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市二十二中学:晚清改革开放：天子脚下的特区

晚清改革开放：天子脚下的特区

天子脚下的特区 2011-01-03 13:21:46 阅读42939 评论37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雪珥专栏《天子脚下的特区》01（开篇）

天子脚下的特区 

　　【编者按】天津（Tientsin），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于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为燕王朱棣所起，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晚清时，天津作为直隶总督的驻地，也成为李鸿章和袁世凯兴办洋务和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本报专栏作家雪珥将为您展开一幅“直隶改革史”的画卷。

　　【雪珥按】600年前天津建城时，有一个预言者令人费解地在四个城门各放了一个汉字：“抬、卫、归、海”。后来，天津城墙拆除，城砖被运往威海卫，人们便以为预言应验于此。其实， “抬卫归海”，或许是个屏障尽失、堡垒沦陷的悲剧，或许是个藩篱尽除、羁绊解脱的喜剧。
　　而在帝国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关注每一块城砖的细节，或许才能在历史的激流中，测量出帝国改革究竟水有多深、流有多急……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右图），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他盛赞了中国“实际上的总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引用了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的评价，认为李鸿章是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德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英国首相）及甘必大（Leon Gambetta，法国总理）并称的当世四大伟人。

改革中心
“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这种说法，甚至到了民国时还有共鸣：“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划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天津），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金钺《天津政俗沿革记》)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Guide to Tientsin and Neighbourhood，下图）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四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四年之后，这些全部实现了。此书还引用另一美国名人、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创办人贝施福(James Whitford Bashford）的评价，认为天津的进步远远超过中国的其他任何城市。

 　　这本有趣的书甚至单设一章，探讨天津的城市性格。天津人比较饶舌， “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Ten oily-mouthed Pekingese cannot get ahead of one tonguy Tientsinese）。书中还引述明恩溥的话，天津人脾气暴躁、爱吵架、仇外，甚至连周边地区的一些茶馆挂上牌子：天津人免入。但当时，天津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领导下，其改革和进步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到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这种来自西洋人的赞赏，也得到了东洋人的附和。在“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中，盛赞天津“繁华已超北京，宛如欧美，天津的繁华是迅速的，它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半个首都
晚清五十年，“中枢”一词，绝非仅指北京，而多少必须包含天津在内……

　　老外们对天津的赞赏和关注，其来有自。遍览1860年之后的西方媒体，Tientsin（天津）一词出现的频率，与China(中国)、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相比，亦不遑多让。

　　这一切，首先因为天津不只是一个口岸，而是半个首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确定为通商口岸，先后建立了9个国家的租界，租界数量之多，在大清国16个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九国租界总面积已超天津旧城八倍之多。显然，如此跑马圈地，绝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贴近大清中央。

　　大清国的“外交”，原来还真是在“外”办理的——最早是广州，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由两广总督兼任，依然将“外交”解决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交就无法再在“外”处理了。英、法、美、俄四国获准在天子脚下建立使馆，中央为此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也急剧增加，长江以南由五口增为十三口，长江以北也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畿辅重地也对外开放，外交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天津的地位，便更为显得重要和复杂起来。

　　总理衙门之下，除了管辖在南方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设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个口岸，驻地就在天津。此时，南北两个通商大臣都是专职，分别由薛焕和崇厚担任。随即，南方的通商大臣衙门先迁上海、再迁南京，改由两江总督兼任，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到了曾国藩失手天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这年（1870年），代理“三口通商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向中央建议：“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他刚刚参加了天津教案的处置和谈判，对此深有体会，认为直隶总督兼任通商大臣，更能调动资源。

　　不到一个月，中央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上谕中明确宣布“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自此，“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权限扩大到了“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并且，直隶总督不再常驻保定，而是“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如此一来，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从众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为省会，跻身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原先的省会保定则被迅速边缘化。本来就已经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权限迅速扩大，从一省的军政、民政扩展到了外交事务。

　　此时的大清国，虽然京师驻了外国使节，但继续奉行“外交”外办的原则，尽一切可能将夷人们阻挡在天津这一“国门”，不入京师，因此，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不同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被授予了代表国家缔结对外条约的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大清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天津也就分享了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成为半个首都。晚清五十年，“中枢”一词，绝非仅指北京，而多少必须包含天津在内。

　　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就顺势成为首任北洋大臣，进驻天津。而他一手缔造的“淮军”部队，也在完成了剿灭捻军的任务后，获准驻扎在直隶地区。至此，李鸿章开始同时掌控京畿的军政、民政和外交，权倾朝野，天津果然是“区区虽为一隅， 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

　　这座城市与李鸿章一道，进入了飞速发展。

　　“阿拉”天津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衙门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北洋时期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他任何城市（包括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运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绝非等闲。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中国北方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超帝国政府，强龙压住了低头蛇；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之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不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坚定地建设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面子”和自信——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属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属于OURS。

(本文已刊发在1月3日《新金融观察》报，上半部分http://epaper.tianjinwe.com/xjrgcb/xjrgcb/2011-01/03/content_6339066.htm，下半部分http://epaper.tianjinwe.com/xjrgcb/xjrgcb/2011-01/03/content_63390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