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方正补习学校:国民党如何看辽沈战役？

  影响作战诸因素

抗日战争之缘起乃为丧失东北，誓志光复国土；戡乱战争东北战场之失败，就客观环境而言，首为无耻之雅尔塔密约，当日本军阀已准备无条件投降之前夕，俄共兵未血刃进入我东北，林彪共军在俄军俄共掩护下，亦星夜出关进入东北，继则俄共将接收日本关东军百万人之装备，无条件装备共军，及在俄共卵翼下蔓延成长壮大；次为美国之调处，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将林彪共军残部压迫松花江畔哈尔滨附近，本可一鼓就擒，且共军初进入东北，毫无民众基础及地下秘密组织，彻底歼灭共军即可连根拔，无奈因政略关系，屈就美国调处，于六月七日下达第二次停战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将到达哈尔滨附近之先头部队后撤，使林共于死里复生，此残炽星星之火，未久乃酿成燎原之势。就主观条件而言，戡乱战争开始，采全面战略攻势，并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兵力不仅逐渐拉薄，且逐渐被城镇和土地吸收；而较此更坏者，不仅未动员即先用兵，且一面用兵一面裁军，而共共则无限制裹胁民众，及无限制扩军，故戡乱战争至民国三十五年冬即到达攻势极限(顶点)，被迫于民国三十六年开始，调整全盘战略方针「东北战场采战略守势，彻底集中兵力，于关内采战略重点攻势(置重于华东战场之鲁中及西北战场之陕北)」；最严重之错误，乃为当更北战场「采战略守势」时，因辽东半岛作战之小胜，贪图目前战术上之小利，忘记远大之战略目标，三令五申集结东北战场仅存之战略预备兵力，罔顾恶劣天候及严冬，面对长白山区之恶劣地形，对临江、抚松先后发动四次战略攻势，并到处抽调兵力向此增援，于最后攻势宣告挫败，亦即东北战场兵力枯竭之时，林共乃乘势反攻，我毫无反击之余力。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于东北战场除放弃辽东半岛及到处竭泽而渔抽调兵力向此增援外，并由华北战场抽调第五十三军向此增援，最后勉强将林彪共军击破，确保四平。于战争或作战中所最忌者乃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此际东北战场已至「三而竭」之危境，但我确对「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之胜利评估极高，乘战胜之余威，欲扭转东北战场战局，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首先调整东北战场之指挥机构及人事，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其权职并于东北行辕之内，以收军政统一指挥之效，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去职，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兼掌东北军政全权，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为副主任，郑洞国副之，并策定扭转东北战场之战局方案：

第一案：全盘战略方针不变，东北战场仍采战略守势，为缩短战线、厚积兵力、再断然主动放弃部份土地，而以沈阳为顶点，确实掌握辽西及辽南两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及以东地区，辽南确保沈阳至营口段之中长路及以西地区，彻底集中兵力击灭共军，并阻止林共入关，以待关内主战场之决胜。

第二案：适应关内外全盘战略之变化，实时调整全盘战略方针(因对四平战斗胜利评估过高)，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战场，以突破现况，恢复战场主动，寻共主力击灭，贯彻光复东北国土之既定国策。计划不尚巧妙及幻想，乃在其可行性，而能彻底付诸实施。

就当时全国戡乱战争之情势及东北战场之实际局势，当以第一案为佳，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先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案不仅破坏戡乱战争全盘战略，且其可行性极为渺茫；参谋总长陈諴将军，于该年九月一日正式接任东北行辕兼主任，听取该行辕各主管不实之演示文稿后，决心采取第二案。

为实施本案，一面抽调关内部队向东北战场增援，一面就地扩编新军；由关内抽调部队方面，勉强(此际关内各战场兵力已到处促襟见肘)由华东战场抽调第四十九军，但于葫芦岛甫卸舟船，即被投入热辽边区山区中之杨家杖子附近，而遭全军覆灭，原由华北战场，抽调之第五十三军，十月间于西丰、开原地区遭共军奔袭，亦损失过半；扩建新军方面，仅是将军队原来建制拆开，而增加番号，如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第六军等，而将地方武力行一网打尽地尽编入正规军后，又未能重建新的地方武力，犹如自动拔光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飞动不得，及整个战争面均为共军区部队占领；故扭转东北战场战局，不仅未收其效，且江河日下。

西丰、开原之地区战斗，共军击破我第五十三军后，乘势对沈阳发动钳形攻势，经华北战场傅作义率第三军、第九十二军，整编骑兵第四师等，于彰武附近始将林共击破，使沈阳转危为安。因扭转东北战场战局无望，十月下旬最高统帅避寿于芦山时，经再三考虑后，乃决策「主动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将东北战场国军主动转进至辽南锦州、葫芦鸟地区，以海上为后方，与华北战场连系，彻底集中兵力，阻止林彪共军入关，及相机歼灭该来犯共军，待肃清关内共军后，再举全力进兵关外，歼灭林彪共军，光复东北国土」，以当时东北战场情势，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为顾全大局，亦积极拥护本决策，为实施本决策，于十二月由范汉杰自华东战场青岛率第五十四军，经海运于葫芦岛登陆，并统一指挥锦州之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对大军向该地区转进预作部署，美国魏德迈将军于东北战场考察归来，亦曾向我最高统帅积极建议「暂放弃东北」，旋因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因忧国及积劳成疾，请辞东北行辕兼主任职，中央乃特派甫由国外归来之卫立煌继任东北行辕主任。

卫立煌其起家于民国二十一年豫、鄂、皖边区(大别山区)围剿共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共部时，彼率师率先突入徐共老巢金家寨，为纪念其功勋，于削平徐共后将该镇改名为立煌县，因此名燥一时；抗日战争时，于云南昆明亦曾继任陈诚将军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之职，但自抗日战争胜利后，乃一直闲散在国外，不仅对国内戡乱战争之情势一无所知，而对东北战场实际情势以及当面共情及我军实际状况等，复一无所知。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成立东北剿共总司令部，正式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共总司令，彼于二月一日到任，即坚决反对东北撤军之决策，复为盲目反对，及为反对而反对，并非以国家民族为念，或其对扭转东北战局有何「成竹在胸」；缘乃卫立煌于剿共抗战中，亦曾为国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并以此而自负，但抗战胜利后中央对卫氏一直未予重用，至临危授命时，当难免有所怨尤；但最重要者乃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完全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其曾私语人日：「既然决策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又何必要我到东北来」。

由于卫立煌之公开反对，东北籍人士及民意代表叫嚣喧嚷，以及新闻舆论之攻讦，故东北战场撤军之决策，早经泄露于共方，正当卫立煌被任命及到任之伊始，林共对中长路沿线发动先制攻势，而卫立煌将八个军控制于沈阳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各点之守军先后遭共各个击破，至三月十二日四平复城陷兵亡后，东北战场仅残存长春、沈阳、锦州三点；于赤海中浮沉。林共于最后攻占四平后，其主力即于四平附近地区整补及准备辽南会战(共军称辽沈战役)，而我长春两个军及地方团队共约十万人，为共一个纵队及军区部队围困，最可耻者乃沈阳八个军为共一个纵队围困，而毫无作为，数十万大军之补给，坐等极其昂贵之空运补给，至于锦州、葫芦岛方面，其当面仅为共装备低劣、教养不足之军区部队，但该方面之我军，复为军事、政治、情报等均不出城门，坐等由大后方经葫芦岛送来补给品。以上之情势直至辽南会战开始，勉强可称之为「守株待兔、坐等共军来攻；击破犯共」，否则乃由死守到最后守死。

战地兵要、锦州乃关外重镇，明末名将袁崇焕以锦州为关外攻势基地，迭败清兵于辽河流域，巩固边疆，惟袁崇焕与宋朝之岳飞命运相同，其遭奸臣谋害后，使清兵长趋入关。该城乃地处盆地，以其作攻势属地则可，如放弃外围瞰制高地，凭城固守而作消极防御，最后必遭全军覆灭。就战略战术而言，锦州地控山海关(临榆)至沈阳段北宁之咽喉，但该段北宁路已遭共军截成柔肠寸段，已无咽喉可言；其对共军而言，因当时之共军作战，是依面的交通和面的补给(小后方补给制度)，我军即守住锦州，无论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能对共军产生任何妨害；但对我军而言，当时之我军系依交通线作战，及采大后方补给制度，共军如攻陷锦州，乃关上东北战场我军大门，退路遭共截断。锦州之后方为葫芦岛，但由锦州至锦西间之高桥、塔山为隘路，且为大纵深之丘阜地，日据时期于此各要点筑有永久性工事，我军进入东北后再逐次加强，一般言之，为易守难攻，该地形要点如遭共军攻占，不仅锦州之后方为共军截断，我军如由葫芦岛及锦西附近采「直接路线」向锦州增援，极易遭共军阻援。锦州东方大凌河、小凌河口及其间地区，有良好之滩头，有利于两栖登陆作战，我经由海上向锦州增援之部队，于此地区行两栖登陆作战，可直接围攻锦州之共军背后，其势将犹如韩战时联军于仁川登陆作战。锦州西方之义县，为锦州通往承德、古北口、北平间之隘路及战略要地，华北战场兵力由北平附近出古北口、经承德、朝阳、义县向锦州增援，为最快捷方式最佳之间接路线，以义县为支撑则更易实施，并直接围攻锦州共军之背后，林共说；「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背后被敌抄」，共军如攻陷义县，不仅截断我华北、东北两战场之连系，且可确保包围锦州共军后方(兵力直后方)之安全。沈阳为东北战场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但当时于沈阳以北祗剩长春一点并被彻底围困，政治已不出沈阳城门，鞍山之铁已失，仅存者为抚顺之煤及沈阳兵工厂，除此之外，已无任何战略价值，以重兵死守沈阳，不仅极不合理，且根本违反用兵原则。沈阳至锦州间之地形，新民通往锦州段之北宁路及公路，早遭共军截成柔肠寸段，铁路以东地区，属辽河平原、沟渠纵横，作战时尚未届封冻季节，不利于重装备之大军运动，铁跍以西为绵亘之丘阜地，多横断河流及横走廊、黑山、北镇、沟帮子各附近均为隘路；大军于沈阳附近沿北宁路及其以西北地区南下锦州，除须超越北镇亘其东西之横走廊及断绝地外，尚须首涉巨沭河，再涉柳柯(该河河幅极宽，流向不定，水浅但多淤沙，徒涉困难，两季泛滥，形成绝对障碍)，三涉绕晹河，四涉沙河及八道河，继即面对黑山、北镇之隘路、通过此等隘路后，最后仍须越过大凌河、小凌河，始能抵达锦州。大军投入该地区由北向南作战，不但运动及补给困难，共军如以小部队配合当地之军区部队及民兵，分散于此广大纵深且地障重重之地带，对我行持久战或作迟滞作战，很轻易即可妨碍或迟滞我大军行动，若遭遇共军主力包围攻击，极易陷入进退维谷之境；然战场之地形，仅为相对性，而非绝对性，不能因地形而削足适履，使战略战术服从地形；二次世界大战德军于色当突破，其大装甲部队通过世人咸认为绝无法通过之阿尔登高地及森林地带，并轻易渡胶斯河。踏平此等地形端在作战前对此有无充分准备，以及通过此等地形在战略上究能产生何种价值，以决定值不值得从此冒险行动。本会战沈阳附近之我军，对该地区作战事前毫无准备，且多年来均驻守于各城镇而作消极防御，早已丧失野战之本能，又大军经该地区向锦州发动攻势，其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故不值得从事此种冒险，一经陷入进退维谷，将遭全军覆灭之虞，大军作战之成败，对全局将立即产生亟大影响，不可轻率从事或有赌博性之行为，其必胜之算远比必胜信念为重。

战争经纬，经为纵的统帅系统，纬为部队间协调连系及协同或联合作战；由于卫立煋之抗命，则经线巳断；部队间各保实力、或采应付主义、或采安抚主义，没有向炮声前进协同精神，没有牺性自己协助他人达成任务之革命精神，则纬线已乱；战争至经线断、纬线乱，乃如纺织厂，决无法织成美丽纺织品。三军联合作战方面，当时我虽特具有海空军，各方面军至少有陆、空军，但我当时方面军大员，大多不仅缺乏三军联合或协同作战之智识，且亦缺乏此种观念，更不知以我之长击共之短(当时之共军尚无海空军)，仅知以陆军与共军行单打独斗；就本会战而言，东北剿共总司令部具有陆海空三军，林彪共军强攻锦州时，乃为我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有利目标区，极易发扬三军统合战力，但我无论在作战计划及军队指挥，始终以陆军与共军行单打独斗，经由海上向锦州增援之部队，仍登基由陆路采直接路线向锦州攻击，从未曾考虑于共军侧背(大、小凌河口附近)行两栖登陆作战。

共我双方兵力及作战构想

共军兵力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

参谋长刘亚楼

政委罗荣桓

后勤部长钟赤兵

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参谋长解方

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黄志勇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辖第一、第二、第三师)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第四、第五、第六师)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辖第七、第八、第九师)

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元茂、政委莫文骅(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

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师)

第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辖第十九、第二零、第二十一师)

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政委丘会作(辖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师)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传、政委袁升平(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

铁道部队司令员黄逸华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政委丘创成

独立第一师至第十一师

大车七百五十辆

担架一万三千八百副

民夫九万六千名

共军作战构想

作战方针：对长春围而不攻，沈阳隔而不围，彻底集中兵力，强攻锦州。

作战指导：

东北林彪共军

为截断国军东北及华北两战场兵力之连系，截断锦州至葫芦岛之后方连络线，并阻止国军由华北战场向锦州增援及由葫芦岛向锦州增援，于攻略锦州之前，先攻占义县、兴城、高桥、塔山等要点，将锦州完全陷于孤立及完成彻底包围，然后彻底集中兵力，实施强攻。

以运动战结合阵地战，即当强攻锦州时，若诱起沈阳附近国军主力向锦州增援时；对锦州可以一部暂予围困，彻底集中兵力以运动战，先打由沈阳方面来援之「敌」人，并乘其于运动中将其歼灭。

华北聂荣臻共军

以四个纵队兵力并配合军区部队，对平汉路、平绥路发动全面攻势，以牵制及钳制华北傅作义部队向锦州增援；另以三个纵队兵力，向察东及热河地区前进，配合当地之军区部队，准备阻止傅作义向锦州增援之援军，并相机敢于打援。

作战训令：

如先打长春，可能将沈阳、锦州的国军吓跑，打下锦州，可以关上东北战场国军的大门。

为了彻底集中兵力，就要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但在打锦州时，要准备歼灭由长春、沈阳来援锦州之敌人，并敢于同他们作战。

我军兵力

东北剿共总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

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孙渡、马占山、万福麟、梁盛华、陈铁、张作相

参谋长赵家骧

陆军：

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副司令官曾泽生、彭杰如)

新七军军长李鸿

新三十八师(原属新一军)师长

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

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庚扬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第一八二师

暂二十一师

暂五十二师

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参谋长蒋希斌)

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副军长赵国屏

第一一六师师长张儒彬

第一三零师师长朱鸿勖、副师长夏时

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参谋长杨焜)

新三军军长龙天武

第十四师师长许颖

第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维

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

新六军军长李涛、副军长舒适存

新二十二师师长罗英

第一五九师师长张羽仙

暂编第六十二师刘梓泉

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参谋长董汉三)

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

暂十八师师长景阳

暂二十师师长王世高

暂二十二师师长李长雄

第一八四师

新五军军长刘云翰(后改为第八十六军)

暂编第六十师(后改为第二八四师师长罗先之)

第四十三师师长王洽熙(该师后拨归九十四军建制)

第二九三师师长陈膺华

第一九五师师长(不详)

新八军军长沈向奎

第八十八师师长黄文微

暂五十四师师长黄建镛

暂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

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

第八师师长周文韬

第一九八师师长张纯

第二九一师师长廖定藩

暂编第六十二师

新一军军长潘裕昆

新三十师师长文晓山

第五十师师长杨温

暂编第五十三师

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

第二十六师张越群

第七十九师

第一零五师

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

第二师师长平尔鸣

第二十五师师长李运成

暂编第五十四师黄建镛

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第八十七师师长黄炎

第八十八师黄文徽

第九十一师师长(不详)

第六军军长赵家骧(未到差由副军长戴朴代军长，该军由青年军二0七师扩编而成，辖第一、第二、第三旅)

第三十九军军长王伯勋(于十月十日由烟台海运葫芦岛)

第一零三师

第一四七师

新骑兵司令部司令官徐梁

骑兵第一旅

骑兵第二旅

骑兵第三旅

沈阳警备司令部司令官胡家骥

炮兵团计三个团

装甲车队

注：以上各部队，由东北剿共总部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新七军及第六十军固守长春；冀热辽边区剿共总司令兼东北剿共总部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第六兵团辖第九十三军及新八军位于锦州，其一个师在义县；另第三十九军位于葫芦岛，第五十四军位于锦西附近外，其余兵力均位于沈阳附近。

我军之各军，因三师制及两师制之编制不同，且因人员补充之状况不同，故各军之人数亦各异，每军约为二万五千人或三万五千人不等。

以上各部队均曾多次遭受重大损失，补充及补给亦均不理想，新成立之部队装备训练均不足，故较戡乱战争开始时，其平均战力约降低百分四十以上。

海军：

特编混合舰队

战舰

重庆舰、太康舰、永胜舰；永堂舰、永泰舰，永兴舰，永宁舰、战嵋舰、逸仙舰、美乐舰。

炮艇

海澄舰、第一零三炮艇、一零四炮艇。

登陆舰：

中基舰、中建舰、中鼎舰、中练舰、联利舰。

运输舰

中字第一零一舰、中字第一零二舰、中字第一零八舰、中字第一一一舰。

商船：

海菲、宜怀、渤海。

机帆船。

空军：

空军第一军区

沈阳基地

空军第一大队B-25型机六架

空军第四大队P-51型机二十三架。

空军第十二中队F-5型机一架。

空军第十大队C-47型机三架、C-46型机十架。

锦州基地

空军第四大队P-51型机四架。

空军第十大队C-46型机一架。

空军第二军区

北平基地

空军第八大队B-24型机二十架。

空军第一大队B-25型机五架，FB-26型机十三架。

空军第四大队P5-1型机十五架。

空军第五大队P5-1型机十七架。

空军第十二中队F-5型机四架，F-10型机一架。

空军第十大队C-47型机三架，C-46型机十架。

纵观以上我军之兵力，仅就陆军之兵力，亦非处于劣势之地位，若就我陆、海、空三军兵力，如能发挥此统合战力，则处于绝对优势之地位；无奈我在戡乱战争中，祇见到单纯之军事力量，而忽视全民众力量之伟大，而在纯军事战争中，战场最高指挥官，又祇见到陆军之力量，而未见到海、空军之力量，祇知以陆军与共军行单打独斗，从不知什么叫做三军联合作战，即连陆、空协同作战、陆、海、空协同作战也仅知此名词，对空军运用，通常是高空之茫无目标轰炸、高空之空投、及以空军单独的对共军行机枪扫射等，在大规模攻势作战中，亦从无计划更从未实施过以空军掩护及以空军行密接支持作战；当时虽有空降部队，亦有空降作战之能力，亦从不如以此战略性部队对共军实施垂直包围作战，而将此战略性部队作为一般之陆军使用，从事一般性之地面作战或作据点防御。如黄泛区会时，部队为快速第三队作步兵使用；当时我海军拥有足够之舰艇及大量之登陆艇，有能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但亦仅知用为运兵至我后方卸船上岸，仍从事直接路线之陆上战斗；海、空军是攻击性之军种，由于战场高级指挥官予以忽视及不知予以正确运用，遂亦陷于消极防御思想，就本会战而言，无论客观环境或主观条件，我军乃为三军联合作战之模式，但我并未实施三军联合作战，即陆、海、空协同作战，因缺乏详细计划及协订，结果也是「鼓响锣不响」，打得七零八落，以北进兵团对塔山、高桥共军阵地攻击为例，空军轰炸、海军舰炮轰击、陆军炮兵轰击，无论在时间、地点(攻击目标)上均未能配合，及与地面部队攻击行动未能配合，或地面部队未能利用此轰击成果，故不仅未能发挥陆、海、空军统合战力，且使战力在「鼓响锣不响」之状况下完全浪费。

我军作战构想

作战方针：锦州兵团固守待援，并先挫共军之锐力，迅以葫芦岛为基地之北进兵团、沈阳为基地之南进兵团，行南北对进夹击，包围林共主力于锦州附近予以彻底歼灭。

作战指导：

陆军

1. 锦州兵团，利用既设坚强工事、火力及反击，摧毁共军之攻势及削弱其战力，以挫其锐力，固守待援。

2. 尽速由华北、华东战场抽调精锐兵力，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并统一指挥该岛及锦西之兵力，编组北进兵团，配合南进兵团之行动，沿北宁路附近向锦州附近之共军包围攻击。

3. 沈阳附近兵力，配合北进兵团之行动，倾全力沿北宁路附近南进，向锦州附近之共军包围攻击。

海军：

迅速向葫芦岛附近海面集中主力舰艇，临时编组混合舰队，掩护葫芦岛之海上运输，及以舰炮支持北进兵团之地面战斗。

空军：

沈阳基地及北平基地之空军第一、第二军区兵力，倾全力支持锦州兵团、北进兵团、南进兵团之地面战斗。

陆、海、空三军行密切协同作战。

纵观我军作战构想，不难发现其中最大之缺失：首为本会战中之锦州兵团、北进兵团、南进兵团于战场上缺乏统一指挥，形成一国三公，所谓东北剿共总部，实际仅指挥沈阳附近之兵力，因此不能构成会战之统一行动，若由远在南京之国防部行统一指挥，不仅是不切实际，且过于操切。次为在本会战中陆、海、空三军在战场上缺乏统一指挥，故在作战行动上乃陷于「鼓响锣不响」，而在陆军之锦州、南进、北进三兵团于战场又缺乏统一指挥之状况下，所谓陆、海、空军密切协同作战，不是无所适从，就是难以适时适地选择最适当之对象。再次为作战计划首重其可行性，当时我军最大缺失之一，乃为没有「时空」因素之观念，不问两军相距如何遥远，常相距数百公里以上，在作战计划上习惯于行「南、北对进」或「东、西对进」夹击敌人，结果敌人乃利用此「时、空」因素而各个击败我军。因外线作战各军分进之「时、空」因素，乃有其一定之限度 (使敌人尚无各个击破我军之时间，即已完成合击之势) ，超过此限度将遭敌人各个击破，本作战构想就「南、北」两兵团相隔之「时、空」因素，再考虑其间之地形及敌我态势等，其可行性不大；次重对计划之彻底执行，法国福熙元帅曾说：「即错误之计划，若能拼命予以执行，亦可获得赫赫威功。」，本会战一开始，卫立煌即抗命按兵不动，不管该作战计划是如何卓越，实际也仅是一个跛子。

锦州被围，因卫立煌抗命按兵不动，原作战计划无法立即付诸实施，最高统帅当时于北平曾电令锦州范汉杰「正督饬华北及沈阳方面抽调大军，分由葫芦岛、沈阳行南北对进前来解锦州之围，一鼓围歼该犯共；但尔须估量本身力量，如能守得住则固守待援，若自量守不住，则可相机转移至葫芦岛地区，以取得海上之连络及后方」，最高统帅此训令一面乃是修正原作战计划，使其具有充分之弹性，俾能适应状况；另一面乃使锦州之范汉杰，能依据前方之实际状况，而有临机独断之余地，此就大军统帅，实极为至当。无奈锦州之范汉杰，乃具存当时国军之一般陋习，于作战中不重视与友军间相互协调连系，故不仅共情常在不明中，即友军状况亦常在不明中，亦即范汉杰此际尚不知沈阳方面卫立煌抗命按兵不动，臆测该方面大军早已在行动中，故接奉前记之电令后，深信由葫芦岛及沈阳方面前来解围之大军不久即可到达，且亦为聚歼林共主力，扭转东北战局之真机，故决心固守锦州待援。

当锦州范汉杰决心于锦州固守待援，最高统帅乃一面星夜调集华北、华东战场兵力，于葫芦岛及锦西附近，编组强有力之北进兵团、一面再严令沈阳方面卫立煌星夜倾全力南进。九月十七日令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亲飞沈阳再面达该命令，卫立煌仍抗命按兵不动，十月二日最高统帅率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军，联勤总司令部郭忏将军、侍卫长俞济时将军等，亲飞沈阳巡视，并召集东北高级将领会议，了解沈阳方面实际状况后，于三日返北平，即令第三厅(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将军向卫立煌再面达命令，饬卫仍遵前令，速举全力南下锦州，继再令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随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飞沈阳重申前令，卫立煌仍抗不听命。八日最高统帅率国防部高级幕僚由北平再度飞沈阳，召集卫立煌，东北剿总高级幕僚、兵团司令、各军长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讨沈阳附近国军增援锦州之作战方案，当时所提之各案：

1. 第一案(为最高统帅案)：

仍维持原作战方针不变，即沈阳附近国军举全力(仅留极少部队守沈阳)取快捷方式南下锦州，乘围攻锦州之共军正伤亡惨重及已陷入胶着之际，与锦州兵团及北进兵国合力围歼林共。

2. 第二案(为卫立煌案)：

沈阳兵团仍固守沈阳不动，待共来攻，利用沈阳坚强工事迎战共军。沈阳兵团南下之时机，须待葫芦岛方面之北进兵团与锦州兵团会师，并继绩向北进出大凌河之后，此际沈阳兵团开始南下，合力围歼林彪共军。

3. 第三案(为以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为首之各部队长案)：

沈阳兵团采间接路线，举全力沿中长路附近南下营口(该方面共军已向锦州彻底集中，共军于此正陷入兵力空虚状态)，先行取得海上为后方，经海运至葫芦岛，与该岛附近之北进兵团协力，向北攻击解锦州之围；或依托海面为后方，由营口经盘山径由陆路向锦州攻击前进。

4. 第四案(为国防部高级作战幕僚所提之折衷案)：

沈阳兵团一面固守沈阳，一面分兵(为总兵力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向彰武攻击，截断攻锦州之共军后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

因在此紧急军事会议中，最高统帅之意志不能贯彻，以上三案复相互坚持不下，当时国防部高级作战幕僚，实亦非基于以战略为主眼，而是为了落得个皆大欢喜，乃提出此折衷方案，不幸最后乃一致决定采取第四案，复不幸部因此使数十万生灵涂炭，及因此而断送国家民族之命脉，能不悲哉。

以上四案，拋开一切先入为主及论事不论人，以客观之立场就事论事，第一案当须克服地障及有遭共侧击、阻援、打援之虞，但救兵如救火，而为以上各案之最捷径路线，祇要作战有准备，有备无患，及益之以冒险难犯牺牲奋斗之革命精神，以及孙子说「兵贵速」，神速出兵，地面部队在空军支持下，采神速之行动，因高速运动，可辗平前进路上一切障碍，与夫万众一心，誓死达成任务，拼命去执行，定可获得「赫赫之威功」，而绝非为不可能之事，且在中外战史中，诸多震惊全球之战例，均产生于变不可能为可能之中；亦祇有变不可能为可能，始能获致真正之奇袭效果；若再就本案之害而论，以本会战为例，林彪共军主力由四平附近经彰武南下锦州，为何不怕遭受我沈阳附近大军侧击，而置我沈阳附近大军于不顾，及不考虑其大军通过该地区之地障困难，故共我作战之胜败，实乃由此分野，事实任何作战计划及在作战行动中，绝不会没有困难和危险，在作战准备及作战行动中能克服此困难和危险，始为真正之胜利者。第二案「固守沈阳不动，待共来攻」，其对战争全局言，乃破坏全盘战略构想，其对友军言，乃标准之「隔岸观火」，其对其所统率之数十万大军而言，乃置此数十万生灵之生死于不顾，最后亦仅能由死守而到守死。

于本会战开始之前，卫立煌一再反对「毒蛇在手，壮士断腕」之东北撤军，乃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于国家民族危难时，更无史可法，文天祥之民族正气，而完全依其个人主义固执私见；本会战开始后抗命按兵不动，除前述外乃主由于其个人心理作祟，因主力南下锦州后，其本人恐怕于沈阳「唱空城计」，且卫立煌自量不如诸葛亮，而林彪又不是司马懿，最后怕落得城陷被俘，临时开溜又怕落得个丧失名城的罪名。形成卫立煌此种心理，持平而论，当时之国防部实亦难辞其咎，因既令沈阳附近国军举全力南下锦州，部应按原计划主动放弃沈阳，仍留置一部兵力予以固守，亦应令卫立煌亲率主力南下锦州，共军围攻锦州，林彪乃亲随共军行动，亲临锦州前线指挥，卫立煌为何不能亲随部队行动及亲临前线行统一指挥本会战。如此卫立煌当不致坚持固守沈阳之下策；因常人之心理多存有求生欲及不平之感，卫立煌乃为常人而并非超人，廖耀湘率主力南下锦州后，令卫立煌坐守沈阳之空城，在卫之心理上乃视为对其不重用并视为是死路一条。第三案依当时之实际状况，乃不失为极可行之方案，立案之精神，在表面看来，似乎与最高统帅之意志相左，但在达到作战目的及达成作战任务，实为异途同归；再就「时、空」因素而言，在表面看来，似乎不若第一案之捷近，但在实际上乃「以迂为直」，在无共情及困难之地形妨碍下，必较第一案早到达锦州；再次以安全原则而论，第三案乃最为安全，在依托以海上后方之状况下作战，不仅可经渤海、空军之最有效支持，万一即有难达锦州解围之目的，所损失者亦不过仅为锦州之两个军，决不致使数十万大军全军尽没，因大军作战如彻底失败，将对全局立起重大之影响，故统帅大军，切戒赌博性之行为；但本第三案亦非尽善尽美，首为「由营口经海运于葫芦岛登陆，再向北攻击解锦州之围」，乃不若于「大、小凌河口及其间滩头行两栖登陆作战，直拊林共之背」，则更为积极及具创意；次为当最高统帅已决心采第一案时，即应立部放弃本第三案，并万众一心拼命去执行，而决不应该再有任何争议或坚持，此始为军人武德之最高表现，及革命精神之高度发扬。第四案亦即所谓折衷案，实为最庸劣之一案，其与第二案相比较，最多亦不过是半斤八两之分；所谓「进兵彰武，截断围攻锦州之共后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此实令人难以思议：其一，乃我军进兵彰武，一拳打下去都是风，歼灭不了一个共兵，此与「围魏救赵」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其二为自戡乱战争开始迄今，与共军已恶战三载有余，而国军首脑部之高级幕僚，尚不知共军作战系实施「小后方制」，依「面的交通」，行「面的补给」，而根本不要大后方，竟对共情是加此疏忽，实难思议，战败又复何言，试想彰武距锦州达二百公里以上，共军作战亦为根本不要大后方，我军攻占彰武，对围攻锦州之共军即连「隔靴抓痒」之程度均不足，又何能间接解锦州之围；其三，林共曾说「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背后被敌抄」，其所称之「背后」乃是指其兵力之直后方及小后方而言，故对国防部高级作战幕僚所提之第四案实无法加以解释，唯一之解释，乃主管作战之第三厅长郭汝瑰为多年潜伏之共谍，次长刘斐后经证实亦为共谍；至于卫立煌为何同意采第四案，因在卫立煌当时构想中，对最高统帅不能不应付，第四案正是采应付主义，其次乃为分兵一部向彰武进击，若状况不利或沈阳方面情况告急，此等进攻部队之后方有新民之据点为支撑，可迅速向沈阳行安全撤退，依原计划于沈阳固守，故在卫立煌之心目中，第四案乃不失为两全其美，乐于接受。最后一致决定采第四案，并决定于十月九日开始，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五个军兵力为南进兵团，先向新民附近集中，继以新民为支撑，向彰武进击；最高统帅同时决定由华北抽调之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由华北抽调之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及原在锦西附近之第五十四军，于葫芦岛及锦西附近编组为北进兵团，沿北宁路附近及以葫芦岛为后方向锦州攻击；以上作战方案及部署已定，当日最高统帅飞往上海，九日飞回南京。

作战经过概要

作战前共我双方态势

东北林彪共军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攻占我四平后，其主力部于该地区从事整补，并积极从事于本会战之作战准备，至八月底完成其整补及作战准备，以第十二纵队及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我长春，九月一日林共彪亲率其主力，由四平附近地区经法库、彰武南下，五日窜抵阜新附近，此际辽南方面共第四纵队、热辽边区共第九、第十一纵队，亦分别向锦州外围地区集中，七日林彪依其既定计划发布作战命令：

第五、第六纵队于彰武附近，第二纵队于新立屯附近，均保持机动，监视国军沈阳兵团行动。

第十纵队于黑山亘大虎山间地区，控制各隘路口及于该山区以小兵力配合该地区军区及游击部队，占领大纵深阵地，彻底隔离国军锦州、沈阳两兵团。

其余部队依原计划向锦州周边地区前进，分别先攻略锦州周边国军各外围据点，对锦州国军先完成四面包围，然后准备强攻。

我军于民国三十七年当共军结束春季攻势后，因丧威失地，损兵折将，直至八月底共军发动会战前，始终局限于几个残存据点之内，成静止状态，虽曾从事于部队之整补，及新成立之部队整训，但因孤悬于此一片赤海之内，补给补充全赖空运，人员、装备、物资均极缺乏，故效果不彰；锦州方面以葫芦岛为后方，其当面共情亦不严重，本可开创一番新的局面，为未来作战创造有利形势，奈因该方面高级将领消极无为，亦始终局限于各据点之内，而成静止状态，故该方面情势与沈阳方面大致相同，此乃所谓无独有偶。总结来说，于本会战前我军不但无作战计划，更无作战准备，乃是过一日算一日，唯一之作战计划也就是卫立煌所说「待共来攻」，但亦无破共之策，唯一破共之策，乃完全寄托于其它部队前来增援解围，否则由死守到守死。

十二日入暮，共第七、第九纵队及两个炮兵师，开始向锦州外围据点义县发起攻击，守备该县城之部队为我第九十三军所辖之暂二十师，共军为截断我义县守军之后方连络线，先以约一个师兵力，行以大吃小向义县至锦州间据点葛文碑发起攻击，守备该据点部队亦为我军九十三军所辖暂二十二师之一部，因共我兵力众寡悬殊，经一夜激战于拂晓前被共攻占，义县至锦州间连络线遭共军截断，而陷于四面被围状态。当共军向我义县守军发起围攻之同时，另以由辽南窜达之第四纵队，及冀、热、辽边区共独立第三、第四、第六师以及该地区之土共等，分向秦皇岛、榆临、绥中、兴城、锦西等我各据点发动全面攻势，彻底破坏该段北宁铁路，以及关内通往关外各公路，截断我关内、关外之连系，阻止我华北战场兵力向锦州增援。

第一阶段作战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共军以两个纵队及两个炮兵师兵力，开始向我义县守军二十师发起攻击，激战至十六日晨，共军因连日强攻，伤亡惨重，于拂蛲前攻击中止，除留小部队监视外，主力后撤至义县周边山区整补；我军为解义县守军之围，乘共军攻击顿挫之际，以锦州之第九十三军主力并指挥八十四师(属第六十军，于锦州整补)，在战车及空军支持下，向义县发动攻击，十七日攻达辛龙台、沉家台附近，与共正规军第三、第八纵队遭遇，经激战共我双方均伤亡甚众，我军攻击顿挫，入暮前后撤进入锦州西区既设阵地，共军亦乘势迫近锦州西北郊区，义县至此解围无望，锦州遂亦告急，围攻义县之共入暮后再兴攻击。锦州方面因情况告急，由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统一指挥第九十三军、新八军、第一八四师、星夜部署城防，当以第九十三军守备锦州西、南两正面及机场，暨该两正面之郊区外围据点，新八军(欠)守备锦州东、北两正面及该两正面郊区之外围据点，第一八四师(欠一团)及第八十八师之一个团为预备队，置防御重点于西正面；共军主力亦连夜陆续向锦州外围地区集中，大有狂风暴雨即临之势，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共军虽活动频繁，但前线仅有零星战斗，其主力乃作攻城部署及攻坚准备，我军除积极备战外，最高统帅部令海军迅调集主力舰艇，向葫芦岛附近海面集中，支持锦州方面作战，空军轰炸共军集结部队及炮兵阵地，先期摧毁共军攻势准备。廿三日共军集中山、野炮四十余门，向义县城内行疯狂轰击，城内居民死伤惨众，继则共军人海在其炮火掩护下向义县发动总攻，激战至二十四日拂晓，共军攻势被我摧毁；锦州方面，林共主力亦于该二十四日开始向锦州西北正面之郊区据点帽山、观音洞、四方台发动猛攻，该正面我守军第九十三军暂十八师，暂二十二师，与共军人海浴血奋战至二十五日，因伤亡甚众，且工事遭共军密集炮火摧毁，以上各据点先后均遭共攻占，机场亦受共军炮火威胁；因锦州情况告急，共军强攻锦州且势在必得业经判明，该日最高统帅电令东北剿总卫立煌立遵前令，令沈阳附近国军，举全力沿北宁路附近地区，星夜南下，直赴共后，解锦州之围，另电令锦西附近第五十四军，以锦西为支撑，沿北宁路附近地区向北攻击，协力南进兵团，围歼共军于锦州附近地区，同时电令华东战场由胶东半岛抽调第三十九军，华北战场于平津地区抽调三个军兵力，经海运于葫芦岛登陆后，立向北驰援锦州。锦州方面经连日激战及丧失西北郊区据点，于该二十五日为调整防务，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令原驻锦州之独立二九六师开往高桥，接替原守备高桥据点之新八军暂五十四师防务，该师于交防后开回锦州归建，惟该暂五十四师未待接防之第二九六师到达，即先离开防地开赴锦州，待第二九六师到达时，该高桥之坚强据点已被共军抢先袭占，共军据坚强工事顽抗，经我第二九六师激烈反攻，终未能收复，我该第二九六师遂转进至搭山，锦州后方唯一之连络线因高桥之失而被共军截断，至此遂陷于四面被围状态，且因高桥据点之失，直接影响尔后北进兵团之作战；二十六日锦州西北正面之共军为扩张战果，于大凌河西岸激战终日，围攻义县之共军，亦抽调其主力纷纷东窜，参与锦州方面之决战。我沈阳方面卫立煌抗命按兵不动，使锦州方面情势更为恶化，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由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及炮兵第十三团(美式一零五榴炮)向锦州增援；自二十七日起，我空军以C-46型机四架，由沈阳至锦州往返运输部队，同时以自平、沈、锦州基地起飞之战斗机、轰炸机，炸射锦州外围之共军，二十八日机场即遭共军炮击，落弹八十余发，但我空运机仍冒共军炮火穿梭降落及起飞外，为掩护空运，由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指挥预备队第一八四师(欠一个团)及第八十八师之一个团，在我空军及炮兵支持下，反攻帽山、观音洞、四方台等瞰制机场之各高地，激战至黄昏，因我使用之兵力过少，故反攻未获成功，撤回锦州城厢，同时调整部署；当以第九十三军之暂十八师守备机场及城西北正面，暂二十二师守备城西，第一八四师守备城南；新八军之暂五十五师守备城东南郊区及汉王店，暂五十四师守备城东，第八十八师守备城北；当我反攻部队于黄昏时向锦州城厢撤回，机场乃陷入共军炮火控制，黄昏时空运停止，计运达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欠一个团)及炮兵第十三团之一部，共计为五千四百二十五人。二十八日原袭占高桥之共军第十一纵队，续犯塔山，守备塔山我第二九六师，在共我众寡悬殊下，经激战后转进至锦西。二十九日起，共军除继续围攻我义县外，由义县抽调之共军第七纵队及炮兵亦到达锦州郊区，乃举全力向锦州发动总攻，依林共之「一点两面」战术攻击重点置于锦州东、西两正面，我军凭半永久工事奋勇抗击，激战至三十日，锦州西北郊之青龙眼瞰制高地复遭共军攻占，机场全入共军炮火控制，我飞机冒共猛烈炮火起飞，转进至沈阳基地，此际卫立煌隔岸观火，仍抗命按兵不动；但共军连日以人海猛犯，及遭我空军炸射，伤亡惨重，攻击顿挫，主力暂向锦州外围山区后撤整补及行战场检讨；围攻我绥中、兴城两据点之共军独立第六师及第四纵队，于该三十日攻占我该两据点，我守军暂六十师残部向榆临突围，共军第四纵队亦星夜北进，参加共军锦州方面作战。义县我孤军自九月十二日遭绝对优势之共军围攻，血战达二十昼夜，最后粮尽弹绝，官兵伤亡殆尽，民众家毁人亡，更不忍目睹，十月一日油干灯熄，城陷兵亡，该师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赵景高等，于最后核心据点力战后被俘；共军攻陷我义县后，除以其军区部队据守外，其余共部星夜东进，加入锦州方面决战。东北战场因卫立煌抗命按兵不动，情势益恶化，最高统帅于九月三十日飞北平巡视，十月一日于北平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勉以严遵命令出兵驰援锦州，努力达成使命，二日率高级将领飞沈阳，召集东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了解实际状况，三日飞返北平，同日林彪共军倾全力在其百数十门炮火掩护其人海分向我锦州外围据点薜家屯、何家屯、百板沟、女儿河猛犯，战况激烈，华北聂荣臻共军为策应东北林共作战，除向平绥路东段猛犯，牵制我华北战场兵力外，归绥附近三个纵队，亦开始东窜。此际我海军各舰艇巳先后到达连山湾、锦州湾各海面，除以一部巡戈警戒海面及掩护海上运输外，并以舰炮轰击高桥、塔山之共军，协力地面部队战斗；六日我辽阳附近第五十二军，乘辽南方面共军兵力空虚，一举击破共南满独立第一师；攻克鞍山，锦州方面与共激战至八日，城北一二七高地、城东之大紫金山等瞰制要点，均为共军攻占，此际我锦州守军乃完全处于共军居高临下瞰制之内，情势极为不利，机场早经在共军炮火控制之下，粮弹完全依靠空投，每日投下弹药约百吨。该(八)日沈阳兵团快定采第四案准备行动，即一面固守沈阳，一面分兵向彰武攻击，其兵力部署为：

守势兵团：

第五十二军守备鞍山、辽阳；东北第二纵队守备本溪，第六军守备抚顺、营盘，第五十三军守备沈阳，东北第一纵队守备铁岭。

攻势兵团：

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四十九军(欠)、第七十一军、骑兵旅、炮兵第十三团(欠)为攻势兵团，于十月九日前于新民附近集中，并完成攻势准备；该兵团之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如下：

新三军(在左)与新六军行两军并列为打击兵团，左翼依托柳河，向彰武攻击前进。

第四十九军向法库方向扫荡，并掩护打击兵团右侧背安全。

第七十一军沿北宁路及以西地区，向绕阳河进出，并掩护打击兵团左侧背安全。

新一军控制为第二线兵团，待打击兵团攻烙彰武后，该军预定曲新三军及第七十一军之间加入战斗，向绕阳河右岸进出。

以上攻势兵团之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乃以新民为基地(支撑)，而作一八０度之扇形展开，不但无法捕捉当面共军(林共第五、第六纵队)歼灭，及无法达解困锦州之目的，且因愈攻击前进，兵力愈为分散，易遭共军各个击破；令第七十一、新一军进出绕阳河右岸，置该军于背水之情势下掩护打击兵团左侧背，更违反战术战略原则；以上之错误，因林彪共军正集中全力及全部注意力强攻锦州，耀湘始幸免于难，否则恐难免出师不利之灾。当(九)日廖耀湘兵团之新六军击退共军搜索部队，进抵秀水河子、叶茂台各附近，新三军亦击退共军搜索部队，进占彰武合门，第四十九军及第七十一军，各分别派出搜索部队，向北及向南搜索；为配合廖耀湘兵团之行动及解锦州之围，锦西附近第五十四军亦集结完毕，准备沿北宁路附近向锦州攻击前进。该(九)日林共第一、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等纵队及炮兵纵队，继续向锦州四面发动猛攻，我守军在空军支持下激战至暮，毙共万余，我军伤亡亦众，入暮后全线突告沉静，判断为林共对我南、北两兵团之行动有所反应。十日林共判断我廖耀湘兵团行动后，决心不变，依原计划强攻锦州，拂晓前再燃战伙，以锦州南正面及女儿河一带战况最为激烈，共我往返冲杀，喊声震天，我空军由平、沈两基地出，协力地面部队战斗；攻击共军人海，及炸射共炮兵阵地，激战至暮，我守军因伤亡过众，阵地稍向后撤，继续战斗。该(十)日拂晓我北进兵团第五十四军，在我海军重庆(六吋主炮)、太康等舰舰炮支持下，沿北宁路附近向北发动攻击，利用舰炮轰击之成果，进占打鱼山，继在舰炮支持下向塔山攻击，林共第十一纵队利用塔山既设之坚强工事顽抗，激战至十六时许，进展困难，为防共军利用夜暗反扑，遂主动撤回锦西原基地，待增援部队到达后再与攻击。该(十)日廖耀湘第九兵团亦继续攻击前进。其中央之打击兵团新三军依新六军有力一部协力，向彰武突进，当面共军第五、第六纵队，各以其一部与我军稍经接战，即主动向彰武西北撤退，企图诱致我军向该方向深入，我军于午刻进占彰武，新六军另各分兵一部，分向康平、杭家堡扫荡，当日进占杭家堡，右翼之第四十九军续向法库方向扫荡，左翼之第七十一军，沿北宁路及以西地区，续向南扫荡。十一日锦州方面我守军终日陷于苦战，该(十一)日廖耀湘第九兵团之新六、军、新三军，各以主力向后新丘、彰古台、大庙等目标行广正面扫荡，新三军另以一部渡过柳河，于高台山附近占领桥头堡，第四十九军向北扫荡，一部进占登仕堡，第七十一军主力越过柳河，进抵绕阳河左岸，入夜后原由彰武附近后撤之共军第五纵队，复利用夜暗及山地之掩护，沿绕阳河左岸向东迂回我军后方，首袭击我第七十一军右翼第八十八师，竟夜激战于两家子、东坡台、西坡台各附近，经我新一军增援反击，于十二日拂晓始将该共击退。十二日锦州方面终日均在激战中，共军复集中炮兵向市区内轰击，居民死伤惨众，房屋被毁无数。我由华北战场抽调向锦州增援之兵力，由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欠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军(欠)、独立第九十五师，由塘沽登船经海运于该(十二)日到达葫芦岛登岸后即向锦西附近集结，准备沿北宁附近地区向锦州攻击前进，作战计划：

守势兵团：

以甫经山东半岛、烟台经海运到达之第三十九军，在海军协力下守备葫芦岛及维护攻势兵团后方之安全；第二九六师守备锦西。

攻势兵团：

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第五十四军(原在锦西)、第九十二军(欠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军(欠)、独立第九十五师为攻势兵团，以锦西为基地、葫芦岛为后方，左海、空军密切协同下，于十三日拂晓开始，沿北宁路附近地区向锦州攻击前进，攻击第一目标为塔山共单阻援之坚固阵地。

该(十二)日廖耀湘第九兵团继行左旋回向南攻击，新三军于高台子附近、新一军于大荒山附近，第七十一军于腰堡附近各分别强渡绕阳河，新六军暂控制为第二线兵团，当日新三军之一部攻占海伦营子，主力攻占泡子桥头堡，新一军攻占稍户营子，第七十一军攻占大民屯及一二八高地；当我军兵力正半渡，陷于前后及左右分离之际，当面共军第二纵队及第十纵队之一部，举全力向我第七十一军反扑，情况紧急，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令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统一指挥第七十一军，并以新一军由稍户营子，经小三家子，对该共军由其侧背行反包围攻击，激战至暮，始将该共军击退，分向西北及西南山区窜去，我军进占小三家子并重行进占大民屯。十三日林共主力对锦州发动最后总攻，首为机场遭共军攻占，我飞机两架遭共击毁，机场我空军勤务人员一百零三人，在空军第一军区参谋长孙仲华指挥下，破坏机场遗留器材后退入城内；郊区其余各据点先后相继遭共攻占，入暮前主力退守城厢，由于机场失守及防区收缩，空投补给益增困难。该(十三)日晨我候镜如第十七兵团，在海、空军协同下，由锦西基地沿北宁路附近向塔山共阵发起攻击，遭共军第十一纵队凭坚固工事顽抗，继以第四纵队之一部向此增援，且因我陆、海、空三军协同不良，致使攻击进展极为困难；入暮前中止攻击，是晚召集陆、海、空军作战会议，除检讨当日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之得失外，并决议「于十四日晨七时，海军礛炮与陆军炮兵密切配合，一齐炮击塔山共阵，空军亦同时开始对塔山共阵实施群炸，地面部队利用轰击成果，务于午刻一举攻占塔山」。该(十三)日廖耀湘第九兵团新三军击溃共第五纵队之一部，进占五家子、那立伞、大板营子之线，新一军于午刻击溃共第二纵队之一部，进占新立屯，第七十一军击溃共军第十纵队之一部，进占无梁殿、茶棚奄、厉家窝棚之线；第九兵团各部队进占以上之线后，东北剿共总司令部认为进占彰武，截断林彪共军主力后方连络线之作战任务已达成，遂令廖耀湘第九兵团于该线停止前进；该日我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正开始向北攻击前进，而沈阳方面则下令廖耀湘兵团停止前进，故就本会战我南、北两兵团之行动言，乃「鼓响锣不响」，此起彼落，欲求会战胜利，祇有祈求天佑；辟开东北剿共总部其没有国家民族存亡观念，置锦州友军安危而不顾，忍作隔岸观火等而不论，仅就其本身而言，置第九兵团之大军于背水(背后为绕阳河及柳河)死地，既不前进，又不后退，而于该地区强征粮食、物资，自弃于民，凡此均为其自陷绝路，而为其第二阶段作战之覆灭预作准备。十四日林共主力对锦州继续总攻，拂晓时东郊之南山阵地遭共攻占，继则满山遍野共军人海蜂涌越过女儿河，旋突入锦州东关，共军大小炮火。齐向巿区轰击，市内秩序混乱，位于中央银行之范汉杰冀、热、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被共炮击中，一时炮弹破片齐飞，继则浓烟、火焰冲起，指挥遂告中断，位于胜利大厦之卢浚泉第六兵团司令部，与中央银行相距咫尺，卢浚泉悉范汉杰总部中弹起火，即乘装甲车亲往接范至其司令部，继续指挥战斗；共军继以大量烧夷弹向市区轰击，城内一片火海，激战至十六时许，见向锦州南进北进之援军均巳成绝望，且官兵伤亡殆尽，业陷于各自为战无组织战斗状态，大势已难挽回，至此经范汉杰、边区总部参谋长李如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炮兵指挥官黄永安等紧急会议后，决心突围，入夜后范汉杰、卢浚泉、盛家兴、李汝和等，率特务团之一部，由第六兵团司令部北面坑道，先行向东门前进，各城防部队之突围，按预定计划行动，范汉杰、卢浚泉等抵达东门时，已不见守城部队之踪影，出城后进抵南山北麓之农场附近，亦不见防守该地区第九十三军部队之踪影，此即所谓「将帅有偷生之念，士卒当无敢死之心」，盖此等地区之部队，已早范汉杰等开始行动，而各自突围而去，共军乘我突围动摇混乱之际，全面发动人海猛冲，首由南门突入市区，继由东门、西门涌入，此际我军主力尚在巿区，未及突出城外，在无指挥无组织之状态下，各自为战，到处发生激烈巷战，中央银行地下室、胜利大厦、青年戏院、铁路局、火车站等坚固建筑物，均成为我军临时之抵抗岛，此际已突围抵达郊区之范汉杰、卢浚泉等，各分首寻找已突出城外之部队，范汉杰行抵松山以东之山区，仍未发现有我军，此际回首锦州市区，到处大火冲天，机枪声、轰炸声，声声震破云霄。该(十四)日我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在海空军密切协同下，九时许攻占二道桥，午刻攻克塔山，继向高桥搜索攻击前进，廖耀湘第九兵团仍停止于原地未动。十五日拂晓时分，锦州巿区之枪声及轰炸声已渐稀少，惟火车站方面战斗正激烈，我守军与葫芦岛及沈阳方面仍保持无线电连系，此际范汉杰及少数人员进抵松山以东之一家小窝棚暂作掩蔽，计划以昼伏夜行继续突围，该(十五)日我侯境如第十七兵团在海、空军协同下攻抵高桥附近，突遭共军第四、第十一纵队反扑，激战于高桥、塔山之间地区，共军有力部利用北宁路以西山区向我后方迂回，我军为改变不利形势，乃主动退守塔山；入夜后锦州火车站守军对外电讯亦告中断，唯远处乃闻浓密之枪声，夜间我空军除对突入锦州巿区之共军继续实施轰炸外，并以c-47型机八架，续继盘旋于市区上空，惟因能见度不良，且共军亦惯于夜战，故炸射之效果不彰，且造成我机两架于云层中互撞完全坠毁。十六日十六时许，锦州车站及巿区内枪声完全停上，锦州陷共；该(十六日)日范汉杰及少随从，由松山附近循山区偏僻小径向塔山我第十七兵团方向前进，于西海口附近当穿越高桥往锦州之公路时，为共军发现遭劫持，但其身份于当时并未为共军我现；辽西行辕主任贺奎、第六兵团司令卢浚臬、副司令杨宏光、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以及师长景扬、李长雄、黄建镛、安守仁等，或于突幽之乱军中军中被劫持，或于市区巷战经力战后遭共军所劫持。该(十六)日我侯镜如第十七兵团与共军对峙于塔山附近，廖耀湘第九兵团仍于绕阳河右岸之背水停止未动；林共攻陷锦州后，除以第十一纵队及第四纵队之一部，于塔山、高桥之间利用大纵深阵地，阻止我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北进外，其主力星夜利用夜暗及山区之掩蔽，马不停蹄的秘密北进，准备击破位于绕阳河右岸我廖耀湘第九兵团，以共军之行动积极和主动，我军行动之消极和被动，本会战之胜败，于此即可分野。

第二阶段作战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共军攻陷锦州后，即继以连续作战，由林彪亲率其主力星夜北进，并统一指挥原地区之共军第二、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实施打援，围歼位于绕阳河右岸正陷于进退失凭之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当时之我军，因锦州甫城陷兵亡，南方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因恐复遭共军各个击破，已南撤锦西、葫芦岛，北方廖耀湘第九兵团，仍停止于绕阳河右岸，进退失凭；全盘情形，是士气低落，将无斗志，故对尔后之作战，复陷于大敌当前，一国三公，意见分歧，又产生如左各案。

第一案：

东北剿共总部以卫立煌为首，力主廖耀湘第九兵立即撤回沈阳，按原计划于沈阳固守。

第二案：

各部队长以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为首，力主沈阳附近国军，乘辽南方面共军兵力空虚，速向营口进出，先取得以海上为后方，再作后图；必要时由海上撤退，以保存战力。

第三案：

为最高统帅部案，决策以廖耀湘第九兵团及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即日沿北宁路附近地区行南北对进，夹击溃退之共军予以歼威，收复锦州。

大敌当前，在此一国三公之情势下，最后由最高统帅部决策采第三案；最高统帅部采第三案之原因，乃再度的对共情判断之错误，此首由于前方将领之夸大及谎报战果，至林共攻陷锦州为止，统计陆、海、空三军所报之战果，陆军为毙伤共军八万余人，海军为毙共二万余人，空军为毙共三万八千余人，马八千二百四十二匹，根据以上战果之统计，共军已伤亡惨重，以及共军经月余之战斗，粮弹亦将消耗罊尽，当无力再继续作战；次为当时最高统帅部主管情报及作战人员，为了安慰最高统帅或借机邀宠，其前方所报之战果，不仅不加审核，复多方再加油添酱，而予以夸张，及如何巧词将真实之共情掩饰，愈将共军说得如何不堪一击，则其本领愈大；再其次为一切共情判断均先入为主，往日共军攻陷我城鍞，从不固守，防我军之报复，通常即迅速脱离战场，基于此先入为主，此次攻陷我锦州后，当亦不致例外，根本就未考虑到于三月间林共攻陷我四平后，即未脱离战场，以及此次共军之强攻锦州，是为的要关上东北战场之大门；基于以上原因心和理；同时接获空军之侦察报告「共军攻陷锦州后，其大部业已星夜纷纷北撤」(实际为向廖耀湘兵团正面集中)，共军之「进攻」遂乐观的判为「溃退」，至少也是脱离战场行后撤从事整补，于作战中畏惧敌人和轻视敌人；均为犯同样之错误；就本会战而言，第一阶段作战中，将共军「先强攻锦州」误判为「先强攻长春」，第二阶段作战中，又将共军之「进攻」误判为「溃退」；因此，本会战在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其败已定。

于任何作战中，所谓「知彼、知己」，既不「知彼」，则已输了一半；又所谓「成于一，败于二、三」，在一国三公之情势下，则又输了一半。于此一国三公之情势下采第三案，其中关键人物乃在实际执行此命令之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杜聿明于临危授命任监督最高统帅命令执行，(当面实际共情杜的心中明白)但实又处于左右为难之苦，为了使最高统帅之命令能付诸实施，不得不一面敷衍卫立煌「廖耀湘兵团向锦州攻击如受阻，准备于必要时撤回沈阳」，又不得不另一面安抚廖耀湘「向锦州攻击如受阻，即退守营口」，同时令第五十二军乘辽南方面共军兵力空虚，先行沿中长路南下攻占营口，以安定廖耀湘心理，在彼虽有向锦州攻击之行动，但无打下锦州之意志和决心，实际上又等于再赔上了一半。作战方案既定，最高统帅部作战命令于十七日夜正式下达，我南、北两兵团之作战部署：

北方兵团：

第九兵团：

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军(原青年军二零七师)第三旅、骑兵旅，炮兵第十三团(欠)等，为主攻兵团，以现态势沿北宁路及以西地区，向锦州攻击，攻击重点指向黑山。

注：黑山隘路乃为林彪包围歼灭廖耀湘兵团之口袋底，攻击重点指向黑山，不仅为攻坚，且正自动投入林共之口袋；其攻击重点所以指向黑山，乃廖耀湘在表面可敷衍最高统帅命令，其腹案为「打通黑山、大虎山、盘山之通路，向营口转进」，此亦即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第五十二军：

军长刘玉章，指挥该军为助攻，于辽阳鞍山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向南攻击，先期攻占营口，巩固此海运补给基地，并尽早与第九兵团取得连系。

第八兵团：

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东北第一及第二纵除，固守沈阳。

新六军(欠第三旅)：

军长戴朴代理，守备抚顺及浑河一带，状况不利时向沈阳转进。

南方兵团：

第十七兵团：

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五十四军、第六十二军(欠)、第九十二军(欠)、独立第九十五师等为攻势兵团，沿北宁路附近向锦州攻击，攻击重点保持于铁路附近，在海空军协力下，先一举攻略塔山、高桥共阵，继向锦州及以北地区进出。

第三十九军及独立第二九六师为守势兵团，守备锦西及葫芦岛。

海、空军协力南、北两兵团作战：

林彪共军攻陷锦州后，毫未经休整，而行连续作战，该作战目标，为各个击破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其所视之成败关键，乃在能否截断我军之退路，故其作战指导为「以冒险坚决行动，及采阻击先头，拖住后尾，截断退路，拦击腰段，四面包围彻底歼灭。」；其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之一个师，配合冀、热、辽边区共独立第三、第四、第六师，于白昼向锦州西南方向急进，沿途准备大军粮草及虚张声势，行战略性机动，并散布伪情报，扬言林共亲率主力入关，以欺骗及牵制我南方兵团及华北方面兵力；以第四纵队之一部及第十一纵队，于塔山、高桥之间地区，利用既设工事及绵亘之山地，占领大纵深阵地实施阻援，彻底隔离我南、北两兵团。对我廖耀湘第九兵团之攻击，以原在我第九兵团当而之第二、第十纵队，利用黑山亘大虎山间之隘路及丘阜地，占领广正面及大纵深阵地，以行「阻击先头」；以原在我第九兵团侧后方之第五、第六纵队及蒙古骑兵师，向我第九兵团后方迂回攻击，以行「拖住后尾」，及截断通往沈阳退路；以第一(欠)、第三、第四(欠)、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炮兵纵队等，由锦州附近，利甩夜暗及山区之掩蔽，秘密分向我第九兵团左、右两侧背迂回急进，以行「拦击腰段」；最后对我第九兵团完成四面包围，彻底歼灭。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九日，正当辽南会战再燃战火之前夕，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共政治攻势下率部叛变投共，新七军军长李鸿此际正患恶性疟疾及痢疾，呻吟于床塌时，而为其战地鸳鸯女共谍马如芳所挟持，下令该军缴械投降，此均事出郑洞国之意外，且均事发突然，祇有临时指挥其特务团两个营，于中央银行大厦其司令部，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孤军奋斗，最后仍兵败被俘；长春为满清时之陪都，伪满时之伪都，由于长春陷落，对当时东北之民心影响大。二十日晨，我南方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在海、空军协同下，沿北宁路附近地区，向塔山高桥共阵先期发起攻势，遭共第十一纵队及第四纵队之一部顽强抵抗，我面对此大纵深阵地行正面攻击之攻坚战，经整日激战，不仅未能突破共阵，且遭受重大伤亡损失，入暮前除留一部与共军保持接触外，主力撤回锦西附近地区，暂改取守势，故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我南北两兵团行动，又陷入「鼓响锣不响」，任由共军予我各个击破。二十一日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开始向前发动攻势，攻击重点指向黑山，廖耀湘当时对最高统帅部命令「夹击溃退之共军」亦确信以为真，认为共军攻陷锦州后，其主力已脱离战场，其当面所残留之共军兵力不会太大，亦仅为掩护其主力撤退而已，故仅令第七十一军担任攻击，且预料一举即可攻略，但经第七十一军发起攻击后，乃完全不是那回事，该共第十纵队，乃为「阻击先头」，以小部队死守我军各接近路线及各地形要点，控存强大预备队于其后方便于机动之处所，适时投入我军主攻方面，而行主动反击，此即共军所谓「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故第七十一军对黑山经整日之攻击，进展甚微；但至此亦并未能提高廖耀湘和各部队长之警觉，林共主力亦已秘密迂回近抵其侧背，暴风雨式大战即将来临，似乎乃在梦中，不仅毫无预感，即连各种征候亦予忽视，沈阳剿共总部方面复大梦正酣，故廖耀湘于当睌对其当面之情况，仍仅依一般性之情况予以处置，即令新一军之炮兵归第七十一军指挥，以增强该军攻坚之火力，于明(二十二)拂晓对黑山再兴攻击，并令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率该军军部及各师之必要人员，前进至第七十一军指挥所，该军各部队于原地待命，适时加入第七十一军战斗。二十二日拂晓，第七十一军在空军及炮兵支持下，对黑山再兴攻击，激战至午刻仍无进展，午后令新一军自第七十一军右翼加入战斗，并令第七十一军归新一军军长统一指挥，对黑山强攻，该新一军常以新三十师自第七十一军右翼加入，第五十师之一部配属军骑兵团，自新三十师右侧向黑山背后迂回攻击，激日至黄昏，新一军攻占芳山镇，第七十一军攻占丘屯、胡家窝棚，该(二十二)日拂晓第五十二军，于鞍山、辽阳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地区，向营口方向开始攻击前进，侯镜如第十七兵团主力仍于锦西附近暂取守势，待后续部队到达再兴攻击。本会战无论第一阶段作战或第二阶段作战，当开始时均成为一国三公，相互争执不休，但每至决胜最紧要关头，又成为三不管情势，本第二阶段作战至此亦已成为三不管状态，陆、海、空军没有一贯作战方针和统一作战计划，更缺乏统一指挥，正当此作战进入决胜之最紧要关键，空军反自决之战场分离兵力，而远去轰炸「通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与本会战无直接关系之处所，实际等于浪费战力，而海军主力舰队又调离葫芦岛附近海面，向营口附近支战摥集中，至于陆军之本身，其情况更为严重，南方侯镜如兵团，北方廖耀湘兵团、沈阳兵团等，真正成为三不管状态，自生自灭，各自为战。

二十三日廖耀湘第九兵团续向黑山攻击，并令第六军之第三旅，自七十一军左翼加入战斗，激战至旁晚，新一军攻占白土厂、边门、八道沟之线，第七十一军在第六军第三旅协力下，攻占耿宅，且当面共军之抵抗及反击逐渐增强，此际廖耀湘始警觉到对共情判断有所错误，且发现共军第二纵队亦正向其当面增强兵力，似非为掩护共军主力脱确战场，而是死守黑山，以待共军主力到达与我军于此决战，由于情况之突显严重，其战斗意志和信心亦随之动摇，遂先以电话先向卫立煌具曲「放弃南进收复锦州」之意见，卫立煌当时同意廖耀湘之意见，并令其「于不得已时，撤回沈阳」，晚上二十一时许，廖耀湘以电话向各部队下达口头命令：

令新六军军长李涛，并由李祷转知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于二十四日拂晓，按「原定计划」开始行动。

注：「原定计划」，即十六日晚廖耀湘面授新六军军长李涛、新一军军潘裕毗、新三军军长龙天武等，「经黑山、大虎山、盘山、大洼，向营口转进，以第四十九军及新六军为先锋」。令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以先头师紧接第四十九军后尾前进，主力于二十五日由新立屯附近开始行动，后卫行逐次抵抗，到达黑山、大虎山之间地区，于此选择地形要点占领收容阵地，以待新一军到达。令原位于彰武附近之骑兵旅，于二十四日拂晓，向彭武至新立屯之间及以西地区行广正面搜索及行佯动，以掩护兵团主力行动。令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统一指挥该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三旅，于二十四日拂晓，依原计划对黑山实施强攻，务于二十五日以前攻占，以利兵团之行动。另电沈阳东北剿共总司令部，请即电令已到达牛庄、海城附近之第五十二军，即转向大洼、盘山、沟帮子攻击，策应该兵团作战。 

「原定计划」，即十六日晚廖耀湘面授新六军军长李涛、新一军军长潘裕毗、新三军军长龙天武等，「经黑山、大虎山、盘山、大洼，向营口转进，以第四十九军及新六军为先锋」。令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以先头师紧接第四十九军后尾前进，主力于二十五日由新立屯附近开始行动，后卫行逐次抵抗，到达黑山、大虎山之间地区，于此选择地形要点占领收容阵地，以待新一军到达。令原位于彰武附近之骑兵旅，于二十四日拂晓，向彭武至新立屯之间及以西地区行正面搜索及佯动，以掩护兵团主力行动。令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统一指挥该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三旅，于二十四日拂晓，依原计划对黑山实施强攻，务于二十五日以前攻占，以利兵团之行动。另电沈阳东北剿共总司令部，请即电令已到达牛庄、海城附近之第五十二军，即转向大洼、盘山、沟帮子攻击，策应该兵团作战。
大军作战，乃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在上级全盘战略统一下，战场高级指挥官有临机决定「打」与「走」之全权，孙子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因大军作战之胜败，对全局立将发生重大之影响，甚至影响国家民族之存亡，故在不利状况下之决战，务需坚决的避免；就事论事并作持平之论，廖耀湘当时处最不利之状况下，「临机独断」避免与共军进行不利之决战，事实上并没有错，且值得予以鼓劢，其错乃在其冬烘头脑，仍固执向黑山攻击，因既决定避免与共军进行不利之战，一切均以迅速与敌人脱离为着眼，以战场之地形及当时共我情势而论，大军向营口转进，实非为必须通过黑山不可；廖耀湘最初之腹案通过黑山，乃完全是在应付最高统帅部之命令，现处此危急存亡之状况，当不应仍保守其应付主义，故该兵团之存亡，乃完全在一念之差。该(二十三)日沿中长路附近南下之第五十二军，击破共南满独立第一师，攻占海城、牛庄，准备续向营口攻击。
二十四日拂晓，廖耀湘第九兵团各部队，遵廖命令各开始行动，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统一指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三旅等，在空军及炮兵支持下，强攻黑山，因共军之兵力及顽抗均逐渐增强，经整日激战，进展困难；廖耀湘为督导对黑山攻击，及指挥其它各军经大虎山、盘山，向营口转进，下午将该兵团指挥所推进至胡家窝棚，新六军军部率第一九六师亦进抵胡家窝棚附近，我军新二十二师已进抵大虎山及铁路以东之七台子、八家子附近；第四十九军主力进抵半拉门附近，其先头两个团进抵桑林子附近，惟新二十二师及第四十九军之先头部队于以上地点，已与正向北急进之共军第四纵队主力及第八纵队各先头遭遇，继即发激战；当时(二十三日晚)廖耀湘既决心向营口转进，以新六军及第四十九军为前锋，若非其冬烘头脑乃强攻黑山，主力随其先锋后(北宁路及以东地区)向营口转进，即与共军遭遇，所遭遇者亦仅为共军之一部，亦不难打开一条血路，此即成败常在一念之差。入夜后对黑山暂停攻击，并作如左之部署调整，准备二十五日拂晓再兴攻击。
令新六军以胡家窝棚附近之第一六九师，于二十五日拂晓，支持第六军第三旅续对黑山攻击，新二十二师于二十五日拂晓续向大虎山攻击，务于日没前攻占。
令第四十九军指挥新三军第十四师，为兵团先锋部队，在新六军支持掩护下，击破当面共军，速经盘山、大洼向营口转进。
令新三军主力于二十五日由新立屯附近向胡家窝棚前进，俟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击破西山之共军或与该共脱离后，该军主力接第四十九军之后向大洼及营口地区转进。
注：廖耀湘当时之腹案为：于二十五日黄昏前，击破黑山及大虎山之共军，否则亦于二十五日黄昏停止对黑山攻击，以新一军为兵团之后卫，第七十一军接替新六军及第六军第三旅之任务，任兵团右侧背之掩护，使新六军附第六军第三旅，随新三军之后向营口转进。
令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继继前任务，于二十五日拂晓对黑山再兴攻击，务于黄昏前攻占。
该(二十四)日我南进之第五十二军，在海军重庆、永胜、永泰、永康四舰之舰炮火力支持下，向盘踞营口共南满独立第二、第三师发起攻击，九时许我先头部队第七十三团首先突入营口巿区，其它各部队亦先后到达，逐加入战斗，黄昏前完全占领营口巿；该军当日以急行军向营口转进，日行一百五十华里，约八十公里。当时我军如均能以此此种速度从事作战，则何共不摧。因高速运动可辗平前进路上一切障碍，及自然产生奇袭之效果，奇袭又是打开胜利之一把万能锁钥；于本会战第一阶段作战中，沈阳兵团始能贯彻最高统帅意志(倾全力沿北宁路附近南下锦州，直扑共后)，以此高速闪击之行动，拼命去执行，则本会战之战史，完成光辉之一章，于第二阶段作战中，廖耀湘既决心向营口转进，若能星夜以此高速运动迅速与共军脱离，则本战史亦决无后面悲惨之一页，此乃所谓「祸福无门，惟人向招」。
二十五日拂晓，廖耀湘第九兵团主力，对黑山再兴攻击，空军亦临空协力攻击，右翼之新一军以第五十师行迂回及钻隙渗透，首先攻占黑山背后之羊肠河，截断黑山附近共军第七、第十纵队之退路，中央第七十一军由正面行攻坚战，伤亡甚众，攻势顿挫，左翼新六军第一六九师并统一指挥第六军第三旅，由左翼对黑山行包围攻击，午刻先头部队突入黑山城内，遂即与共军发生激烈巷战，空军亦临空扫射市区内共军及向黑山增援反扑共密集部队。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向大虎山攻击，攻击开始后颇有进展，旋因第四十九军主力行动迟缓，其经到达桑林子附近之两个团，遭共第四纵队主力及第八纵队各个击破，该共即乘势向我新二十二师左后方迂回包围，致我该师反陷于进退维谷之不利情势。正当黑山、大虎山方面激战力酣之际，廖耀湘第九兵团全盘情势巳陷入危境。
原位于彰武附近骑兵旅，遭共骑兵师及第五、第六纵队压迫，退至新民附近，使兵团之侧背及后方完全暴露，该共乘势南下，袭占厉家窝棚，半拉门，截断廖耀湘第九兵团通往新民，沈阳之退路。新三军主力由新立屯附近向胡家窝棚前进时，其后卫并未实施逐次抵抗，复疏于搜索警戒，原位于该兵团右侧阜新附近共第二纵队跟踪前进，且其一部已渗透至第九兵团指挥所所在地胡家窝硼附近。共军第四纵队主力及第八纵队除向我新二十二师右侧背迂回包围外，其有力一部已直插台安、辽中，截断我第九兵团通往营口及沈阳之退路。共第一、第三、第九等纵队已分别进抵我第九兵团右侧背及南正面。共第十二纵队另三个北满独立师，攻陷我长春后即星夜南下，于二十四日窜抵铁岭并已与我守军接触。
以上之共势、我势，及地势，共军已完成分进合击之势，我军已陷于四周被围之势，重要地形及交通线亦为共军控制，入夜后共军发动全面攻势，四周均为共军之人海，满山遍野而来；我军为稳住阵脚，遂由攻势转为守势，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新六军、第六军第三旅、第四十九军主力等，以胡家窝硼兵团指挥所为核心于无梁殿、前杏山、甘山镇、耿宅、十里岗、义合屯、长岗子、姜家屯等各要点，占领四周防御阵地，置重点于西正面；另以控存之预备队新三军及第四十九军之一部，沿北宁路附近向北反攻，击破面共军第五、第六纵队，打通至新民之后方连络线。
注：面对共军两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之强敌，我以此单薄之兵力反攻，打通至新民之连络线，实为自欺欺人之事，当绝无成功之可能。当时乘共正包围尚未及压缩包围圈及尚未及进行有组织战斗之前，如能当机立断，以破釜沉舟之精神，举全力于一点，南向营口或北向沈阳突围，不难打开一条血路，于此突围中即遭受重大损失，亦绝不会全军尽墨，当面临生死关头，冀图保全或敢于牺牲，究选择何者，乃为一念之差；但敢于牺牲，仍以向营口突围为上策，如向沈阳突围，即或突围成功，亦仅于沈阳稍拖延时日而已，最后由死守到守死。
自入夜共军发动全面攻势，连夜恶战至二十六日过午，南正面共军第三纵队之一部，循我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防御正面之间隙渗入，配合原已渗入胡家窝棚附近之共第二纵队之一部，实施其挖心战术，奇袭位于胡家窝棚我第九兵团指挥所，冲散兵团司令部之特务营，劫走有、无线电之全部通信器材、卡车十余辆，以及油料、弹药等，破坏所有通信，位于胡家窝棚附近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之指挥所，亦同时被共冲散，一时各部队均失去指挥连络，情况一直混乱至十五时许，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到达新一军新三十师之指挥所，利用该师之通信，始逐次与各部队恢复连络，战况暂告稳定，但防守十里岗附近阵地之新六军第一六九师及第六军第三旅，正陷于腹背受敌，伤亡甚众，情势告急，仅控存之预备队新三军及第四十九军之一部，已早经使用于向新民反攻，再无兵力可供抽调向十里岗方面增援；而新三军及第四十九军之一部向新民反攻，又未告成功，直至该(二十六)日黄昏前，新三军攻达二道镜子、厉家窝棚附近，第四十九军之一个团，攻达厉家窝棚东侧即均与共军对峙。入夜后共军攻势增强，并加强包围圈之压缩，此际廖耀湘兵团欲全军向营口转进或撤回沈阳，均为不可能之事，就地防御固守待援，亦仅是稍拖延时日而已，不会有任何奇迹出现；当廖耀湘正陷于进退维谷之际，二十一时许，无线电台忽送来由卫立煌发来之电报，其大意为「在当前危急状况下，贵兵团应迅速撤回沈阳」，廖接此电报后，羞愧与痛苦交集，羞愧是「向营口转进，乃为廖耀湘及各军长自始至终所坚持之主张」，而今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痛苦是「在现状况下，欲期全军撤回沈阳，已为不可能之事」，廖沉思再三，最后祗有选择遵照卫立煌命令向沈阳突围，战败在历史上亦可由卫立煌分担一部份罪名；廖决心既定，乃命令第四十九军并指挥新六军之新二十二师，沿北宁路以东地区向沈阳突围，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新三军、第六军之第三旅，及新六军主力，依各军现态势，沿北宁路及以西地区向沈阳突围。二十七日二十一时许，各部队分别开始突围，共军乘我动摇撤退之际，倾全力实施猛打、猛冲，同时以各独立小部队钻入我军阵势之内部，实施穿插分割及到处袭击。未几我指挥连络及各部队阵势、队形等，均遭共军打断打乱，而到处混乱一团，溃不成军。最后之悲剧为北宁路及以西地区第九兵团司令部、新一军、新三军主力、新六军主力、第六军第三旅等，被阻于绕阳河之右岸，全军尽没，北宁路以东地区新三军第十四师、新六军之新二十二师及第四十九军等，其人马车辆等，亦均陷入辽河沼泽，其命运与前述部队同，仅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及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两人只身脱险至沈阳；以上各部队均为当时国军中之精锐，新一军在抗日战争中于缅甸曾翻越世人认为绝无法通过之野人山，而进入印度，今竟全军覆没于此丘阜地带，此为谁之过欤，依据前述史实，由撰史或后人自行评论。
沈阳日落
沈阳为东北第一大都巿，其兵工厂屈指全国，当廖耀湘第九兵团率沈阳附近国军主力南进，以第五十三军为基干，另第六军(欠第三旅)，及东北第一、第二纵队等，编组为第八兵团，由原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升任第八兵团司令，守备沈阳，沈阳警备总司令为胡家骥，第五十三军为张学良之东北军系统，原军长为万福麟，后由周福成继任，抗日战争后期，该军在滇缅边境编入卫立煌远征军序列，在此段时间，卫、周二人有一段历史渊源，该军迭经抗日、戡乱战争中之伤亡损失，虽已早失去东北子弟兵之本质，但就其历史渊源，在东北人民之心目中乃未失去此偶像，故以周福成任第八兵团司令，及以第五十三军为基干守备沈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人和」方面已占了优势。奈以「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时至此刻，不仅难以扭转东北危局，自锦州陷共、廖耀湘第九兵团兵败后，如欲确保沈阳，即华陀、扁鹊再世，亦回天乏术。十月二十七日当廖耀湘第九兵团情况不明，卫立煌为增强防务，电令南进至营口之第五十二军，令该军星夜回师沈阳，并限于三十日前到达，归第八兵团序列，此在用兵上固然是「将干柴投入烈火」，仅是再赔上一个军而已，且在事实上亦仅为纸上谈兵或望梅止渴而已。二十八日由长春南下之共军第十二纵队及北满独立第六、第七、第十师，攻陷铁岭后，其先头已窜抵文官屯、东陵等地区，廖耀湘第九兵团突围之零散官兵，亦纷纷入城，民心士气极为敏感而随之成为连锁性反应。下午沈阳外围防线已发生战斗，因防广兵单，旋北侧遭由长春南下共军之先头部队冲开缺口，由第五十三军赵副军长立即派兵前往堵塞，直至三十日晨，前线虽不断有零星战斗，但市区内秩序尚能维持，唯东北各机关人员，则纷纷向沈阳警备总司令部要索撤退之机票，至下午三时，东北剿共总司令部各办公室内，已空无一人，警备总司令至卫立煌官邸请示飞机事宜，适卫立煌等正下楼准备乘车赴机场，胡见状遂即乘车随后，此际东塔机场，已在共军炮火射程控制之内，飞机不能起降，车驶浑河机场，见仅有运输机廿一架，然欲登机者却达千人以上，且箱笼什物杂陈，争先恐后，大小践踏，秩序异常紊乱；卫立煌见状，立令驾驶改驰北陵机场，冲入北陵机场后，即与该机场地勤人员作耳语，嘱迅调机来此，旋由空军大队长邬钺亲自驾驶一架飞机盘旋而下，着地甫经停定，即由卫立煌副官把守机门，卫立煌、赵家骧、董文琦、高惜冰、王铁汉、王家祯、吴福等几十位军政大员鱼贯登机一飞了之，时机场候机尚有四百余人，祗有翘首望青天，当卫立煌等专机起飞后，浑河机场之运输机相继起飞，八年抗战所欲光复之东北国土，继以数十万大军与共共于此血战三年之久，主持东北军政大员最后竟一飞了之，其对阵亡之先烈、国家民族、尚在孤守沈阳城之官兵，以及后代子孙，不知彼等作如何交代。三十一日林共第一、第六、第十二纵队，及独立第三、第六、第七、第十师，以及炮兵师等，发起向沈阳巿区猛攻，同时展开政治攻势，激战至十一月二日，第五十三军及东北第一、第二纵队等，终为共统战诱降，我空军因事前应变得宜，迅将档案焚毁，及破坏遗留器材物资后，由空中撤离；防守沈阳南正面浑河一带我第六军(欠第三旅)，继续与共军战斗至十七时二十分，乃向营口突围，亦即「沈阳日落」；该军突围抵达营口后，原在营口之第五十二军巳转运至葫芦岛，祗见茫茫大海不见船只，乃继转往榆临突围，经秦皇岛转运来台整补，三十八年冬大陆陷共，台湾亦正风雨飘摇之际，该军遂为确保台湾两大基石之一(南部为第八十军，北部为第六军)。突围与逃命乃完全不同，为了逃命而突围，一遭敌人猛追，必各自争相逃命，立即溃不成军，终将被敌人彻底消灭，真正之突围，乃于状况不得已时，而作勇敢之牺牲，及作光荣战死之决心而突围，亦即「存心时时可死，作战步步求生」，基于此大无畏之牺牲精神和光荣战死之决心而突围，在战史上实鲜有不成功之战例，太公兵法上说：「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敌)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万人弗能待也，万人必死，横行于天下」，第六军于沈阳突围后，横行于数百公里之共区，最后还能到达台湾，此无他，乃具有必死之革命精神；廖耀湘兵团其当时南距营口，北距沈阳，均为百公里之遥，其突围为何全军尽墨，因廖耀湘「自始至终坚持向营口转进」，其旨乃在「避难」，最后向沈阳突围亦仅为逃命，故此两者之成败，乃由此分野，此亦即所谓「敢死未必死，偷生未必生」。
葫芦岛撤军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全军尽墨，林共即以第一、第六纵队北进沈阳，另以第八、第九纵队分由大虎山、台安、辽中各附近南犯营口，我军为制敌机先，先将营口之第五十二军由海上转运至葫芦岛，该军在我海军舰炮支持下，且战且撤，自二十九五夜开始，先撤退非战斗人员、伤患、车辆，及少数骡马，各战斗部队一面与共军浴血奋战，一面按计划逐次登轮撤退，三十一日五时许，全军逐次登轮完毕，在海军舰艇掩护下，驶出港口，惟第二师所乘之宜怀轮起火，除甲板上人员得临时弃船复行登岸，一面战斗一面临时另觅小舟外，未及逃出火海者丧身二千余人，十一日一日午后最后一艘运输船抵达葫芦岛，乘小舟之官兵亦于二日抵达。该(二)日亦正「沈阳日落」，林共乘势正准备倾其全力入关，华北局势紧急，会战亦正风雨即至，当时负责葫芦岛国军指挥之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接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统一指挥该地区之陆、海、空三军，负责葫芦鸟撤军。当时在葫芦岛之陆军，计有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司令部、第六十二军(辖第九十五、第一五七师)、第九十二军(辖第二十一、第五十六、第一四二师)、第五十四军(辖第八、第一九八、第二九一师)、第五十二军(辖第二、第二十五、第二九六师(新编入))、第三十九军(辖第一0三、第一四七师)，总计十四万余人，另军品二万余吨，大军于敌前撤退，实非易事，杜聿明奉命后，召集陆、海、空、勤负责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密商三军联合作战及地面部队撤退事宜，当决定运输方面，由联勤调集停泊于塘沽及秦皇岛海轮二十四艘，青岛海轮六艘、上海海轮十四艘，合计四十四艘，葫芦岛待命，另加海军特编混合舰队之运输舰艇，撤退之掩护，陆上掩护，第五十四军在海、空军密切支持下担任掩护，海上运输掩护，由海、空军协同担任，十一月四日，首批船只到达葫芦岛，因平津方面情况紧急，决定先撤运由华北方面抽调之第十七兵团司令部，与第六十二、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于塘沽登岸，参加平津方面作战，其余船只亦陆续到达，至七日撤出七万余人及军品约万吨；此际青岛及上海之船只亦先后到达，继撤运第三十九、第五十二军，最后撤运掩护部队第五十四军，直驶上海登岸，准备转用于徐、蚌方面，六日夜除掩护部队外，其余部队及军品均已上船，继撤退掩护部队，第五十四军最后一艘船只，于九日夜安全驶离葫芦岛，杜聿明等高级负责人员于所有部队及军品均撤退完毕始登舰，因此各部彻退秩序及纪律均非常良仔，此即所谓「将帅无偷生之念，士卒当有敢死之心」。东北战场最初由杜聿明率军经强攻出关始，于葫芦岛经紧急会议后，打下锦州，西攻承德，光复热河，进兵察北，继挥师转北宁路、中长路北进，收复沈阳，攻占四平、长春，直捣哈尔滨，右席卷吉林，左席卷扶余，兵逼齐齐哈尔，于第二次停战令后再光复辽东半岛，雄师耀马鸭绿江畔，但几经变故，及人事沧桑，锦州不守、长春易色、沈阳日落，最后杜聿明临危授命，复于葫芦岛经紧急会议率军撤入关内，但当年所率之雄师，仅剩迭经创伤之第五十二军，同人同地仅不同时遇此两种不同之情景，就杜聿明而言，其感慨何止万千，后人读史至此，亦能无感慨。葫芦岛撤军，诸多史家常喻之为敦克尔克，作者对此实难苟同，因英军之敦克尔克乃丢甲弃盔而逃，我军于葫芦岛为全军撤退，自不可予以相提并论。此次撤军成功之主要因素，乃自戡乱战争以来，我战场第一次出现统一指挥，第一次出现三军联合作战，第一次出现方面大员亲临前线，第一次出现依计划作战；若问戡乱作战为何挫败，由此反面论证必可得一二。
经验教训
东北战场最后一役辽南会战，若以此来观察戡乱战争之全貌，实有「见一斑而亲全豹」之弊；但「一叶落而知秋至」，以辽南会战为例而举一反三，戡乱战争为何挫败，亦可知其梗概，且当时我各战场之情势亦概略相同，故就此来总结经验教训，概不致有误。
一切操之在我则存
共产共徒最狠毒之一手，就是控制人民的胃口，以其粮票、布票等，使人民不辨青红皂白，成为有奶就是娘；而美国最狠毒之一手，就是以美援控制弱国的生命，依其财大势大，以美援如鸦片，先使其对方吸上毒瘾，然后以此毒瘾控制对方之生命。八年抗日战争，当时我以东方弱国，抗击东方头等之强国日本军阀，争取最后胜利，世人均讥之为神话，在八年抗战中，我虽没有一切外援，但一切操之在我，全依自力更生，终于打倒日本军阀。我全国军民，于抗日战争中，忍受不可名言的物资缺乏，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夕，实已至民穷财尽，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忍受不了美援的诱惑，并误视其为「雪中送炭」，欣然接纳，殊不知此美援犹胜过鸦片；一经吸上毒瘾，则一切操之在人，操之在人则亡。故戡乱战争尚未开始，即被美援染上严重之毒瘾，以停止美援强迫我和共共和谈，并于我军专行动决定性之关键，以美援为撤手……强迫我先后下达三次停战令，东北战场失败之根本，即为第二次停战令；另以美援强迫我国军裁编，军改为整编师，师裁撤一个团，改为整编旅，除裁撤三分之一以上番号与兵力及打破我军团队精神外，最狠毒之一手，乃为强迫我「政治」退出军中，此不仅是解除我军精神武装，且使我军民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相反的，共军则以「政治挂帅」，及无限制裹胁民众，无限制扩军，美国于调处中合作「掩耳盗铃」。待我军事已处于极端不利，民心土气痪散之际，美国调处终止之时，再来一个落阱下石，停止一切美援，最后于我辽南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均相继失败，整个大局之败局已定，再以「白皮书」对我想来个「赶尽杀绝」；此不仅我中华民国于抗战胜利后误上「美援之贼船」，遭此破国之痛，越南、高棉遭亡国之痛，世人均知乃是受美援之祸，若非民国五十四年美国宣布对我停止经援，恐时至今日我仍仰美国之鼻息，又何来今日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又若非长中美共同防卫条约束缚，就事论事，我早超越台湾海峡，踏上大陆国土。满清末季当我民族吸染英国鸦片之毒瘾，欲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乃必先根绝烟毒，今日欲中兴复国，则必须喝下最后一剂苦药，彻底根除美援之毒瘾，将国家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心理等均建设起来，一切操之在我则存。
永勿忘精神与智能之真理
法国福煦元帅在其战争内说：「一八七0年普法战争，法军之溃败，乃由于忘记最平凡的精神力和智能之真理」，我戡乱战争之挫败，及本书以前各章所论及，和本款以后所论及，莫不由于忘记最平凡的精神力和智能之真理所致，而万流乃源于一本。国父说：「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也」、「精神诸力，实得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又说：「我们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都是在睡觉，不但道德睡觉了，智能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能也应该唤醒」。
抗日战争胜利，为世人讥为东亚病夫之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五强之一，而一步登天，祗顾虚荣，不问实质，其后果乃因福得祸，使抗战之精神遂随胜利而涣散，以胜利之姿态争相接收，祗管升官发财，作威作福，根本忘记在日本军阀八年铁蹄蹂躏下的民众疾苦，如何去安抚流亡，协助其重建家园，如何去复兴农村，恢复社会秩序，如何去实践三民主义，使全民共享胜利之果实，如何将国家迅速建设起来，能名符其实成为五强之一，此等问题恰为我当时接收人员将其置诸脑后，而共共乃大肆宣传我各方面接受大员为「五子登科」，在共共恶毒宣传下，共又乘机高唱「分田、穷人翻身」等口号，及以「小米加步枪」为号召，由于民心之向背，精神遂之涣散。
次为接受美国调处与共共和谈，抗日战争由于民族意识所产生之精神已不复存在，在此和谈之乌云掩口下，我一切政治主张及宣传均失去主题，复无为全民所关心之实质政治绩效可昭示于全国，因此，全国国民对战争目的不明，政治意识模糊不清，敌友难辨，而共共及国际与共共同路人，国内为共共所利用之在野党派和标榜中立人士等，对政府无所不加恶毒诬蔑和攻讦，以及共共职业学生到处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之游行示威，致全国民心瘫痪，今日之士气须植基于民心之中，因此士气亦随之瓦解。
再次为除前节所述美国以美援强迫我政治退出军中，解除我精神武装外，乃我为美援之物质所迷惑而走上歧途；自恃美式装备优势而唯力是视，而忘记国父所说「物资能力，仅得其一」，当时就会夸下海口「祗要大军一动，在三至五个月之内，即可彻底削平共祸」，于实战中经接连失利，损兵折将，又完全丧失信心，由轻视共军而转变为畏惧共军，土气亦随之直线下降，军队之士气乃为精神之代表。由于革命精神之丧失，见怪不怪之事亦均层出不穷，例如：方面军人员以及地方高级党、政大员，永远是坐镇或迷恋于后方几个大城市，而养尊处优，各战区、各部队互不协调，互不呼应，互不策应，见友军危急而不挺身赴难，各保实力，隔岸观火，对上级命令不是公然抗命，就是敷衍或阳奉阴违，一切上级均成为包办；下级亦成为算盘珠，不拨不动，以及如何谎报战果、谎报共情，反视为能事，始创获得补给及补充，视有无神通广大之本领；以上种种乃均为史实，于辽南会战之史实中即可概见一斑。于戡乱战争中亦不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仁人志士，创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迹，而使我革命先烈之革命精神，得以一脉相传于我台澎金马复兴基地，发扬光大，如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之于孟良崮、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之于开封、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之于宜川瓦子街、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鏖之于易县、郭景云之于新保安，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之于辗庄，第二兵团司令丘清泉之于陈官庄，以及太原五百完人等，均永远活在我中华民族心坎中，求仁得仁，留芳千古。
战争当以武力战为代表，在武力战中不可唯力是视，而全凭斗力，楚汉之争，刘邦曾对项羽说：「舍宁斗志而不斗力」，所谓「以一当百」、「以寡击众」、「以弱敌强」，此不是全凭斗力，而主在斗智，若全凭斗力，就科学上一加一祗能等于二而言，则一不能当百，寡不能敌众，弱不能敌强，然在战史上其所以「一可当百」、「寡可击众」、「弱可敌强」者，乃全为斗智之工夫，所谓战略战术，说穿了就是斗智。戡乱战争我军之挫败，并非我军「力」不如共，更非败于斗力方面，乃完全败于共军的阴谋诡计，是凡亲身参与戡乱战争者，对此必一致肯认；以越战为例，美国出动陆海空军五十几万精锐，飞机遮日，舰满海洋，除核子武器外，其余所有最新式武器均统统出笼，但为何竟被几个饿得要死之越共打得焦头烂额，最后仅落得个不光荣撤退，美军此绝非败于斗力，而在败于斗智，乃智不如人。
在戡乱战争中我为何忘记智能之真理，此首为轻视共军，咸认为共军乃是一群草莽、土共，最多也是一群老粗，根本不懂什糜战略战术，而忘记共军具有三十年的实战经验，每战又必彻底的总结其经验教训，此即所谓「经过千年山洞中煎熬，虽不成圣果，也成妖精」，共军即为此种妖精，亦即所谓「盗亦有道」。
次为我军之智能通常是被动的由上而下，一般自负心为「官愈大，学问愈大；升了官其学问也升了，及司令部愈高，学问也就愈高」，不了解个人的智能永远是有限，不相信「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喜欢个人单打独斗，及闭门造车，或仅凭个人之直觉，而刚愎自用；共军恰与我完全相反，其智能通常是主动由下而上，每一战役或战斗，由其最基层之班或小组先提供意见或方法，逐级向上反映及逐级再补充提供，最后由其最高阶层作成总结，交由其下级去实施，此即共共其所谓「由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实践」；共共其所标榜的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其强调的是「唯有大众之智能，才是无穷无尽」，其提倡的是「依据大众环境、经验，及大众的智能，不断的表演各式各样和多彩多姿的大众战术」，因此共军的各种阴谋诡计，随之乃层出不穷，越共亦师其衣钵。革命者是永不承认有无法打倒之敌人，敢于打倒敌人，敢于取得胜利，但必须有打倒敌人之方法，保证一定能打倒敌人，一定能取得胜利，此打倒敌人之方法，乃就是最平凡的智能，在抗日战争中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今日的口号应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所谓「众志成城」，而「众智必成」。

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共产共徒之人民战争，乃系窃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民战争」之理论，因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永远是人，而将人的思想予以毒化，即其所谓人民战争，马克思说：「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国家，不可墨守传统的作战法则，必须以全国国民武装，而行集体反抗」，此即为克劳塞维茨国民战争理论「唯有全民众力量，始足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所谓「以敌为师」，其本旨乃在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毛共其所谓人民战争共其所为人民战争，另一为「走群众路线」，毛共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内说：「挽救这危机唯一的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目的」。二为「武装斗争」，亦即其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共在武装斗争里说：「孙中山先生说：今后之革命，非以战为师，否则断无成就。」；这也是拋弃我国民革命的战争本实，窃取战争力手段。在戡乱战争中，毛共不仅窃取我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战争的手段，还窃取了国父四十年经验及我八年抗战经验，再「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来击败我们；而我们不仅在整个戡乱战争中都在睡觉，直到今天恐怕还有人在睡，对毛共此凶狠毒恶之阴谋尚未发现。简单说来，戡乱战争中，共共是窃用我对日本军阀的战争方法和手段来对我进行战争，而我恰抄袭日本军阀对我的战争方法和手段对共进行战争，胜败乃由此而定，兹再扼举要例如次，期能借以惊酲梦中人。
全民战争方面：
抗日战争，乃我「国民革命」延续。人无分男女老幼，以全民众之力量，来抗击日本军阀之单纯军事力量；戡乱战争，我「国民革命」都在睡觉，共共则以「人民战争」，无限制欺骗利诱、屠杀恐怖裹胁民众，抗击我单纯的政府和军队力量。
全面战争方面：
抗日战争，日本军阀汝恃其装备优势，沿我主要交通线行长驱直入进攻，我军则避其锋芒，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放弃重要城镇，占领次要城镇和广大乡村，「地无分东西南北」，行全面抗战。戡乱战争，我军依恃装备优势，沿主要交通线行长驱直入之进攻，共军则避我锋芒，让大道，占领两厢，放弃重要城镇，次要城镇和广大乡村则行面的占领，以乡村包围城市，战争的全貌，乃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后方之分。
战略持久和速决方面：
抗日战争，日本军阀采战略速决，其会夸下海口，以三至五个师团兵力，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我军则采战略持久，以空间换取时间，否定日本军阀战略速决；戡乱战争，我采战略速决，当时我亦曾夸下海口，祗要大军一动，在三至五个月之内，即可彻底消灭共共，而共军则采战略持久，否定我战略速决，依其「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到「战略进攻」三部曲，走完其叛乱战争全过程。
决战方面：
抗日战争，日本军阀因采战略速决，企图寻求我主力决战，但到处均以兵力换取我空城，我军因采战略持久，与敌进行有利之决战，不利之决战坚决避免，未至战争最后决胜阶段，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淞沪会战看准风头，适可而止，主动转进，首都南京及徐州、武汉重镇主动放弃，保存主力，直至最后日本军阀败局已定，我军于滇缅边境反攻开始，始与日本军阀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戡乱战争，我军因采战略速决，企图寻求共军主力决战，但到处一拳打下去都是风，共军采战略持久，与我进行有利之决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我军，不利之决战根本避免，以空城换取我兵力，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沈阳、长春、张垣，以及其巢穴延安亦均主动放弃，以保存主力，直至戡乱战争我败局已定，于辽南会战开始，始与我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接看便是平津会战、徐蚌会战。
彻底集中兵力方面：
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训练等处于劣势，祗有在兵力上造成优势，故每战通常彻底集中几个军兵力，打日本军阀一个师团，亦即每战在兵力上对敌造成五至十倍的优势；戡乱战争，共军因装备训练处于劣势，而在兵力上造成优势，实施「以大吃小」，毛共在其十大军事原则内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造成四至六倍以上之优势」，实际常达十倍以上之优势，此即通常所称共军之「人海战术」；实际此战术并非共军所发明，仅为窃用抗日战争中我军之战法而已，在全民战争中，以全民行集体反抗，亦为必然之结果。
后退包围歼灭方面：
前进包围歼灭，必须装备及军队之速度远优于敌人，否则乃为可期而不可求之事。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处于绝对劣势，两腿敌不过车辆四轮，故对日本军阀通常采后退包围歼灭，如台儿庄会战，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桂柳会战等；戡乱战争，共军亦因装备处于劣势，且便于其兵力集中，及得民众条件与地形之利，对我军通常采后退包围歼灭，即共军所谓「撇开双手，诱敌深入，彻底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以及共军所谓「口袋战术」。
夜暗及特种天候地形作战方面：
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火力、空军等均处于绝对劣势，军队运动及作战，为百分之一自于夜暗进行，并选择恶劣天候、地形状况下与日军决战，以及广泛的实施交通破坏战；戡乱战争，我军处于装备优势，且因由轻视共军而转变为畏惧共军，故无论军队运动及战斗均在白画，通例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入夜暗除非为被动应战，否则完全进入静止状态，而军队无论是运动或作战，习惯是走大路不敢走小路，但在共共广泛而又彻底的交通破坏战下，又到处是寸步难行；共军装备、火力均处于劣势，根本即无海、空军，且轻装便于运动，故其军队运动、作战，百分之百均在夜暗，除非为扩张战果或看破最有利之战机(如伏击战)可能为例外，并选择或诱致我军于恶劣天候、地形状况下作战，特别是利用夜暗及山区之掩蔽，秘密运动其兵力，突然于我军侧背和后方出现强大兵力，使我尚未见到结果之前部已知战败，辽南会战林共对我廖耀湘第九兵团作战即为一例。
总结说来，戡乱战争，我军自恃为五强之一，且因美援装备之优势，拋弃了抗日战争中的一切，而采用日本军阀在抗日战争中经失败之方法对共从事战争，此诚如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内所说：即「有一个码头苦力，原靠一枝竹杠和两条绳子过活，后来以积蓄的十几块钱实了一张吕宋彩券，收藏在竹杠内，至开奖时一见号单，果然中了头彩，可发十万元大财，今后再也不要靠竹杠和绳子过活，因此一高兴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也就一切都完了」。这竹杠和绳子乃我在抗日战争中打倒日本军阀的工具和方法，吕宋彩券的中奖乃抗日战争胜利和接受美援，因这彩券还藏在竹杠内，一高兴把竹杠和绳子都投入海中，不仅抗日胜利的果实和美援都沉入海底，而往日靠以过活的竹杠和绳子也没有了。可是这竹杠恰被共共检去，以我在抗日战争中打倒日军的方法对我从事战争，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在战争中因战胜而兴奋或自大，其战胜之经验教训，在战胜者通常最易忽视或忘记，但旁观者清，故此战胜之经验教训通常为他人或被新敌人而加以利用；相反的，战败者所遭受之痛苦最深，战败所得之经验教训，其印象最为深刻，若能据此而卧薪尝胆，则失败为成功之母。
欲制其人必反其道
欲制其人，必反其道，此决非研究对策，因对策乃为「兵来将挡，水来土堰」之消极被动，一切主动均操之在敌，一切有效之对策亦将均成为无效；在戡乱战争中我一切均为研究对策，但没有一个对策是成为有效，其理在此。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以人类(敌人)的弱点为前提」，故欲制其人，必反其道，乃是找到敌人「阿契勒斯的足踝」致命弱点，主动的予其致命之一击，即可轻易的使其丧命。共共的一切邪恶渊薮，均在其所谓「人民战争」；其「人民战争」，乃窃取我国民革命之方法，此方法即为「以全民众之力量，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此力量确可使「高山点头，流水让路」；而拋弃我国民革命之本实，此乃为其「阿契勒斯的足踝」致命弱点；毛共人民战争的基本论点，乃为「突出的政治」、「走群众路线」、「武装斗争」，其「突出之政治」，也就是在共产主义下所施行之暴政，此暴政乃为其人民战争之本实，其所以「批孔扬秦」，因为其人民战争之本实。国民革命之本实，乃如国父所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国父所说这个道统，就是皆以仁为本，全部三民主义，无一字一句而不是「以仁为己任」，国父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动机在救人，其本务在行仁，其方法在唤起民众，以全民众之力量，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有关「武装斗争」，就其狭意言也就是「武力战」，留待以后各节内再予记述，关于「群众战」其范围至广且最为重要，包括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领导民众对敌展开斗争，以及统一战线等等，于此实难尽书，仅能就其中几个关键性问题加以记述。首为民众领导统御问题，这个问题如不注意，所谓「唤起民众」，民众真正起来以后，又害怕民众，且会怕得要死，犹如叶公好龙，真龙果然出现，结果反被真龙吓死；如何领导统御民众，乃带民如带兵，必须恩威并济，有威无恩则民不服，有恩无威则民不可用，孙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又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故民众之领导统御，若有恩而无威，则民众将成为「骄子」，不是成为不可用，就是将成为法国革命时之暴民政治，亦即今日「民主」必须紧随「法治」之理；共共裹胁民众，其「欺骗、利诱」乃示之以恩，「屠杀、恐怖」乃示之以威，虽其手段不同，但与恩威并济之理仍相通。次为民性似水性，堵塞将泛滥成灾，疏导可收百益，昔启治水，筑堤防水，水患益深，至其子禹治水，疏九洲导水大海，不但治平水患，且收沿岸灌溉等百利；全民关心国事，这是一件好事，代表看已唤起民众，民众的意见，对的立即照办或改革，不对的要耐烦的反复加以说服，特别的是要人尽其才，一切意见和一切力量，均将其疏导而纳入正流。再次为「民众如水，政府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亦为敌我在群众战中最吃力之一环；其根本乃为「国民革命」必须建立在全民自愿支持上面；领导国民革命，须如国父所说：「今日之革命，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心者为民众之利益，所发抒者为民众之情感」。最后总结的说来，反攻复国战争，必须唤醒国民革命，以我至仁的、至正的，及代表全民众利益的国民革命，伐共共至暴的、至邪的，及祗承认一个阶级利益的「人民战争」，在战术上藐视共共，在战略上重视共共，保证一定能打倒共共，一定能取得胜利。
没有战线的战争
无论是国民革命，或共共其所谓人民战争，战争之方法均为全民参战，由于全民参战之结果，其武装斗争趋于无限，乃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形成「无人不战、无地不战、无时不战、无事不战」，战争的全貌，是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后方，成为没有战线的战争。在我戡乱战争中以及越战，就从来没有一个「绵长连接不断的战线和正面」，也没有「敌我双方行面对面的攻防进退」的正面作战，在战场或在敌我的态势图上，祗有「红、蓝」两色的大块和小块，或是红圈和蓝圈，且敌我相互交错其中，作战乃是如同在下围棋，敌我双方在这整个棋盘上，乃是落子、部局、包围、做眼、叫吃，战场上动的一面，也祗见到运动和歼灭，此种新型战争，在戡乱中之我军及越战中之美军，事先无论在观念、心理，和部队训练都无此准备，故一临战场，不久无论在心理和物理方面均丧失平衡，由攻势转为守势，在守势作战中，确保心理和物理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四周防御，因此由守势遂转为纯消极防御。在此新型战争情势下，首为「攻势作战」与兴「守势作战」，已无俨然之区分，乃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相互渗透，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先总统蒋公之「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军事思想，乃纯系基于戡乱战争之经验教训而产生，所谓「边边可自保，面面可制敌，各角互犄合击」，其原理即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相互渗透，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唯有如此在新型战争中，始是永保「心理」和「物理」之平衡，使一切战力始能充分发挥；亦唯有「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始是永保战场之「主动」和「行动自由」，于作战中祗要能将主动和行动自由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则必可战胜，无奈我国军各级干部对此一军事思想被科学引入歧途，不是在纸上画三角彩，成为纸上谈兵，就是将部队于实地上硬性部成三角形，而作机械式运用，如此使其精神于其躯壳中蝉脱，军事上之活的原理，亦成为科学上死的公式。如何去正确的了解和运用「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军事思想，实亦仅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欲加以阐述，亦祗有置身于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如何使「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去加以了解和运用。次为军队指挥问题，问题之一，乃在此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之作战方式下，高级指挥官必须亲随部队行动及亲临前线指挥，始能把握战场瞬息千变万化之状况及瞬息即逝之战机，适时、适地、适切解决「打」兴「走」、「追」和「退」之问题，在戡乱战争中共共之「五虎将」林彪、粟裕、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等，无一不是亲随共部行动，及亲临前线指挥，直至窃取大陆为止，而当时我各方面军大员，是永远坐镇于徐州、北平、西安、沈阳等几个大城市之内，于共共攻陷这几个大城市之前，从未出这几个大城市之城门一步，仅傅作义可能是一个例外。后令其任华北剿共总司令，奈为时已晚；问题之二，乃在此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之作战方式下，通常是由前向后指挥，正如炮兵前进观测员「有的放矢」由前向后要求射击，非为炮兵连连长于后方「无的放矢」下命令射击，此种由前向后指挥，一方面前方之下级一见有歼敌之好机，立即向上级要求，上级是随说随到，因情报来得及时准确，祇要出兵必获全胜，另一方面因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随时掌握战场最新之状况，其所下达「攻、防、追、退」之命令乃是由前线向后方下达；简单的说；由前向后指挥乃「跟我来」，由后向前指挥乃「向前推」，此为「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与「被动性、消极性、落伍性」之分野；戡乱战争中之共军及越战中之越共，通常系采由前向后指挥，相反的，我军及越战中之美军则仍固守由后向前指挥之传统，但以阿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则采「跟我来」之由前向后指挥，第四次以阿战争以色列军队如邓艾渡阴平东渡苏彝士运河，奇袭埃及军之背后时，其国防部长戴阳身先士卒渡过该河，其精神深值我高级将领所效法。再其次乃为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乃「民众即战场，民众即后方」，所谓「军队如鱼，民众如水」，乃为千真万确的事，所谓「民众即战场」，即大学上所说「有人斯有土」，没有民众积极支持，也就没有土，军队成为两脚不若地与敌人作战，将被敌人一推就倒，通常所称之「战争面」，此乃仅是一个抽象之名词，这个「面」不是死的土地，乃是活的人，也就是广大的民众；所谓「民众即后方」，因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后方，但实质的后方就是民众，军队祗要得到广大的民众积极支持和保护，到处均是安全的后方，到处均可得到补给；因此，我战地党、政要员，在观念上不是等待或依赖军队光复土地后，再去开展地方政治、发展地方党务，而是要「未收其土，先收其民」，在作法上不是坐在衙门内办公，而是要深入群众，昼夜不停的做民众工作，并努力使自己的宣传诺言实现，唤起民众，继则尽全心全力的将民众广泛的动员、组织、武装起来，以支持军事及巩固既得胜利。
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
国民革命或共共其所谓人民战争，其所不同于一般战争者，乃在武装斗争中，区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主力兵团乃为正规军，执行正规战，解决战争中决定性问题，地方兵团乃为地方武力，此为民众自动参战之结果，以于原地方支持主力兵团作战，及保卫地方政治为主，除特殊情况外，不超越地方性作战。地方兵团支持主力兵团作战，通常担任敌情、地形之侦察，补给及时准确之情报，为主力兵团担任内线及外线之警戒，使主力兵团获得充分之休息，及提供先期情报，防敌袭击或奇袭；担任先期作战、扰乱、消耗、疲惫敌人，使主力兵团达「先疲后打」，担任佯动、谋略作战，使主力兵团达「先惑后攻」，掩护主力兵团之进攻及转进，以及掩护运输和俘虏、伤患之后送等；总之，在此没有战线之新型战争及共共以「人民战争」与我相对抗之状况下，地方兵团为主力兵团之丰富羽毛，没有丰富之羽毛，主力兵团将飞动不得，仅能萎缩于城市或据点中，作消极防御，即勉强采取攻势，不是「无的放矢」，一拳打下去都是风，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到处遭受敌人伏击、奔袭、后退包围歼灭等；国父说：「使用革命武力之方法，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因地力兵团乃为民众武装，亦为民众自己之武力，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即为武力与民众相结合。地方兵团之保卫地方政治，因在战争及共共以人民战争相对抗之状况下，政治如无武力相随伴，则绝难产生效果，毛共曾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有了枪就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共所谓「有了枪就可以造民众运动」，也就以枪杆子、刀把子裹胁民众，进行其所谓「人民战争」，故在共共以人民战争相对抗之状况下，唤起民众或争取民众对军队之友谊，此仅为开端，尚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戡乱战争，不仅战地民众均倾向于我，即连共共其所谓「老解放区」内之民众，亦无不倾向于我，然每当我军事行动向民众询问共情，民众明知共军即身旁，但民众不仅是一问三不知，并多方掩护及协助共军，或当我军尚未到达前，早就携带锅碗食粮避入山中，以坚壁清野对我军；民众既倾向于我，为何又甘愿与我为敌而有利于共军。此决非为民众甘心情愿，因无组织、无武装，而又无人领导之民众，在共共枪杆子、刀把子屠杀恐怖下，乃如羔羊般之驯服，为共共裹胁而任其驱驶；故以国民革命抗击共共人民战争，当唤起民众，必须乘机将民众迅速组织、武装起来，并领导民众，对共展开武装斗争，民众有了组织，又有了枪可以自卫，并有人领导，更有主力兵团为其撑腰壮胆，不但不怕共共屠杀恐怖，不受共共裹胁，且将由恐惧走向无畏，敢与共共展开斗争，此即国父遗嘱所说：「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但武装民众，并非每人均须拿枪，祗有战斗员始须拿抢，以村(里)为根本环节，向上组织各级之地方武力，此即谓地方兵团，其余民众，分门别类组织，担任情报、情报封锁、运输供应、放哨盘查、锄奸肃伪，及积极展开生产，不疲不倦支持前线，使每一有枪之战斗员，均有一大群有组织、有任务之民众予以积极支持和保护，这样就可保证一定打胜仗；最后说到地方兵团如何保卫地方政治，乃当强敌来犯时，不可采消极防御或固守城镇，而要与民众同生共死的结合在一起，以小武装帮助大武装，大武装支持小武装，于原乡原土内以非正规战法与敌行艰苦坚持，及与敌展开「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尽管敌进我退，或是与敌旋回打转，或是化整为零，或是暂时融化于民众之内，但绝不丢弃民众逃跑，绝不流亡至他乡他县，有时敌不进我亦进，一有机会即迅行化零为整袭击敌人；真正之「党、政、军、民」联合作战乃在地方兵团，党乃各级地方的党，政乃各级地方的政，军乃各级地方武力，民乃广大的民众，亦即各级地方所辖的民众，亦唯有地方兵团始能真正与民众相结合。戡乱战争之初期，我对地方武力作错误之使用，使其固守城镇而作消极防御，地方武力因装备寡劣且教养不足，如固守城镇作消极防御，乃为自取灭亡，而遭共各个击破，至中期我地方武力不是流亡至他乡他县，就是以正规军固守之城镇为避难所；乃完全与民众及地方脱离，至后期为应急扩军，而将全部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军，但又未能及时建立新的地方部队，此无异是拔除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行孤军战斗，地方政治亦全面撤退至正规军据守之城镇内避难。地方部队升级为正规军，本为战时扩军或于战地行应急之单位补充良好制度，但须迅速建立各级地方新的地方部队，使环绕在正规军周围，遍布在广大的乡村，永远是广泛的地方武力，及环绕在正规战周围、散布在广大乡村，到处仍是活跃的非正规战，共共人民战争的方法之一为「乡村包围城巿」，摧毁共共「乡村包围城市」唯一方法，就是我各级地方与共展开「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则功效百倍。
阵地战结合运动战
阵地战结合运动战，这是共军的战略战术名词，简单说：在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后方，为确保侧背安全和彻底集中兵力，没有单纯的攻击或防御，乃攻防混为一体，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交互运用，以此去了解「三角形攻击战斗群」之军事思想，虽不中亦不远矣。共共说：「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此为其阵地战结合运动战的一般解释和运用；运用于围点打援时，围点于分进合击时为运动战，合围之后为阵地战，打援为运动战；阻援打点时，阻援为阵地战，打点于开始时为运动战，待合围后行阵地攻击时又为阵地战；当实拖机动防御时，为争取敌我兵力平衡或优势，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控存强大之机动部队，待敌兵力已疲惫及预备队已用尽，实施主动反击，行以多胜少；于实施机动会战时，以少兵先与敌人对战，行以少胜多，控存强大机动打击部队；待敌兵力疲惫及预备队已用尽时，即以此控存之强大机动打击部队，行机动奇袭使用向战场突进，造成敌人突发事件，使敌人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即自认战败。就辽南会战而论，第一阶段作战，林共以一部于塔山、高桥占领大纵深阵地，以行阻援，此为阵地战，其主力依一点两面战术对锦州包围运动，乃为运动战，待合围后对锦州行阵地攻击，乃转变为阵地战；第二阶段作战，林共以一部于塔山、高桥阻援，为阵地战，另以一部于黑山、大虎山之间山区占领大纵深阵地，阻击我廖耀湘兵团先头，亦为阵地战，其主力对我廖耀湘兵团包围攻击，为运动战；无论如何变化或交互运用，其基本精神乃在各个击破；尔后之平津会战及徐蚌会战，共共均采此同一之作战方式。一临战场，永远是感到兵力不足，如何去努力营造优势作为，此为战场指挥官之本分，又战场情况，绝无一厢情愿之事，在敌人意志尚未被屈服之前，乃敌我双方自由意志之竞赛，我在谋敌，敌亦在谋我，若不能永保心理和物理之平衡，一切战力永无法发挥，若无安全之保证，断无绝对攻击主义之可言，大军作战，应是攻防一元，攻防追退混然一体。
一地固守及外线作战均有其条件
一地固守，其成功乃有其条件，条件之一，为时间有限而非无限，因天下绝无永攻不陷之城池和要塞；条件之二，乃为保有可供补给及补充之后方，以上两条件必须具其一，始可获致成功，否则不可能有其它奇迹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苏战争，俄军其能守得住斯大林格勒，因其始终仍保有伏尔加河方面之后方，可获得源源不断之补给和补充，待德军第六军团于斯大林枯勒被围后，情况乃完全不同，因其所有后方被俄军完全截断，形成四面被围，仅剩空中信道，大军补给和补充，全赖空中运补实难以思议，最后德军连战斗机均参加运补，但为杯水车薪，未久遂油干灯熄，此经验教训并未能使我军有所警惕，戡乱战争中我动辙就是实施空中运补，且大多为高空空投，使最珍之空军兵力，均无效的使用和浪费于该方面；本辽南会战卫立煌自始至终均坚持固守沈阳，但不具备一地固守两条件其中之一，其坚持亦仅是愚而自用，最后亦仅能由死守到守死，使数十万生灵与此名城同归于尽而已。
外线作战，乃强者之战，除兵力须优势外，特须考虑战场上之「时、空」因素，及战场上之统一指挥，首就「时、空」因素而论，分进之各部队相距之「空间」，须在我完成合击之势以前，使敌人无各个击破我军之「时间」，或使敌人无溢出我包围圈之「时闲」，次就战场统一指挥而论，系指由本会之战场指挥官实施统一指挥，非为由坐镇于数千里外之方面军大员或统帅部行统一指挥，否则各部队行动必陷于「鼓响锣不响」，而遭敌人各个击破。戡乱战争中，也可以说我军根本没有「时、空」观念，正如旧式小说一样，不问两地相距多远，人人均可成为孙悟空，说到就到；因此不问两军相距多远，均凭直觉，以两军行「南、北，」对进，或行「东、西」对进，以行夹击共军，此即当时「一得之喜」的外线作战，其结果不是遭共各个击破，就是在我军尚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共军早就溜之一空。例如民国三十五年六月晋南会战，以第一战区整编第一军(辖整编第一、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九十师)由运城附近，及第二战区第三十四军和暂编三十九师由临汾附近，沿同蒲路附近地区，行南北对进，夹击晋南陈赓共军，运城距临汾达一百二十公里以上之空间，结果陈赓共军先各个击破临汾附近我第二战区部队，我残部北退至灵石附近地区，继则陈赓共军复转兵南进，于临汾以东之官雀村各个击破我第一战区正北进之整编第一旅，该旅由第一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建军初成立之第一个师。又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张垣会战，以第十一战区之部队于北平附近，第十二战区部队于集宁附近，沿平绥路附近地区行「东、西」对进，夹击华北聂荣臻共军，北平距离宁远达四百公里以上，幸我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之大骑兵集团行动迅速，我第十一战区部队未遭共军各个击破，但在我尚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共军早已溜之一空，仅收复张垣之空城。又民国三十六年二月鲁中莱芜、吐丝口之役，我以欧震兵团于陇海路附近，李仙洲兵团于胶济路附近，行「南、北」对进夹击鲁中陈、粟共军，陇海路至胶济路间之直线距离在二百六十公里以上，且其间尚有难以克服之沂蒙山区，而该两兵团在战场上又无统一指挥，南方欧震兵团前进至临沂附近即停止前进，祗剩北方李仙洲兵团向南独进，该兵团进抵莱芜、吐丝口附近，遭陈、粟共军包围彻底歼灭。辽南会战仍沿用以往之惯例，以廖耀湘兵团于沈阳附近、侯镜如兵团于锦西附近，沿北宁路附近行「南、北」对进夹击林彪共军，沈阳距锦西远达三百公里，其间关山阻隔，共情阻碍，且战场又乏统一指挥，南、北两兵团行动陷于鼓响锣不响，此外线作战乃不卜而知，断无成功之可能，结果锦州城陷兵亡，廖耀湘兵团复遭共各个击破。于作战中不仅失败之方法不可再用，即成功之方法亦不宜再用，惟我惯于沿用迭经失败之方法，夫复何言。外线作战除前述之「时、空」等因素外，且沿一条主要交通线行「南、北」或「东、西」对进，对敌亦根本未能构成合围之势，共军作战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就是成功，亦仅是将共军赶走而已，即共军一见不能打之状况，早就溜之一空。
直接路线与间接路线
所谓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最简明的说注，就是前进路线或接近路线，系采直线和曲线之分，根据科学「两点间最短之距离为直线」，凭直觉也是直线为最捷近，但所谓「科学」和「直觉」，乃为无敌情、地形等因素存在，直线和曲线若加减敌情、地形等因素后，其实将突为之一变，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故在作战中必须「知天、知地、知彼、知己」，始可称已进入状况，进入状况后所下定之决心和采取之行动，始不致有误。戡乱战争，我军惯于采取直接路线，攻击亦采正面攻击或为平推战术，此因于战争之前期唯力是视，轻视共军，至战争后期又成为畏惧共军，而不敢放胆包围迂回，此乃孙子所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无勇气打开此难关；共军亦摸清我军行动规律，故无论阻扰打点、围点打援、后退包围、伏击等等，无不十拿九稳，以本会战为例，共军占领塔山、高桥大纵深阵地，必可阻止我侯镜如兵团之北进，祗要死守黑山亘大虎山之大纵深阵地，其余地区未部一兵一卒，亦必可阻击我南进之廖耀湘兵团。英国李德哈达在其战略论内说：「当敌人有备时，决不要把你的力量投掷到这个打击之中」，「当一次尝试失败之后，不要再采此同一路线，或采此同一作战方式，以来再发动攻击」。辽南会战，我军明知林彪共军于北宁路及其以西地区已有备(于该方面部署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北宁路以东地区兵力空虚(仅为共两个独立师)，而硬将廖耀湘兵团投入北宁路及以西共军有备之地区，此违反李德哈达前条原则及孙子所说：「趋其所不意」原则；侯镜如兵团于第一阶段作战中，对塔山、高桥共军大纵深阵它攻击已尝试过失败，于第二阶段作战仍采取此同一路线，对塔山、高桥共大纵深阵地再发动攻击，此又违反李德哈达后条原则，及孙子所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原则。国父在民权主义第五讲内说：「有一天我从上海法租界要赶到虹口，但祗剩十五分钟时间，很不容易赶到，便找汽车夫问他能否赶到，汽车夫答可以赶到，坐上车后汽车夫不走最快捷方式的大道，专循弯曲的巷道飞驰急驶，我以为汽车夫在和我捣乱，故意走弯曲道路延迟时间，但不到十五分钟驶到了虹口，我便问汽车夫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条路，汽车夫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走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和行人货物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这就是「以迂为直」的道理。汽车夫是普通的民众，不是哲学家，不懂「以迂为直」之哲理，他是属于「行而后知」，由此可以说明在战争中随时总结经验教训之重要性，另应警悟到个人的经验、智能永远是有限的，唯有群众的经验、智能才是无穷尽，十五分钟由上海法租界到达虹口，国父当时认为是不可能，但一个汽车夫竟能变不可能为可能；因此，不要凡事自以为是，不要瞧不起群众，要多听群众的意见，须知三个臭皮匠，是胜过一个诸葛亮的。
先之先与后之先
先之先即为「先制」，于作战中乃敌我生死存亡之决斗，务分秒必争，及排除一切无效的时间浪费，以争取先制之利，迫敌追随我之意志及适合我之步调，直至彻底战败敌人为止，但先制并非先敌开始攻击，而是先敌完全有利之形势，及先敌发挥战力；例如外线作战时，于敌人各个击破或企图溜走之前，先敌完成合击之势，先敌发挥战力；遭遇战时，先敌完成作战准备，先敌发挥战力，奇袭乃是以有备击敌之无备，先敌发挥战力。后之先乃先制之利已丧失，须浦捉战机予敌致命之一击，或倾在全智全能，奇袭敌人，以夺回先制，即所谓「后来居上」，使主客易势，例如韩战时联军已丧失先制，经于仁川登陆，奇袭敌后，立即夺回先制；第四次以阿战争，以色列军队已丧失先制，经以奇兵于北翼迂回渡过苏彝士运河，奇龑埃及军后方，立即夺回先制，而主客易势。本辽南会战欲以「先之先」掌握先制之利，须确实把握「时、空」因素，及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和精神以赴，在聂荣臻共军尚未及参加决战前，先各个击破锦州附近林彪共军，当时聂荣臻共军三个纵队远在归绥附近，两个纵队在察南，另三个纵队在平汉路北段西侧山区，在「时、空」上均与我有利，我军「先制」之可能行动兹拟案：
作战构想
方针：
东北及华北国军，以先制及决战为目的，对锦州附近林彪共军采分进合击，速战速决，彻底歼灭该共主力，再击灭聂荣臻共军。
指导要领：
为防共对我实施各个击破，各兵团兵力编组及行动，在我完成合击之势以前，使共对我任一兵团均无各个击破之可能。
本会战采「时间性」向目标地区集中，各兵团预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十二时到达目标地区，据此各兵团决定开始行动之时间及所采作战速度。
为秘密我企图，各兵团在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务倾注全智全能，依秘密行动及采高速运动。
为防共不能打就走，有效运用骑兵快速部队在空军近接支持下，迅速截断共军之退路，完成合击之势，不分昼夜迅速压缩包围圈，及继迅突破歼灭。
义县守军务死守至九月三十日，使华北兵团行动有利及为其于会战时之后方掩护。
当共军向我某一路兵团实施各个击破时，该路兵团依攻防兼施以对共，其它各路兵团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及精神向共后突进，完成合击之势。
本会战由最高统帅部指派战场高级指挥官，统一指挥参加本会战之陆、海、空三军，最初指挥所设于葫芦岛，会战时亲临主决战方面。
兵力部署及行动
华北剿总：
现有兵力计十一个军，四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四个骑兵旅。
以六个军、四个独立师，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确保张垣、承德、北平、天津、塘沽等战略要地；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彻底隔离聂荣臻共军与林彪共军会合。
以五个精锐军、三个骑兵师，编组为东进兵团，秘匿向承德附近集中，继经平泉、叶百涛、朝阳各附近，以高速运动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疾进，并以骑兵集团在空军近接支持下，先期进占叶百涛、朝阳，及支持义县守军，为兵团主力开路，暨截断林共退路。
东北剿总：
沈阳附近现有兵力计八个军、两个纵队、一个骑兵旅。
以一个军及两个纵队，守备主要机场，及于沈阳选择要点守备，诱共来攻，使其与共军主力分离。
彻底集中七个军及一个骑兵旅，编组为南进兵团，置沈阳及背后连络线于不顾，采高速运动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该兵团前进部署及行动：
以一个军及一个骑兵旅，沿北宁路附近向南突进，实施佯动以欺骗共军，及掩护兵团主力右侧背。
以四个军于沈阳附近经辽中、盘山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
以两个军于辽阳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向南突出，袭占海城、牛庄后，以一部袭占营口，主力转盘山前进，与主力会合后继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
锦州兵团：
现有兵力计三个军又一个独立师另第三十九军由烟台经海运葫芦岛。
锦州空城以待敌，以一个师之主力固守锦州车站坚固据点，准备死守，该师以一部于锦州城仅部署警戒部队，严密封锁情报，诱共来攻。
为了更好之一跃，原在锦州之两个军秘匿向锦西行后退集中，编组为北进兵团，保持高度机动，配合东北东进兵团及沈阳南进兵团之行动，开始向北突进，为防林共实施「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空心战术，向华北突围对进，该兵团须预为计划阻击林共向南之进路，伏击、奔袭、侧击其主力。
葫芦岛附近海面之海军特编混合舰队，北平、沈阳基地之空军，倾全力支持本会战；但沈阳、锦州基地之空军，须准备适时向北平基地转移，以策安全。
对各兵团训令：
各兵团于运动中如遭共军阻援时，务避免强攻，由各兵团指挥官临机独断，行大胆迂回前进。
各兵团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时，均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和精神以赴，置后方连络于不顾，华北东进兵团以空投补给为主，沈阳南进兵团以迅速取得海上滩头补给为主，锦西附近北进兵团由葫芦岛补给为主，会战期间各兵团以葫芦岛及大小凌河口暨其间滩头补给为主，空投补给为辅。
在当时共军「五虎将」中，以林彪最为慓悍，刘伯承最为狡诈，聂荣臻为最弱之一员，故在作战构想上隔离聂荣臻共军，先行各个击破林彪共军，绝非纸上谈兵，乃确具其可行性。就「战略要点」与「战场焦点」而论，当会战地尚未能概定时，认真说来，无「战略要点」，但有「战场焦点」，此「焦点」乃敌我兵力「分、合」之点，此点为敌人「兵力合力」为我「兵力分力」之际，我应自主主动避免与敌人于此决战，如相反时我应自主主动强迫敌人于此与我决战；徐蚌会战，徐州为陈赓、刘伯承两共「兵力合力」之焦点，为我华东战场兴华北、华中、西北战场「兵力分力」之点，辽南会战，锦州为我东北、华北两战场「兵力合力」之焦点，林彪、聂荣臻两共「兵力分主」之点，林彪共军强攻锦州，正加于老虎口中拔牙，我军若不能自主主动把握此战机于此歼灭林共，实显无能。至十月一日我义县守军已兵败城陷，锦州业彻底被围，此际我军「先制」已完全丧失，由塘沽经海运到达战场之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如能于大、小凌河口及其间滩头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直扑共后，以及沈阳廖耀湘第九兵团对最高统帅之命令能拼命执行，尚可争取「后之先」，于共军手中夺回先制，至少亦可与林共打个平手，不致造成辽南会战最后悲惨结局。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乃千古颠扑不破之真理，戡乱战争中我自始至终均陷于「不知彼不知己」之情况。「不知彼」之根本原因、乃为我以单纯之军事力，与共共之「人民战争」相对抗，在共共之「全民情报、全民情报封锁」下，使我军永陷身于五里雾中；其它乃为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共情，不是以少报多，就是以多报少，但对共情通常是不明，所报之共情完全为臆测，或为仅凭少数谍报人员经道听途说得来之消息，而远在后方之上级恰又均信以为真，对共情判断错误，一切决策及作战计划亦均随之错误。次为谎报及夸大战果，远在后方之上级不但信以为真，且始终不明共军伤亡损失，系以军区部队升级立行单位补充，及将我军被俘人员「即俘即用」；共军即遭受重大伤亡损失，在一夜之内即补充完毕，无奈我远在后方之上级对共军战力之判断，均以共军伤亡损失如何如何为基准，此一错误影响我兵力使用错误，亦即每战我兵力均处于劣势，而遭共军各个击破。再次为对共军从不加研究，例如共军在其「人民战争」下依「面的交通、面的补给」采「小后方」制度，根本不要大后方，辽南会战令廖耀湘第九兵团「进兵彰武，截断林共后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此实不可思议。「不知己」乃多由于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部队到达之位置或兵力驻地，所报到达某某地点，就一师兵力而言，其实际到达者仅为一营或一连之兵力，有时根本都未到达，因当时各部队多采「尖兵战术」，例如上级命令派遣一个团，至团通常派遣一个营，至营通常派遣一个连，此种见怪不怪现象实乃通常之事，因上级永远是坐镇在后方，各级幕僚亦永远是坐在司令部办公，而足不出门，对前方此种实际情况，根本就一无所知；有时虽知，亦睁只眼闭只眼，以示「大智若愚」。次为隐瞒部队伤亡损失、逃亡，以及「吃空」等等，除排、连长心里明白外，任何人均不知该部队确实之人数和确实之武器装备；部队一个团或一个师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隐瞒不报，实乃常有之事。再次为上级或高级幕僚，多凭图上作业及依部队番号计算战力而指挥作战，至戡乱战争后期，诸多部队经迭次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尚未获得补充，或初经补充之新兵尚未及训练，或有兵没有枪、有枪没有兵，此为当时诸多部队之常事，故诸多军、师实际乃仅存其番号而无实质，有时上级虽亦明知如此，但作战命令仍视其为完整战力而下达，更见怪不怪的是作战命令祇赋与各部队之任务和行动，从不管或不过问各部队后勤支持，有时明知共军是两三个纵队之兵力，常令一个师或一个团去击破敌人，此等作战命令不是将共军视为稻草人，就是令部下「挟泰山而超北海」。前述亦仅为举例而已，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而上级之指挥，又过于操切，事事成为包办，如此欲求战胜，祇有祈祷天佑我军。

应以二十一世纪思想使用二十世纪装备
戡乱战争之挫败，若为「画龙点睛」之说法，可以四句话说完：「我以十八世纪之单纯军事力量，于二十世纪对抗共共人民战争；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共从事十八世纪之战争」。先总统蒋公于「军事教育训练的检讨与准备」训词内说：「现代的战争，亦就是新与旧的战争，新则胜，旧则败，新则存，旧则亡，……以色列能以一九六七年的战法，而运用一九三七年的兵器获胜。」，前美军顾问团团长戚烈拉将军在其报告中亦曾说：「国军应经常思考新的战术战技，以及新的与更大胆的作战构想；……如果部队以一九四０年的战术作战，即使用一九六０年的装备，亦不会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努力者，为以配有一九六０年装备的部队，用一九七０年的战术作战」。阿尔及利亚打败法军，而争取其民族独立后曾说：「我们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民族，从事一个二十世纪的战争」。戡乱战争如纯就武力战而言，当时共军仅有陆军，且装备寡劣，而我不仅陆军具有现代化装备，且具有现代化强大之海、空军，但在战争中全以陆军与共军行单打独斗，直至辽南会战与共军进行总成总败之决战，且该会战具有三军联合作战之型态和条件，而我海、空军仍保有开战时完整之战力，但仍以迭经创伤和久战疲惫之陆军与共军行单打独斗，海、空军最多亦仅处于一个配角之地位，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共从事十八世纪战争」；今日共军不仅已具有海、空军，且已处于优势之地位，我必须以二十一世纪之军事思想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始能战胜共军；因以寡击众，以弱敌强，决非全凭斗力或成为装备新旧之比赛，而主凭斗智，战败者乃多为智不如人。故在战争中土地窄小不足畏，人民寡少不足畏，文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装备落伍不足畏，兵寡亦不足畏，巨人常被妏蚋致死，猛师常为蚂蚁屈服，唯有军事思想落伍始足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