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优惠套餐:1910年 中国立宪派的春天

为此，张謇提议各省谘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提议很快得到响应。

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得知长沙代表将于当日启程赴沪参加会议时，兴奋异常。当日，他在学校谈及时局危机，“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申报》，1909年12月11、12日）

十天后，在上海召开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第一次会议上，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烂，与会代表无不感奋。

又一月，也就是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四天后，请愿书总算经由都察院呈递到朝廷。十天后，代表决定成立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宣统元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分头请愿。（《时报》，1910年1月31日）

清廷内多数人对此颇为反感，但表面上却以礼待之；少数有识之士虽赞成立宪，却又不敢出而力争，给予的回答是不痛不痒，所以结果是不了了之。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就这样流产。

1910年2月间，徐特立的血书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编成热潮新戏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敬仰的志士。江苏丹徒县的郭毅效法徐特立，自刺手臂，用血书写了“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连同一信，邮寄请愿代表。(《浙江时报》，1910年2月25日；《申报》，1910年2月14日)

江苏谘议局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单位，在张謇主持下开会，再次作出速开国会的决议。4月，代表们来到北京，发起第二次国会情愿运动。十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内容各有侧重。东三省绅民请愿书尤让人感动：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号称三十余万人。但此次上书请愿的声势和上书语气的急切，反而使清廷疑虑，再次碰壁。

6月29日、30日，代表团连续开了两天会，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运动。10月7日，孙洪伊等23名代表正整队待发。忽然，赵振清、牛广生等17个学生前来为代表饯行：“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

《申报》报道，这两个人说完后，立即从袖中拔出利刃，欲自杀以明心迹。代表惊骇万分，赶紧阻拦。二人在代表防备疏忽之际，忽然各自割下左腿、右臂各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擦数遍，惨不忍睹。各代表潸然泪下，答谢学生，誓死请愿到底。学生等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踉跄而去。（《申报》1910年10月14日）

具有突破意义的是，这次请愿已经打破了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性运动。11月16日，河南国会开会，3000多人到会，抚署门前喧天震地。10月23日，山西太原1000多人参加集会，要求请愿。同日，陕西召开1万余人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名。30日，福建5000余人前往抚署请愿。同日，四川6000余人参加大会，要求明年即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在立宪风潮席卷全国之际，一向温和谨慎，不与权力中心发生纠葛的张謇倍感振奋，打算在十多年后重返京城，亲自到北京参加请愿活动。但是，12月16日，张謇突然决定放弃此行。因为就在两天前，清廷在各方面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且答应预行组织内阁。

这一天，当张謇兴高采烈地来到江苏省谘议局，欲把这则消失告知同仁时，发现议员们正在门口燃放鞭炮，庆祝请愿有成。

从立宪到革命

而此时，孙洪伊、汤化龙、浦殿俊等在北京秘密会议，他们在随后的告各省同志书中说：“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

三次请愿，换来一纸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谕旨，是成功还是失败？

对孙洪伊而言，这是个失败，在今年六月，他尝云：“我等受父老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得到开国会之目的，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城一步也。”（《申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一日）

对张謇而言，这是个成功，在第一次请愿运动之初，他就曾说：“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己，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送十六省议员诣网上书序》载.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事与愿违，清廷“负人民”时，绝无不忍之心。十一月份，清政府下令各督抚严禁请愿运动，随时弹压惩处。11月28日，东三省学生请愿会代表温世霖被逮捕，随即发配新疆。到了宣统三年(1911)上半年，皇族内阁的建立与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立宪之路完全终结。

革命的情绪在急剧发酵。山西代表渠本澄返省后当中宣言：“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志士多韪之。”江苏代表沈缦云返沪后即加入革命党人的报纸《民立报》，次年加入同盟会。山东立宪派丁世峄、周书标成为“秘密组织革命活动”的中坚分子。广东谘议局副局长丘逢甲闻革命思想腾播国内，大喜，说“是吾志也。”（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在请愿运动时期，梁启超一直以那如椽巨笔，为立宪擂动战鼓。而到了1911年，梁启超《国风报》上《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中说：“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他的转向颇具象征意义。（《国风报》，第2年第5号）

在立宪派人当中，只有张謇未尝稍改他的一贯主张。据孙洪伊透露，大部分立宪派人士，在请愿之后与张謇“中道异趋”。

对于“党人隐忿之深”，张謇是完全承认的。他不改初衷，可能因为没有参加第三次请愿，心情感受与代表们不同。更重要的是，他的大生企业系统，庞大的实业计划，赴美报聘的雄图大略，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与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仍想竭尽全力遏止革命的发展。同时，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具有若干民权思想的企业家，但士人伦理依然束缚着他，大厦将倾之时，拯救危局才是最好的选择。

1911年5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组成的宪友会成立，以北京为总部，各省为支部。总部设常务干事三人，分别为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后来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宪友会是国内早期最具有渊源和规模的政党。

其实，围绕着立宪还是革命问题，宪友会内部亦有分歧。雷奋、徐佛苏、孙洪伊显然代表三种精神、三个地域。雷出身与江浙人士组成的立宪预备公会，该会以张謇为首，自始自终是温和派。徐佛苏是梁启超的代言人，对立宪有热忱，对清廷不存过分期望。孙洪伊则代表请愿运动中的激进派，与汤化龙、浦殿俊、谭延闿等人的想法接近。

正当代表们在北京奔走上书的时候，古老的北京城，其止水般的静谧，因为请愿者的投入，的确掀起了波澜。有人欲以身殉请愿，有人割臂断指写血书。支持请愿运动的舆论，不仅破灭了清朝争权的威信，且间接有助于革命运动。请愿之初，《时报》就指出，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互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些，张謇恐怕是没有预料到的。他更没有预料到，1910年，这个立宪派的春天消失的如此之快，革命的夏雷来得又是如此迅疾。非要革命不可吗？几年后，张謇绝望地题下一首诗：“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熬，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昔在光、宜间，政堕乖所寄，天大军国事，飘瓦供儿戏。酸声仰天叫，夭也奈何醉？临危膜眩药，狼藉与覆地。烬烛累千言，滴滴铜人泪！”（《张季子九录？诗录》）

1910年1月1日，一向勤于记日记的张謇在本子上留下了空白。虽无记载，但可以想见，在路上的国会请愿代表，是张謇的牵挂之一。直到晚年，他仍然无法忘记那个立宪派的春天：“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