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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肾网络,非法器官移植，医院该当何罪？

为什么公立医疗机构改革不容再拖，因为制度的扭曲已达极致，本是公益性（尽管这个词是界定不清，含义模糊的）的医疗机构某种程度上沦为了合法杀人机器，以下的案例触目惊心，而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湖南人胡杰和东北人沈云都失去了一个肾，他们的肾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在被摘除肾脏的过程中，他们遭到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他们遭遇的是横跨几乎整个中国的器官贩卖网络，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又高效运作。

在警方立案后，器官中介们迅速消失，而相关医院回应：这是护士的个人行为。

筷子长的针管将液体注入体内后，湖南小伙胡杰失去了知觉。几个小时后，身体左侧的剧痛让他醒来，他意识到，那颗陪伴了自己25年的左肾，已经不在那里了。

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生在东北人沈云的身上。2009年底，在江西南昌找工作的他被稀里糊涂地骗到了手术台上，几个小时的昏迷之后，一颗肾脏没了。

他们的肾脏都是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到受体身上。在被摘掉肾脏之前，两个年轻打工仔遭遇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在胡杰和沈云失去肾脏的过程中，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分处这条盗肾链条的各个节点，各司其职又完美合作，每一步都有着成熟高效的运作。胡沈二人遭遇的，正是在中国隐秘而一直活跃的地下非法器官买卖网络。

山东德州——卖肾中转营

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进行的手术耗时三个多小时，醒来后的胡杰已经无法言语。加了不止一床被子后他仍觉得冷。2011年1月6日，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绝望中胡杰觉得自己要完了。他说，我不行了。

作为一个有着7年电焊经验、日入百元的广东打工者，胡杰此前的生活还算平稳。他谈过女朋友，喜欢看NBA和其他体育节目。在同为广东打工的父母的愿景中，只要2011年每人年存一万五，他们就可以回到湖南老家不再打工。

变化发生在去年10月。平时喜欢赌博的胡杰加入了一些陌生人的赌局后，高利贷赌债已经积累到两万多。还债心切的他偶然在网上循着“卖肾”或“肾源”之类的词汇搜索，小心联系网络上隐现的多个中介。

没有人帮助他识别这些信息。回顾当初的想法，3月11日晚胡杰深深埋下头后悔异常：“卖肾之后不干重活就可以了，还债之后我还可以学驾驶。”去年10月末，他自认为像找到一个网友一样，在网上找到了靠谱的中介，前往山东德州，称为“刘哥”和“杰哥”的器官贩子们来火车站接他。

火车站同样是沈云的伤心之地。2009年年底，沈从东北到江西南昌找工作，在南昌火车站，一名男子号称能帮他介绍工作，但必须进行细致的“体检”。在南昌一家著名的医院内“体检”后，一颗肾脏没了。

在胡杰悄悄接洽中介的2010年秋天，失去肾脏的沈云的父亲和姑姑已经出现在南昌那家医院的办公室里。家人们愤怒地追问医院切除肾脏的合法性。

还债心切的胡杰完全预料不到他将遭遇什么，那是一张横跨山东、山西、湖南的盗肾网络，作为肾源提供地的德州只是个起点。在德州郊区的一个村子中，胡杰与十几个等待卖肾的人同吃同住，并被安排体检。当时的胡杰是幸运的，两次体检他因胆红素偏高而没有通过，因此无法卖肾。

但即便如此，他仍和其他卖肾者被统一看管，不得离开视线。有些害怕的胡杰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衣服刮了个口子，借口补衣服逃离了德州的村子。此后“刘哥”们每天打他电话，在QQ上给他留言，催他赶到山西临汾，声称已经有了买家。

事后证明，器官贩子们此时已在山西为胡杰找到了一个匹配的受体。到了年底，胡杰终于经不住“刘哥”每天的催促，决定前往山西——这是他还债的惟一办法了。

山西，河南——多家医院参与体检

沈云在失去了一颗肾脏后相当绝望。对于沈云切除肾脏之前发生的胁迫，家人知道得不多。惟一可以确定的来自他为数不多的自述：身份证、手机、钱等被黑中介扣押，失去了人身自由。

胡杰则愿意对外界讲述他的遭遇，他承认自己知道买卖器官违法，但抵挡不住的诱惑仍然源源而来：对身体并无大碍，还可以得到4万块钱。带着这些来自黑中介的美妙许诺，今年1月30日夜里在山西临汾火车站，一个叫王海强的供体中介接到了他。

第二天上午，供体中介王海强与受体中介小卢（音）见面后，便安排肾源“供体”与“受体”之间的会见。会见在一辆车内进行，胡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排是受体和受体的妻子、姐姐。

“受体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就看了我一会，也没有说什么”，胡杰当时没有感觉到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在掌控中被安排的人，“后来中介和他们互相谈”。

随后两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即便是理发，身强体壮的中介王海强也亦步亦趋跟着胡杰防止他逃离。在两位中介的“看护”之下，胡杰在临汾市人民医院做了血常规、尿常规和肾功能等常规检查。

常规检查之后，临汾市长良医院随即接手。两个代表长良医院的中介把胡杰带到河南郑州，分别在郑州武警总医院和郑州三院，检查肾血管造影和淋巴毒配对、血液配型。结果在当天迅速拿到。在回临汾的路上，胡杰听到中介们用专业术语说：供受体配型配到4个点，属于百万里挑一——这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配型。

从郑州回来后，胡杰晚上一直睡不着觉，他甚至有些希望检查没有通过。在临汾的几天里，一直在旅馆房间里看守他的中介王海强，总是摸着自己身体左侧的手术伤疤叫疼。

王海强本人也卖了一颗肾脏，为了向胡杰证明卖肾对身体没有伤害，他与胡杰扳手腕时赢了。胡杰有时候表现出反悔之意，他就叫嚷着要胡杰赔偿所有的体检费用。

第二天，一个叫做秋哥的东北人出现在胡杰的旅馆房间，一边叫骂，一边从胡杰手上抢过了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和行李。“别想走出临汾，只有做了手术才能拿回你的东西！”

临汾长良医院——肾没了

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到下决心的时候了。中介们把胡杰带到临汾长良医院三楼病房，跟受体面谈。胡杰说不出什么成句的话，只是痛哭。

反倒是受体，那个高大的、因为索求肾源曾被骗过几十万元的山西年轻人，开始安慰胡杰，“你不想做就不做了。反正体检也就花了一万多块，我出得起。要是用你这个肾，我一共得花三十多万呢。”

器官贩子们一拥而上，当面给胡杰放下狠话，如果不做手术就“赔钱”，甚至“要了你的小命”。他们将胡杰带到临汾一个叫“天都水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中介们和主刀的医生聚满了一个房间，这时候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黑中介强令胡杰面对患者要笑，不要哭。

大半是恐惧，小半是顺从，胡杰在1月6日晚再次被带到长良医院的三层。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他独自找机会跑下楼梯，发现医院的玻璃门已经锁了，两个门卫一男一女看着，红色羽绒服跑出来把他追回去。第二次他从医院楼宇的小门跑出来，迎面撞到两个器官贩子守在那里。红色羽绒服再次追出来。

刚刚被拉入三楼手术室门里，一名叫曲贤的护士和麻醉师迅速脱去了胡杰的衣裤，只剩下内裤时胡杰抗拒地躲到一边。两个守住门口的中介又把他堵了回去。胡杰被拉上手术台，一大一小两个针管的麻醉剂分别注入手腕和手背上。最多两分钟，胡杰失去了知觉。

主刀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周围的人都称他为“教授”，这是胡杰完全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点记忆。

坐在记者面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胡杰承认自己恐惧之下的反抗不够坚定，但当时摘肾“绝非自愿”。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拼死抵抗。他的肾被切除后，没有任何痕迹，没有病历和法律规定的近亲捐赠和知情同意书。胡杰遭受的，是一次彻底的医学侵犯。他清晰地记得手术前，那颗肾脏的“受体”问医院的护士长曲贤是否签协议，曲贤回答说：我们医院做了很多例，从来不签协议。

沈云的情形略有不同。在南昌的医院里，当他的父亲看到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后，彻底蒙了。循着相关规定和法律，家长多次反问医院，沈云遭受的，到底是不是一次合法的移植？

沈云的父亲为此专门查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第十条为：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赠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场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移植前，需说明人体器官来源的合法性。

沈云家人从主刀医生那里得知，法律所需要的供患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双方户口所在派出所户籍证明、供体和受体的亲属关系证明、自愿捐赠同意书等材料，全部是伪造的。

沈家甚至找到了沈云的受体。在南昌的一家医院中，他们见到了那个接受了沈云的肾的陌生男人，沉沉地卧在病床上。家属告诉沈家，他们买肾的价格，远远超出沈云所得的4万元。

医院的回应——“护士的个人行为”

手术过后两周，胡杰回到广州番禺，他发现自己的虚弱远远超出想象。

原本120斤的体重降到了102斤，浑身乏力走路困难，疼痛之下总要弓着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下床。大便带血，小便时腰部更疼。说话大声一点，伤口连带着整个胸腔一起疼痛。

春节之后他尝试联系长良医院请求治疗，但医院不予理会。他再次想到了网络，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将自身的经历投掷网络。汹涌舆情之下，2月24日早晨8点多，临汾长良医院那个叫曲贤的护士长给胡杰的户头上汇了25000元。下午3点，这位护士长给胡杰发了一条让他“道歉”的短信，叫他依照原文，用快递向临汾市卫生局和长良医院表态：

“我供肾是经一山东中介介绍，开始安排到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做手术，去了后医院说不能做这种手术。中介就把我拉到南方另一家医院做了。在网上发帖我只想披露黑中介买卖肾源一事，为了不暴露真实的手术医院就用了没做手术的长良医院。后来有人向我调查我也是这么说的。现得知长良医院因此受到很严重处理，心里很不是滋味，连累无辜的人员受害深感抱歉，特此声明。胡杰。”

卖肾事件公开后，广东省的卫生监察部门主动为胡杰查体，确认了他的左肾已被取走。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先后介入调查，目前已知，长良医院被罚款三千元并停业整顿，曲贤被羁押，而医院院长陈新安、麻醉师和主刀医生不知去向。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器官中介们已被警方锁定但尚未归案。

按照山西省卫生厅的说法，去年10月两个“受体”举报长良医院非法进行器官移植，但调查未发现相关档案或者病历。此番胡杰案发后，已知长良医院并不具备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资质，但护士长本人具有行医资质。医院再次试图撇清责任，向调查的卫生部门出了一个盖有公章的文书，声明此番盗肾“是护士长个人行为”。

喜欢粤语老歌的胡杰将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挂在自己QQ签名档上，他决定维权到底。3月7日他再赴山西临汾，警方因此立案，但警方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器官中介们身上。

在仔细研读法条之后，沈云的家人却发现，类似器官被盗的案例，司法追究从未降临到医院和医生的头上。他们决定向医院讨个公道。在与医院谈判之后，他们向江西省卫生厅举报，要求追究医院的责任。

医院最终选择用合约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医方与沈云的家人签署协议：同意支付一部分钱，但条件之一是沈家不能公开维权。

胡杰却没有得到来自医院方面的任何说法，临汾长良医院在他向山西警方报案后的表现，与手术期间一样冰冷。在肾脏被摘除后的第4天，医生就拔掉了导尿管。在长良医院病房的那几天，他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10米远的路需要走10分钟。他的嘴唇干得开裂，但没有一个护士给他倒杯水喝。

中介们在他昏迷的时候归还了他的手机、银行卡和行李，就放在他长良医院病房的床头。他打开手机，看到银行的入账短信。中介们没有如约给他打4万块，只是给了2万7千块钱。自己的肾，连同它的价格，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手术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请出”医院，自己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手术后第10天拆线；手术后第12天，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打工地广州。而今15厘米长的伤口连同粗壮的缝合痕迹，像蜈蚣一样盘踞在他腰间的左前方。

胡杰的父亲在2月底才知道他的遭遇。胡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他惟一能做的，只是跟胡杰抱头痛哭。

手术之后，胡杰再也联系不上自己肾脏的受体——那个年轻的山西人；他更找不到那些曾经诱骗、威胁和拘禁过他的中介。山西警方最近给他的回应是：“器官贩子们都逃了，案子还在查”。他要找个说法的希望，似乎跟他已经失去的肾脏一样难寻踪迹。

正规医院和医护人员往往是非法器官买卖和移植案例中的重要一环，但至今少有医院被追究法律责任
胡杰和沈云遭遇的盗肾事件像极了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年轻人被迷醉后在宾馆的浴缸里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带血的冰块。一个纸条放在身侧，上书“借用一下你的肾，赶紧拨打120，否则你会死的”。
惟一不同的是，他们醒来时躺在病床而不是浴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新生。而在这新生的门槛上，横亘着另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器官的庞大的供需市场，造就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司法事实，即参与了器官买卖的贩子们往往能被法办，而掌握着手术刀的医院和医生们，却难以被司法追究。
“器官在贩子手里”
在向警方报案后，胡杰却遭到了另一个卖肾者阿元（化名）的嘲笑，阿元骂他傻，断言报警不会有任何结果。
两年前同样被胁迫卖肾的河南周口人阿元，一颗肾“卖”了3万块。阿元向警察投诉胁迫，警察却听信了医生的说法，说阿元是“高高兴兴进入手术室的”。
阿元为自己维权一个月的结果是，当事医院被卫生局罚了一大笔钱，不过也仅此而已。没有医生被法办。时至今日，阿元仍然坚信一个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私了”，即事后与医院讨价还价，为自己的肾争取到一个好的价码。
而医院，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形成丑闻，也乐于以低价灭火的方式，处理来自受害者的投诉。
循着这些发生在供应链末端的事实，整体上器官移植的困境也变得明确：需要器官的人太多，而供体很少，由此滋生了一个光怪陆离、耸人听闻的市场。
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约30万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
人体器官领域一种叫做“亲体移植”（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的现象开始兴起。
变化很快体现在数据上。根据《财经》杂志的数据，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当年，全国肝移植中，1/4来源于活体；而在3年前，这一比例只有0.32％。另一个数字来自一位行内医生。他说，以往活体移植占不到5％，2007年上升至15％－20％，2008年迅速超过一半。
一方面在拯救重症者，另一方面，却在制造乱象：供体、受者、中介、医院、医生各司其职又完美配合，利用造假户口等，将张三的器官，移植到素不相识的李四身上，以此赚得暴利。按照行内医生的说法，国内的活体移植，相当多一部分存在器官买卖和虚假手续，地下黑市屡禁不止。某种程度上，大部分的器官掌握在那些熟悉供需双方和医院的器官贩子手中。
中国的卫生系统已经意识到，从根本而言，器官的紧缺造成了非法买卖，如何在法制框架下建立起自愿捐献、公正分配的良性捐献体系，成为当务之急。2009年下半年，捐献体系开始在全国几个城市试点。
正是在这一年年底，在中国器官来源治本之路的起点上，沈云的肾在胁迫下被摘除了。
少有医生被法办
翻阅过往中国的司法判例，在非法的器官买卖当中，少有医生被法办。
2006年的秋冬时节，河北乞丐仝革飞被王朝阳等拘禁在一个废弃的变电站。乞丐被勒死后，双肾、一肝、一脾、一胰腺等共5个器官被摘除。最终获利1.5万元的器官贩子王朝阳受审时称，“正切割时，仝革飞突然抬起手臂抓了一个医生的臂膀一下，有名医生踩住仝革飞的胳膊，很快就弄完了。”涉事者包括武汉和北京有关医院医生。
根据媒体报道，检方并未起诉当事医生，他们是以证人身份出现在司法文书和审判环节。这让王朝阳的辩护律师异常不解。
无论如何，王朝阳案催生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夏天出台。600多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被削减到160多家，且不断施行行业审查。
大同小异的情节，在另一起器官买卖的审判中再度发生。2009年3月至5月的两月间，河南农民、器官贩子蔡少华等，伪造供体和受体的亲戚关系证明，先后进行了4次器官买卖获得近60万元，被控非法经营罪获刑7年。根据判决书，这宗器官买卖案涉及北京几家医院。
在对蔡少华的审判中，医生同样以证人出现而未被法办。蔡少华的辩护律师胡益华在电话中大声向本报记者批判器官移植的乱象：“器官移植的手续大多都是假的。惟一的办法是控制医院这一环节。”
胡的逻辑非常简单，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医方有审查器官来源是否合法的义务。“医疗人员与他人互相串通进行人体器官倒卖的，一般负有刑事责任。医院或医生明知他人在倒卖人体器官，或明知供体不符合法定条件，而进行器官移植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胡益华说。
目前已知，对器官买卖最为严厉的司法处置来自兰州。也是在2009年，两个未满18岁少年的肾脏，被器官贩子以伪造手续的方式移植给他人。最终器官贩子被控故意伤害罪。这个残酷的案例中，没有医生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多位遭遇盗取器官的受害者家人强调，医生和医院也应该承当相应的刑事责任，“你们报纸要呼吁一下，摘器官的和做手术的，可都是移植科的医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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