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写作技巧:赫鲁晓夫的“逼宫”与“被逼宫”

    提到赫鲁晓夫，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独创的那个新词汇——“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毛突如其来说出这一新词汇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是一头雾水。当“文革”开始，“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成为刘少奇的代名词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是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思考。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曾是赫鲁晓夫极力举荐提拔到党内二把手地位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扮演了第二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角色。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从1953年继任斯大林成为苏共党的领袖，到1964年在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上，被勃列日涅夫等人上演“逼宫戏”赶下台，头尾相衔，始终都陷在毛泽东“一语成谶”的魔圈里。他一生在权力场上的沉浮，演奏出一曲专制主旋律中的“接班人之歌”，给世人留下意味深长的历史旋律。在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接班人”都要背负前任独裁者因肆虐而遗留下的道义债务和历史包袱。斯大林时期于1930年代的“大清洗”、1950年代的“列宁格勒公审”等，哪个案件不充溢着血腥和冤情？当专案组长波斯佩洛夫将调查报告呈于案头时，赫鲁晓夫也被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震撼了：1935~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许多开国功勋被杀害，仅1937~1938年，即逮捕150多万人，其中68万被处决。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处决。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遭枪决的就达98名。于是，赫鲁晓夫上台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平反冤假错案。

    随着大批冤假错案的披露，一直被蒙着眼睛的人民猛然间摘去了“遮眼布”，看到了现实。在这种情形下，苏共再把责任完全推在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身上，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赫鲁晓夫在讨论二十大报告的内容时向主席团提议，应该在总结报告中设专章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洛希洛夫和马林科夫等都表示坚决反对。卡冈诺维奇说：“你这是要让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伏罗希罗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是一个口径劝说赫鲁晓夫：“会追究我们责任的。我们当年都是领导班子里的人，我们对一切都负有责任。”赫鲁晓夫回答了这样的话：“罪过是有的……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这样做，我相信人民会原谅我们。”赫鲁晓夫终于以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揭露斯大林时期罪行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是在1949年秋由斯大林钦点从乌克兰一把手任上调到莫斯科的。这是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和重用。从此，赫鲁晓夫从一方诸侯成为中央要员，进入了权力核心。然而，京华虽好，却是个陷阱。斯大林是拿赫鲁晓夫“当枪使”。赫鲁晓夫在其口述回忆录中，以零距离的接触，对斯大林做了逼真的描绘：

    斯大林的晚年，他的反复无常疑神疑鬼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偏执固执地认为，他的老同事中，肯定在酝酿着一个要取代他至少是要削减他权力的阴谋。1952年苏共十九大结束，出乎人们的意料，跟随斯大林几十年且是忠心耿耿的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没有进入执行局（政治局），斯大林莫名其妙的理由是：“他们是西方政府的代理人，不应该得到党的信任。”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失去信任的原因，实在是无稽之谈：一次在南方休假，斯大林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念头。斯大林说，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时候，从华盛顿到纽约乘坐的是火车。斯大林的推论逻辑是：如果莫洛托夫乘火车旅行，那么他必须有自己的私人车厢。如果他有私人车厢，那么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因此，莫洛托夫一定是把自己卖给了美国人。斯大林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维辛斯基，要他尽快查清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所有活动。维辛斯基向斯大林解释，莫洛托夫在国外不可能有私人车厢，在美国所有的车厢都是属于私营铁路公司。但多疑成性的斯大林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在苏共十九大上把莫洛托夫拿了下来。

    斯大林就连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党中央的档案馆都信不过。为了不给历史留下任何“痕迹”，斯大林对苏共中央政治局重要问题的决定，不让写入正式记录。苏联解体后解密档案显示，仅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对高级官员的电话窃听记录就达58卷，窃听对象既有布琼尼、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等元帅，也有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政要。可以设想，在斯大林如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控制下，谁还敢说真心话呢？

    俄罗斯有句谚语：“伴着黑瞎子熊睡觉”。这大概与我们的“伴君如伴虎”异曲同工。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最后几年，可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赫鲁晓夫当年指斥斯大林的词语，现在几乎可以不作改动地用于他本人。专制体制中的第一把交椅，简直就是魔椅。一方面是独裁者个人的陶醉和膨胀，极权专制必然导向“吾皇圣明”、“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是“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当你一旦进入专制独裁的权力场，对自己的前程有所企求时，能不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讨他欢心吗？

    “宫廷政变”之前为接班人选绞尽了脑汁

    赫鲁晓夫为选接班人绞尽了脑汁。这个接班人，一定要选一个年纪轻的人。这个接班人，既要懂得经济，又要懂得国防，还要懂得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得“靠得住”。

    赫鲁晓夫把目光投向谢列平。谢列平几个条件都还符合：共青团出身，担任过多年共青团的第一书记，有作为一把手的领导经验；他是现任主席团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对中央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熟悉。但不足的是，他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于是赫鲁晓夫提议，让谢列平到列宁格勒去当一段州委书记，那里有全苏联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经过这样的地方锻炼，就可以回中央任要职了。可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谢列平拒绝这项任命——他认为这是降职，是赫鲁晓夫在找借口排挤自己。谢列平的表现，使赫鲁晓夫猛然意识到：原来谢列平并没把自己当成赫鲁晓夫的人。

    后来，赫鲁晓夫还想到过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精明能干，经验丰富，又懂经济，也能谦和与人共事。但赫鲁晓夫又觉得他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交给他分管的工作始终处理得不理想。

    再后来，赫鲁晓夫还曾考虑过勃列日涅夫——他论经验论资历无疑都是最佳人选。但赫鲁晓夫又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自己情绪的左右”。

    也许是作为一种“考察”，赫鲁晓夫把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时放在了书记处，把权力分给两个“第二书记”，其中大概有着中国典故“二桃杀三士”的意味。赫鲁晓夫显然向斯大林学到了重要的政治权术。

    其实，“宫廷政变”之前，赫鲁晓夫并非浑然不觉。谢尔盖从伊格纳托夫的卫队长那儿得到情报，告诉了他：

    “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不可能。”

    赫鲁晓夫的轻信和波德戈尔内的狡诈，又构成了一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故事。

    事实上，赫鲁晓夫当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若不信，随着各方面情报的汇聚，事情变得有鼻子有眼，一场阴谋显然正在酝酿中；可若相信，赫鲁晓夫的精神面临崩溃：因为发难反对他的人竟如此众多，几乎所有的昔日拥戴者都成了反对派。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那次中央全会上粉碎第一次宫廷政变后提拔上来的。不信任他们，在苏联还能信任谁？

    即便危机已经来临，赫鲁晓夫从度假地被召回克里姆林宫时，他还对米高扬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真要让我交权，我也不准备做任何反抗。”

    在最后签署“退休声明”前，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做了最后一次发言。他说：“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这篇告别政坛的“绝唱”是发人深省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家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我们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它的功劳，党的功劳。我和你们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一样的，我不能同你们斗争。我愿让位，我不会斗争的……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和毛病是善良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

    当时，所有的反对派都不敢相信，赫鲁晓夫这种个性的人面对“逼宫”会逆来顺受善罢甘休。原以为他一定会有什么意外之举，然而没有。

    赫鲁晓夫终究以独特的告别政坛的“绝唱”，谱写了一曲有别于独裁者斯大林的“接班人之歌”。他以自身权力场的沉浮，完成了一个领袖人物从神到人的回归。（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