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研究案例:蒙古语诵经：梅力更召的“世界之根”

蒙古语诵经：梅力更召的“世界之根”

梅力更召

“经过300多年来沧海桑田、战乱人祸的洗礼，梅力更召的很多殿堂、佛像被毁坏了，大量的经书、供器也流失各处。但是亘古不变的，是梅力更召至今仍然坚持使用蒙古语诵经。正是这种历经磨难的坚持，才让这笔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保留和传承。”12月17日，包头市九原区统战部部长、九原区委常委斯庆扎布慨叹万千。随后，他向记者揭开了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唯一一座使用蒙古语诵经的召庙——梅力更召的神秘面纱。

风景幽雅的梅力更召背靠苍松翠柏的阴山山脉乌拉山南麓，为藏汉相间的建筑群落，临山面河，在鼎盛时曾经聚集了500多名喇嘛，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一座规模较大的宗教圣地。

据包头市九原区统战部部长、九原区委常委斯庆扎布介绍，梅力更召一世葛根（住持）迪努瓦主持佛事以来，和该庙一世法王乌格力贡达来把梵、藏文经书编译成蒙古文经书，并且在当时推行蒙古语诵经，用蒙古语举行教学和法会。第三世住持罗布森丹碧佳拉森重新编译了梵、藏文佛教典籍，将歌颂神佛的诗词改编成诵经特定的韵律，还谱上了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曲子，自成体系，独具一格，并且将它发扬和推广，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小孩出生前后父母到召院求名，有病由医药仓（医药机构）蒙医喇嘛医治，娶聘让高僧选良辰吉日诵经祝福。祭祀山水（泉）、殡葬都诵蒙古语经，普通百姓也能听懂经文的内容。

后来在满清政府和西藏佛教上层阶级的双重压迫下，曾经在蒙古地区用本民族语言诵经、召开法会的一些寺庙相继被迫关门或者转用藏文诵经。解放初期，梅力更召共有5座殿堂，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其中，最著名的大独宫殿堂里摆放的迈达尔佛像身高80尺。喇嘛最多时曾有500人以上。然而，在“文革”中，殿堂、佛像、经书和供器遭到破坏。

乌拉特人修建了梅力更召

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座用蒙古语诵经的召庙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建成的？又何以将伟大的民族文化遗存保存至今呢？

包头市九原区统战部部长斯庆扎布向记者介绍了梅力更召的前世今生。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后，蒙古族统治者退至漠北蒙古高原。16世纪六、七十年代，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加措派使者到蒙古土默特部，使蒙古族接受了黄教。从此，蒙古地区寺庙林立，西藏传教士纷至蒙古高原，蒙古族宗教人士也成批前往青藏高原学习佛教文化。

当时一些蒙古高僧试图将藏传佛教改变成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蒙古佛教，并且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始终未能如愿。17至18世纪间，一些曾经在蒙古地区用本民族语言诵经，召开法会的寺庙也一个接一个地被迫关门或者转为用藏文诵经。

“在这么艰难地情况下，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能有效地保存下来，这还要归功于乌拉特人民。”斯庆扎布说。

据了解，17世纪中叶，蒙古乌拉特部奉清朝政府指令，离开故土，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迁移到阴山山脉西部——乌拉山南北、黄河北岸，也就是从现在的包头市东河区以西及北，石拐区、固阳县的一部分到现在的阿拉善盟一带。

据《梅力更召创建史》记载，乌拉特人在呼伦贝尔时，即17世纪40年代左右已经开始信奉佛教。出于宗教信仰，他们从呼和浩特小召寺邀请了一世乃齐陀音呼图格图的弟子迪努瓦到乌拉特西公旗（现乌拉特前旗）主持佛教事务，并且在黄河边为他建了一座小庙，名为梅力更葛根召。1705年迁至现在的位置，习惯称梅力更召，在蒙古语中意思为聪明、智慧。清政府赐蒙古、满、汉文“昌梵寺”名匾额。

三世葛根开创规范蒙语诵经

“在300多年的历史中，梅力更召最著名的便是第三世活佛罗布森丹碧佳拉森。在他主持庙务期间，梅力更召达到鼎盛。在这位高僧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梅力更召的喇嘛们在前人基础上，重新翻译和编著了大量梵、藏文佛教经典和蒙文经书，并完善了蒙古语诵经的各项规章制度。”包头市九原区统战部部长斯庆扎布说。

第三世活佛罗布森丹碧佳拉森（1717~1766年）生于乌喇特（现称乌拉特）中公旗阿鲁科尔沁苏木牧民罗布章家中，取名梅力更巴特尔，5岁时，被认定是乌喇特西公旗梅力更召转世灵童，被请到梅力更召坐床继位，取法名罗布森丹碧佳拉森，被封为梅力更召三世葛根（住持）。 

在一世住持迪努瓦推行蒙古语诵经的基础上，罗布森丹碧佳拉森重新改编了梵、藏文佛教典籍，将歌颂神佛的诗词改编成诵经特定的韵律，并且谱上了极具蒙古特色的曲子，创造编写查玛舞，每年举行经会都用蒙古语诵经，从未间断。喇嘛们进行学位答辩时也用蒙古语答辩。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历代梅力更住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罗布森丹碧佳拉森。

罗布森丹碧佳拉森把佛教经文分为小诵、大诵、四大基典三个阶段，并且用蒙古语进行教学。据包头市九原区统战部部长、九原区委常委斯庆扎布介绍，佛教的这种三阶段学习可理解为现在的国民教育中的小、中、大学各阶段教育。

在他写的诵经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描写：“柳树是矮矮的，到了三月就会长高；山里的大石头岿然不动，但经过多年洪水冲洗同样会移动……”以此向人们传授辨证思想。在他的经书中，大部分是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赞扬父母养育之恩的积极思想。

“罗布森丹碧佳拉森是梅力更召开创和奠定蒙古地区召庙以蒙古语诵经、举行各种法事活动的基础，同时他为繁荣和弘扬蒙古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斯庆扎布介绍。

维系蒙古民族的精神纽带

梅力更召蒙古语诵经的存在，在蒙古语发展史上，在蒙古语古诗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成为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

“罗布森丹碧佳拉森编译的蒙古语诵经与旧译文相比，突出特点是使整个经书更加蒙古化。语句更加精炼、押韵，唱诵起来更加朗朗上口，具有鲜明的韵律。同时，他还为大多数经文谱写了乐曲，使蒙语诵经法则更加完善。”包头市九原区统战部部长斯庆扎布说。

后来，蒙古僧人和学者们把藏文经典与梅力更召蒙古文经书进行对照研究时发现，罗布森丹碧佳拉森编译的蒙古文经书翻译准确、语言生动、句式押韵、通俗易懂。韵律诵经易于背记，教起来容易，学起来也简单。用蒙古语韵律诵经是当时的蒙古族学者在前人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据了解，蒙古语诵经已经超出了宗教本身的界线，成为蒙古民族整体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全面、完整、生动地记录了这一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是蒙古族学者创造的一宗非常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以蒙古民族精神生活为基础，是蒙古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起到了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作用。

斯庆扎布认为，蒙古语诵经的萌生、发展和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与蒙古民族的民族史、文化史密不可分，是研究蒙古族文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同时，蒙古语诵经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宗教研究方面的重要文本。同时，它融入了蒙古民族的生活习俗，反映出蒙古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是研究蒙古民族习俗、文学、诗词和音乐的重要资料。

抢救濒临失传的蒙古语诵经

蒙古语诵经自17世纪70年代传承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由于受到战乱及政治压迫等原因，一些研究蒙古语诵经的历史文献已经流失海外。“文革”期间，包括蒙古语诵经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均遭到严重破坏。此前虽然通过录音等方式，及时抢录下了部分蒙古语诵经录音资料，但是由于人员和资料流失严重，目前蒙古语诵经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据了解，随着老喇嘛的相继去世，现在在梅力更召能够唱诵蒙古语经文者只有7人，而且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已经有65岁，世界上唯一存留下来的蒙古语诵经传统，很可能就会因为老喇嘛的离世而彻底消失。

“为了挽救保护这一文化遗产，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蒙古学专家和学者联合起来，不遗余力地寻找流失在海外的蒙古语诵经文献，以便让它们回到故里。”包头市九原区统战部部长斯庆扎布介绍。

1868年英国的殖民者从北京抢掠的《梅力更葛根全集》收藏在自己的大不列颠图书馆。在“文革”中内蒙古自治区的绝大多数召庙，连其珍藏多年的非常珍贵的文献、文物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其中包括对蒙古族文化和蒙古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价值的蒙古文佛经之一的《梅力更葛根全集》。

《梅力更葛根全集》是梅力更召第三世活佛罗布森丹碧佳拉森所著，1783年用木刻版印刷，其内容集黄教、圣佛赞颂、蒙古族习俗、祝词、天文、医药等方面，还有梅力更召诵经时的经书。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蒙古学者乌·那仁巴图教授，日本蒙古学研究者，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把早已流传到英国的中国蒙古佛学经典《梅力更葛根全集》复印本送回到中国，送回到梅力更召。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包头市、九原区政府等从1985年至今，已经累计投入500万元，用于寺庙的修缮、经书的整理、传承人的培养等。”斯庆扎布介绍，为了保护和传承蒙古语诵经，政府将对蒙古语诵经传统进行动态和静态的双重保护。动态保护是以原有寺庙为基地，招收愿意从事的青年作为传承人进行培养，并且给予一定程度资金补助；聘请有关学者专家进行学术指导。静态保护是对蒙古语诵经进行大规模调查、收集、整理，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记录手段，将该项目的所有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在记录的基础上，出版相关书籍，以期更好地将蒙古语诵经传统传承下来。

“在未来的五年计划里，将由九原区委统战部牵头，各有关单位协助寺庙开展与诵经相关的法事活动，恢复到原有的能够正常开展佛事活动，召开法会的规模。同时，与内蒙古佛教学院联合建立九原区蒙古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用蒙古语教学，培养蒙古语诵经的传承人。”斯庆扎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