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医院皮肤科好:南方周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4 12:28:01
一个开始,只能是一个开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朝格图
2010-11-04 10:08:02
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
红卫兵 道歉 文革 评论9条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1966年9月，哈尔滨市“红卫兵广场”30万人“黑龙江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 （杨秀云/FOTOE/图）
致歉者
程璧以及关秋兰已经原谅当年骂过她们的学生了。她们仍像44年前一样称他们为“孩子”。“孩子们”已经年近六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所有纠缠着普通老人的疾病纠缠着这些前红卫兵们。
道歉以及宽恕，使前迫害者与前受害者，在充满人道灾难的往事里结成了同盟。此后，他们能够一同来摆脱残酷记忆的追杀。
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回忆的折磨意味着什么：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会因病床窗户上的铁栅栏而感到不安（这让她想起监禁和私刑）；在硬币的另一面，几十年后，受害者“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当年迫害者的记忆中（胡滨道歉信语）。
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在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胡滨在信中说，“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耐。”
这也便是为什么人至暮年之后，远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滨他们要向已经86岁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书致歉。“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申小珂在信中说。
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在1966年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数便不少于1772人。“北京的校园惨剧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王友琴说。此次当年的红卫兵向受迫害的老师道歉，亦是王通过南方周末首度对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帮”行动，红卫兵们虐杀死者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手段包括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
很多恶行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北大附中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已经怀孕，红卫兵们把她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强迫十多名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
基于尊重死者以及读者，此处省略更为匪夷所思的暴行。从申小珂他们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申小珂在另一封信中说。
沉默的大多数
但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迫害者。很多红卫兵当年尚是未成年人。一个14岁的少年欢迎“停课革命”，仅是因为他那时候欠了老师三篇作文，革命来了，作文不用再交了。
另外一些人仍然坚信“文革”的正当性。“所有的指令都来自最高层，怎么可能错呢？”重庆的一名前红卫兵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里，在1966年的校园中，充满着亢奋。每个革命者的头都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受害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今天，程璧他们也不愿更多的提及当年的经历。很多研究者都提及过人们对于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这甚至成了这段历史研究的主要障碍，王友琴说，“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记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老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后，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年轻女服务员被绑在化学实验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学杨某父母“有问题”，同班的红卫兵在黑板上写了“杨狗，勒令你每天扫教室”。
在随后的几年里，王友琴试图解释这些暴行的“理由”，这名女中学生当然解释不了。于是她决定把这些都写下来。“文革”结束后，王友琴考进北京大学，买了第一辆旧自行车之后，第一次骑出校门，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学。1966年8月17日，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坏领袖纸像，被打还被和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终身精神失常。“我见到了那个喷水池，池中没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积着枯叶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鹤则早已被砸了。”
由真相而宽恕，由宽恕而拯救
忏悔者则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遗忘斗争着。而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一些当年的受害者所做的忏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忏悔不同，北京曾经伤害过李煌果老师的郭灿辉先生提及，有了儿孙之后，是他们酝酿给老师道歉的原因。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不能心里藏着愧疚去教育儿孙。
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万邦如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校长便去世了。”王友琴说。
关秋兰是另一个作为受害者的反思者。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学校一位名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后来，李洁被红卫兵虐待至死。关秋兰老人因当年没有帮李洁说话而后悔。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同事的死做点什么。
更早的私人之间的忏悔和和解，这些年一直在当年的红卫兵的重灾区发生。1993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前副校长胡志涛收到过一个前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间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时间也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重庆企业家席庆生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他亲眼看到母亲被人打死。后来找到了枪手，他们兄弟甚至摸清了枪手的生活规律，打算把枪手绑到偏僻处处以私刑。但一直没有动手，拖着拖着，反而没有这个冲动了。“人上年纪了就更理性了。”
劫后余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令让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个夏天，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极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在寻找惨剧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变。这几乎也是他们这一波忏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极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他们只是在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
王友琴披露此次前红卫兵道歉时，将之称为一个“良好的开始”。——是的，如果相对于红卫兵的庞大规模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造成的深远伤害，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想，文革后的我们，对受难者的死亡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王友琴说。
著名的伦理学家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依据他的理论，宽恕抑或和解，并非不计前嫌不记过往。“宽恕是一种拯救，它将每一个人都从往昔灾难的阴影里拯救出来了。”
可以预见的是，已经人到老年的受害者、迫害者以及沉默的那些围观者，都将在不久的将来陆续辞世。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这个星球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她更加强大，也必将更有自信。
就像在10月31日，当程璧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一行行扫过拿着申小珂给她的道歉信时，应该有另外一个放大镜扫过1966年的那一段历史。然后在真相的基础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一样。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2173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朝格图
2010-11-04 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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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 道歉 文革 评论9条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1966年9月，哈尔滨市“红卫兵广场”30万人“黑龙江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 （杨秀云/FOTOE/图）
致歉者
程璧以及关秋兰已经原谅当年骂过她们的学生了。她们仍像44年前一样称他们为“孩子”。“孩子们”已经年近六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所有纠缠着普通老人的疾病纠缠着这些前红卫兵们。
道歉以及宽恕，使前迫害者与前受害者，在充满人道灾难的往事里结成了同盟。此后，他们能够一同来摆脱残酷记忆的追杀。
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回忆的折磨意味着什么：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会因病床窗户上的铁栅栏而感到不安（这让她想起监禁和私刑）；在硬币的另一面，几十年后，受害者“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当年迫害者的记忆中（胡滨道歉信语）。
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在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胡滨在信中说，“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耐。”
这也便是为什么人至暮年之后，远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滨他们要向已经86岁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书致歉。“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申小珂在信中说。
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在1966年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数便不少于1772人。“北京的校园惨剧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王友琴说。此次当年的红卫兵向受迫害的老师道歉，亦是王通过南方周末首度对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帮”行动，红卫兵们虐杀死者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手段包括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
很多恶行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北大附中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已经怀孕，红卫兵们把她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强迫十多名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
基于尊重死者以及读者，此处省略更为匪夷所思的暴行。从申小珂他们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申小珂在另一封信中说。
沉默的大多数
但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迫害者。很多红卫兵当年尚是未成年人。一个14岁的少年欢迎“停课革命”，仅是因为他那时候欠了老师三篇作文，革命来了，作文不用再交了。
另外一些人仍然坚信“文革”的正当性。“所有的指令都来自最高层，怎么可能错呢？”重庆的一名前红卫兵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里，在1966年的校园中，充满着亢奋。每个革命者的头都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受害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今天，程璧他们也不愿更多的提及当年的经历。很多研究者都提及过人们对于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这甚至成了这段历史研究的主要障碍，王友琴说，“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记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老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后，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年轻女服务员被绑在化学实验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学杨某父母“有问题”，同班的红卫兵在黑板上写了“杨狗，勒令你每天扫教室”。
在随后的几年里，王友琴试图解释这些暴行的“理由”，这名女中学生当然解释不了。于是她决定把这些都写下来。“文革”结束后，王友琴考进北京大学，买了第一辆旧自行车之后，第一次骑出校门，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学。1966年8月17日，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坏领袖纸像，被打还被和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终身精神失常。“我见到了那个喷水池，池中没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积着枯叶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鹤则早已被砸了。”
由真相而宽恕，由宽恕而拯救
忏悔者则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遗忘斗争着。而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一些当年的受害者所做的忏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忏悔不同，北京曾经伤害过李煌果老师的郭灿辉先生提及，有了儿孙之后，是他们酝酿给老师道歉的原因。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不能心里藏着愧疚去教育儿孙。
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万邦如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校长便去世了。”王友琴说。
关秋兰是另一个作为受害者的反思者。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学校一位名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后来，李洁被红卫兵虐待至死。关秋兰老人因当年没有帮李洁说话而后悔。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同事的死做点什么。
更早的私人之间的忏悔和和解，这些年一直在当年的红卫兵的重灾区发生。1993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前副校长胡志涛收到过一个前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间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时间也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重庆企业家席庆生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他亲眼看到母亲被人打死。后来找到了枪手，他们兄弟甚至摸清了枪手的生活规律，打算把枪手绑到偏僻处处以私刑。但一直没有动手，拖着拖着，反而没有这个冲动了。“人上年纪了就更理性了。”
劫后余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令让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个夏天，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极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在寻找惨剧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变。这几乎也是他们这一波忏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极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他们只是在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
王友琴披露此次前红卫兵道歉时，将之称为一个“良好的开始”。——是的，如果相对于红卫兵的庞大规模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造成的深远伤害，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想，文革后的我们，对受难者的死亡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王友琴说。
著名的伦理学家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依据他的理论，宽恕抑或和解，并非不计前嫌不记过往。“宽恕是一种拯救，它将每一个人都从往昔灾难的阴影里拯救出来了。”
可以预见的是，已经人到老年的受害者、迫害者以及沉默的那些围观者，都将在不久的将来陆续辞世。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这个星球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她更加强大，也必将更有自信。
就像在10月31日，当程璧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一行行扫过拿着申小珂给她的道歉信时，应该有另外一个放大镜扫过1966年的那一段历史。然后在真相的基础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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