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灵岩山:令人唏嘘的中国逻辑

　　提到中国逻辑，我们很难回避建国前曾经如巨星般闪耀的哲学巨擘金岳霖先生。但可悲的是，当红旗升起的时候，他的光辉却暗淡下来，而在他的背后，是一代独立入分子的集体沉没，这无疑是一种旷世的时代悲剧。而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则成为绝唱，这种扼杀对他本人而言自然是残忍的，但哲学家的城府却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我想，当毛泽东对深居简出的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时，彼时的金先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无法想象了。也许有一个故事能解读他在建国后的心迹：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是的，在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周孝正强调应为“学科”)的黄金十年(1917至1927)，金先生是满腔热忱地想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他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可惜，事易时移，“生存权”还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我向来反对人们对金先生的指摘，毕竟是时世捉弄人，我们更应该挞伐的是残暴的权力。胡适曾经这样评价道：“……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我想，做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胡适如果没有去台湾，他也极有可能会复制金先生的路径，因为“贞节牌坊”并不是那么轻意能够立起来的，它是用生命和鲜血树立起来的，丝毫看不到人性的光辉。

　　金先生的学生殷海光《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曾这样描述西南联大时的金岳霖：“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但建国后，这样的金岳霖已经走了，他永远成为人们的回忆。我们无法知道他对马克思的推崇是否出于自愿，但从他没有成为郭沫若的事实上看，老先生的人格还是不容置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以沉默反抗强权，这也是一种良心上的担当。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有据可查的。在一部《如果鲁迅还活着》的书中，作者回忆了30年前和毛泽东的一次会见。他问了毛泽东“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您对他有如何看法呢?”结果毛泽东的回答是“如果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要么闭嘴，要么进牢里度过余生”。尽管这是孤证，但我们也能从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中看出端睨，这就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个太阳已经太耀眼了，已至于其它的光芒几可忽略不计。同时，这个太阳有强大的可以扼杀一切的能量。这一结果必然是人性的泯灭，继而是理性的毁灭，它留下来的不过是一场灾难。

　　逻辑是一种思维过程，它有理性和感性两种形式。在一个社会充斥感性思维的时代，必然是一个腐朽和没落的社会，而维系这一社会存续的动力是权力，为我所用的功利色彩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思维。在这样的一个颠倒的社会，充满了肃杀和严酷，正义和良知荡然无存。只要专制和独裁的土壤存在，这萧瑟的秋风就一刻不会离去。在建国后，“十年浩劫”将这种肃杀演绎到极致，那些泼妇骂街般毫无逻辑可言的口号有时居然能够成为“圭臬”让人们并行不悖，当然它的前提条件是言说者要有绝对的权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治时代是科学的地狱，但却是“犬儒”的天堂，那些出卖良心的文人大行其道，这是知识分子之殇。但手法越是拙劣，“理论”就越是卖座，当兽性战胜了理性，笔杆子代替了枪杆子，文化也就成为了“维稳”的工具，知识分子就成为了权力豢养的政治道具。只要一天不结束“圈养”，知识人就永远改变不了“屎克郎”一样的命运。前一阶段，有一个宣传部门的领导指责南方某报时，不就说“吃共骂共”的话么?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严重的违反逻辑，报社是人民的纳税钱来维持的，它本来就应该替人民说话，这样狗屁不通的话不过是郑州那个局长的语录的翻版。

　　中国社会在崇尚权力的同时，也就自然的告别了理性。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儒家文化来验证这一事实。经过数千年的提取和完善，儒家经典充满了矛盾的观点，以思维的跳跃来替代逻辑推理成为儒家学说频被证伪的说教，尽管经过学儒们的努力使其成为一个体系，但给人的感觉总是碎片堆积成的统治学说。而现代社会也传承了这一衣钵，尽管已经换了包装。在一个政治哲学为权力量身定做的社会，我们看到的是逻辑混乱的现实。“ 没有强拆,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收费公路就没有交通成就”，“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稳定压倒一切”等，这就是官员们的逻辑。尽管它比“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有了些许的进步，但其实质不过是换了一个马甲，罩着的仍然是残暴的权力。如果对这些狗屁逻辑剥茧抽丝，无一例外地是先假定结果正确，然后瞒天过海，导果为因。谎话说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宣传机器，它的好恶就成了宣传和舆论的导向。因此，我们看到前一阶段一个主流学者跳将出来，说“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为新一轮舆论控制造势，其用心就是昭然若揭了。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逻辑混乱的社会仍然在文化“维稳”中延续着，“不照搬西方那一套”逐步成为权力共识，却不能否认他们的这一套当初就是西方的，而且早已经被人抛弃的事实。

　　权力社会必然是一个逻辑混乱的社会，这一判断的基础是权力的来源与维护离不开文化和学术。当然，这种文化和学术是在垄断状态下存在的。一个没有独立性的文化部门，怎么能够有独立的言说呢?因此，言论自由是自由之母，没有言论自由的自由是一种“伪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