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招生办官网:散文：胎记：怀旧的苏州（三篇）

燕 家 巷

这条巷子如今在还是不在，已经不很重要了。据说它就在医学院后门，从十全街可以绕进去。而我无数次到十全街去，为的是去看望朋友，诗人陶文瑜和小说家叶弥在苏州杂志社工作，他们的单位在十全街的南林饭店一侧，一条也许跟燕家巷同样幽深、破旧的小巷子里。这巷子名叫青石弄，杂志社位于青石弄五号，这个漂亮的小院子是叶圣陶先生的故居。每次走进青石弄，都会有这样的念头突然降临：我为什么不去燕家巷看一看呢？或者想：这是不是燕家巷呢？燕家巷也是这个样子么？

但我真的一次都没有重回燕家巷。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小巷，绝对不是一条像青石弄这样平凡的巷子。它是一个神秘所在，业已消失了的一道时间的缝隙，是我人生的出口。现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即使还存在着，它也一定早已面目全非了。如果再刻意地去寻访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是留在记忆中的——甚至连记忆都谈不上，其实我早已忘记了与它有关的一切，关于燕家巷的所有知识，都只是来自于母亲零零碎碎的叙述。燕家巷，燕家巷，这个地方，世界上是不是真有这个地方呢？也许绕进十全街，放慢脚步，抬起头，终能找到一块深蓝色的小搪瓷牌子，上头用隶书写着“燕家巷”三个白字。但它果真是“那一条”燕家巷么？母亲已经不在人世，那么还有什么人能明确地告诉我，我就是出生在这条巷子里的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在燕家巷里出现了。此前我一直交融在一片混沌之中，那里没有欢乐与悲伤，也没有饥饿与寒冷，那一片混沌像一床无边无际的棉被，覆盖了一切。现在，某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我却露脸了。我给燕家巷增添了几声啼哭，使这个饥饿的岁月更多了一份饥饿。

我当然无法让人相信，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的乳名竟然是“胖胖”。不管是谁，要是听说我有这么一个乳名，一定会大笑起来。是啊，我又高又瘦，怎么能跟“胖胖”这样一个极端的名字联系到一起呢？但母亲坚持说，我小时候确实是胖，并且拿出一些照片来证明她所言不虚。照片上的孩子，确实是个胖子。可是他凭什么长得这么胖呢？六十年代初，饥饿席卷中国大地，他非但不是骨瘦如柴，却胖成这副样子，真是不可思议！母亲不止一次回忆，说我幼时特别能吃。其实那个年代，除了已经饿死的人，人人都是特别能吃的。我又怎么会吃成这么一个胖子呢？感谢母亲，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谢母亲，她的乳汁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乳汁，有着最丰富的营养。否则的话，你就是再爱你的孩子，也不能保证把他养成一个胖子。即使把他的小身体当成气球一样来吹，也不见得就能吹成一个胖子。如果今天，或者未来，有人要为那一段灰暗的历史涂脂抹粉，他应该设法找到我幼时的照片，这将是一件他可以用来涂改历史、向后人撒弥天之大谎的有力武器。他拿着我的照片，说，你们看！你们看！谁说那时候饿殍遍地了？请看，这个孩子出生于一九六○年四月，你们看！你们看看！他长得这么胖，这么胖，完全是一副营养过剩的样子嘛！这说明了什么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说明了一切！

可是据母亲说，我还算不上是一个最胖的孩子。在同一条巷子里，我们的一个邻居，产下了一个比我更胖的小子。燕家巷真是一条奇怪的巷子，它以两个胖子，来掩盖历史的真相。那飓风一样横扫中国的要命的饥饿，那些如今还讳莫如深的悲惨事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饿死的人已经不再开口说话，而照片上的小胖子，却在永远地混淆视听。

虽然胖，却胖不过别人，我因此在燕家巷里只能被称作“小胖”。因为母亲年复一年的回忆，大胖的狡黠和懦弱，顽强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据说在就近的托儿所里，大胖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先把碗里的饭吃掉，很快地吃掉之后，端起他可恶的空碗，一遍遍喊：谢谢阿姨添添！谢谢阿姨添添！阿姨于是把饭桶内壁上的饭粒，都刮进了大胖的碗里。而我则埋头吃菜，先把分给自己的一份菜吃了，再吃饭。等我吃完饭，也模仿大胖，端起空碗喊：谢谢阿姨添添！可是哪里还有饭可添？这是大胖的狡黠，与生俱来，轻易是学不会的。而大胖的懦弱则表现在，他的保姆常用一根稻草将他缚在燕家巷的一棵桂花树（据说巷里是有着一棵桂花树的，此刻我闻到它令人恍惚的香气了）上，他竟然会半天不敢逃脱。谁都知道，他只要稍稍用力，凭他的体格，就是一根绳子，一抬腿也能挣断。但一根稻草就束缚住了他。他只是哭着，喊着“救命”，在桂花树下落泪，流鼻涕，直到嗓子沙哑才安静下来。他甚至都不敢跺脚，唯恐把缠在脚踝上的那根稻草弄断了。他是一个便于统治的顺民。他非常善于将自己的肚子填饱，却从来不想革命。

而相对来说，我却是燕家巷里“垮掉的一代”。我不听话。托儿所的阿姨明明规定，大家都不准靠近盛粥的木桶。我却悄悄潜了过去，企图爬到粥桶的木盖上。结果是桶盖一翘，一条手臂伸进了滚烫的粥桶。这就是革命的代价。阿姨取来一块抹布，要擦掉我手臂上滚烫黏稠的粥，结果把我的皮肤都擦掉了——这个事件直到我有了孩子，我的母亲回忆起它来，还禁不住落下老泪。

文 化 宫

苏州市工人文化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是一个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当然那时候我还小，不会自己走着去，都是由我母亲背着，一步步向那里走去。那里有无数绿树，有石子铺成的小径，有宽阔的草坪，还有其他游人。我们坐在那草坪上，可以看树，也可以看人。当然，也被人看。当有人因为我的胖而驻足，并投来复杂的眼光（是惊异，还是羡慕？），当有人不加掩饰地赞美我的胖时，我的母亲，就会很幸福地笑起来。这个美丽的妇人，在我们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能将一个小子哺育得这么胖，吸引许多游人的眼球，她创造了人间奇迹。她确实值得骄傲。当然她也要小心啊，免得遭人嫉妒和眼红。有一次，我们又去文化宫，母亲抱着我，而我则抱着一块饼干。我啃着饼干，嘴里发出夸张的呀呀之声，那是饼干发出来的声音，芳香的声音，那是饼干的歌唱。但是，进了文化宫，这声音就变成了一声大哭。母亲转过头来，发现我嘴里的饼干没有了。这块饼干，不是被我吞了下去，而是被一只掠夺之手抢走了。抢饼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那人抢了饼干就跑。他跑得飞快。其实他不用跑，即使他被见义勇为的人抓住，人们也奈何他不得。因为，饼干（只有半块了吧）早已被他吃下去了。除非将他开膛破肚，我们已不能夺回饼干了。

将我抱着，或者背着，到了文化宫，母亲已经累得不行了。用她的话来说，是“双脚发飘”，有时候还“眼冒金星”。于是她就在草坪上坐下来，而我呢，就在草坪上爬来爬去。母亲说，那时候条件差，也就不太讲究卫生。其实一个幼儿在草坪上爬，确实不够卫生。草坪上虽然有草的清香，虽然有透明的夜露，但也有游人脚底肮脏的泥，甚至痰。母亲说，因为许多孩子都在草坪上爬，所以我们也在草坪上爬。但人家都那么瘦，为什么我这么胖呢？

一九八○年代，我每次进城，都会去文化馆转一转。因为那儿离南门汽车站近，买好了车票，就到文化宫坐坐，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有绿树草坪的候车室。有时候，离上车还早，我就去文化宫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因为要坐车，每次都来不及把电影看完。因此在车上，我就闭上眼，把没有演完的电影在想象中继续下去。好的电影都有好的音乐，那音乐一路跟随着我，像躲进耳朵里的一只蜜蜂，嗡嗡嗡嗡。好的电影一般也都有一个迷人的女主角，那美女也一路跟着我，像眼前一条轻盈的缎带，飘飘忽忽。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在文化宫的草坪上坐着，屁股底下铺一张报纸，这样显得比较卫生。坐在树荫下，我的目光，总是被成双作对的情侣吸引。我以怅惘的心情看他们。我看他们从远处走来，看他们从近处走远。看由远而近的正面，看由近而远的背影。一旦他们发现了我，我就把目光收回。也看到过青年男女一边走一边吵架，他们吵得很厉害，声音尖锐，表情狰狞。最后女的哭了，靠在树上，不肯再走。有时候，男的只管走的，不再理睬这女的，让这女的去哭，哭死也不管了。也有男的心软，走了几步，或者十几步，会回过头来，过来劝女的。男的认了错，女的还不饶。男的伸过手来拉女的，女的把他挡开。

还是一九八○年代，一个夏天，文化宫里搭起了一个帐蓬。帐蓬上的广告写着，里面正进行着美人鱼表演。有碎声的喇叭里，一个男人嘶哑的声音也在喊：快来看，美人鱼表演啦，马上就要开始啦，要看的人快买票啦！我知道这世上除了哥本哈根，其他地方很难见美人鱼。也许根本就没有美人鱼。但现在他们说，里面有一条美人鱼，正在进行表演。迪斯科音乐震耳欲聋，但马戏团的喇叭显然有问题，听着听着，就听出了跑调。我买了票，钻进了帐蓬。美人鱼果然在表演。但她不是真正的美人鱼，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只是穿了一条美人鱼的裙子，胸口很低，头发又长又散乱，正在一只大玻璃缸里游泳。她的脑袋从水里露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光很纯，让我无端想起伊豆的舞女。“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滴滴嗒嗒地流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我居然还想起《伊豆的舞女》里的句子，真是莫名其妙。美人鱼表演完了，就有一个国字脸的男人出来，问大家想不想看到不穿衣服的美人鱼。大家都说想。国字脸就说，想看的人，要交十块钱。不想看的，请快出去。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一起留了下来。国字脸过来收钱，有人嚷嚷，要先看后付钱。国字脸眼露凶光，说这里的规矩，就是先收钱后看！于是不再有人嚷嚷，反正先看后看都是看，就交了钱再说吧。收齐了钱，帐蓬里的灯光骤暗。大家的眼睛，都在黑暗里向着同一个地方闪亮，期待着裸体的美人鱼的出现。经过了焦灼的等待，美人鱼终于出现了，而且确实只穿了一条裤头，半裸着，双乳又圆又挺。但是，裸体的美人鱼并非真人，她只是出现在投影电视的屏幕上。有人不满意了，提出要看真人。这时候灯光亮了，迪斯科的音乐又震耳欲聋地响起来。帐蓬的门帘掀开了，外面的阳光照射进来。国字脸的声音，又出现在破碎的喇叭里，他喊着：来，看美人鱼表演啦，马上就要开始啦，要看的人快买票啦！他一边喊，一边将我们驱赶出帐蓬。

整个一九九○年代，我没去过文化宫。

今年“非典”之前，我骑助动车经过文化宫，突然一个念头让我把车停下了。我走了进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进去。也许只是风太大了，也许是助动车的声音太吵，我觉得有点头晕。我想进去转一圈，希望在很安静的角落坐一坐。结果我看到对面走过来一个漂亮姑娘，年龄大概三十不到吧，她从对面向我走来，她长得与我的母亲几乎一模一样。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与眼前这个姑娘，真是别无二致。我看着这个越走越近的美丽姑娘，简直要惊呆了。我差一点开口叫她“妈妈”。但是，要知道，如果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喊一位年轻姑娘“妈妈”的话，这事儿会有多荒唐！要不是母亲已经去世，我会立即打电话给她，告诉她，妈妈，我在文化宫看见一个人，与你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灵 岩 山

第一次去灵岩山，是读初一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父亲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我的母亲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他们是既是我的家长，又是我的老师和校领导，三者混为一谈。我的日子不太好过，对我来说，学校与家庭，没有了明显的分野，整个是一个专制的大一统。学校评三好学生了，他们以家长的身份替我谦虚。而在家庭里，他们又常常以老师和校领导的面目出现，使我在完成作业上头不能偷懒，而又生生剥夺了“读闲书”的权利。这有点像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怎么说呢，自由的空间自然狭窄多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坏处是，哪个任课老师看我不顺眼，他们就随时随地可以向家长告我的恶状。对我进行家访，对这些可恶的老师来说，是一件既不费时又不费力的事。渐渐他们好象对此上了瘾，好象一天不挑出我的毛病，一天不向我的父母数落一下我的不是，这一天的太阳就不能顺利西沉似的。我的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她很不应该地对那些告状的任课老师出言不逊，她说：“看你们说的，照你们这么说，我的儿子都够得上劳动教养了！”虽然说，她作为一名班主任，以及学生家长，面对对她儿子的批评，说出这样的话，是很不应该的。但是，她这样说，同时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不私自己的孩子？你们天天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汇报给她，好象不把她的儿子抹得比非洲人还黑，就心有不甘似的，这怎么可能让她高兴？诋毁她的儿子，不就是诋毁她么？她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母亲此言一出，就此断了那些可恶的任课老师的恶谏之路。但是我的日子却并没有好过起来，这些苍蝇，转而飞向我的父亲。他们只是稍稍多走几步路，来到校长室，把我的种种“劣行”，添油加醋地说给我的校长父亲听。父亲大人可没有母亲那么心慈手软，他对那些人的诽谤，常常不辨真伪，回来就是给我两个巴掌。他这么做，导致了我对那几个任课老师的仇恨，因此上他们的课，我更是竭尽恶作剧之能事。而他们，因此也告状告得更凶了。什么要怨怨相报？什么叫恶性循环？这就是啊。

当然，既是学生，又是儿子，成为如此尴尬的角色，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比方说，学校决定组织一批学生去灵岩山，自然就有我的份。因为我是教师子女嘛，而且还是校长的儿子。不过用父亲的话来说，这并不是特权，因为去灵岩山，是步行而去，是一场艰苦的锻炼。他这么说，好象让我优先进入名单，有点毛主席派毛岸英去朝鲜战场的味道，是一种大公无私，为了革命不惜让亲生儿子去当炮灰似的。

芦墟到灵岩山，大约有一百多公里吧。我们走了三天才到。我们的脚上，走出了泡。又累又困，我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就像农村里所说的睡“竖头觉”。父亲则手提一个硬纸板卷成的话筒，不断地高呼口号，鼓动大家，给大家打气。他的口号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学学革命老前辈。他很会做宣传工作，他还暗地里派了一位体育老师打前站，像神行太保戴宗一样，远远地走到大部队前面，然后在路上，在沥青路面上用粉笔写上标语。标语是：胜利在向你招手，曙光在前头！加油啊，芦墟中学的师生们！开始我们没有搞清其中奥秘，傻傻地为地面上的标语而惊诧不已。我们没想到它就是我们自己人写的。那是谁写的？就像VFO和麦地怪圈一样，视为神迹。体育老师很会玩花样，不仅写标语，还画点儿漫画。他层出不穷的留言，提起了我们的精神。到后来，我觉得自己走啊走啊，就是为了快点儿走到前面，看看地上又出现了什么新的花样。

如此吃苦耐劳，是为了到灵岩山去参观泥塑《收租院》，接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到达灵岩山脚下，正遇一场滂沱大雨。所有的人，都成了落汤鸡。风雨之中，即使有人给自己披上了自备的塑料薄膜，也无济无事。我突然很奇怪地想，幸亏我不是一尊泥塑，否则，我就会在这狂风豪雨之中一点点矮下去，最后成为泥水。

在参观泥塑《收租院》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某个泥塑上的一颗玻璃眼珠子不见了。管理员坚称，在我们这批师生进入参观大厅之前，它肯定还在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眼珠显然是被我们偷走了。

我们参观，始终跟着一位年轻的女讲解员。这个姑娘大眼睛，但是嗓音太响，不够悦耳。她的阶级感情非常朴素。她在讲解的时候，始终很投入，很用感情。比方说，她在讲到地主刘文采如何将雇农关进水牢，讲到刘文采那么大了，还吃穷人妇女的奶，讲着讲着，她竟然落下泪来。在她落泪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头喊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大家就跟着一起喊。

好在被抠掉一颗眼珠的，不是别人，正是地主刘文采。否则的话，如果是一位苦大仇深的雇农的眼珠被盗的话，那将是一桩性质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但尽管如此，展览馆方面还是希望父亲能够查一查，看谁把刘文采的眼睛偷了。

在风光秀丽的灵岩山上，在“收租院”外，父亲将全体师生集合起来，开始排查。当然查不出来。谁都相信，这颗刘文采的眼珠，一定不是我们偷的。大家最后有点气愤起来，凭什么肯定是我们拿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我们进行搜身，那真是比刘文采还要霸道的行径啊。下山的路上，我听到有人提议说，要回到山上去，跟展览馆的人把问题说说清楚，我们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走掉。但这建议没有被我父亲采纳。这时候雨过天晴，向山下望去，乾坤清明，景色非常宜人。大家的心情显然都不错，因此也就变得比较宽容了。有人调侃说，即使那颗眼珠真是我们拿的，我们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狗日的刘文采，让他瞎了一只眼，也是为劳动人民报仇雪恨啊！

不完全是因为当时的记忆已经模糊，而是那时候的我，根本就没用心去记，泥塑《收租院》展览，到底是举办在山顶的寺院里呢，还是另一座什么建筑中。一九八八年，我与母亲一起前往太平公墓安葬父亲的骨灰，之后顺道登上灵岩山，我忽然想起了这个问题。然而母亲也说不出来。她说，当年雨下得那么大，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糊里糊涂地上山。反正是跟着别人走，东南西北都不晓得。走到目的地，进了一幢什么样的房子，真是搞不清了。不过母亲说，你爸爸一定晓得。但是父亲已经长眠于太平山下，问他他也不会回答了。

一九八○年代以来，我又无数次登上灵岩山。与同学，与同事，与文朋诗友，与恋人，与妻女。每一次的感受却都差不多。在那山道上走走看看，到了乌龟望太湖，就歇一歇脚，与乌龟一起引颈眺望一番。或者是骑坐到石龟身上，拍一张照片。到得山顶，无非也就是吃上一碗和尚面。不知道为什么，这斋面，每一次吃，都会觉得不如上一次的好吃。什么吴王井，什么馆娃宫，也是见的次数多了，看上去也就不再有什么感觉。而想起第一次上山去看《收租院》，竟仿佛前尘影事——好象这事儿，与灵岩山其实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好友陶文瑜、薛亦然曾对我说，他们与灵岩寺的主持颇有私交，什么时候要相约了一起到寺院里过上一夜。山寺内风清月白，暮鼓晨钟，对凡夫俗子来说，倒确实是难得一度。但这事儿，听他们说起也有好多年了，却一直没有下文。不知是他们忘了呢，还是古寺中早已更换了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