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个人形象设计培训:袁世凯的南北两面逼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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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010,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核心阶层的震惊和愤怒可想而知。清廷决定出兵讨伐,但是派什么军,遣什么将却叫他们左右为难。清廷皇族内阁成员、协理大臣徐世昌(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建议,由袁世凯挂帅出征。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815月,袁世凯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1884年,袁世凯又指挥清军,帮助朝鲜平定了甲申政变。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清军机大臣李鸿章等保荐他负责督练新军。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袁世凯受到慈禧太后宠信,更是官运亨通。1905年北洋新军六镇练成,其中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嫡系军官。

光绪皇帝死后,由于其没有后嗣,其弟载沣的3岁儿子溥仪便做了皇帝,是为宣统皇帝。载沣则以摄政王名义,代行皇帝职权。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把袁世凯恨得要死。囚禁瀛台期间,终日写着“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以示碎尸万段之意。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现在执掌了大权,就有杀袁世凯之心,为乃兄报仇。

但是袁世凯羽翼丰满,他不仅控制着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而且此时已经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是朝廷的中枢重臣。

对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载沣自然也不敢贸然动手,于是召见时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商谈。张之洞虽与袁世凯不和,却很欣赏袁世凯之才,他回答载沣说,太后与皇上新崩,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

载沣不敢造次,只得发表上谕道:“袁世凯患有足疾,着即回籍养疴。”免去袁世凯的一切职务,打发他回老家养病。

袁世凯没有回原籍项城,而在河南卫辉停下来,次年迁往彰德洹上村,过起了“隐居”生活。

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铁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他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起一道小桥以通往来,题名为“圭塘”。他自称“洹上老人”,不时披上蓑衣,泛舟烟波之中,拍成小照,题诗一首,名为“烟蓑雨笠一渔翁”。他经常与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做出一副超然物外,闲云野鹤的姿态。

对于袁世凯,摄政王载沣恨之入骨。现在,徐世昌上奏起用他,载沣自然十分反感,他忿忿说道:“袁世凯脑后有反骨,万万起用不得。当年好不容易把他赶下台,怎么可以又把刀把子交到他手里去呢?”

满族王公纷纷附和,否定了徐世昌的提议。

朝廷立即发布上谕严厉斥责了湖北总督瑞澂,命令他立即带领部队收复武汉,同时命令陆军大臣荫昌派遣两个镇的兵力、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长江水师立即开往武汉。


陆军大臣荫昌是满人,曾经做过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跟北洋诸将既有师生之谊,又有荐举之恩。似乎唯有他才可以取代袁世凯统驭北洋军。同时决定从北洋军第二、第四、第六,三镇中各抽调一协组成混合军,以冯国璋为军统。开赴武汉前线,镇压革命军。

载沣任命冯国璋为军统,颇费了一番踌躇。因为在他看来,冯国璋是北洋诸将中最为可靠的将领,此人不仅一再表示忠心皇室,而且跟宗室大臣良弼交情很深。

令载沣如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对冯国璋发布任命的当天,冯国璋就悄悄窜进彰德城外的洹上村袁府,向袁世凯作了详尽的汇报。

此时的袁世凯早已成竹在胸,他决定利用武昌乱党肇事这件事,实现自己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于是他讳莫如深地赠给了冯国璋六个字:“慢慢走,等着瞧。”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嫡系,自然领命而去。

率领大军南下平叛的荫昌,在湖北孝感扎下了南征大营,原想一鼓荡平革命军,抢个头功。不料北洋军先头部队开到汉口郊区刘家庙后,借口兵力尚未集中,不肯展开攻势;后续部队走一站停一站,在京汉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前头的军车开不动,后头的军车过不去。

这些北洋军,是袁世凯的嫡系,只听袁世凯的。荫昌空有一腔壮志,却无可奈何,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使荫昌成为了光杆司令,而去还及时发起了国际舆论攻势。这时,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大造舆论,必须起用袁世凯才能指挥得动,否则夜长梦多,前途堪虞。

庆亲王奕劻过去一直与袁世凯沆瀣一气,收受过袁世凯大量贿赂,当即出头唱和。载沣优柔寡断,志大才疏,面对如此危局,也不敢作主,于是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

隆裕太后是光绪皇帝的遗孀,但她政治上毫无见识,手段上也远远不像慈禧太后那样杀伐果断。她思忖无计,不得已只好召集御前会议,请满族王公公议,以赖群谋。庆亲王奕劻在会议上力排众议,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勘乱”。

庆亲王奕劻资历很深,他的话自然很有分量。1014,清王室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会同” 荫昌节制前方军事。

袁世凯再次被起用的圣旨到达洹上村袁府养寿堂,袁世凯却并不领情。他听说叫他当荫昌的副手,不禁连连冷笑。他貌似恭谨,叩谢天恩,口中却说:“足疾未痊,尚难启程。”载沣曾以“足疾”为由,轰他下台;现在他便以“足疾”为由,拒绝效命了。其实,他根本没什么“足疾”,此刻却成了一个很好的托词。

袁世凯“足疾未痊,尚难启程”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文武都傻了,这个袁世凯,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赋闲多日后东山再起,多好的事情啊,他居然拒绝了!力挺袁世凯的庆亲王奕劻更是大感意外,好不容易保奏他出山,他却端起架子不肯出来,这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奕劻只得请徐世昌到彰德去,嘱其力劝袁世凯出山,有啥难处可以提啊。

徐世昌连忙动身去见袁世凯。1020,徐世昌从彰德回来,满脸怒气,忿忿地向奕劻说道:“不要再找他了,难道少了他就不成?”奕劻忙问:“怎么回事?”徐世昌气愤地回答:“袁世凯太过份了:他提出了六个条件,他说,如不依他六个条件,前方的仗没法打。与其丧师败绩,不如在家 ‘养疴’。”

奕劻忙问道:“哪六个条件?”徐世昌把六个条件说了出来: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昌起事人员;五宽筹军费;六授与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

徐世昌的气愤都是装出来的,他的这番表演,实际上是与袁世凯串通好了演出的双簧戏。他们是想借奕劻之口把条件摊到清廷面前,向清廷要权要钱。而且时机把握得极好,就在徐世昌回京的前一天——1019,清军在汉口前方与革命军发生接触,北洋军没放几枪就败下阵来,荫昌指挥不灵,弹压不住,只得退守滠口;萨镇冰所率长江水师也吃了败仗,向下游撤退。”

现在摆在清廷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答应袁世凯的条件,要么任由局势日危,大厦倾塌,走向覆灭。一直反袁最卖力的那些满族王公大臣气急败坏,表示决不答应袁世凯“趁火打劫”的条件。

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作为清廷的主事人,自然不能和那些王公贵族一样去意气用事,不得不反复权衡利弊了。

但是,历史却没有留给他们太多的迟疑余地,形势日益恶化,武昌起义的影响迅速在全国扩大,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廷上下一片惊慌,隆裕太后、载沣只得饮鸩止渴,答应袁世凯的条件。1027日降旨将荫昌调回,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前方各军。

这是袁世凯小试牛刀,借用革命力量胁迫清廷屈服让步,抬高自己身价的一次尝试。他成功了,一切尽在他之掌握。从此,他就在清廷和革命军之间,两面其手,以北制南,以南压北,玩弄起呼风唤雨的南北逼宫术来。

袁世凯成为了大权在握的钦差大臣,就决定真正出山,给南方的革命军一点颜色看看,促使南方的力量为己所用。

冯国璋秉承他的旨意,向部队发布了总攻击令。1028日,北洋军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经过一天激战占领刘家庙、大智门。

10月28日,就在革命军已经无法抵挡清军的猛烈进攻,将要放弃汉口的危机时刻,在激烈战斗的前沿阵地上,革命军官兵突然看见一匹快马在他们眼前飞驰而来,马背上的士兵高举着一面大旗,上书三个大字:黄兴到。对于革命军官兵来讲,黄兴这个领袖的名字如雷贯耳,阵地上顿时响彻欢呼之声。

原来,在这紧急关头,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于28日到达武昌,被推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

革命军方面不知道的是,几乎与黄兴到达武汉的同时,他们阵地对面的清军官兵中也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一个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局面有着几乎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在这一天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1029,冯国璋下令猛攻汉口。同一天,黄兴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并立即到前线视察部队,组织反击。但北洋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不断向前推进。30日,冯国璋下令炮兵轰击市区,人烟稠密的汉口市陷于熊熊火海之中。革命军战士在大火中坚持了33夜,于111退守汉阳。112,汉口完全落入北洋军之手。此次争夺汉口之战,双方各死伤2000余人。

113,湖北军政府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在阅马厂高筑将台,举行隆重的“拜帅大典”,正式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当即率领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等于汉阳城西昭忠祠设司令部,全面部署汉阳防务。

革命军由于在汉口战斗中大量减员,加上来援湘军,也不过13万余人。黄兴将防线布置在南岸嘴、汉水沿岸至三眼桥一线,在武昌蛇山、汉阳龟山、汤家山安设了炮阵地,但对西侧蔡甸、宽沟一线则未部署重兵。

北洋军占领汉口后,将战线设在硚口至龙王庙一线,准备渡汉作战。11月中旬,黄兴作出反攻汉口的决定。1116日晚,担任主攻的湘鄂军在琴断口通过浮桥,到达汉水北岸。27日晨,在黄兴指挥下,湘鄂军分左右两翼向博学书院、既济水电厂敌阵地攻击,前锋到达玉带门。

北洋军增援部队赶到,革命军左翼发生动摇,首先退却,牵动全线。黄兴严令停止退却,部队皆不听命,不得不率军返回汉阳,反攻失败。此次反攻作战,革命军伤亡800余人,士气大受影响。

北洋军在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后,袁世凯踌躇满志离开了他“息隐归田”的洹上村,启程南下,于孝感萧家港扎下前线指挥所。袁世凯住下来的第二天,冯国璋就攻下了汉口。

袁世凯出山之前,早就想好一套“两面三刀”之计。他既为“督师”,前方将士不打胜仗,清廷能看重他吗?革命军能把他放在眼里吗?所以,他必须封官悬赏鼓励冯国璋等北洋将上为他卖命,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显示他的威风,显示他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击溃革命军,消灭革命军,这叫做“养敌自重”。试想,如果不是武昌起义,他还会出山吗?如果迅速消灭了革命军,他还能在朝廷立足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时候说不定“回籍养疴”犹不可得,枉抛一条老命。上上之策,莫过于一方面利用清廷对付革命军;另一方面利用革命军对付清廷,从而火中取粟,乱中取胜。于是,打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

汉口之役,袁世凯捞足了政治资本。3天之后,115日清廷御前大会,决定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10天之后,袁世凯组成了清政府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责任内阁”。载沣解除了摄政王职务,退归藩邸;毓朗解除了满族军谘大臣职务,交出了禁卫军的指挥权,由徐世昌接任。民政部大臣由号称袁府“师爷”的赵秉钧升任;军部大臣由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担任。至此,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大部分落到了袁世凯手里,甚至紫禁城的警卫权也落到了袁党手里。

1111,袁世凯在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支持下,派人过江与革命军“议和”。袁世凯的代表被革命军一些将士轰走,但把袁世凯的信留下了。信上写道:朝廷已经实行“君主立宪”,何必还大动干戈。如果起义将士“悔罪投诚”,朝庭将“不究既往”。

武昌革命军首脑人物黎元洪、黄兴各写了一封回信。黎元洪劝他“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将推举他为“汴冀大都督”。黄兴劝诱他做“新中国的华盛顿”。

袁世凯诱降不成,认为革命军还没受到足够的“教训”,又玩弄起军事手段,下令冯国璋进攻汉阳。

于是,北洋军在革命军反攻汉口受挫后,又于1120日按既定部署向汉阳发起进攻。北洋军一部从新沟渡过汉水,占领汉阳门户蔡甸,并迅速推进到汉阳以西的三眼桥附近。1121日,两军在三眼桥展开激战。同日,另一部分北洋军抢渡舵落口成功,突破美娘山防线。1123日,北洋军占领美娘山,革命军趁其立足未稳,实施反击,美娘山失而复得。1124日,北洋军增兵美娘山方向,在炮兵支援下,很快攻占美娘山、仙女山。

黄兴鉴于仙女山之敌对汉阳威胁甚大,遂令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反击。因有的部队不听指挥,反击未能成功。北洋军一部乘势进攻三眼桥。革命军被迫退守锅底山、扁担山。经反复争夺,终因力量悬殊,锅底山、扁担山及磨子山相继失守,25日,革命军再次夺回磨子山、扁担山,北洋军以炮火向革命军猛烈轰击,两山复被北洋军夺占。至此,汉阳周围制高点尽失。

革命军因伤亡过大,无力再组织反攻。1127,汉阳终于失守。

汉阳保卫战,革命军伤亡3300余人,清军亦付出了沉重代价。袁世凯面对各省纷纷独立和起义的局势,加上没有海军支援(海军已在九江附近江面宣布站在革命军方面),同时也为了给“和谈”留些余地,因此没有马上进攻武昌,只是隔江与革命军对峙。

汉口、汉阳保卫战,虽然均已革命家失败而告终,但为各省组织起义、完成独立赢得了极可宝贵的时间。

北洋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不但没有乘胜进攻武昌,反而请英国领事出面,建议停战3天,再次发动“和平攻势”。

袁世凯的和平攻势,是他窃权之后进而窃国阴谋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上海、苏州、浙江相继光复,先后宣告独立,革命军在南京又开辟了一个战场。北洋军即使拿下武昌,也不能扑灭革命烈火。何况北洋军未必有这个能力。所以,袁世凯认为:“角力不如斗智。”更重要的是,他的和平姿态是向革命军表明,他并非死心塌地作清廷鹰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凡事都可商量。

这一信息,首先是满族王公大臣替他“义务”发出,迅速传遍天下。他们疯狂反对议和,大肆攻击袁世凯,甚至有人主张推翻“奸细内阁”,另组“战时内阁”,继续对南用兵,把革命军斩尽杀绝。

另外,袁世凯利用汪精卫把信息传给同盟会。汪精卫于1910年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曾作绝命诗一首:“慷慨歌幽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1911116,汪精卫获释,“袁府师爷”赵秉钧见他很有利用价值,把他留在北京。1112,袁世凯从孝感前敌指挥所回到北京,召见了汪精卫,见他英俊潇洒,谈吐不俗,大为赞赏,便叫他的长子袁克定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

汪精卫出入袁府,很快了解了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和两面手法。他用密函报告给上海同盟会。汪精卫说:袁世凯并不是清朝的“忠臣”,不可把他视为敌人,如果能够推举他为民国总统,袁氏“举手之劳”即可推翻清廷,革命大业可以“兵不刃血”而“大功告成”。

汪精卫还与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组成“国事共济会”,以“同舟共济,调停南北,促进和平”为宗旨。杨度公开说:“现在南北和议,不是革命党与清朝皇帝议和,而是革命党与袁项城 (袁世凯的敬称)议和。袁不想做曾国藩李鸿章,你们切莫把他逼上梁山。袁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革命也就成功了。”他的话十分露骨:袁世凯也是汉人,不像曾国藩、李鸿章甘做满人的奴才。你们革命的目的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吗?只要袁世凯倒戈反正,革命就成功了。关键在于解决“袁的问题”。

1130,革命军11省代表齐集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122,作出决议:“虚临时总统主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对袁世凯发出的信息作出了反应。

125,袁世凯通知11省革命军代表大会,他已任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前往进行和议。南方革命军代表伍廷芳提出以上海为和议地点。1218,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双方谈判的实质内容就是,袁世凯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保证推举他为总统。

1225,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1229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11在南京宣誓就职。孙中山就职,对于革命军各省代表来说,不过是个“激将法”。这些代表大多属于同盟会和立宪派。他们早把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借以刺激他早日动手,逼迫清帝退位,以免夜长梦多,再生枝节。就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议:“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孙中山本人也在就职之后打电报给袁世凯:“暂时承立,以待贤者。”

逼迫清帝退位,不得不提到日程上来了。袁世凯建议南京临时政府,制订一项优待清室的条例,让清帝“光荣退位”。


1912111,北洋军全体将领,由直隶提督、淮军老将姜桂题领衔通电清政府:“现值军情紧急,请求皇帝命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是袁世凯压制满族主战派的一条妙计。满族王公大臣气势汹汹,大话炎炎,天天叫嚷南征勘乱,但是要他们出钱筹饷,一个个就噤若寒蝉了。主战高调一下子就压了下去。

同时,袁世凯派人四处散布谣言,把革命党人说成三头六臂,凶神恶煞,“他们已经派人钻进北京城里来,布下天罗地网,一旦发生爆动,主战派谁也休想活命”。更加把那些主战派吓得不敢开口了。

112,袁世凯终于把牌摊了出来。他指使奕劻在宫廷会议上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大多数王公哑口无言,但以良弼为首的少年亲贵坚决反对。会议意见分歧,不欢而散。

116,袁世凯终于粉墨登场,亲自出马了。他上朝向隆裕太后奏道:“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古今中外,班班可考。”他先把隆裕太后吓了一通,接着劝诱道:“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啊。”隆裕太后听了这番话,吓得心惊肉颤,只得往后推延,说道:“从长计议吧。”

谁知当天上午,袁世凯退朝回家,路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口,猛可间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了下来,马车慌忙疾驶而过,刚刚走到祥宜坊酒楼门口,义一颗炸弹从酒楼飞了出来。一声巨响,卫队营管带袁金标及排长1人,亲兵、马巡各2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袁世凯所乘马车安然无恙。他的卫队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拥送他逃离现场。

行刺的人是同盟会员和其它革命团体成员。他们认为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一日不能实现。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行动,同盟会并不知情。结果10人被捕,3人判处死刑,袁世凯却毛发未损,安然无恙。

从这天起,袁世凯称病不朝,却让他的亲信赵秉钧、胡惟德、梁士诒代他逼宫,胁迫清帝退位。

满族王公大臣载沣、奕劻等人主张或者被迫同意退位,但是以溥伟、良弼为首的青年亲贵结成了一个以保全皇位为宗旨的“宗社党”。他们坚决反对退位,主张继续用兵,并且派人警告载沣、奕劻,如果再言退位,他们将采取“激烈行动”。载沣、奕劻吓得不敢吭声,宗社党人气焰更加嚣张。

清帝退位是袁世凯当总统的先决条件,不意受到宗社党的阻挠,袁世凯不禁忧心如焚。他一直避免采取强硬手段逼宫篡位,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背上千秋万世骂名。于是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良弼,威吓宗社党。他让他的长子袁克定去请汪精卫帮忙。袁克定把宗社党阻挠清帝退位的内幕告诉了汪精卫,指出,“杀一人而全局可定”。汪精卫心领神会,满口答应。

汪精卫经过一番策划,刺杀任务落到老同盟会员彭家珍头上。126日,彭家珍在良弼家大门口碰见良弼,扔出一颗炸弹。良弼中弹倒地,彭家珍也被弹片击碎头骨,当场身亡。良弼伤在腿部,送进日本医院抢救,于次日死去。


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这里,他把“辞职”与“解职”分开。也就是说:他虽辞职,但袁世凯必须实现这三个条件,他才“解职”。孙中山的三个条件,只有第二条是实的。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以为调虎离山,使袁世凯脱离他的北方老巢,就不至于“为害民国”了。其实,他过高估计了首都所在地的意义。袁世凯“为害民国”无论在南京或在北京,效果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条件,袁世凯也不接受。

南京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五位专使到北京。他们又让了一步,不谈首都问题,只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一面隆重欢迎专使,“恳谈”南下就职事宜,一面密令北洋旧属曹锟率部在北京哗变。229日北京东安门、前门一带突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北洋军第三镇士兵因欠饷闹事,抢劫商号焚烧房屋,奸淫妇女,虏掠市民。把住在迎宾馆的五位专使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躲进六国饭店避难。

第二天,天津、保定也发生了兵变。形势变得极其混乱。日本军部调动军队,准备向北京推进;北方各省督抚纷纷通电劝阻袁世凯南下,否则无人坐镇京师,北方前途堪虞。袁世凯大言不惭地说:“我若一走,必将引起内忧外患,北方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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