在古代称之为“主守盗，，或“监守自盗。在各类**中这种**要受的处罚最重，因为监守自盗直接损害统治者“家天下”的利益。汉朝法律规定“主守盗”赃值十金(汉朝以黄金一斤为一金，值一万铜钱)以上弃市(死刑)。晋朝的法律处置**更严厉，规定“主地盗”赃值绢帛五匹以上就要处以死刑。按晋初物价，一匹绢帛值一千二百文铜钱，五匹仅六千六铜钱，而汉朝十金为十万文铜钱，相比之下，对**的处罚是大大加重了。这条法律被以后的南朝各代沿袭。《唐律疏含仪》中的“六赃”(受财枉法赃、受财不枉法赃、受所监临赃、强盗赃、窃盗赃、坐赃)不包括监临主守自盗，另有条文规定，监临主守自盗比照窃盗罪加重二等处刑，监临主守自盗赃值一尺绢帛要杖八十，递增至赃值三十匹以上处纹刑，查比受财枉法赃值十五匹就要纹，说明唐朝立法者是把受财枉法视为更严重的犯罪，按照唐法律规定的绢帛的价格，每匹绢帛为五百五十文铜钱，三十匹绢相当于一万六千五文铜钱，则按铜钱计算，比汉朝法律更为严厉。宋朝诸帝以“不杀士大夫”为祖训，可处罚**并不违背祖训，宋初**经常被脊杖后流放海岛或被处死。
历史上惩治**最出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起自民间，深知**贪赃枉法会激起民愤，扰乱统治秩序，当了皇帝后治贪不遗余力，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规定贪赃枉法赃满一贯以下杖六十，以上递增，至赃满八十贯处纹刑，在司法实践中，他大大加重对受财枉法赃罪的处罚。他曾特别规定受财枉法赃满六十贯以上的**要处以“剥皮实草”之刑，即先将**脑袋砍下来，挂在衙门前的旗杆上，这叫“泉首示众”，然后将**剥皮，又按贪**形做一个草人，将剥下的人皮蒙盖在草人上，做成一个“皮囊袋”，挂在官员公座旁边，使下任官员“触目惊心”。他还下令在衙门里搭一个土地庙，剥皮时就在土地庙里进行，当时人们称为“皮场庙”。在这样严酷的法律之下，明初确实有一阵子吏治清明。
清朝沿袭明朝有关治贪法律，尤其重于追赔，甚至**被处死后，仍要追其子孙赔补，直到赔完为止。清代**和申，为官专务聚敛，嗜钱如命，20年成了天下首富，结果亿万财产被抄入宫，自己被赐自尽，全家充军。
2006-7-20 09:16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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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上面这个帖子的**为贪和官(百度居然连贪和官两字都不让发,真觉得奇怪)
2006-7-20 09:19回复
秀眉青锋7位粉丝
7楼
中国古代十大廉官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2006-7-20 10:37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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