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安东方小学怎么样:爱魂——茨维塔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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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首先是一个疯狂的女人，雌性这一性征天然地决定她女人的天性，追求肉体赠予人的天然的愉悦；其次才是不羁的诗人，将爱情幻化为信念，不断追求爱情，正是作为诗人的诗性。
她一生都在追求爱情，渴望心灵之爱，诗性之爱。
诗性乃是人性中极浪漫的基质，极难定义。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从这个层次去理解什么是诗性也就不难了。诗性就是一种内心赤裸裸的追求，内心抒情的需要。不管冷抒情还是热抒情，都是人内心的需要。诗的信念就是为内心活着的，并且能够为之死去。
茨维塔耶娃自小受到普希金的影响。她在1937年流亡国外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普希金》里曾提到：她母亲是位富有天才的音乐家，卧室里挂着以普希金为题材的《决斗》的画，从而使她对死亡产生了一种神圣感；而她父亲则身为莫斯科大学的教授、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精美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父亲这种身份使她在普希金纪念像下成长起来，作品《我的普希金》中说“……真是个绝妙的想法——把巨人放在孩子中间。黑色的巨人在白色孩子中间，真是绝妙的想法——注定让白人的孩子去和黑人结婚……”。可见，她深受诗人普希金的影响。
茨维塔耶娃接触的第一部普希金作品是《茨冈人》，她由此接受一个全新的词——爱情。普希金的爱情观传染给了茨维塔耶娃。她一生都与这个神秘的词汇纠缠不清。她为爱情而活着，大胆追求爱情，并因此写出或凄美或激越的诗歌，为世界诗坛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茨维塔耶娃对十月革命很反感。这并不是她不理解俄罗斯而不接受革命，而是由于她凭着诗人特有的敏感一下子意识到“革命即暴力”，所以不接受并有所抵制。然而正是女诗人对十月革命采取不接受的态度，造成了她一生的不幸。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伦一直反对沙皇专制政体。1917年11月，反对暴力革命的茨维塔耶娃却亲自把丈夫送往白卫志愿军，使之成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捍卫者，茨维塔耶娃也因此同埃夫伦失去联系。
1922年春，她带着女儿投奔在巴黎就读的丈夫，开始了她悲惨的流亡生活。在流亡期间，茨维塔耶娃虽过着落魄的生活，但时刻未忘精神生活：追求爱情。她追求丈夫的同学罗泽维奇，一度使她那忍隐有余的丈夫埃夫伦也无法承受。还有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等世界名人留下有趣的情感史。
茨维塔耶娃十分重视心灵之爱。这一点在她处理与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关系时，可窥视到她内心世界。茨维塔耶娃在致里尔克的信中说：“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并且她挑明自己追求的是“无手之抚，无唇之吻”，反对“把对方举起，就近唇边——一口一口地啜饮”的肉体之爱。 同样性质的还有她在致瓦洛申的信中说：“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噢，我多么恨这堵墙啊！”可过了几个月后她又在给瓦洛申的信中说：“我主要的热情是同人倾心交谈，可性爱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钻进对方的心灵。”
茨维塔耶娃承认爱情有追求肉体层面的淫欲，但是她还是强调真正的渴望还是心灵的交融，肉体的结合正是她达到心灵交融的必然桥梁。于是，她疯狂追求爱情时渴望与对方的肉体融合在一起，并且生下新的生命——“儿子”。因此，她不仅渴望与罗泽维奇生儿子，而且渴望同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生“儿子”。这里“儿子”，即是她作为女人本能的需要，又是她诗性的体现，是诗的“生命”。
综观茨维塔耶娃的诗，都是围绕着爱而展开的。爱情到底需要灵肉之分还是灵肉相融？女诗人在这个难题面前踌躇着、选择着，也正是如此种种独特于别人的感受，女诗人把之化为诗歌的形式与人见面。她的诗因此得到人们的喜爱。
1939年，她带着儿子返回祖国，结束了17年辛酸的侨民生活。回国后，她的丈夫和女儿却遭到了无理的迫害。苏德战争爆发后，她又被疏散到荒凉的叶拉布加，终因爱情枯竭、思想痛苦、政治孤立，重要的是爱情枯竭而难以自持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