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的小女孩: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而饿死乃后人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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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朱自清
原载《中国历史的宿命》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对于一个学者、作家，这意味着思考和创作的终结，对于曾经从其思想文化遗产里受益的人，意味着深长的思念和不尽的感戴。但朱自清1948年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因这一年里他的某些言论、文字和行动，他被塑造为接受人民呼唤，终于从象牙之塔里走出的斗士，其晚年的"选择"和"转变"被界定为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宏大命题。
194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朱自清的生命年轮里，又发生了什么？
按照通行的说法，1948年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一点，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会有所感知。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无法回避选择。1948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的失败使国统区物价上涨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困窘和生活状况的恶化。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各种变化都不意外，只是这种变化往往有辐度大小之别、微调和巨变之异。朱自清属于哪种呢？朱自清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仅缘于天性，也是客观环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学家出名，后来却长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是有压力的，充满了焦灼感，这种压力驱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朱自清的政治倾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承认现有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保持"平静"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现实的刺激偶或流露不满，并对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当然，最重要的，这种人始终珍视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以各种名义挤压个人空间的企图敏感而充满警惕。
虽然长期在象牙之塔里，但朱自清诗人般的敏锐感受并未完全钝化，他也意识到了可能的时代之波，并努力尝试去适应。于是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读书，1948年前，在朱自清的书单上除了经典旧籍，就是同辈学者的研究著述，可1948年1月朱自清开始读《大众哲学》，月底便读完了，并在日记中评价道："甚有说服力"；7月份又读一本名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的通俗读物，称赞"它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这位向来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这时候朱氏的写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这些原本在学者教授视野之外的东西。他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一边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是非理性的起哄，但又说："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
朱自清晚年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意象：冯锺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柏生回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情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喜爱，热情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受到感动。" ()①"朱自清拥抱秧歌表示他要和旧的生活彻底决裂"，显然这就是所有回忆者要告诉我们的。应该说，因为秧歌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和图腾，而且朱自清本人对其符号意义肯定不会一无所知，所以这种解读自有其道理。但查阅朱氏日记，我们却看到了意外的文字：1948年元旦，朱自清写道："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4月8日又记，"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自清？"感到不安"的朱自清和"扭秧歌"的朱自清当然还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珍视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对那种集体的威压怎么可能不"感到不安"？那么他为什么不当面拒绝？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
读了朱自清与秧歌有关的日记，又明了其性格特点之后，回头再看回忆、解读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度阐释"之嫌呢？
因为"扭秧歌"，许多人盛赞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找到精神皈依的人的自然心态。但透过另一种个人色彩强烈的文本--旧体诗，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悲凉之雾"。1948年2月，时在病中的朱自清看到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一篇散文《老境》，其中的萧瑟况味触动他写下了一首七律：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诗中的衰飒之气是一个稍有旧文学修养的人都能体味出来的，难怪当时传抄到俞平伯、叶圣陶那儿，这两位老友都为之"不怡"。细细想来，在194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缠绵病榻的朱自清的这种悲凉之感谁说不正是人情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