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宏觉寺金塔寺:像潮水一样漫过 朱以撒

像潮水一样漫过 -- 朱以撒2010-03-14 14:55 大学生生活结束后，我留校任教。在中文系资料室的大桌子上睡了一段时间，汪文顶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现代散文史研究室去工作，给系主任俞先生当资料员。这份工作毋须坐班，自由度大。想想这一段时间，人总是在一个位置上坐着，整理文字卡片，腻味透顶，又不能在台面上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时间长了，没有不被扭曲的。就我知道的许多生性灵动的人，坐班坐坏了性情，年纪轻轻已是老气横秋，连行路的姿态都显示了死板。这样的人生，当然与我向往的自由自在相去甚远。 　　我马上就答应了，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好机会。 　　一个仲夏的夜晚，月明星稀，汪文顶带我到东群路十四号的文园拜见俞先生。这一带座落着许多旧日小洋楼，都是当时的官僚或者传教士建造的，俞先生自然不会是别墅的原主人，只是寄居。入得门来，自成一格的庭院，砖木结构，质朴典雅，月光之下，树影斑驳，是谁家的夜来香漫过院墙，缥缥缈缈。在昏黄的灯光险隘，我看清室内的结构，由于年深日久，已经显出苍老之相。俞先生深目高颧，清癯简净，只是很简单地和我说几句，表示欢迎，便转向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倒是师母的柔和眼神消解了我几分拘谨。晚年的师母依然清秀优雅，我想一定是大家族出来的，小姐才能养出这般的气质，小家碧玉是断断不能如此的。后来，师母的名字让我更为惊异，名曰“破奴”，而她的妹妹，则名“解忧”，这都引起我无端的联想。 　　我记住了几条通向文园的小路。 　　我每隔一段就到文园，俞先生把需要查找的资料大要标在纸上给我，让我从书堆里将其钩沉而出，复印装订。它们大都是一些序，跋，寻找算不上困难，只是需要耐性。有时资料过多，俞先生一时未能读完，也就不再给我布置新的任务，这段时间也就由我支配，看我喜欢的书，偏嗜趋于古典的、艺术的。比较而言，我对现代文学实在是提不起兴致，尽管这个时段生了鲁迅、林语堂、周作人，也出了萧红、林徽因、谢冰心，在我看来也就是如此这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时段、一批人物，倾心投入，持守不放，一时说不清缘由瓜葛，却任情而往，眼看就收不住了。 　　我对俞先生抱怨道，能否让我直接进入书库自由翻动呢，老在窗口“点菜”也太被动了。俞先生伸手把我的借书证拿过去，写下几个小字：“朱以撒同志是我的助手，领导上派他协助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以在查阅图书馆资料方面请给予方便。”有了这几行字，进出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近百万册的图书尽在我的眼下，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进入时的眩晕，排闼而来，心胸堵塞，越往昏暗的深处走，越是有一种不知何往的惊恐。过不了多久，我的眩晕就平息下来，熟悉了其中的门道路径，分类编号，下手一个准。除了更快地完成俞先生交代的任务，更多的时日我就埋在古旧的字帖里畅读，靠笔记也凭心记，不知不觉已忘了主次。大概是哪位老先生看到了，对俞先生说过，或者是俞先生和我交谈时发现了我的分心。他和我谈现代散文时，我是有一句没一句，而我对俞先生描述书库深处有那么多古旧宝贝时，则滔滔不绝神采飞扬。　　俞先生只是笑笑，既然要谈书法，他知道的也很多，那么，就两人一起来谈书法吧。 　　一个助手和导师从事研究的方向出现偏差，心事不一，说起来是很危险的，是一个大忌。有位老先生就是这样，把那个我行我素的助手打发走了，以至于后来都过得不好。 　　我不知俞先生在他微笑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不满。 　　应该庆幸，大学毕业后遇上了俞先生，给了我这个略带散漫的学生一个自在的空间。 　　俞先生找我谈话了。他的思路超出我的意料，让我惊愕不已。他说：“喜欢书法也不是什么坏事。中文系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开设书法课，师范大学的学生写不好字怎么行？这学期新生入学后，你就给他们上这门课吧。” 　　这时，我如果冲动一些，真要上前紧紧地抱住这位俞先生，表达我内心的快乐。 　　后来，在俞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我才知道，开设这门课也不是那么顺利。有个老教授由于自身的私念，站出来反对，认为没有必要。俞先生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理睬这种反对，定下来再说。他总是这样，不大声言语，言语中微笑，语速缓慢平和，却有风骨在语言的内部支撑着。 　　俞先生给汪毅夫说过：“像以撒这样的人，我是要保护他的。” 我开始忙碌，这门课程使我全力以赴，有一种开创性的乐趣。俞先生又找了一个人来当他的的助手，我远离他所研究的那个方向了。 　　1984年，我参加《文汇报》举办第一次全国性书法竞赛，毅夫小楷在五万多作品中被评委相中，拔得头筹，并得以免费游玩沪上一周。回来后到文园，俞先生和师母已从媒体上得知，高兴之至，原以为小打小闹，不意弄出这么大动静。这当然也助长了我的脾性，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审美方向，还有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许多艺术样式是需要合作的，而书法艺术则强调独立而为，以单干为乐事，沉醉于哪个泊然无染、空无幽渺的世界里，渐渐就如脱羁之马了。那些日子我到外地比较多，有时是讲学，有时是办展览。一个人有了自己喜爱的专业方向，每一天都觉得天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空间中没有栅栏，任凭翱翔。却不想到，有时就疏忽了那些用来制约人的纪律。俞先生说：“请假总是要的吧，免得别人说话。”俞先生总是这样，说话不急，声响不大，从未有过居高临下的架式。这也使我十分受用，感受到他的苦心和爱护。相反，我更多地见到一些资历、学识肤浅的声色俱厉，有如横空出世，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这个世界越来越噪杂，似乎不声震屋宇加以大动作不足以令人屈服，却很少想到，这样子反弹也更鲜明。个性是不可强行压制的，它需要很细腻的引导。南方多水，南人多秀，从外表上看，外表不及北人彪悍和孔武，但在似水的柔情中，却有水之柔韧和坚硬。我一直认为南方的潺     细流更有坚韧性，更加不好管束，常常就蔓延开来，不管不顾。我在最需要教养的青年时代，农村、工厂呆了十年，好的没学多少，丑恶却见了许多，影响了我对人、人性的理解。俞先生总是和风细雨地待我，引我到正统的轨道上而不过度地偏离。他说：“你可不要遗世独立啊。”或者说：“随和一点不好吗？”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做得不好。一个人的禀性太难改变了，有你喜爱的人、事，就有你嫌恶的人、事，就如魏晋间人，以青眼、白眼待人，凭的就是自己的情性，如果一定要求合群，对于一些人而言就是隐痛。闲下来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琢磨，文人嘛，有许多是个性不驯的，如果团体管理的色彩太浓，个性的确要被伤害或则摧残。社会比以前是宽松多了，怎样去尊重这些人的个性，减少个性与团体的冲突，真是值得在意。 　　俞先生总是很忙。中文系为一校之大系，不同资历的人，不同的需求，大到评职称，小到排课，既有关乎中文系的大事，也有纯属鸡零狗碎的小事，忙完回家，已经有人坐着等待了。那个时代的中文系是个清水系，无车，少饭局，绝不像现在，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供打发。俞先生总是举止安和,如同圻轮老手，刀斧之下了无痕迹，佝偻着腰走来，佝偻着腰走回去。在文园，看着他斜靠在晃晃悠悠的躺椅上说话，我想到了“指挥若定”这个词。我的疑问是，一位有才华的学者为何不单纯从事学术研究，而要进入管理层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师母不止一次向我抱怨，俞先生的身体都是为系务操劳而每况愈下的，并且告诫我引以为戒。我告诉师母，除了做自己喜爱的书法研究，行政上的事务我毫无兴致。师母大乐。其实，俞先生除了系主任一职，社会上还有许多职务，譬如他是省里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委，曾经这么说过：“如果要加入党派，四十岁之前你加入共产党，四十岁之后考虑加入民主党派。你是否有意，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这一年我已跨入四十，显然，俞先生希望我考虑他的建议。我表示无意于此道。我喜欢简单，倾向无羁绊少瓜葛的寻常生活。俞先生一时无语，良久才说：“也好。”我喜欢的生活与俞先生些微不同，学术研究，尽管案牍劳形，毕竟是倾向于自己，撰写一篇论文，一本论著，都是个人成果的体现，是纯粹私人性的。行政上的地位固然能给人带来利益，但是也把一些不快乐的情绪带回家中，带回梦中，不得安宁。对于俞先生而言，声名早已确立，薪水也是最高一级，生活素来清淡，理应在给研究生上点小课之外好好安养，这也是完全有条件的。这时的俞先生六十来岁，还来得及。我只能说，俞先生乐于公务忙不只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宋史·欧阳修传》中这么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俞先生已越了小我之思。否则，如他所陈，“解放后前三十年，我挨斗的次数数不清，早就心灰意冷。”有一些人看透了世相，超然物外，自得逍遥，全然不肯付出，怎么会像俞先生不顾念自己老树苍颜，为振兴一个系，楼台再起。有几个傍晚，我在校园闲逛，见他佝偻着腰往家里赶，寒风掀动起他灰色的衣襟，形影单薄，我记起了曾国藩说的：“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俞先生还是很倾向于家庭生活的，只不过如今为了“偶然之事”，折腾得如此疲惫。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到文园，师母一定要让儿媳妇满一杯牛奶，二三蛋糕，看我吃下再慢慢说话。有学问的师母提早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专心在家中主持。她的优雅平和潜伏着干练，言语中透露着对问题剀切的判断和分析，甚至比俞先生更直截了当。俞先生的身体是师母最为关切的一个方向，健康向上是第一的，余下才是其他。一个被真心养护起来的身体，还是敌不过年复一年的劳累，这种冲突，如果俞先生不停下来，也就成了师母难以解脱的忧虑。会议如此之多，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会议才可以解决。开会成为一种惯性，成为不可治愈的精神疾患——对会议的疯狂热爱和强烈依赖。俞先生也习惯了开会，他坐在台上，第一点第二点地开讲，我则坐在最后一排，象征性地听一点，也许闪烁着就不知去向了。在不少会议上，我都是有头无尾的角色，几十年过去，好像也没有影响我的成长。师母与我有同感，对于开会抱有厌烦心态，她会说：“俞老师还没有回来呢，还在开会，开会。”师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观察那扇木头门的动静，是开会推迟了一家人的晚餐，她在等待一个经过开会而倦怠十足的面容。 　　同在一个系，俞先生有事找我，还是惯常地运用了写信这一形式。这大概也是老文人表达的习惯，动笔毕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同时也更显得庄重。俞先生的笔迹隽秀修长，是慢写而成的。他这么写道：“时间过得快，莆一中校庆时我曾要你为我写一副祝辞。我去莆田开会时，看到这幅颜体字挂在校会客室的醒目处。这次校友会又约请，不过你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已经是大都督了，故这次还是挥毫自成一体并署名，这样就更珍贵。希代劳至感，不过多次麻烦你，有些不好意思，现在还是风正一帆悬，前程康庄，这是我最高兴的。”这般文字，也只能出俞先生笔下。从常理上说，一个前辈对于晚辈，是毋须如此客气的，就像现在我对手下的研究生，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言语的分寸落实不到这么一个位置上。说起来也就是修养的厚薄和格调的雅俗，还有气度，胸怀等等因素的差异。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半生蹭蹬，还继续持有古风，持有对美善的向往，真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称得上有境界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良好的天性，平时可能看不见，它隐于内，忽而有如阳光大面积地倾泄出来，接受的人感到了其中的温度。一个勤奋不懈的学生追随导师，最终可能真的获得了治学的技巧、方法，称得上通晓了作学问的玄机。可是风度、气质呢，也许教也教不会，学也学不成。这一类精神方面的韵致，可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后天养起来的，却都存在着难以言说的隐秘和呼应关系，从而区别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 　　“斯文。”要不，先逼近这个字眼吧。 　　俞家也有很开心的日子。俞先生在文园摆下宴席，通知亲戚朋友，也通知新老学生。文园的清幽安静是很适宜休闲和治学的，花木扶疏，地气滋润，尤其是春夏二季，和气融融。客人陆续到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俞先生过生日。有几位客人我也认得，他们是我大学时的老师，俞先生早年的学生。年轻的一拨人，如汪文顶、汪毅夫，就可以称之为师兄弟了。一茬一茬，由新而旧，此时相聚一堂相互印证，才感觉许多日子随风而去。俞先生从华侨大厦请了一个大厨，施展才艺，使每一盘菜都如一件艺术品，精美细致。年长者那一桌谈往事话蹉跎，最终就是关注身体互赠珍重；而这一边，不免大口喝酒，大声说话，不免口无遮拦任意捭阖。师道还是有尊严的，但是师道尊严中委婉、温存的那一部分，往往是学生最易感受到的。毋须言说，也许是一道眼神，一缕微笑，一个姿势，身心都荡漾开来。俞先生有一篇散文《我与以撒》，里边有一段令人久久不忘：“在四十年的高校教学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中意的学生，我赏识他们的才华，遗憾的是由于人为的原因，在一轮一轮的批判声中，把旧欢化成新怨了。”回味起来是很让人感伤的，是什么使亲近的学生本性中不良的那一部分滋长、膨胀，结出邪恶之果，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除了外力的不良灌输、怂恿、诱惑之外，内在的盲从、愚忠也折损了正常的判断力，以至于不可收拾。如果一个人在潮流的边缘，他是会看得清楚一些，不至于狂热追随席卷而去。任何交往，缺乏朴素、真诚自然和率直都是不可靠的，在什么基础上交欢、交恶，对于人的本性都是很严厉的拷问。我读吴宓的日记，他这么记录了陈寅恪：“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任务，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既然常人难以企及，那么，其中的不降志，不辱身，应该成为我的向往。 俞先生端着酒杯坐到我身边，笑着提议：“下次咱们就不在家里了，让毅夫找一家大酒楼，让以撒给他们写一幅字，换两桌酒席如何？”众人表示赞成。此时，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文园蛱蝶穿花，枝上凝翠，又是一个南方的仲夏到来了，文园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也许大家与我都在想，我们和俞先生的前面，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足以慢慢享用。 　　俞先生的身体总是不太好。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虽然清癯，但目光炯炯有神，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抱病的老人。疾病给人难以排遣的痛楚，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使人失去尊严。俞先生从未与我谈疾病这个话题，我也就不打听，因为我也是忌讳在这方面表达。老式文人的喜爱清洁、整齐，在俞先生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即使病笃住院，也是行迹清朗。人的尊严有时就是如此，不以病态出现，不以病人的身份展示。有的人不同，絮絮叨叨自己的病态，让探望者面面相觑，同情的成分大了起来。俞先生在住院部和我谈远离医院的话题，都与疾病无干。我们共同讨厌疾病，他也不把生病的情绪传染给我。俞先生比较欣慰的是晚年的散文写作，一篇篇地出手，比写论文轻松和畅快得多了。在坚硬的论文里看不到情绪的那一部分，在柔和的散文里涌了出来。疾病使人终日凝窦重重，疾病的延伸又常常迫使笔下中断，再次回到医院，雪白的床榻上，不能动弹，徒唤奈何。“太迟了，”俞先生的言语中嵌入深深的遗憾。算起来，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春天是如此姗姗来迟，对俞先生而言，也就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年罢，才不至于成为无果的黄昏。在医院这个非常规空间里，久了就会生出感伤、无望，我祈望他早日逃离这个地方，回到春风洋溢的文园里。 　　俞先生呆在文园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甚至就不出门，更不出远门。他在躺椅上说话，身上多了一条毛毯，此时，天色并没有凉意。邮差敲门，送来一封牛皮纸信封的邀请函，他撕了记下，居然已撕不开了。我拿了过来，轻轻下手，“哧啦”撕了个大口子。俞先生笑了起来，眼神有些迷惘，想说什么，又没有出声。我起身时，有一团忧伤堵上心头。 　　那一天，我被一辆车接走，行走三四个小时，直到薄暮时分才到达一个山环水抱的城市，准备参加明天的笔会。晚宴丰盛，宾主尽欢。直到拿住宿钥匙时我才突然不痛快起来，决定返回。主人见我执意要走，只好又派了一辆车，按原路行走三四个小时，回到家中。太太的第一句话是：“俞先生去世。”电话那头，师母只是啜泣，良久才说：“天太晚，明天来，笔带来。” 　　文园的木门洞开人进人出，面色凝重。俞先生躺在玻璃棺内，更加清瘦，再也不会坐在悠悠晃动的躺椅上与我轻声说笑了。 　　想到这么久地喜爱书法，此刻用在了这里。书法的功能就是两极，可以大红色调写寿联喜联助庆其喜之气，又可以黑入白而成讣告挽联，倍增其哀伤幽怨之情。据俞先生说，文园曾有花木几十种，芒果，香椿、木笔、白玉苓，四时异景。这些年疏于管理灌溉，也已显出枯索和凋敝。当年桓大将军说过：“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端的是人何以堪！ 　　此时，这些吊唁完的人不忍离去，在一边站着，看我不断儒墨的笔法。我笔起墨落，不计工拙，毋须营构斟酌，只是信手而去。 　　又过了几年，师母去世。 　　文园，这座使我如坐春风的小洋楼，易了主人。 　　俞先生不在了，师母不在了，学生如鸟兽散。时光悠悠，“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汪文顶先生是当了中文系主任，而今是我所在大学的副校长了；汪毅夫先是当了副省长，而今荣调北京，是一个民主党派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了。我依旧无党无派，无任何行政职务，依旧痴迷书法艺术，授课带徒，依旧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