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血骷髅楚天佑全集下载:南方周末 - 承受核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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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核恐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洁 实习生 赵一丹 张丹彤 冯飞 2011-03-17 11:18:31
来源:南方周末
在核泄漏所在地的日本福岛，中国人沙军岗想带上一对日本老邻居一起离开险地，因为刚好有中国使馆前来接送华人的大巴。但这对日本老邻居只是把做好的饭团塞在沙军岗孩子的手里，平静又固执地谢绝了这番好意。在日本仙台港附近的村子，为了防核辐射和余震，当地居民戴上口罩和头盔保护自己。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3月15日上午，日本福岛上空飘着被怀疑可能已经感染了核辐射的细雨。
中国驻日使馆的19辆大巴，正在朝这个已经让全世界胆战心惊的城市驶去。它们有点像电影《2012》中帮人们逃离灾难之地的那艘“诺亚方舟”，在日本福岛核电厂核泄漏事故后的第二天，前来撤离还滞留在福岛的华人。
在福岛工作多年的华人沙军岗，也接到了朋友的电话，告知中国驻新潟总领馆要派车接华人，务必在下午两点前到达福岛车站东口。
沙军岗的妻子杨燕想带上他们的日本邻居一起走。这对老邻居夫妇，曾经有四年时间热心帮助照料沙军岗的幼女，慈祥得就像孩子的奶奶。“欧巴桑，跟我们走吧。”沙军岗和杨燕诚恳地邀请。
这两位老人平静地摇摇头，只是一个劲地把做好的饭团让沙军岗的女儿带上。他们像不少听从政府安排还留在福岛的日本人那样，固执、安静、不失尊严地控制着内心惊惶。其时，日本政府刚刚把核辐射撤离人群范围从20公里扩大到30公里。
中国大使馆的车，终于缓缓地汇入车流，驶离福岛奔向新潟。
顺从的反对者在仙台市的地震避难所里，人们没有惊惶，少年们在打电玩。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福岛核电站，曾经像日本的大多数核电站一样，被认为是拥有世界上最高安全标准的核电站。日本的工程师们曾经坚信日本式的严苛技术标准，东京电力公司也曾反复向日本公众保证核电站的绝对安全。
但是，3月11日的9级大地震和日本史上闻所未闻的海啸，就像敲坏一枚鸡蛋那样破坏了福岛核电厂的设施。
3月12日，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最外层的建筑外壳爆炸。3月13日，日本政府通报，2号机组的高温燃料正在发生泄漏事故，3号机组也面临外部氢气爆炸危险。
3月14日晚，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爆炸。40分钟后，消息在福岛县的临时办公区流传。所有人都克制着，静静等待着一个真正坏消息的公布。
福岛本地报纸《福岛民友新闻》记者菅直野笃司静静坐着，和平常的表情无异。“坏消息有多坏？”中国同行有些紧张地询问。菅直野笃司一边动手画出机组简图，一边用简单的中文说“很坏”，然后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3月15日凌晨1时20分，东京电力公司驻福岛代表迈出办公区。等在场外的记者迅速围上，坏消息果然来了，4号机组又出现火情。
震后维持至今的平静，开始慢慢打破。震后8小时，向电池耗尽的冷却泵提供救命援助的移动柴油发电机，因插口不对无法使用。那一刻，事情开始真正变得糟糕。
这一天，日本首相菅直人要求周围20公里以内的居民避难，并要求20公里至30公里内的居民待在室内。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称，上午10时22分在3号机组附近测到每小时400毫西弗的辐射量，相当于普通人一年可承受的辐射量上限的400倍。《经济学家》评论说，目前的核事故已是自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最为严重的爆炸和熔毁事故。
在日本这个地震多发国家，全国18座核电站，55个反应堆，大多数都像福岛核电站那样，建在地震多发地带。核电占日本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此次受灾区核反应堆达14座。主要的核电站包括福岛核电站、女川核电站、刈羽核电站等。
对日本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没有核电是难以想象的。否则只能减少电量使用，去过发展中国家式的生活。或者靠火电，那这个岛国的清净空气与低碳排放将不复存在。
所以，就在1950年代，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十余年后，就开始准备发展核能。1960年代，日本启动第一座反应堆，佐藤内阁提出了著名的“非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和不进口核武器。19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后，日本政策进一步决定把核能发展为主要电力来源之一。
但曾经被美国的原子弹留下巨创的日本民间，反对核能使用的声音从未断绝过。
1996年8月4，新潟的卷町为是否同意兴建核电站举行了全民公投。当时的投票率高达88%，有超过六成的当地人明确反对。但直到2004年，东北电力公司仍未撤销其建站计划。
福岛第一核电站建于1966年，由东京电力公司营运，日本最大的建筑商鹿岛设计建造，反应堆容器则由通用电气、东芝和日立三家提供。
日本人杉的家距离第一核电站仅9公里，自她记事起，核电站就在那里。远荪贤井水68岁了，记得当初东京电力公司选址福岛，是因为这里的地基最坚固，又远离东京。但这个逻辑十分荒唐，当地人遂联合签名抗议。最终，抗议者被一个简单的理由说服了。
“他们说核电站绝对安全。”杉连着用了三个“绝对安全”。远荪不希望核电站建在家门口，但最终选择了沉默。因为他和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一样，相信那些做决定的，是远比自己聪明的人。
这是一种典型的日本人式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在《菊与刀》里指出，要想理解日本人，就要先弄清他们“各安其分”的生活理念，这个理念已经把对秩序、等级、权威的信赖深入到他们的骨髓。而日本这个被称为“匠人国度”的民族，也对自己精密、苛严的技术有着高度的自信。
但事实上，承诺“绝对安全”的东京电力公司，被曝曾有多次瞒报记录。2007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曾瞒报了柏崎刈羽核电站震后泄漏废水的辐射物含量，但坚持为核电站安全标准辩护。已去世的核电技师平井宪夫曾撰文披露，福岛核电站曾有铁丝掉入反应堆，因为操作者是经验丰富的老职员，才避免了叁甲岛和车诺比那样的重大事故。
东京电力公司后来被曝曾有多次瞒报记录。2007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曾瞒报了柏崎刈羽核电站震后泄漏废水的辐射物含量，但坚持为核电站安全标准辩护。
此次日本大地震中遇险的女川核电站在2007年同样有瞒报记录。女川核电站的一号核反应堆在1988年7月曾发生事故，虽然东京电力公司官员否认媒体关于事故令核反应状态持续15分钟的指控。
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同样存在问题。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指责东京电力公司“在看到新闻后一小时，才收到来自公司方面的消息”。
2010年5月，茨城县日立市第一高等学校的三名高三学生，利用学校旁边的东海村核反应堆做科学实验。这所学校的校长说，让中学生做核试验，是为了让他们感受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日本媒体却保持了谨慎的沉默。
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沉默与顺从承受难以估量的代价。
高桥是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她和大多数坐在体育馆木地板上的避难者相比，显得很不淡定，“我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再生活在核电站的旁边。”82岁的高桥说。
中国人幸运撤退
3月14日，核电站的机组多次发生核泄漏后，一直保持镇静的福岛县，看起来终于有些紧张。
因为停水，除了广场上新装的六七个简易厕所，福岛所有的普通厕所停止使用。
福岛县议厅旁充任临时办公区的一处黄色小楼内，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中，戴口罩防辐射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原本就少见的外国记者面孔，开始变得更加稀少。新闻又回归到了信息服务的基本功能上——记者们除了为报道焦虑，更为自己何时离开而纠结。
此时，距离县厅5分钟路程的SUN ROUTE旅馆里还在营业。旅馆老板笑容可掬地接过住客递上的钥匙，他还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福岛大学的留学生们觉得国内铺天盖地的消息传得太邪乎，他们这些距离核电站不过七八十公里的人还如此镇静，何以国人就风传核辐射影响国内了。
NHK的新闻24小时滚动播出，福岛居民的镇定来自信息的高度透明。电视、报纸每天不厌其烦地解释核反应堆的构造，核燃料棒外，有三层严密的防护，以及最外层的建筑物外壳。
不幸的是，最后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事实上，对于事态发展到现在的状态，我们也感到意外。”东京电力原子力立地本部福岛事务所副所长小山厷太说。
在1号反应堆、3号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的时候，杨燕想走，沙军岗觉得在家避难可能更安全。
地震时正值周五，地震之后的几天里，核电站的消息不断传出，福岛市区每辆车只允许加1000日元的汽油。沙军岗家的汽车油箱几乎是空的。在4号炉的燃料泄漏之前，还有日本朋友问杨燕，“你们就这样走了，工作怎么办？”可是消息越来越坏，沙军岗夫妻觉得，自己的日本朋友内心的焦虑也在日渐积累，可是日本政府没有发布消息，说30公里辐射范围内的居民需要撤离。
3月15日凌晨4时，4号机组的燃料棒已经发生泄漏，这家人觉得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离开。
而早在3月11日下午地震发生后，中国驻新潟总领馆就不断接到灾区当地华人甚至国内的求助电话。领馆组织16名工作人员，其中8个人一刻不停地接电话，整整接了3天3夜。
中国领事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帮助中国人撤离灾区。
3月15日上午，领馆工作人员张志豪按原计划出发前往福岛，本来只是想和福岛地方政府沟通中国公民的情况。出发半小时后，被总领事王华紧急召回。上午10时，王华决定派车前往福岛、仙台和岩手几地。中午一点半，26辆大巴从新潟出发，其中19辆前往福岛，5辆去了仙台，2辆去了岩手。“核辐射越来越严重，中国公民的情绪越来越焦虑，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派车提供帮助。”王华说。
3月15日上午11时，一辆载着四十几名福岛大学留学生和部分当地华人的大巴，从福岛大学留学生会馆门前出发，前往东京。这是已知的有组织的撤离行动中，最早的一辆包车。
当天下午14时，福岛车站东口已经聚集了近两百名等待大使馆来车的中国人。空中落下的雨水又细又密，气温下降，使馆来车的消息继续向华人群体扩散，不断有人赶来，想抓住这可能是最后的离开机会。
傍晚，在雨中等候了四五个小时的人们，终于等来了代表安全和希望的大巴车。福岛车站东口门前没有足够停车位，于是等车地点改在了西口。大队伍涌向连接东西站口的通道。
使馆的动员能力惊人，特别是在全日本汽油供应都紧张的情况下。26辆大巴运来的1200名中国公民，被分别安置在新潟产业振兴基地和新潟体育馆。原本安置了900人的新潟产业振兴基地里，已有部分自发前来避难的日本公民，因为大批中国公民即将到来，这些日本难民被当地政府安排到了别处。“为了让大家安全离开，我们会不惜代价。”一位新潟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诚恳地说。
晚上十点，黑漆漆的夜空突降大雪，被快速行进的大巴照的光彩夺目。离安全岛新潟越来越近了了，车上的中国人开始兴奋起来。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些略显紧张的人们，在从福岛车站东口向西口转移时，曾遭遇过一个他们不曾注意的人。
那是一位下班回家的日本中年人，他被正在装载中国人的大巴堵在了通道口。他默默地看着即将离开的中国人，平静而自尊地告诉记者：“这里是我们的家，事情还能控制，我不想离开。”
留在险地的日本人
中国人从福岛撤退之前，留学福岛大学的郝惠还是决定不走，尽管这个决定在一个小时后，就被领事馆决定派车的消息改变。
和住在留学生会馆的新生不同，本科毕业后来到日本的郝惠，地震后抓住停水前的最后机会，给自己储备了大量的水、食物。在全福岛市的厕所都无法使用时候，她还有水冲厕所。郝惠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日本朋友，两人互相教对方日语和中文。
地震后，郝惠的日本朋友不断地宽慰她，虽然从未正面劝她留下，但郝惠觉得，自己打工的超市里，并没有出现抢购，日本人一切如常，为什么自己就一定要走呢？
送走了同学后，郝惠接到了车上同学的电话，说领事馆很快要派车前往，那一刻，郝惠仍然不想走。留学生王二为的心情也是一样，就在她决定离开的那个时刻，自己的日本导师还在位于8楼的研究室埋头工作。“他还在那里，8楼，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王二为后来在等候大巴到来的风雨中说。
这样对灾难安之若素的日本人，令人想起1945年的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后3天，两地的电车就恢复了。这次日本遭受人类史上最高震级的地震之一，福岛核电站泄漏，人们还是次日就照常上班。
英国《泰晤士报》对日本人这种非同寻常的淡定风度，用了一个日本的词汇GAMAN（忍耐）来概括。
这个概念并不能简单翻译，它广义上包括了平静的自制力，在面对人们无法操控的不利事件的时候，那种不屈不挠和沉着镇定。GAMAN反映出日本特殊的民族精神，这是这个国家地理及历史直接的结果——毁灭与复兴交替循环，已深植国民心态。日本人并非无惧地震，而是一如他们的建筑和桥梁，弹性生存已经嵌入到这个民族当中，使之在其社会受到冲击时，依然能通过摇摆和弯曲来适应。
忍耐力、生存以及复兴所持有的集体荣誉感，使得日本尽管先前饱受毁灭与经历原子弹爆炸的惨状，依然能在1945年后渐渐地复原，并且取得经济上的奇迹。《泰晤士报》把GAMAN称为保持日本社会结构的粘合剂之一，认为是早年就已经被灌输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它意味着自我克制，沉默地承受苦难，控制个人的喜悦以及自我表达。本来作为佛教术语，GAMAN衍生成预示自我否定，团结一致，以及确切并能坚守的宿命论。
沙军岗的老邻居就是这样充满“忍耐”精神的日本人。她原本早在地震前就预定了3月13日（周一）飞往上海的机票，她想去看看在中国的女儿，顺便旅行。震后，她却取消了旅行计划。
3月16日凌晨，沙军岗领了毛毯安置好孩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的欧巴桑报平安。新潟总领馆决定在第二天继续派出十几辆大巴，接返想要离开的中国公民。杨燕仍然固执地希望日本邻居借这个机会离开，因为中国派出的车上有足够的位置，“加座还是空的”。
但这对老夫妇再一次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他们不想给中国朋友添麻烦，“因为使馆的车是来接中国公民的”。他们更愿意自已承受与忍耐。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日本人即便面临大灾难也不会改变的品格，而尊严感更是他们无法放弃的。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6430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洁 实习生 赵一丹 张丹彤 冯飞 2011-03-17 11:18:31
来源:南方周末
在核泄漏所在地的日本福岛，中国人沙军岗想带上一对日本老邻居一起离开险地，因为刚好有中国使馆前来接送华人的大巴。但这对日本老邻居只是把做好的饭团塞在沙军岗孩子的手里，平静又固执地谢绝了这番好意。在日本仙台港附近的村子，为了防核辐射和余震，当地居民戴上口罩和头盔保护自己。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3月15日上午，日本福岛上空飘着被怀疑可能已经感染了核辐射的细雨。
中国驻日使馆的19辆大巴，正在朝这个已经让全世界胆战心惊的城市驶去。它们有点像电影《2012》中帮人们逃离灾难之地的那艘“诺亚方舟”，在日本福岛核电厂核泄漏事故后的第二天，前来撤离还滞留在福岛的华人。
在福岛工作多年的华人沙军岗，也接到了朋友的电话，告知中国驻新潟总领馆要派车接华人，务必在下午两点前到达福岛车站东口。
沙军岗的妻子杨燕想带上他们的日本邻居一起走。这对老邻居夫妇，曾经有四年时间热心帮助照料沙军岗的幼女，慈祥得就像孩子的奶奶。“欧巴桑，跟我们走吧。”沙军岗和杨燕诚恳地邀请。
这两位老人平静地摇摇头，只是一个劲地把做好的饭团让沙军岗的女儿带上。他们像不少听从政府安排还留在福岛的日本人那样，固执、安静、不失尊严地控制着内心惊惶。其时，日本政府刚刚把核辐射撤离人群范围从20公里扩大到30公里。
中国大使馆的车，终于缓缓地汇入车流，驶离福岛奔向新潟。
顺从的反对者在仙台市的地震避难所里，人们没有惊惶，少年们在打电玩。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福岛核电站，曾经像日本的大多数核电站一样，被认为是拥有世界上最高安全标准的核电站。日本的工程师们曾经坚信日本式的严苛技术标准，东京电力公司也曾反复向日本公众保证核电站的绝对安全。
但是，3月11日的9级大地震和日本史上闻所未闻的海啸，就像敲坏一枚鸡蛋那样破坏了福岛核电厂的设施。
3月12日，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最外层的建筑外壳爆炸。3月13日，日本政府通报，2号机组的高温燃料正在发生泄漏事故，3号机组也面临外部氢气爆炸危险。
3月14日晚，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爆炸。40分钟后，消息在福岛县的临时办公区流传。所有人都克制着，静静等待着一个真正坏消息的公布。
福岛本地报纸《福岛民友新闻》记者菅直野笃司静静坐着，和平常的表情无异。“坏消息有多坏？”中国同行有些紧张地询问。菅直野笃司一边动手画出机组简图，一边用简单的中文说“很坏”，然后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3月15日凌晨1时20分，东京电力公司驻福岛代表迈出办公区。等在场外的记者迅速围上，坏消息果然来了，4号机组又出现火情。
震后维持至今的平静，开始慢慢打破。震后8小时，向电池耗尽的冷却泵提供救命援助的移动柴油发电机，因插口不对无法使用。那一刻，事情开始真正变得糟糕。
这一天，日本首相菅直人要求周围20公里以内的居民避难，并要求20公里至30公里内的居民待在室内。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称，上午10时22分在3号机组附近测到每小时400毫西弗的辐射量，相当于普通人一年可承受的辐射量上限的400倍。《经济学家》评论说，目前的核事故已是自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最为严重的爆炸和熔毁事故。
在日本这个地震多发国家，全国18座核电站，55个反应堆，大多数都像福岛核电站那样，建在地震多发地带。核电占日本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此次受灾区核反应堆达14座。主要的核电站包括福岛核电站、女川核电站、刈羽核电站等。
对日本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没有核电是难以想象的。否则只能减少电量使用，去过发展中国家式的生活。或者靠火电，那这个岛国的清净空气与低碳排放将不复存在。
所以，就在1950年代，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十余年后，就开始准备发展核能。1960年代，日本启动第一座反应堆，佐藤内阁提出了著名的“非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和不进口核武器。19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后，日本政策进一步决定把核能发展为主要电力来源之一。
但曾经被美国的原子弹留下巨创的日本民间，反对核能使用的声音从未断绝过。
1996年8月4，新潟的卷町为是否同意兴建核电站举行了全民公投。当时的投票率高达88%，有超过六成的当地人明确反对。但直到2004年，东北电力公司仍未撤销其建站计划。
福岛第一核电站建于1966年，由东京电力公司营运，日本最大的建筑商鹿岛设计建造，反应堆容器则由通用电气、东芝和日立三家提供。
日本人杉的家距离第一核电站仅9公里，自她记事起，核电站就在那里。远荪贤井水68岁了，记得当初东京电力公司选址福岛，是因为这里的地基最坚固，又远离东京。但这个逻辑十分荒唐，当地人遂联合签名抗议。最终，抗议者被一个简单的理由说服了。
“他们说核电站绝对安全。”杉连着用了三个“绝对安全”。远荪不希望核电站建在家门口，但最终选择了沉默。因为他和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一样，相信那些做决定的，是远比自己聪明的人。
这是一种典型的日本人式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在《菊与刀》里指出，要想理解日本人，就要先弄清他们“各安其分”的生活理念，这个理念已经把对秩序、等级、权威的信赖深入到他们的骨髓。而日本这个被称为“匠人国度”的民族，也对自己精密、苛严的技术有着高度的自信。
但事实上，承诺“绝对安全”的东京电力公司，被曝曾有多次瞒报记录。2007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曾瞒报了柏崎刈羽核电站震后泄漏废水的辐射物含量，但坚持为核电站安全标准辩护。已去世的核电技师平井宪夫曾撰文披露，福岛核电站曾有铁丝掉入反应堆，因为操作者是经验丰富的老职员，才避免了叁甲岛和车诺比那样的重大事故。
东京电力公司后来被曝曾有多次瞒报记录。2007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曾瞒报了柏崎刈羽核电站震后泄漏废水的辐射物含量，但坚持为核电站安全标准辩护。
此次日本大地震中遇险的女川核电站在2007年同样有瞒报记录。女川核电站的一号核反应堆在1988年7月曾发生事故，虽然东京电力公司官员否认媒体关于事故令核反应状态持续15分钟的指控。
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同样存在问题。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指责东京电力公司“在看到新闻后一小时，才收到来自公司方面的消息”。
2010年5月，茨城县日立市第一高等学校的三名高三学生，利用学校旁边的东海村核反应堆做科学实验。这所学校的校长说，让中学生做核试验，是为了让他们感受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日本媒体却保持了谨慎的沉默。
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沉默与顺从承受难以估量的代价。
高桥是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她和大多数坐在体育馆木地板上的避难者相比，显得很不淡定，“我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再生活在核电站的旁边。”82岁的高桥说。
中国人幸运撤退
3月14日，核电站的机组多次发生核泄漏后，一直保持镇静的福岛县，看起来终于有些紧张。
因为停水，除了广场上新装的六七个简易厕所，福岛所有的普通厕所停止使用。
福岛县议厅旁充任临时办公区的一处黄色小楼内，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中，戴口罩防辐射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原本就少见的外国记者面孔，开始变得更加稀少。新闻又回归到了信息服务的基本功能上——记者们除了为报道焦虑，更为自己何时离开而纠结。
此时，距离县厅5分钟路程的SUN ROUTE旅馆里还在营业。旅馆老板笑容可掬地接过住客递上的钥匙，他还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福岛大学的留学生们觉得国内铺天盖地的消息传得太邪乎，他们这些距离核电站不过七八十公里的人还如此镇静，何以国人就风传核辐射影响国内了。
NHK的新闻24小时滚动播出，福岛居民的镇定来自信息的高度透明。电视、报纸每天不厌其烦地解释核反应堆的构造，核燃料棒外，有三层严密的防护，以及最外层的建筑物外壳。
不幸的是，最后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事实上，对于事态发展到现在的状态，我们也感到意外。”东京电力原子力立地本部福岛事务所副所长小山厷太说。
在1号反应堆、3号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的时候，杨燕想走，沙军岗觉得在家避难可能更安全。
地震时正值周五，地震之后的几天里，核电站的消息不断传出，福岛市区每辆车只允许加1000日元的汽油。沙军岗家的汽车油箱几乎是空的。在4号炉的燃料泄漏之前，还有日本朋友问杨燕，“你们就这样走了，工作怎么办？”可是消息越来越坏，沙军岗夫妻觉得，自己的日本朋友内心的焦虑也在日渐积累，可是日本政府没有发布消息，说30公里辐射范围内的居民需要撤离。
3月15日凌晨4时，4号机组的燃料棒已经发生泄漏，这家人觉得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离开。
而早在3月11日下午地震发生后，中国驻新潟总领馆就不断接到灾区当地华人甚至国内的求助电话。领馆组织16名工作人员，其中8个人一刻不停地接电话，整整接了3天3夜。
中国领事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帮助中国人撤离灾区。
3月15日上午，领馆工作人员张志豪按原计划出发前往福岛，本来只是想和福岛地方政府沟通中国公民的情况。出发半小时后，被总领事王华紧急召回。上午10时，王华决定派车前往福岛、仙台和岩手几地。中午一点半，26辆大巴从新潟出发，其中19辆前往福岛，5辆去了仙台，2辆去了岩手。“核辐射越来越严重，中国公民的情绪越来越焦虑，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派车提供帮助。”王华说。
3月15日上午11时，一辆载着四十几名福岛大学留学生和部分当地华人的大巴，从福岛大学留学生会馆门前出发，前往东京。这是已知的有组织的撤离行动中，最早的一辆包车。
当天下午14时，福岛车站东口已经聚集了近两百名等待大使馆来车的中国人。空中落下的雨水又细又密，气温下降，使馆来车的消息继续向华人群体扩散，不断有人赶来，想抓住这可能是最后的离开机会。
傍晚，在雨中等候了四五个小时的人们，终于等来了代表安全和希望的大巴车。福岛车站东口门前没有足够停车位，于是等车地点改在了西口。大队伍涌向连接东西站口的通道。
使馆的动员能力惊人，特别是在全日本汽油供应都紧张的情况下。26辆大巴运来的1200名中国公民，被分别安置在新潟产业振兴基地和新潟体育馆。原本安置了900人的新潟产业振兴基地里，已有部分自发前来避难的日本公民，因为大批中国公民即将到来，这些日本难民被当地政府安排到了别处。“为了让大家安全离开，我们会不惜代价。”一位新潟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诚恳地说。
晚上十点，黑漆漆的夜空突降大雪，被快速行进的大巴照的光彩夺目。离安全岛新潟越来越近了了，车上的中国人开始兴奋起来。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些略显紧张的人们，在从福岛车站东口向西口转移时，曾遭遇过一个他们不曾注意的人。
那是一位下班回家的日本中年人，他被正在装载中国人的大巴堵在了通道口。他默默地看着即将离开的中国人，平静而自尊地告诉记者：“这里是我们的家，事情还能控制，我不想离开。”
留在险地的日本人
中国人从福岛撤退之前，留学福岛大学的郝惠还是决定不走，尽管这个决定在一个小时后，就被领事馆决定派车的消息改变。
和住在留学生会馆的新生不同，本科毕业后来到日本的郝惠，地震后抓住停水前的最后机会，给自己储备了大量的水、食物。在全福岛市的厕所都无法使用时候，她还有水冲厕所。郝惠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日本朋友，两人互相教对方日语和中文。
地震后，郝惠的日本朋友不断地宽慰她，虽然从未正面劝她留下，但郝惠觉得，自己打工的超市里，并没有出现抢购，日本人一切如常，为什么自己就一定要走呢？
送走了同学后，郝惠接到了车上同学的电话，说领事馆很快要派车前往，那一刻，郝惠仍然不想走。留学生王二为的心情也是一样，就在她决定离开的那个时刻，自己的日本导师还在位于8楼的研究室埋头工作。“他还在那里，8楼，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王二为后来在等候大巴到来的风雨中说。
这样对灾难安之若素的日本人，令人想起1945年的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后3天，两地的电车就恢复了。这次日本遭受人类史上最高震级的地震之一，福岛核电站泄漏，人们还是次日就照常上班。
英国《泰晤士报》对日本人这种非同寻常的淡定风度，用了一个日本的词汇GAMAN（忍耐）来概括。
这个概念并不能简单翻译，它广义上包括了平静的自制力，在面对人们无法操控的不利事件的时候，那种不屈不挠和沉着镇定。GAMAN反映出日本特殊的民族精神，这是这个国家地理及历史直接的结果——毁灭与复兴交替循环，已深植国民心态。日本人并非无惧地震，而是一如他们的建筑和桥梁，弹性生存已经嵌入到这个民族当中，使之在其社会受到冲击时，依然能通过摇摆和弯曲来适应。
忍耐力、生存以及复兴所持有的集体荣誉感，使得日本尽管先前饱受毁灭与经历原子弹爆炸的惨状，依然能在1945年后渐渐地复原，并且取得经济上的奇迹。《泰晤士报》把GAMAN称为保持日本社会结构的粘合剂之一，认为是早年就已经被灌输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它意味着自我克制，沉默地承受苦难，控制个人的喜悦以及自我表达。本来作为佛教术语，GAMAN衍生成预示自我否定，团结一致，以及确切并能坚守的宿命论。
沙军岗的老邻居就是这样充满“忍耐”精神的日本人。她原本早在地震前就预定了3月13日（周一）飞往上海的机票，她想去看看在中国的女儿，顺便旅行。震后，她却取消了旅行计划。
3月16日凌晨，沙军岗领了毛毯安置好孩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的欧巴桑报平安。新潟总领馆决定在第二天继续派出十几辆大巴，接返想要离开的中国公民。杨燕仍然固执地希望日本邻居借这个机会离开，因为中国派出的车上有足够的位置，“加座还是空的”。
但这对老夫妇再一次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他们不想给中国朋友添麻烦，“因为使馆的车是来接中国公民的”。他们更愿意自已承受与忍耐。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日本人即便面临大灾难也不会改变的品格，而尊严感更是他们无法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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