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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言到白话，从平民语到文人笔墨，从党八股到小布尔乔亚之文，汉语言在20世纪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实用主义一直是汉语身上的重负，以致其审美的功能日趋弱化了。六七十年代，汉语的表达是贫困的，文字的许多潜力都丧失掉了。所谓新时期文学，恰是在这个贫困的时期开始的。“四人帮”垮台后，中国重新开始了梦的书写。那时还是观念的现代的转型，个体意识的萌动还是后来的事情。到了80年代，文化的自觉意识在学界和文坛蔓延，随笔、杂文的风格也渐趋多样化。开始的时候，还是文字的合唱，鲜见独异的声音。一切还是被观念化的东西所包裹，后来就渐渐神采四射，有深切的词语登上舞台。最初引人关注还只是社会问题层面的话题，个体生命的呻吟是稀少的，几年后自省式的短章才不断涌现。当时的作家沉浸在思想解放的神往里，全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痕迹。
　　
　　一
　　
　　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一个八股的时代正在隐去。五四风尚、明清小品、俄苏笔意、意识流、现代主义等在人们的笔端流出。世界突然五光十色了，人们知道冲出囚牢的意义。有趣的是，那时候给人们带来兴奋的不是青年，恰是那些久经风雨的老人。
　　巴金、冰心、曹禺、钱锺书、胡风……这些人大多经历过个人主义精神的沐浴，后来转向国家叙事，晚年又重归个体情趣。巴金以讲真话的胆量在呼唤鲁迅的传统，冰心在预示着美文的力量，钱锺书的谈吐不乏智者的神姿。那时报刊的文章在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如唐弢、黄裳的写作把旧有的文人气吹到了文坛，他们的文字是典型的报人风骨，留有民国文人的趣味，没有被当代的文风所同化。孙犁的文字在晚年越发清俊，以爽目、坚毅、优美的短篇洗刷着历史的泥垢。孙氏的作品，有田野的清风，没有杂质，一切都是从心灵里流出来的。一方面有作家的敏感，另一方面则流动着学人式的厚重。他在许多地方模仿鲁迅的思路，又自成一家，给世人的影响不可小视。贾平凹、铁凝等人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我们从刘绍棠、从维熙等人的作品里甚至也能呼吸到类似的新风。杨绛的笔锋是锐利清俊的，她对知识阶级的人木三分的透视，乃学识与智慧的交织。那里有西洋文学的开阔与晚清文人的宁静，有时带着寒冷的感觉，有时是彻悟后的闲情，将文字变成智者的攀援。较之那些哭天喊地的文学，她的不为外界所动的神态，消解了世俗的紧张。五四时期是青年的天下，新时期却是老人尽显风姿的日子。历史像开了一个玩笑：“旧人物”展示了丰沛的土壤，在这个土壤里，中断了的五四遗产重新闪现着。
　　学问家的写作在这个时期是风骚俱现的。季羡林、金克木、费孝通、冯至都以自己的短章让世人看到文字的魅力。他们放松心境地倾诉内心的情感，留下的是别类的心得。述人、谈己、阅世，渗透着生命的哲思。不都是哀怨，有时坚毅的目光照着世界，使我们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感到世上还有如此宽阔的情怀，不禁欣慰。王蒙曾呼吁作家的学者化，其实就暗含着对汉语书写的灵智力的召唤。
　　
　　二
　　
　　在老人的书写群落里，张中行与木心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曾被久久湮没着，无人问津。可是这些边缘人的出现，给散文界的震动非同小可。80年代，张中行的作品问世，一时旋风滚动。到了2006年，木心被从海外介绍过来，引起了读者的久久打量。
　　张中行的思想是罗素与庄子等人的嫁接，文章沿袭周作人的风格，渐成新体。他的文字有诗人的伤感也有史家的无奈，哲人的情思也是深埋其间的。意象是取于庄子、唐诗，思想则是怀疑主义与自由意识的。在他的文本里，平民的情感与古典哲学的高贵气质，没有界限。他的独语是对无限的惶惑及有限的自觉，文化的道学化在他那里是绝迹的。也因于此，他把周氏兄弟以来的好的传统，延续了下来。
　　自从木心被介绍到大陆，读者与批评界的反应似乎是两个状态，前者热烈，后者平静。作品的被认可，在过去多是借助了文学之外的力量，或是现实的心理需求。有时乃文学上的复古，明清的所谓回到汉唐，80年代的回到“五四”，都是。木心绕过了这一切。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主义的标榜，不拍学人的马屁，自然也不附和民众的口味。东西方的语汇在一个调色板里被一体化了。这是一个独异的人，一个走在天地之间的狂士。类似鲁迅当年所说的过客，只不过这个过客，要通达和乐观得多，且把那么多美丽的圣物呈现给世人。有多少人欣赏自己并不重要，拓展出别一类的世界才是创造者的使命。
　　文学本应有另外一个生态，木心告诉了我们这种可能。文学史家对他的缄默是一个错位，不在文学史里却续写着文学史，便是他的价值。看看网络的反应，足可证矣。
　　一些杰出的画家，如吴冠中、范曾、陈丹青，偶然的写作，打破了文坛的格局，使我们瞭望到新奇的存在。散文界的杰作常常出自于非文学界的人，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画家的介入，引入的是新的景观。杨振宁、李政道都写一手好的文章，奇异的思维改写了人的记忆。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的可能，远未被调换出来呢。
　　我说过，当代文学史存在着两个传统，即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现在依然坚持这个看法。30年代，周作人认为文章存在着“载道”和“言志”两个流派。钱锺书曾对此表示异议，那是学术之争，难说谁对谁错。在我看来，“载道”与“言志”后来经由鲁迅兄弟的穿越，形成了现实性与书斋化两种审美路向。至少在80年代，散文还在鲁迅、周作人的两个传统里盘旋，其他风格的作品还没有形成气候。鲁迅的峻急、冷酷及大爱，对许多作家影响巨大。优秀的作者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思想的辐射。邵燕祥、何满子、朱正、钱理群、赵园、王得后、林贤治都有鲁迅的风骨。邵燕祥短文有犀利的力量，毫无温吞平和的虚伪，常常让人随之心动，正切合了“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传统。何满子谈历史与现状，袒露着胸怀，何曾有伪态的东西?朱正严明、牧惠深切、赵园肃杀，是真的人的声音。对世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作家的自我表达，多了批判的笔触，与其说是指向荒诞的存在，不如说也在无情地冷观自己。只是他们中的人对西学了解有限，没能出现大的格局和气象，这是与鲁迅有别的地方。
　　周作人的传统在历史上被诟病，可实际是存在这样的余脉的。沈从文当年就是受到周氏的影响，后来的俞平伯、江绍原走的也是这个路子。80年代后，周作人的作品重印，他的审美认同者们也被推出水面。舒芜、张中行、钟叔河、邓云乡都有学识的风采与笔致的神韵。他们把金刚怒目的一面引到自然平静之中，明代文人的灵动与闲适杂于其间。个人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健康的空间，文人的表达也是隐曲与委婉的。以“说出”为目的，而非言“他人之志”为旨趣的表达，在更年轻的一代如止庵、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