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安2016中考满分多少:郎遥远:擒住“官场恶质文化”八角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1:03:34
擒住“官场恶质文化”八角兽
郎遥远
2011年3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7
日前，江苏双规了一位财政厅女副厅长。涉贪官员被双规，在中国不算新闻，几乎每天都有。女贪官也不算新闻，侵贪几个亿的雌硕鼠，东西南北都有。女副厅长一进“招待所”，立功心切，当日即爽快招供，竹筒子倒豆，什么都说。这也充分体现“坦白从宽”政策的一贯感召力和威慑力。
让我倍感关注的是，报载“案情波及面不仅牵涉到财政厅内部官员，还牵出江苏省内多个其它厅官。不少相关官员已终日惶惶。”不难想象，做贼心虚的官员们，此时已荡然无存平日的耀武扬威，或许听到路过警车呼啸就惊恐万分，以为来双规来抓捕，心脏病、高血压、脑梗塞就难免突发，更有意志薄弱者，或许没等纪委、反贪局敲门，就跳楼、上吊、服毒、饮弹，“非正常死亡”了。曾经一个月6起、一年19起 “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恐怕大多就是被夜半警声，惶惶然走上不归路的；或者接到内线通报，想想自已贪污金额天文数字，枪毙一百回也不过分，既然走投无路，就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早见阎王爷，一了百了。这样也好保护一些领导和同党，死后可以庇护家人。官员自杀事件频繁见报，不见报的恐怕还不会少。
由此深思，触官场之类，旁官场之通，不难看出，中国官场恶质文化已经毒化了不少官员的灵魂，恶化了一些部门的行政风气，引起广泛民愤。贪污腐败、官场斗争、权钱交易的阴影，似乎总是游荡于宦海，如嘤嗡之苍蝇，挥之不去。
中国官场恶质文化，细究之，主要有八大表征：
之一，是腐败官员的“灵魂厚黑化”。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搞定皇帝和上司”是官场第一潜规则，是爬得更高、坐得更稳、升官发财的官场不二法门。当曲意迎奉、媚事君上成为官场秘诀，当出卖灵魂与人格的人在官场如鱼得水，官场就彻底被染黑熏臭了。而被染黑熏臭的官场，反过来又会以其巨大的力量，无情地撕毁官员的道德感和羞耻心，扯下官员的遮羞布，最终使官员变成鲜廉寡耻的怪物。而一个良心尚存的好官，往往不是被排挤被毁灭，便是被同化成贪官污吏，靠加入权力圈子来换取功名富贵。封建官场权力至上，腐烂丑恶，其结果是导致“廉耻丢尽，方可做官。”
邓小平曾坦言：“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会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尚未肃清的现代专制集权遗毒，导致和加剧了中国官场腐败，腐败官员难以摆脱封建官场潜规则，从而出现官位货币化、市场化，卖官规模化、期权化，贪腐常态化、团体化，自然也就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了。
之二，是腐败官员的“人格分裂化”。
如果“权力为天”成为官场规则，那不殚精竭虑去揣摩讨好领导，岂不是傻瓜一个？有此心态，必无廉耻，更不会把党纪国法放在眼里，而只会唯上是从。但是，中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一个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党和政府要求每一个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纪国法的白纸黑字和众目睽睽之下，腐败官员只能像白骨精一样，戴上正直廉洁的好看脸谱，从而骗取组织信任和群众拥护，成为官场两面人。台上道貌岸然，台下男盗女娼。牌坊竖得仰之弥高，勾当干得不亦乐乎。一方面不学无术，一方面“博士官员”成为一道风景线。故此，中国贪官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那就是落马时不但被搜出巨额贿赂，还常常被搜出一大串的荣誉光环和廉政名言。贪官们历经官场恶质文化的熏陶洗礼，千锤百炼，不知不觉都已达到“厚而无形、黑而发亮”的九重天境界。
之三，是腐败官员的“权力私有化”。
公权力经法律赋予，本应为公共利益、公民利益服务。但是当公权力一旦被腐败官员“改制”，完成了私有化，实际上就成了个人手中的“宝葫芦”，只要把它祭出来，就可以要什么来什么。当掌控和行使公共权力的腐败官员，视公权为任意驱使的玩物，大小官员就自然想去寻找最为厚实的“靠山”，黑社会自然想去寻找最为有力的“保护伞”。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出现了众多的“分利集团”，像恶性肿瘤那样寄生在国家和社会健康的肌体上，依靠社会生存但又极大地损害着社会。
腐败官员往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致一些地方出现“黑头”（国家法律文件）不如“红头”（地方政策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示意见），“白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的怪现象，严格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
之四，是腐败官员的“组织圈子化”。
“拜门子”、“找靠山”、“拉圈子”、“站好队”是中国古代封建官场的陋习，重罪者流放到“极边”、“烟瘴”等地；其实质是一种依仗权势而互相拉拢、互相利用的手段，据9连接敌出发的时间推算，以达到抢占权力、分享权力、互惠互利之共赢团体。“拜门子”、“找靠山”，雪风传说却并未结束。为自己的仕途找到一把保护伞、一个护身符；“拉圈子”，就是巩固自己的权力地盘，培植自己的势力；“站好队”，就是在权力斗争中，要擦亮眼睛，跟对政治大佬。第一个是要跟对人，学会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第二是要有人跟，讲江湖义气，有手段有霸气。
之五，是腐败官员的“斗争黑道化”。
早期中共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
正因此，“官位”成了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成为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彼岸。中国官场斗争延续千年，理论实践非常发达，至今仍然风生水起，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市面上林林总总的“官场小说”，无一不是官场现实写照。当代贪官把《官场现形记》发扬光大，还与时俱进创新了“网络战”、“窃听战”、“偷录战”等，丰富发展了中国官场斗争术。
更让老百姓触目惊心的，是屡见报端的某些地方官场斗争黑道化，从智斗回归到原始血腥。腐败官员或保官位或保圈子或图晋升，或谋更大私利，排斥异己，打击政敌，嫌官场“腾、挪、闪、躲” 那套太极拳功夫，太浪费时间，干脆毕其功于一刀、一枪、一棍、一榔头、一毒药，把原本披着和谐面纱干着厚黑勾当的官场，演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于是，“副县长”枪击“县长”，“检察官”杀“检察官”，副局长杀局长，炸死人大主任等等，轮番上演，俨然是摄人眼球、撼人心房的“黑道火并”连续剧。
之六，是腐败官员的“贪污窝案化”。
看此次江苏财政厅的反腐新闻，头脑里蹦出一个词：腐败窝案。随着纪委、司法机关深入调查，缜密侦破，相信这位女财神在审判席上，一定会有一批大大小小官员相陪，不会寂寞。
腐败窝案，是近年来中国官场腐败的新趋势，也是媒体舆论和社会公众关注的新焦点。顾名思义，腐败窝案是指一群以权谋私、结成利益共同体而后东窗事发的贪官污吏。究其特点：在内，则上下联手，上行下效，结成一伙，使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对外，则与“利益攸关者”结成同盟，结构利益输送链，导致外部监督梗阻，特权肆虐，腐败滋生，有恃无恐。腐败分子同利抱团，沆瀣一气，缔结成一个个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或大或小的利益小集团。
集体腐败，架空了原本就不够严密有力的监督制度，势如决堤洪水。百度一下“腐败窝案”词条，竟有二百万条之多。腐败窝案遍及全国各省市、各市县、各个部门、各行各业，可谓净土难觅。窝案具有官阶高、金额大和关联者众等特点，主要有地方党政一把手腐败窝案，一手遮天，权倾一方，监督乏力，集体决策沦为集体腐败，领导班子成“分赃会”，更有甚者在监狱里都可开成“常委会”。政府部门腐败窝案，公共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在监管不到位情况下，权力寻租空间广阔。司法部门腐败窝案，成为危害最大的腐败，成为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刽子手。金融系统腐败窝案，大案要案频发，已成腐败“高发区”。海关走私腐败窝案，多方勾结，监督真空，涉案者大发横财。国有企业腐败窝案，红顶商人腐败，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呈迅速蔓延趋势。国有公共服务机构基建部门腐败窝案，学校、医院、文体、社保及其他事业单位无一幸免，一幢幢大楼建成，一批批官员倒下。
腐败窝案，此起彼伏。一挖一大窝，一扫一大片。这一方面，彰显党和国家把反腐倡廉提升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中纪委查案力度空前增强，司法部门勇猛出击，战绩累累；另一方面，可见中国官场腐败之广、之深、之剧和无孔不入，也可见权力监督之弱化、淡化和边缘化。
之七，是腐败官员的“套路多样化”。
俗话说：“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反腐败斗争越加霹雳有力，腐败分子也在穷于应变。“情妇腐败”，贪腐导火索、加速器和中转站；“秘书腐败”，隐蔽二传手；“家族腐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借用腐败”，名为借用，实为索贿；“雅致腐败”，古玩字画，受之体面；“娱乐腐败”，吃喝玩乐；“题字腐败”，一字万金；“精神腐败”，树碑立传；“出场腐败”，红包大大；“司机腐败”，牵线搭桥；“期权腐败”，春播秋收。贪官智慧，在此发挥得酣畅淋漓。
之八，是腐败官员的“腐败日常化”。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用人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作风腐败、道德腐败，可谓是五毒俱全。腐败官场导致社会腐败。社会腐败，又反过来加剧官场腐败。腐败，已经成为了一种人人遵守的社会认知，成为腐败官员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
中国官场恶质文化的始作俑者，实则就是封建专制遗毒。正如陈独秀指出：“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他还一针见血点破：“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
官场里的朝野角色沾此习性，已见多不怪。就连官场边上的商贾金主，也不逞多让。一些官员对自己退职下台后，备受昔日金主冷落的情景，常发不平的感慨，虽说是官场人情冷暖，可往深一层想，这何尝不是腐败社会的必然写照？老板们对官员的相挺、相求，多半都在他如日中天，当红得令时。一俟权势打烊，下台鞠躬，老板们自然要蝉过别枝，另觅新贵去巴结了。大凡以敛财自肥为出发的当权政客，最感忧心的莫过于仓促下台。由于权势打烊的仓促，不少尚在落实阶段的“油水”，自然就此戛然而止，还常常留下把柄。在退休后被人背后捅一刀，致使贪官晚节不保，锒铛入狱苦度余生，不也很多吗？由此观之，“官场恶质文化”处处吃人，处处陷阱。既祸国殃民，到头来也害人害己。
美国学者阿密泰说：“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要使“官场恶质文化”不再发酵、发烂、发臭、发毒，必须从源头上根除“病灶”，不仅要建立“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还要建立“不必为”的保障机制。
想起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也是诞生于贪婪的岁月，东方之珠也曾一度泛滥殖民地恶质官场文化和无所不在的贪渎行为。但是，香港实行了真正意义的法治，成立直属于特首的廉政公署，拥有绝对的监察权，即使特首本身犯下了贪污罪行，也一样要被查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廉政公署的独立办案和监督权力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有力整肃和矫正了香港恶质官场文化。在法律至上、人人平等的廉政制度下，整个社会廉洁文化渐渐养成。制度防贪和舆论监督使香港廉政公署制度得以延续至今，未曾因九七回归而黯然失色。
贪污腐败之未能有效遏止或消除，原因就在于缺失民主的制度和独立的司法。要擒住“官场恶质文化”这只吃人的八角兽，必须先把权力放进强力监督的笼子，建立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权力制衡防范体系，从根本上改变自上而下负责的官僚体系，真正还政于民，践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廉洁，公正，高效，透明度，香港可行，大陆可行否？
郎遥远
2011年3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7
日前，江苏双规了一位财政厅女副厅长。涉贪官员被双规，在中国不算新闻，几乎每天都有。女贪官也不算新闻，侵贪几个亿的雌硕鼠，东西南北都有。女副厅长一进“招待所”，立功心切，当日即爽快招供，竹筒子倒豆，什么都说。这也充分体现“坦白从宽”政策的一贯感召力和威慑力。
让我倍感关注的是，报载“案情波及面不仅牵涉到财政厅内部官员，还牵出江苏省内多个其它厅官。不少相关官员已终日惶惶。”不难想象，做贼心虚的官员们，此时已荡然无存平日的耀武扬威，或许听到路过警车呼啸就惊恐万分，以为来双规来抓捕，心脏病、高血压、脑梗塞就难免突发，更有意志薄弱者，或许没等纪委、反贪局敲门，就跳楼、上吊、服毒、饮弹，“非正常死亡”了。曾经一个月6起、一年19起 “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恐怕大多就是被夜半警声，惶惶然走上不归路的；或者接到内线通报，想想自已贪污金额天文数字，枪毙一百回也不过分，既然走投无路，就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早见阎王爷，一了百了。这样也好保护一些领导和同党，死后可以庇护家人。官员自杀事件频繁见报，不见报的恐怕还不会少。
由此深思，触官场之类，旁官场之通，不难看出，中国官场恶质文化已经毒化了不少官员的灵魂，恶化了一些部门的行政风气，引起广泛民愤。贪污腐败、官场斗争、权钱交易的阴影，似乎总是游荡于宦海，如嘤嗡之苍蝇，挥之不去。
中国官场恶质文化，细究之，主要有八大表征：
之一，是腐败官员的“灵魂厚黑化”。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搞定皇帝和上司”是官场第一潜规则，是爬得更高、坐得更稳、升官发财的官场不二法门。当曲意迎奉、媚事君上成为官场秘诀，当出卖灵魂与人格的人在官场如鱼得水，官场就彻底被染黑熏臭了。而被染黑熏臭的官场，反过来又会以其巨大的力量，无情地撕毁官员的道德感和羞耻心，扯下官员的遮羞布，最终使官员变成鲜廉寡耻的怪物。而一个良心尚存的好官，往往不是被排挤被毁灭，便是被同化成贪官污吏，靠加入权力圈子来换取功名富贵。封建官场权力至上，腐烂丑恶，其结果是导致“廉耻丢尽，方可做官。”
邓小平曾坦言：“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会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尚未肃清的现代专制集权遗毒，导致和加剧了中国官场腐败，腐败官员难以摆脱封建官场潜规则，从而出现官位货币化、市场化，卖官规模化、期权化，贪腐常态化、团体化，自然也就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了。
之二，是腐败官员的“人格分裂化”。
如果“权力为天”成为官场规则，那不殚精竭虑去揣摩讨好领导，岂不是傻瓜一个？有此心态，必无廉耻，更不会把党纪国法放在眼里，而只会唯上是从。但是，中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一个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党和政府要求每一个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纪国法的白纸黑字和众目睽睽之下，腐败官员只能像白骨精一样，戴上正直廉洁的好看脸谱，从而骗取组织信任和群众拥护，成为官场两面人。台上道貌岸然，台下男盗女娼。牌坊竖得仰之弥高，勾当干得不亦乐乎。一方面不学无术，一方面“博士官员”成为一道风景线。故此，中国贪官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那就是落马时不但被搜出巨额贿赂，还常常被搜出一大串的荣誉光环和廉政名言。贪官们历经官场恶质文化的熏陶洗礼，千锤百炼，不知不觉都已达到“厚而无形、黑而发亮”的九重天境界。
之三，是腐败官员的“权力私有化”。
公权力经法律赋予，本应为公共利益、公民利益服务。但是当公权力一旦被腐败官员“改制”，完成了私有化，实际上就成了个人手中的“宝葫芦”，只要把它祭出来，就可以要什么来什么。当掌控和行使公共权力的腐败官员，视公权为任意驱使的玩物，大小官员就自然想去寻找最为厚实的“靠山”，黑社会自然想去寻找最为有力的“保护伞”。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出现了众多的“分利集团”，像恶性肿瘤那样寄生在国家和社会健康的肌体上，依靠社会生存但又极大地损害着社会。
腐败官员往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致一些地方出现“黑头”（国家法律文件）不如“红头”（地方政策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示意见），“白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的怪现象，严格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
之四，是腐败官员的“组织圈子化”。
“拜门子”、“找靠山”、“拉圈子”、“站好队”是中国古代封建官场的陋习，重罪者流放到“极边”、“烟瘴”等地；其实质是一种依仗权势而互相拉拢、互相利用的手段，据9连接敌出发的时间推算，以达到抢占权力、分享权力、互惠互利之共赢团体。“拜门子”、“找靠山”，雪风传说却并未结束。为自己的仕途找到一把保护伞、一个护身符；“拉圈子”，就是巩固自己的权力地盘，培植自己的势力；“站好队”，就是在权力斗争中，要擦亮眼睛，跟对政治大佬。第一个是要跟对人，学会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第二是要有人跟，讲江湖义气，有手段有霸气。
之五，是腐败官员的“斗争黑道化”。
早期中共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
正因此，“官位”成了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成为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彼岸。中国官场斗争延续千年，理论实践非常发达，至今仍然风生水起，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市面上林林总总的“官场小说”，无一不是官场现实写照。当代贪官把《官场现形记》发扬光大，还与时俱进创新了“网络战”、“窃听战”、“偷录战”等，丰富发展了中国官场斗争术。
更让老百姓触目惊心的，是屡见报端的某些地方官场斗争黑道化，从智斗回归到原始血腥。腐败官员或保官位或保圈子或图晋升，或谋更大私利，排斥异己，打击政敌，嫌官场“腾、挪、闪、躲” 那套太极拳功夫，太浪费时间，干脆毕其功于一刀、一枪、一棍、一榔头、一毒药，把原本披着和谐面纱干着厚黑勾当的官场，演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于是，“副县长”枪击“县长”，“检察官”杀“检察官”，副局长杀局长，炸死人大主任等等，轮番上演，俨然是摄人眼球、撼人心房的“黑道火并”连续剧。
之六，是腐败官员的“贪污窝案化”。
看此次江苏财政厅的反腐新闻，头脑里蹦出一个词：腐败窝案。随着纪委、司法机关深入调查，缜密侦破，相信这位女财神在审判席上，一定会有一批大大小小官员相陪，不会寂寞。
腐败窝案，是近年来中国官场腐败的新趋势，也是媒体舆论和社会公众关注的新焦点。顾名思义，腐败窝案是指一群以权谋私、结成利益共同体而后东窗事发的贪官污吏。究其特点：在内，则上下联手，上行下效，结成一伙，使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对外，则与“利益攸关者”结成同盟，结构利益输送链，导致外部监督梗阻，特权肆虐，腐败滋生，有恃无恐。腐败分子同利抱团，沆瀣一气，缔结成一个个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或大或小的利益小集团。
集体腐败，架空了原本就不够严密有力的监督制度，势如决堤洪水。百度一下“腐败窝案”词条，竟有二百万条之多。腐败窝案遍及全国各省市、各市县、各个部门、各行各业，可谓净土难觅。窝案具有官阶高、金额大和关联者众等特点，主要有地方党政一把手腐败窝案，一手遮天，权倾一方，监督乏力，集体决策沦为集体腐败，领导班子成“分赃会”，更有甚者在监狱里都可开成“常委会”。政府部门腐败窝案，公共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在监管不到位情况下，权力寻租空间广阔。司法部门腐败窝案，成为危害最大的腐败，成为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刽子手。金融系统腐败窝案，大案要案频发，已成腐败“高发区”。海关走私腐败窝案，多方勾结，监督真空，涉案者大发横财。国有企业腐败窝案，红顶商人腐败，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呈迅速蔓延趋势。国有公共服务机构基建部门腐败窝案，学校、医院、文体、社保及其他事业单位无一幸免，一幢幢大楼建成，一批批官员倒下。
腐败窝案，此起彼伏。一挖一大窝，一扫一大片。这一方面，彰显党和国家把反腐倡廉提升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中纪委查案力度空前增强，司法部门勇猛出击，战绩累累；另一方面，可见中国官场腐败之广、之深、之剧和无孔不入，也可见权力监督之弱化、淡化和边缘化。
之七，是腐败官员的“套路多样化”。
俗话说：“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反腐败斗争越加霹雳有力，腐败分子也在穷于应变。“情妇腐败”，贪腐导火索、加速器和中转站；“秘书腐败”，隐蔽二传手；“家族腐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借用腐败”，名为借用，实为索贿；“雅致腐败”，古玩字画，受之体面；“娱乐腐败”，吃喝玩乐；“题字腐败”，一字万金；“精神腐败”，树碑立传；“出场腐败”，红包大大；“司机腐败”，牵线搭桥；“期权腐败”，春播秋收。贪官智慧，在此发挥得酣畅淋漓。
之八，是腐败官员的“腐败日常化”。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用人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作风腐败、道德腐败，可谓是五毒俱全。腐败官场导致社会腐败。社会腐败，又反过来加剧官场腐败。腐败，已经成为了一种人人遵守的社会认知，成为腐败官员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
中国官场恶质文化的始作俑者，实则就是封建专制遗毒。正如陈独秀指出：“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他还一针见血点破：“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
官场里的朝野角色沾此习性，已见多不怪。就连官场边上的商贾金主，也不逞多让。一些官员对自己退职下台后，备受昔日金主冷落的情景，常发不平的感慨，虽说是官场人情冷暖，可往深一层想，这何尝不是腐败社会的必然写照？老板们对官员的相挺、相求，多半都在他如日中天，当红得令时。一俟权势打烊，下台鞠躬，老板们自然要蝉过别枝，另觅新贵去巴结了。大凡以敛财自肥为出发的当权政客，最感忧心的莫过于仓促下台。由于权势打烊的仓促，不少尚在落实阶段的“油水”，自然就此戛然而止，还常常留下把柄。在退休后被人背后捅一刀，致使贪官晚节不保，锒铛入狱苦度余生，不也很多吗？由此观之，“官场恶质文化”处处吃人，处处陷阱。既祸国殃民，到头来也害人害己。
美国学者阿密泰说：“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要使“官场恶质文化”不再发酵、发烂、发臭、发毒，必须从源头上根除“病灶”，不仅要建立“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还要建立“不必为”的保障机制。
想起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也是诞生于贪婪的岁月，东方之珠也曾一度泛滥殖民地恶质官场文化和无所不在的贪渎行为。但是，香港实行了真正意义的法治，成立直属于特首的廉政公署，拥有绝对的监察权，即使特首本身犯下了贪污罪行，也一样要被查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廉政公署的独立办案和监督权力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有力整肃和矫正了香港恶质官场文化。在法律至上、人人平等的廉政制度下，整个社会廉洁文化渐渐养成。制度防贪和舆论监督使香港廉政公署制度得以延续至今，未曾因九七回归而黯然失色。
贪污腐败之未能有效遏止或消除，原因就在于缺失民主的制度和独立的司法。要擒住“官场恶质文化”这只吃人的八角兽，必须先把权力放进强力监督的笼子，建立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权力制衡防范体系，从根本上改变自上而下负责的官僚体系，真正还政于民，践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廉洁，公正，高效，透明度，香港可行，大陆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