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手册棠眠最新章节:童乙伦：中国改革的“讨价还价”逻辑

童乙伦：中国改革的“讨价还价”逻辑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既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常规意义的经济增长，也有别于东欧、前苏联国家的制度转型。学术界和传媒常常以“渐进改革”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国改革的特殊经验，甚至将“渐进”视为改革成功的主因。

　　然而，“渐进”只是中国改革的外在特征，全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自发、充分、非暴力的“讨价还价”，才是贯穿改革进程的基本逻辑。

　　“渐进”与“激进”之辨

　　由于理论的简洁性和实践的直观性，“渐进改革论”一经提出，就不仅成为关于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论断，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北京共识”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当人们面临“激进改革”“渐进改革”和“不改革”三种选项之时，渐进改革似乎就是最合理，最能够达成多数人同意的选项。然而，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难道仅仅是因为“渐进”吗？

　　主张“渐进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需要通过改革过程的“渐进”方式，创造出某种缓冲社会矛盾的空间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但问题是：怎样才算是合适的“渐进”呢？

　　“渐进改革论”的支持者，往往以“人民大众可接受的程度”作为“渐进”的合适标准。这一说法暗示，人民大众最担心的是“矛盾冲突导致社会崩溃”，因此反对激进的改革议题。然而，这明显有悖于如下常识，即当今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常常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了少数强势团体的损害。换言之，人民大众往往是处于矛盾冲突的弱势方，而更期盼改革。改革议题能否为社会接受，关键在于能否解决矛盾。如果一项改革议题能够缓解、解决矛盾，即使外表“激进”乃至“剧变”，它给社会造成的冲突压力仍然是有限的；反之，如果一项改革议题是在制造、扩大矛盾，那么即使外表“渐进”，也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事实上，所谓“渐进改革”只是一种对中国改革实践的简化描述。当年邓小平一方面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出于政治家的直觉，他也提出了“思想要大胆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我们要力争几年或者十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改革要求。而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设立经济特区，在当时都属于“激进”。

　　那么，怎样判定一项改革议题是在缓解、解决矛盾，还是在制造、扩大矛盾呢？关键在于这项议题能否充分包容全社会各阶层、各团体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交易。

　　“非暴力”与“责任感”

　　不可否认，任何一项改革议题，所针对的都是相当重大的社会政治矛盾或经济利益冲突。这些重大的矛盾和冲突，无不隐含着某种暴力隐患。只有在矛盾各方确立了“非暴力”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耐心寻找“讨价还价”的妥协之道，使改革不至于因暴力而破局。也就是说，“非暴力”是中国改革得以推进和实现的必要条件。

　　当代中国社会走上“非暴力”的改革路径，始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场会议化解了1949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内“姓资、姓社”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中国人在经历了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之后而醒悟的集体意识。“文革”那种群众运动的暴力手段从此得以禁止，除了少数极端情境以外，改革基本上是沿着“非暴力”路径向前推进的。

　　正是“非暴力”原则的约束，使得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得以就彼此的关联利益讨价还价，直至达成多数人同意的政治妥协。

　　以改革初期粮食市场的价格“双轨制”为例，如果粮食计划全面放开，当时普遍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将因为粮食价格不确定而陷入恐慌；而如果缺少市场化机制，土地承包以后农民生产的余粮不能获得市场交易的超额利润，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将遭受打击。“双轨制”其实是中央政府内部“农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彼此讨价还价的结果，使得市场化部分能够保护农民粮食产生的积极性，计划性部分又能兼顾城市居民低收入的利益。

　　诚然，价格“双轨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负面影响，但是，“双轨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达成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妥协，其负面影响只是这一妥协必须付出的代价。

　　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构建了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体理解。这意味着在执政党和人民大众之间建立了一个隐含的契约，亦即“人民大众承诺认同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党承诺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

　　一方面，人民大众中的每一个个体，作为公民有责任遵守国家宪法等基本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执政党有责任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切实为人民大众谋利益。

　　重要的是，这一隐含契约所包含的责任约束是双向的，任何一方的违约，都将以另一方的违约为代价。正是出于对于对方违约后果的考虑，使得双方都有动力遵守这一隐含契约。这是中国改革得以推进和实现的充分条件。

　　人民、代表、议题

　　只要论及民主，人们的第一印象总是多数决定的投票规则。其实，这只是民主政治的外在表现形式。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利益团体，都有渠道提出自己最为关注的议题，与其他阶层、其他利益团体展开“讨价还价”的交易和妥协，最终诉诸代表机关的公开表决。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中，上述过程表现为：人民选代表，代表选议题，逐级递选，最终将那些最为重要的议题诉诸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表决。因此，“人民、代表、议题”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乃是理解和建设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

　　在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制度下，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会分别属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党派，在党派之间展开“讨价还价”的交易和妥协。在当今中国，不容置疑的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制度背景和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参政、议政的基本框架。

　　然而，既然改革以来，“人民内部矛盾”业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分属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团体的“人民”必然也要通过不同的“代表”，来进行彼此利益的“讨价还价”。

　　一项成功的改革议题，在诉诸投票表决之前，必然已经在上述“讨价还价”进程中实现了各方利益的交易和妥协。惟其如此，这项议题才有可能缓解、解决矛盾。

　　另一方面，只要“人民内部”的矛盾各方对于彼此的利益和需求具备客观、深入的了解，那么完全有可能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制度框架下，经由充分的“讨价还价”，通过某项看似“激进”乃至“剧变”的改革议题。这类议题在实践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必将远远胜过精英人士绞尽脑汁所设计的“渐进”、可控的改革议题。

　　作者为浙江大学新政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