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哾美娜最新:评价仇和不能脱离现实语境 人民日报《时代潮》2005年 第二十二期

　　（人民日报《时代潮》2005年 第二十二期  晓舟）  去宿迁采访之前，我查阅了大量有关宿迁改革，有关仇和的报道和评论。几乎所有的媒体记述都将笔墨集中在了整顿治安、强力肃贪、扣公务员工资修路、强制官员离岗招商、高速推进小城镇建设、强制引导民风、大面积“拍卖”公共资产等一系列雷厉风行而又充满争议的改革上；而几乎所有的评论呈现的都是一边倒：“酷吏”、“铁血”、“一意孤行”甚至于“胡闹”，仇和被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人治标签，被斥为“法治的破坏者”、“人权的践踏者”。

　　虽然说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尽量客观，但要说一个记者完全没有自己的倾向性这是不可能的。在看完几乎所有我能掌握的材料后，我虽然没有像有些学者那样“旗帜鲜明地否定仇和”，但在内心深处，我对这个强权的施政者也是排斥的。

　　在宿迁采访，为了寻求更多的事实，我除与各级官员交谈，还在晚上避开当地官员的陪伴，到街头巷尾与老百姓交谈。看着漂亮整洁的街道，想象着这里过去的脏乱差；听着老百姓那种既感叹又自豪的矛盾语调，想象着这里持续几年惊心动魄的改革；听着仇和那种“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的悲壮言语，试着触摸他那孤独而坚忍的心灵，我逐渐迷失了：迷失在权与法的对立，迷失在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我可以理解在未来法治环境下如何评价仇和的改革，但无法在现实环境中论断仇和的改革，我也不知道我们是需要更多的仇和还是该更多地否定仇和。

　　但一直以来，我都在想仇和改革的争议和痛苦的根源，也许矛盾――现实环境与纯粹的法治语境的矛盾，才是仇和改革争议的根源。

　　在仇和所有的改革中，其实都围绕着仇和的一个思想：“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他习惯“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把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他曾经说过一系列被媒体广为传播的话，例如，“在宿迁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和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从今以后，不许政府再创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这些彻底的市场经济观念强烈地震荡着思想本来就很落后和保守的当地人。

　　因此在宿迁，无论是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医疗体制改革，仇和都是个极端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实践者。他系统地学习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学，他追求的是市场支配最大化，他总认为：老百姓花钱总是比政府花钱有效，民间资本投入总是比官方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高，藏富于政府不如藏富于民。

　　然而当这种改革发生在宿迁，发生在这个无论是思想还是经济都很贫穷的地方，仇和却发现，推进的壁垒是多么坚硬。于是他矛盾地发现，要想将市场支配最大化，他却不得不将公权利用到最大化。以公权利器的强力推行来促进市场支配的实现。这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未免太滑稽，然而这就是现实的语境，真实得让仇和也在不知不觉陷入了“以公权支配最大化来促进市场支配最大化”这样矛盾的改革中。同样的矛盾也发生在了仇和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他偏爱和执着制度建设，他崇尚现代公共服务性政府，然而，在现实中，他同样真实地发现，要推行制度建设，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在被文学家袁枚斥为“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的宿迁，他依然要依靠强权，他依然得担负“官场恶人”的骂名。

　　有人曾对仇和的改革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要贫穷，也不要这种专制的改革”。我相信这是一个从未到过宿迁的人说的一句愤懑之辞。但只有到过宿迁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仇和所说的“四乱”：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才能理解“治乱世用重典，治重症下猛药”。

　　于是，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特定区域里，仇和采取了激进的手段，“以专制推行民主”，以“大治”应对“大乱”，用“压缩饼干”的方式推行社会改革。他选择了扣公务员工资修路，他选择了强制官员离岗招商，他选择了大面积“拍卖”公共资产。其实在仇和潜意识里，那是无奈的选择，是执著的痛苦。他说过，“这样做其实很累，但不这样就扭不过来，如果把我放在苏州、无锡这样的发达地区，我肯定不会这样干。”

　　在纯粹理想的法治语境下，任何改革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当然是最优的选择，也是我们体制变革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仇和当然是一个规则的破坏者。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当作一个笑话，这实际上是民主、法治制度成熟有效前必经的一个灰色治理模式。面对刻不容缓的发展重任，我们不可能等到制度完善时，再在规则的范围内按部就班地推进改革。

    在这种灰色治理中，宿迁老百姓是吃过苦的，面临利益再调整、权力再分配，一些官员也是痛苦的。但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零成本的，就像有人说，在医疗方面，没有副作用的药物只存在于理想状态，现实中的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以没有副作用来要求药物，我们只能以副作用尽可能小而疗效尽可能大来要求药物。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变革毫无代价，而只能要求把变革的代价减至最低。

    其实在仇和的执政理念中，他追求的是民主，是法治。因此，在宿迁的改革中，我们能看到他派人四处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我们能看到他将全省各级专家学者请来为宿迁改革出谋划策；我们能看到他对公权在阳光下作业的追求。然而，在一个现实的语境里，在具体的实施手段上，他选择了铁腕，选择了强权，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灰色治理。

    批评家对政治家的苛求，总是将政治家现行的改革拉出现实的环境，习惯性放在未来无限的空间里，放在纯粹的理想空间里来考量，而忽略转型时期所蕴藏的社会改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采访中，我感动于仇和这样一句话：“你应该去多找找那些因我而受到处罚的人，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这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坦荡。面对仇和的“灰色治理”，也许我们应该多去宿迁看看，看看宿迁的现实语境，听听宿迁百姓的想法，听听仇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