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决之镰什么时候下线:赵汀阳讲座《第二启蒙及其方法论的改进》

赵汀阳讲座《第二启蒙及其方法论的改进》

　　从康德提出启蒙这个概念以来，人类都在追逐着如何才能更理性，怎样才能让世界更完美。但现在的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所以赵汀阳教授对此做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回顾第一启蒙

　　赵教授在讲座的一开始，先和同学们一起回顾了第一启蒙的主要内容。第一启蒙指欧洲启蒙运动，其直接成果就是现代性，启蒙运动是形成现代社会的关键一步。现代性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的启蒙运动推动的。

　　英国最早开始启蒙运动，焦点集中于确定个人权利。

赵教授在叙述法国的启蒙用时较多，他指出，法国的启蒙更具风格。较关心普世的知识，有百科全书派，推崇对知识的崇拜，这方面推动知识体系的发展。法国的启蒙还推动了革命、平等、人权等观念。人权这个概念是较大的贡献，而革命这个概念则有些可疑。100年来我国就在不断革命，整个人类在不断的革命，包括社会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科技革命等。其中导致很多灾难后果的是政治性革命。法国大革命创造的革命这个概念，要推翻传统的一切，“新的就等于好的”成为一种价值观和现代生活基本风格。不断创新使得革命变为生活的常态，连续的小规模革命贯穿于日常生活中。未来、明天、新、青春等概念变为好的代名词，反之，传统的、老的、昨天的，被抛弃的则是不好的。这种观念的潜在危险就是：没有一个今天是可靠的，所有的今天都是要被抛弃的，这也使得现代人更没有安定感。

对比之下，英式和美国式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而法国是失败的。英国和美式各自都仅有一例，没有推广。英国革命的成功在于没有否定传统，是贵族集团自愿行为，保持了较多社会秩序，传统结构，及思想观念文化品位，因为平稳所以成功。美国革命由于人少地多，其实是有财产的人联合的革命。法国革命推行的方式是平民在失意的知识分子领导下的革命【伯克•托克维尔•阿伦特（音）】分析，这类都是失败的。

　　再说德式启蒙，赵教授说，前两个国家的启蒙更关注外部世界，即我之外的，是向外的。而德式则是向内看的，反思性的。贡献是建立了人的主体性，即人是自觉的，精神不受别人支配，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康德式的。德国启蒙运动的贡献是：理性，即怎样的方式能够做正确的事情，是真正塑造现代精神和思考方式的关键概念。

　　赵教授最后总结说，理性概念支配下的主体性，在政治上又拥有个人权利，追求人权和革命，这些合起来，就基本表达第一启蒙，即欧洲启蒙运动。现代的生活价值观、方法论，由第一启蒙奠定的。

　　为什么提出第二启蒙

　　赵汀阳教授认为康德提出的启蒙——人类要摆脱加于自身的不成熟的状态——这个目标尚未达到。也就是说第一启蒙所做的一切还尚未达成康德的理想。人类还是不成熟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看上去顺理成章，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深刻问题也逐步随之暴露了，例如全球化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环境问题、金融危机等。学术上成为：冲突问题。只有解决了各类冲突，人类才可能更好的发展。怎样在冲突状态中，发展出合作，来解决冲突是运用第一启蒙的成果、方法、价值观所解决不了的。

　　人类社会目前所采取的制度，规范，都是未经证明的，也就是所有制度都是一种冒险。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关于人类命运的知识，都不是关于真理的知识（与自然科学不同）。制度是一种创作而非真理。那么，确定一个制度是好的由于没有标准，所以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如果制度是坏的则是可见的，也就是不能克服各种冲突。目前人类很多的冲突，如战争，经济冲突，资源争夺，国际冲突，文化冲突等，自己制造的冲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依然是非理性的。

　　近几十年的研究，都集中在冲突和合作上，涉及诸多领域，如经济学、博弈论、政治学、哲学等，成果也很多，但存在一个问题：大家都在描述现象，很好的解释了冲突是如何形成的，但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人类所有的冲突都是自找的，明知故犯。现象：与苏格拉底的断言“无人选择错误的事情”冲突。那么一定是哪里出现的严重问题，赵教授认为现代的思想方法论，本身可能有错误或者局限。

　　接下来，赵教授从根源上说明了这个错误和局限是从哪里发展出来的。赵教授说，英式的启蒙，最大贡献是个人权利。同样也带来了副作用。即将人自私的特性合法化。现代将自私合法化后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是：贪婪。贪婪作为一个文学词汇的学术表达是：排他利益的最大化，也称之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现代人的特性之一就是主体性、自我，但其实自我本身是空虚的，无论是学习到的知识还是所拥有的价值、观念、思想，都是来自外部的，所以自我其实是现代编造的幻觉，是个人能够决定一切事情，一种当上独裁者的幻觉。

　　再说理性的概念，在康德时期问题不大（追求普遍有效性）。到后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所打造的理性就成问题了。理性被定义为：1、一个人是愿意、并且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2、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合理排序，并总是正确选择第一需要。这样的理性带来了危险性，即贪婪文化，一旦默认贪婪为合法合理的，现在的全部冲突就水到渠成了。理性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并发展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即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样所谓科学方法或者说思想方法，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和现代人通用的方法论，是一直贯穿近两百年的主流思想家及大多数人的思考方式。这是第一启蒙中的最重要成就，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论分析清楚了各种冲突和困境。著名成果包括：囚徒困境、搭便车理论、工地悲剧及反工地悲剧。赵教授在讲座中对这些理论做了非常生动的解释。包括目前各个国家使用的策略、战略技巧，如均衡、霸权、制裁、遏制、干涉等，所有策略手段，都是按照这个方法论设置的。

　　虽然成功的描述问题，但基于这个方法论，所有的冲突都是无解的。以囚徒困境作为代表，这个冲突就是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产生的，就是有好事也做不成。因为一切价值和利益都以个人为准，逻辑上注定了没有一个冲突是可解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排他的利益优先，虽然人类越来越精明，但游戏却越玩越差，最后自取其祸。例如金融危机、反恐战争、中东和平进程等。因为这样的思路和方法论下，采取措施反而造成事情更糟。

　　第二启蒙：作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和关系理性

　　赵教授说，正因为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所承认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所以所有人都被误导了。

　　随后赵教授带同学们一起回顾这个方法论的起点：霍布斯的丛林模型，他假设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与所有人为敌，这样的初始状态导致了人类的冲突。而这个基本假设是可疑的。

　　赵教授随后提出，我国也有一个相似的模型，就是荀子的模型，但存在一个基本的不同，就是在荀子假设中，人类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合作的状态，而非冲突状态。理由是人类的弱小的，其强壮程度保证了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合群。合作之后有了劳动成果，由于自私想多占多得，在合作状态下的分赃不均导致了人类冲突的起源。

　　虽然结论一样，荀子和霍布斯同样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矛盾是不可遏制的。但原因不同，前者认为是个人本性，而后者则认为是分赃不均。荀子模型为合作埋藏了重要的希望。

　　在霍布斯假设的初始状态没有合作的基因。而在荀子模型中，最低限度的不可还原的合作状态：人必须互相依靠才能生存。这一点是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据。从这点看，赵教授认为，荀子的模型更优于霍布斯的模型。在理论上解决了从冲突如何发展为合作中的关键一步。如果按照霍布斯的思路，合作是无中生有的；而荀子模型中，合作则是是由少变多的。

　　说到这里，赵汀阳教授提出了他改进后的理性概念：由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变为作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赵教授提示说，很显然，他提出的这个理性是根据荀子的模型和儒家的观念背景而提出来的。

　　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作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首先承认了自私的合法性，而导致了贪婪，所谓理性就是不择手段的达成最大化。一切都落实到了以个人为单位。

　　而改动为作为关系的方法论，将个人焦点移开，落在关系上。将两个人的关系当成是一个必须保护的既定前提，关系优先。这个改进的基本精神是：在考虑个人利益之前，先保证不冲突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变化是：所谓理性由原来的排他利益的最大化转变为互相伤害的最小化。

　　赵汀阳通过一个叫做普遍模仿的实验来证明作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对这个社会发展是更优的。先使用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假设，即每个人都追求排他化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且后来的人会学习最先使用使得利益最大化的方法。最终一定会有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赵教授说的集体黔驴技穷的状态。达成了都吃亏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仅仅表现于我吃的亏不比你吃的亏大。这样的方法论显然不是最优的，是非理性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思考是理性的，但实际的行动步骤是通往集体的非理性。

　　而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安全作为优先条件，伤害最小化基础上发展，经得起普遍模仿测试的。无报应结果，都会得到好处。才是真正的理性。为了区别第一启蒙中普遍认可的理性概念，赵教授给自己定义的理性其名为关系理性。

　　回到康德当年的幻想：启蒙就是人类摆脱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赵教授认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目标显然没有完成，所以需要第二启蒙，这是他思考的意义所在。

　　当然他也提出，今天所讲的作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和关系理性都只是达成第二启蒙的一小部分，还需要更多的内容，例如全球化的状态相比较于以民族国家为体系，需要政治制度创新（《天下体系》）、方法论创新、文化创新，价值观创新。在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人类需要全方面的反思，就像300年前思想家所做的事情一样，及时纠正人类所犯的错误。赵汀阳教授最后提出希望大家也能够对此问题感兴趣，共同思考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启蒙。

　　简介：

　　赵汀阳，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互动知识中心主持。兼任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欧盟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常委、中国项目主任、法国“跨文化关键词大百科全书”学术常委，中国部分策划人、联合国教科文“哲学日”中国项目主持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伦理学、知识论。主要著作包括《美学和未来的美学》、《哲学的危机》、《论可能生活》、《一个或所有问题》、《人之常情》、《脑袋，书本及其他》、《赵汀阳自选集》、《长话短说》、《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观念图志》、《天下体系》、《坏世界研究：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等，并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