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路10有住户嘛:从政沉浮说博古：从“左倾”失败到坠机身亡

    博古，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４日出生于杭州市，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典型代表之一。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最终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

    博古留学苏联，成为反对托派的马前卒；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博古离开上海，经过几个月的旅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专门帮助中国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学校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对于只知少量传统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犹如进了知识的王国。博古曾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精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然而，这所表面平静的学府，也卷进了当时联共（布）中央的阶级斗争以及派别斗争的政治旋涡。１９２７年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围绕着中国大革命挫败的原因等问题，这种分歧和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１１月７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中，一些中山大学学生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极为震惊。这一事件加剧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同时，也引发了中山大学学生之间的派别之争。

    这场派系斗争刚告平息，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又随之而起。王明、博古都集合在学校的党组织——支部局的周围，并作为校支部局的委员，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随着反托派斗争的不断深入，校支部局发现，托派反对派并不是学校里唯一的反对派，中国革命的挫败在学生当中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认识。例如，究竟谁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许多学生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发生怀疑，而这些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他们对中山大学反对托派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是，利用这一机会形成自己的独立力量，来反对校支部局成员和米夫。他们所奉行的这一条路线后来被称为“第二条路线”。这些奉行“第二条路线”的学生，同校支部局委员王明、博古等人围绕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持续较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中，博古不仅始终同王明站在一起，机械地以斯大林的论据来作答，不自觉地滑向了教条主义的泥潭，而且还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活动。王明一伙的这种做法，使中山大学内部四分五裂，支部局已无法控制局面，联共（布）中央不得不出来加以干预。根据校支部局建议，第二条路线联盟的一些主要成员，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回中国。

    １９３０年１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决定，肯定了支部局的政治路线。不久，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代表团。至此，王明及其追随者，便成为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支持的，具有强烈的觊觎中共最高领导权野心的一个宗派小集团。博古在这次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斗争中，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１９３０年５月，博古结束了留苏生活，回到国内，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动报》和《工人小报》。这时，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６月１１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７月９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６月１１日决议案，召开了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会上，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把“本本”摊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结果，博古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８月１日和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发动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和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同时，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这个冒险计划受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反对，共产国际也来电加以制止。然而，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己见。这就使共产国际大为恼火，从而为它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扶植王明等人上台，找到了理由。

    １２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准备扶植王明上台。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博古的处分。接着，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４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中央书记。９月，王明去莫斯科，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补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博古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扶植下，一步步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未能迅速辨明方向，仍然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从而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向新的高峰。

    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博古等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实行同盟罢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冒险计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盲目发动城市工人总同盟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区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同时，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企图以此来“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１９３２年底，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安、上杭，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初抵达瑞金。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日益深入实际斗争，博古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左”倾冒险错误的新政策。

    他在深刻反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的原因中，认识到革命军队在武装斗争中的重要性，同时又认识到农民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于是他指出，要想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激进的赞助者与支柱，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与后备军。博古还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道路，才是苏维埃的道路。”随着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展开，博古又进一步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主张要组织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尽管博古这时还没有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长期性，但是思想上毕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转变了。

    １９３３年５月８日，博古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开始了短暂的、但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他自己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戎马生活。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形势异常严峻。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苏区，而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彭德怀当时也提出红军主力向别的地方转移，打到外线去。

    可是博古等人不但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严峻的现实，反而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在军事斗争上，则出现了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采取游击战争的老办法”，和以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与战术上的“激烈冲突”。

    当时，由于中央苏区处于战争环境，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而博古对打仗的事尤其生疏，所以，当１０月初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便将军事大权交给李德掌管。这样，博古、李德等人的军政联合领导体制很快就建立起来了。１１月底，博古和李德亲自到前线视察后，李德借口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之间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将中革军委和红军前敌指挥部合并，直接控制了军事的指挥权，由他自己坐镇指挥中心，直接指挥部队。李德的做法得到博古的支持。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已经形成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方针，一整套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锻炼出一大批既会建军打仗，又懂治国安民的领导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人为了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控制，便剥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指出“似无此必要”，博古表示“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坚持不要毛泽东担任这个职务，继续排斥毛泽东。

    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把“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盲目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的形势在中国存在着”。４月上旬，蒋介石集中１１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中共中央决定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调集红军主力９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博古担任野战军司令部政委。他同李德一道，在广昌战役中，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红军亦受很大伤亡，广昌失守。于是，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突围的建议，并认为：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这一建议又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于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旬，８．６万红军开始长征。李德令一、三军团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还有各种“坛坛罐罐”，仅挑子就有３０００多副。这种“甬道式”搬家方式，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勉强通过了敌人三道封锁线。１２月，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损失惨重，过了湘江，仅剩３万余人。部队士气明显低落，普遍地滋长了怀疑和不满情绪。

    红军遭受惨重失败，使博古痛心疾首。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无法向党交代，可又一筹莫展。在行军路上，他常拿着一把小手枪，朝自己乱比画，心情极度苦闷。在痛苦的思索中，他开始对自己以前的做法、主张产生怀疑。

    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挫败的主要原因。

    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让博古顶住，让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议。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

    博古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边，对抨击张国焘分裂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博古拍着桌子同国民党谈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了一份力

    １９３５年６月，一、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会师后，张国焘出于争夺军权、觊觎中央的目的，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他认为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改换领导，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博古出于维护以前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对于张国焘的这种观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其他同志也都表示不赞同。在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战略方向的多次会议上，博古都站在毛泽东等一边，激烈地抨击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博古的这种态度对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３日，博古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１９３６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后，由博古主持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对白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１９３６年２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派董健吾、张子华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关于国共双方进行秘密接触的密函，博古在瓦窑堡会见了他们，接受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并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等人。

    １９３７年６月，博古与周恩来等一道，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９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拍着桌子，同康泽激烈争辩。国共两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促使蒋介石同意在９月２２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２３日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告形成。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日至１４日，博古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他的右倾错误主张，表示赞成“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

    对此，博古完全采取了附和的态度。他说：“当前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此后，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与前途的文章。他完全忽视了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将其归结为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说“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抹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仅仅认为如果说有斗争也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在如何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与民生主义的必要和步骤上。

    抗战初期，博古之所以再度附和王明，由“左”而右，其原因，一方面，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来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博古不相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还能错，从思想上仍旧习惯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不顾中国的特点。因此，很自然地附和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错误主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过去‘左’的错误给革命和党带来很大损失，感觉我们的力量小了，信心小了”。当时，八路军的编制仅４．６万人，国民党军队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蒋介石在被迫抗日后又采取了某些进步措施，由内战时的敌人变成了统一战线的盟友，这些情况使博古迷失了方向，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１９４２年６月全面铺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博古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示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我党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２２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对党与革命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巩固与发展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对他批评得很严厉。有人甚至说：博古当总书记时才２０岁，但胆子不小。意思是说，他当时年纪很轻，没有多少革命经验，怎么能领导中国革命。博古初期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不愿意暴露思想情况。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他所在《解放日报》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他努力去学习、领会整风文件，开始了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彻底反省。

    博古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建党２２年来的历史，特别回顾了１９３５年以来党的历史，看到自遵义会议纠正了“左”的错误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有了“从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强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了“在艰难困苦中缔造的而今天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边区”，有了“在血战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用“流血牺牲而获得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已经奠定的胜利基础”；看到中国共产党“２２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紧密”，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他愿意终生追随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他多次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在《解放日报》编委会的整风学习中，他常常讲自己过去犯错误的教训，说他２０岁刚出头当党的总书记，除了知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别的知道的很少，这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１９４５年４月至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自１９２８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于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是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下，被牺牲打击，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

    博古在七大的发言，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转折。

    １９４６年２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在延安中央印刷厂礼堂举行欢送会。在会上，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能是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博古的讲话给报社全体同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欢送会竟成了他和全体报社同志的诀别会，这次讲话竟成了他留给同事、战友的最后遗言。

    ２月１３日，博古同董必武、王若飞一道飞往重庆。１４日，博古同周恩来、董必武出席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博古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对宪法草案的主张。２２日，国民党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两报工作人员多人受伤。对此，周恩来、博古等于２３日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博古又与王若飞一起，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接见青年学生，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和暴行，号召学生们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４月８日，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项决议，遭到国民党的严重阻挠，为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博古同王若飞、邓发等人冒着恶劣的天气，由渝乘Ｃ４７式运输机飞赴延安，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在浓雾中不幸于山西兴县东南的黑山触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时年仅３９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