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袁克文妻子:两代“人文人”，共话“人文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8:44:53
两代“人文人”，共话“人文社”
《 人民日报 》（ 2011年03月22日 20 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人物自上而下为屠岸、潘凯雄。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60年来源源不断地出版了古今中外难以数计的优秀文学作品，会聚了一大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名家、大家，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本文标题所说的“人文社”，指的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今年是人文社诞辰60周年，为此我们请来了人文社的现任社长潘凯雄先生与前任总编辑屠岸先生，由他们共话人文社的历史传统与未来发展。这家穿越了60年风风雨雨的“老”社，从何处而来？要往何处而去？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它的延续与发展？在两代“人文人”的谈吐之中，读者也许可以获得答案。
——编者
薪火相传 勇于超越
潘凯雄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漫长历程中的后来者，赶上了她建社60周年这个历史性的节点，自然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无论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亲历者，自己不时听到身边人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议论时的一个常用句式——“这家老社……”
好一个“老”字！除去是对其自然生态的一种客观描述外，是否又隐含着另一层错综复杂的价值评价呢？褒，还是贬，抑或是褒贬交织？
60年，风云跌宕一个甲子，就自然生态而言不可谓不老；然60年，又不过弹指一挥间，更何况新中国这第一家国家级的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自成立到现在始终处于我国文学出版的领先地位，其文学图书出版结构之丰富、门类之齐备、质量之精良、规模之壮大均为业内外所认同，这样一种生命生存之状态又不能谓之为“老”。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的基业常青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60年，是一个始终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坚守高品位、高质量出版理念、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的历程。回眸60年人文版的图书谱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也是充满自豪地说，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文学大师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的出版历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与足迹，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几乎没有放弃对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的追求。这是60年来几代“人文人”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他们心中怀揣着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自觉的文化追求与文化担当。为了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蜡炬成灰泪始干。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60年，是一个坚守出版本质、脚踏实地、潜心问学的历程。从建社之初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同志亲自设计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这样简洁质朴的出版布局，到现在“挺拔主业，优化结构，强化品牌，丰富品种”的出版思路，无不是在围绕着坚守出版本质下功夫、做文章。“古今中外”说的是大布局，“提高为主”指的是高品位。要真正做到做好这一“大”一“高”，就必然要求“人文人”脚踏实地地潜心问学，来不得半点虚饰与浮躁。60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计出版图书12655种，发行10亿册，上至先秦，下至当下，宽至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屡次被广大读者评为“最喜爱的出版社”，如果没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孜孜以求的执著和潜心问学的态度就绝无可能取得这样的业绩。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60年，是一个不断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勇于超越自我的历程。60年来，无论是中国的社会生活还是世界的格局都始终处于风云涌动、发展变革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确有着自己丰厚的优良传统，但“人文人”从来又不囿于传统，画地为牢，故步自封。从年出书数十种到现在的年出书千余种，从过去的一家独大到现在积极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从偏于一隅到拥抱世界，从计划经济条件下亦步亦趋的事业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初具雏形……无论是点滴的推进还是剧烈的变革，无一不是一次次顺应时代历史大潮、与时俱进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也正因此才使得60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始终得以保持处于国内文学出版的潮头位置。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60年，是一个持续坚持出书育人，坚持走专业化、职业化出版与不断培育积蓄专业人才的历程。在一代又一代人文人的队伍中，先后涌现了冯雪峰、巴人、楼适夷、聂绀弩、严文井、韦君宜、萧乾、秦兆阳、屠岸、孙绳武、绿原、牛汉、陈迩冬、孙用、刘辽逸、蒋路、林辰、杨霁云、王利器、王仰晨等作家、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专家的身影，明星灿烂、群贤毕至，放眼中外，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文学出版机构能与之比肩。
一个甲子的辉煌已成过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薪火一代代传承光大是我们新一代“人文人”的历史重任。鉴往知来，沐浴着人民文学出版社60载发展的春风，新时代的人文人一定会从这里所展示的厚重历史中汲取力量与智慧，以更加饱满的斗志踏上体制改革后的新征途。
“书生办社”的优势
屠岸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到现在，已经60周年。我有幸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人文社工作15年，离休后又参加咨询机构，至今已38年。今逢社庆，有许多话想说，这里主要说说出版社和著译者的关系。
出版社的责任是出书。文学出版社的责任是出文学书。要出文学书，必须依靠一支写书人的队伍。如果没有著译者的支持，出版社这架机器就无法运转。为此，出版社与著译者必须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人文社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作家、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这，可以列出一串名单：冯雪峰、王任叔、楼适夷、聂绀弩、严文井、韦君宜、萧乾、秦兆阳、孙绳武、蒋路、绿原、牛汉、卢永福、陈迩冬、顾学颉、刘辽逸、伍孟昌、许磊然、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利器……这些人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笔者曾访问过欧美的出版界，那里的著名作家担任出版社领导或工作人员的，几乎没有。环顾国内，又有几家兄弟出版社拥有如此众多的著译者担任领导或编辑？可以说，在这点上，人文社曾具有独特的优势。是优势吗？历史上又曾经有过“书生办社”之讥。那么，“书生办社”到底是它的优势，还是劣势呢？值得一探。
我认为，优势是明显的。
优势之一是出版者能设身处地地理解著译者的写作理念、写作经验。所谓设身处地，是因为出版者本身有过创作和翻译实践的体会。由此出发，去发现著译者，重视他们，鼓励他们，激励他们。编辑们到全国各地去跑，发现好苗，抓住不放，浇灌培植。编辑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调动作者的一切积极性，催化他们的生长和成熟。一位作者说，我书稿的责任编辑是伯乐，能发现千里马，一眼就看准了我书稿的质量。一位作家说，当编辑的能看出我文稿中的内核，仿佛卞和能看出璞中有玉！编辑能不厌其烦地，又循循善诱地促使作家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文稿，直到成功。
优势之二是出版者能设身处地理解著译者的写作心态、写作情绪、写作甘苦。由此去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关爱他们，争取合作，圆满共赢。对书稿内容有不同意见，平等协商，耐心探讨，决不强加于人。必要时作适当妥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领导要求编辑对待作者，只能是也必须是朋友，决不是判官。编辑工作有纪律：不得未经作者同意而擅自修改原稿，有意见只能在原稿上贴条子。著名文学家蒋路说过：对大翻译家傅雷的译稿，编辑贴了许多条子，傅雷采用不少。将来也许可以开一个条子展览，以彰显无名编辑为他人作嫁衣的辛劳，也表明编辑对著译者的尊重。人文社原社长韦君宜曾提出“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在“文革”中受到了猛烈批判。但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是对作家跪地乞求，而是表达出版者对作者的尊重，也是代表广大读者对作者的感谢。人文社承担着国家赋予的重任，如果没有著译者的合作，这个重任是完成不了的。而尊重，是合作的基础。
优势之三是出版者能够设身处地地了解著译者的写作环境、后勤需要、物质条件。人文社曾经备有客房，用以招待某些作家，为他们提供膳宿，以便进行创作。有的作家由于缺少安静的环境和必需的物质条件而不能安心写作，这时，出版社提供的帮助就成了沙漠绿洲。有的作家经济困难，社里可以酌情预付稿酬或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以保证作品的最终完成。女作家竹林当年居无定所，上海某校为她提供了住处，韦君宜向校长鞠躬，说，感谢你们支持了文学！
是不是也有劣势？可能有。社领导身为作家，却缺乏经营头脑。书是文学作品，又是商品，要进入商品流通渠道。“书生办社”可能不擅长宣传推广，经营促销。不过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现象。如今，人文社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早已克服了这个缺点，在发行销售上有了许多开拓创新，能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这使人十分欣慰。
《 人民日报 》（ 2011年03月22日 20 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人物自上而下为屠岸、潘凯雄。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60年来源源不断地出版了古今中外难以数计的优秀文学作品，会聚了一大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名家、大家，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本文标题所说的“人文社”，指的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今年是人文社诞辰60周年，为此我们请来了人文社的现任社长潘凯雄先生与前任总编辑屠岸先生，由他们共话人文社的历史传统与未来发展。这家穿越了60年风风雨雨的“老”社，从何处而来？要往何处而去？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它的延续与发展？在两代“人文人”的谈吐之中，读者也许可以获得答案。
——编者
薪火相传 勇于超越
潘凯雄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漫长历程中的后来者，赶上了她建社60周年这个历史性的节点，自然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无论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亲历者，自己不时听到身边人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议论时的一个常用句式——“这家老社……”
好一个“老”字！除去是对其自然生态的一种客观描述外，是否又隐含着另一层错综复杂的价值评价呢？褒，还是贬，抑或是褒贬交织？
60年，风云跌宕一个甲子，就自然生态而言不可谓不老；然60年，又不过弹指一挥间，更何况新中国这第一家国家级的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自成立到现在始终处于我国文学出版的领先地位，其文学图书出版结构之丰富、门类之齐备、质量之精良、规模之壮大均为业内外所认同，这样一种生命生存之状态又不能谓之为“老”。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的基业常青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60年，是一个始终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坚守高品位、高质量出版理念、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的历程。回眸60年人文版的图书谱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也是充满自豪地说，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文学大师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的出版历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与足迹，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几乎没有放弃对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的追求。这是60年来几代“人文人”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他们心中怀揣着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自觉的文化追求与文化担当。为了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蜡炬成灰泪始干。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60年，是一个坚守出版本质、脚踏实地、潜心问学的历程。从建社之初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同志亲自设计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这样简洁质朴的出版布局，到现在“挺拔主业，优化结构，强化品牌，丰富品种”的出版思路，无不是在围绕着坚守出版本质下功夫、做文章。“古今中外”说的是大布局，“提高为主”指的是高品位。要真正做到做好这一“大”一“高”，就必然要求“人文人”脚踏实地地潜心问学，来不得半点虚饰与浮躁。60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计出版图书12655种，发行10亿册，上至先秦，下至当下，宽至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屡次被广大读者评为“最喜爱的出版社”，如果没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孜孜以求的执著和潜心问学的态度就绝无可能取得这样的业绩。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60年，是一个不断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勇于超越自我的历程。60年来，无论是中国的社会生活还是世界的格局都始终处于风云涌动、发展变革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确有着自己丰厚的优良传统，但“人文人”从来又不囿于传统，画地为牢，故步自封。从年出书数十种到现在的年出书千余种，从过去的一家独大到现在积极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从偏于一隅到拥抱世界，从计划经济条件下亦步亦趋的事业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初具雏形……无论是点滴的推进还是剧烈的变革，无一不是一次次顺应时代历史大潮、与时俱进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也正因此才使得60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始终得以保持处于国内文学出版的潮头位置。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60年，是一个持续坚持出书育人，坚持走专业化、职业化出版与不断培育积蓄专业人才的历程。在一代又一代人文人的队伍中，先后涌现了冯雪峰、巴人、楼适夷、聂绀弩、严文井、韦君宜、萧乾、秦兆阳、屠岸、孙绳武、绿原、牛汉、陈迩冬、孙用、刘辽逸、蒋路、林辰、杨霁云、王利器、王仰晨等作家、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专家的身影，明星灿烂、群贤毕至，放眼中外，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文学出版机构能与之比肩。
一个甲子的辉煌已成过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薪火一代代传承光大是我们新一代“人文人”的历史重任。鉴往知来，沐浴着人民文学出版社60载发展的春风，新时代的人文人一定会从这里所展示的厚重历史中汲取力量与智慧，以更加饱满的斗志踏上体制改革后的新征途。
“书生办社”的优势
屠岸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到现在，已经60周年。我有幸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人文社工作15年，离休后又参加咨询机构，至今已38年。今逢社庆，有许多话想说，这里主要说说出版社和著译者的关系。
出版社的责任是出书。文学出版社的责任是出文学书。要出文学书，必须依靠一支写书人的队伍。如果没有著译者的支持，出版社这架机器就无法运转。为此，出版社与著译者必须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人文社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作家、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这，可以列出一串名单：冯雪峰、王任叔、楼适夷、聂绀弩、严文井、韦君宜、萧乾、秦兆阳、孙绳武、蒋路、绿原、牛汉、卢永福、陈迩冬、顾学颉、刘辽逸、伍孟昌、许磊然、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利器……这些人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笔者曾访问过欧美的出版界，那里的著名作家担任出版社领导或工作人员的，几乎没有。环顾国内，又有几家兄弟出版社拥有如此众多的著译者担任领导或编辑？可以说，在这点上，人文社曾具有独特的优势。是优势吗？历史上又曾经有过“书生办社”之讥。那么，“书生办社”到底是它的优势，还是劣势呢？值得一探。
我认为，优势是明显的。
优势之一是出版者能设身处地地理解著译者的写作理念、写作经验。所谓设身处地，是因为出版者本身有过创作和翻译实践的体会。由此出发，去发现著译者，重视他们，鼓励他们，激励他们。编辑们到全国各地去跑，发现好苗，抓住不放，浇灌培植。编辑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调动作者的一切积极性，催化他们的生长和成熟。一位作者说，我书稿的责任编辑是伯乐，能发现千里马，一眼就看准了我书稿的质量。一位作家说，当编辑的能看出我文稿中的内核，仿佛卞和能看出璞中有玉！编辑能不厌其烦地，又循循善诱地促使作家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文稿，直到成功。
优势之二是出版者能设身处地理解著译者的写作心态、写作情绪、写作甘苦。由此去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关爱他们，争取合作，圆满共赢。对书稿内容有不同意见，平等协商，耐心探讨，决不强加于人。必要时作适当妥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领导要求编辑对待作者，只能是也必须是朋友，决不是判官。编辑工作有纪律：不得未经作者同意而擅自修改原稿，有意见只能在原稿上贴条子。著名文学家蒋路说过：对大翻译家傅雷的译稿，编辑贴了许多条子，傅雷采用不少。将来也许可以开一个条子展览，以彰显无名编辑为他人作嫁衣的辛劳，也表明编辑对著译者的尊重。人文社原社长韦君宜曾提出“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在“文革”中受到了猛烈批判。但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是对作家跪地乞求，而是表达出版者对作者的尊重，也是代表广大读者对作者的感谢。人文社承担着国家赋予的重任，如果没有著译者的合作，这个重任是完成不了的。而尊重，是合作的基础。
优势之三是出版者能够设身处地地了解著译者的写作环境、后勤需要、物质条件。人文社曾经备有客房，用以招待某些作家，为他们提供膳宿，以便进行创作。有的作家由于缺少安静的环境和必需的物质条件而不能安心写作，这时，出版社提供的帮助就成了沙漠绿洲。有的作家经济困难，社里可以酌情预付稿酬或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以保证作品的最终完成。女作家竹林当年居无定所，上海某校为她提供了住处，韦君宜向校长鞠躬，说，感谢你们支持了文学！
是不是也有劣势？可能有。社领导身为作家，却缺乏经营头脑。书是文学作品，又是商品，要进入商品流通渠道。“书生办社”可能不擅长宣传推广，经营促销。不过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现象。如今，人文社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早已克服了这个缺点，在发行销售上有了许多开拓创新，能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这使人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