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血的多音字组词和拼音:《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梁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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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范仲淹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我向来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当然，读文章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读。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好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千百年来，中国流传着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靠什么？靠它的思想含量、艺术思想、人格思想和政治思想！它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岳阳楼记》已经成为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从《古文观止》到解放以后历届的中学课本，常选不衰；从政界要人、学者教授到中小学生，无人不读、不背，这说明它仍有现实意义。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教我们怎样写文章；二是教我们怎样做人；三是教我们怎样做官。
一、我们该怎样做文章———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在中国古代，文章是官员政治素质的一部分。“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缺一不可。古今有三种文章，一是官场应景，空话、套话，人们很快忘记；二是有一点思想内容，但行文不美（如大量的奏折、记、表等），人们也已经忘记；三就是以《岳阳楼记》为代表的既有内容又有思想的好文章，而且都达到了极致。
《岳阳楼记》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在下评语前，我们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标准。概括地说，可以叫做“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一文是指文采。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写应用文、写公文。文者，纹也，花纹之谓；章者，章法。文章是以一门以文字为对象的形式艺术，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则，并通过这个法则，表达作者的精神美。中国古代文、言相分，说话可以随便点，既要落成文字，就要讲究美。诏书、奏折、书信等文件、应用文字也一样求美。古代是把文件写成美文，而我们现在是把美文改成了文件，都一个面孔。
“二为”是写文章的目的，一为思想而写，二为美而写。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文章有“思”无美则枯，有美无“思”则浮。
“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层次的美，或曰“三境之美”。古人论诗词，就有境界之说。我现在把文章的境界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景物之美，描绘出逼真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谓之“形境”，类似绘画的写生；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叫人留恋体味，谓之“情境”，类似绘画的写意，如徐渭（青藤）；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让你口服心服，谓之“理境”，类似绘画的抽象，如毕加索。这“三境之美”，一个比一个高。
“五诀”是指要达到这“三境之美”的方法。我把它叫做“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识。这一切，又都得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达。
这就是“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之法。
以这个标准来分析《岳阳楼记》，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它原来暗合作文和审美的规律，所以成为一篇千古不朽的范文。
请看全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共有六个自然段。
第一段，叙写这件事的缘起。以事起兴，作一个引子，用“事”字诀。第二段描写洞庭湖的气象，铺垫出一个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气写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诀。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形境”过渡到“情境”。连用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形象。然后推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伤感情境。连用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乐情境。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声绝响，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的是“理”字诀。这个道理一下讲透了，这个标准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还要永远管下去！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出了一种超时空的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情美、理美三个层次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是社论。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情境”之效，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形美、情美、理美、文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就是“四美具，二难并”(“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指贤主、嘉宾难得并具)了，是一种高难度的美。
2． 两类作者，两类文章
虽然我们给出了一个：“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就像数学课上，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作者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很难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觉民、梁启超，现代如毛泽东等人。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他并不想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有些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政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到思想的美，很难做到“四美具，二难并”。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百里挑一。
因为有两类作家，也就有两类文章，“道德文章”和“文人文章。”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政治家的“道德文章”。政治家为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文人文章”，求“美”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美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因为文章第一位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这倒给我们一个启示，每一个政治家，都有条件写出大文章，都应该写出大文章。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二、我们该怎样做人———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却时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从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范仲淹讲出了这两个人生和政治的基本道理，才使《岳阳楼记》达到了不朽。其实，在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他的人格之美。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
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他在《岳阳楼记》里向往那些高风亮节的人，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我们看看他最希望与哪些人同归呢？
1034年，当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的隐居之地。严子陵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秀称帝，严子陵坚决隐而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独立精神，正是范仲淹所追求的。范仲淹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
1038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仁杰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而被陷入狱，又被贬为县令。范仲淹当即为狄仁杰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愬（同‘诉’）大川而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这段文字掷地有声。而当时范仲淹也正是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范仲淹所描写的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他自己的形象。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2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说。范仲淹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韭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范仲淹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人家的书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流水。有一次，他劝了兄长几句，对方便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你有什么资格说话。”范仲淹这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门，便感知世态之炎凉。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昼夜苦读。有一次，真宗皇帝巡幸到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范仲淹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有富家子弟送范仲淹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范仲淹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范仲淹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不久，他被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而这时，离他发愤复姓只用了五年时间。
范仲淹中了进士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地方官职是“司理参军”，就是审理案件的助理。范仲淹秉公办案，常与上司争是非，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苟同。每结一案，他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后，范仲淹离任时，屏风上已写满案情。由于他两袖清风，走时无路资，只好把老马卖掉。
二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原则办事。
范仲淹的独立精神，绝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照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我在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中，曾谈到这是一种像铁轨延伸一样地坚定。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范仲淹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可吓坏了推荐人晏殊，他对范仲淹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仲淹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后，他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信中说：
“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搢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
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品格。
范仲淹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范仲淹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范仲淹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严词催促出兵，范仲淹反复申诉，自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家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结果，上面不听范仲淹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6000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照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后，类似的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命令，要他帅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泽东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毛泽东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胜利三年。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一般来讲，人格上有独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买。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把人性的独立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还有待长期努力。所以，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范仲淹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说，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范仲淹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以什么为立身根据呢？以实际情况，以国家利益为根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无私奉献。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百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但社会仍没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羁绊。你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虚伪龌龊。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独立思考，理性处事，敢于牺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独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软骨病”，一入官场，就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阳奉阴违，贪赃枉法，卖身投靠，紧要关头投敌叛变。这种劣根的人格，实在可悲。
陈云同志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邓小平同志推倒“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以物喜”，就是不随波逐流。这种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三是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
“不以己悲”，是抛却个人利益，不患得患失。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下的最基本的标准。我们熟悉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绝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家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前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后一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
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以牺牲自己。兹举两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国，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因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一年，范仲淹已52岁，在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刚经过兵火，前面36个寨子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此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数人，都因畏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仲淹说，形势危急，延州不能无守，他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范仲淹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下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仲淹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他那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仲淹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
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的进士，也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忠臣。西北战事吃紧时，滕宗谅也在边防效力，知泾州。当时正定川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急。滕宗谅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范仲淹又让滕宗谅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正因为滕宗谅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万贯。仁宗大怒，要查办。但很快查明，这15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它皆用作军饷。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但是，朝中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声。范仲淹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使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
就这样，滕宗谅才没被撤职，而在庆历四年（1044年）被贬到岳阳，于是有了《岳阳楼记》这一段佳话。如果没有当年范仲淹对滕宗谅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学史都将缺少这精彩的一笔。可知范仲淹后来为滕宗谅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范仲淹在文章中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而牺牲。
任何革命的、进步的团体和事业，都是以肝胆相照的人格精神为基础，凝聚力量、团结队伍的；不耍奸滑，只要忠诚。
三、我们该怎样做官———忧民、忧君的为政之道
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岳阳楼记》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代，作者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倾其一生来解读这个“忧”字。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专门要找一个这样的解读人。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二，即忧民、忧君，也可以说是留给我们的两笔政治财富。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１．忧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有的人为官，做民众的牛，在服务和奉献中享受快乐；有的人做官，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攫取和占有中满足私欲。然而，人民永远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权都得靠人民来支撑。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他认为，君要“爱民”、“养民”，就像调养自己的身体一样，要十分小心，要轻徭役、重农耕。特别是地方官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
范仲淹从１０１５年２７岁中进士，到１０２８年４０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１３年。如果说２７岁以前的“断齑划粥”，书院苦读，使范仲淹熟悉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论，坚定了他的忧国信念；而这１３年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则炼就了他的忧民之心。这期间，范仲淹先后转任广德（今安徽广德）、亳州（今安徽亳州）、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南通一带）、楚州（今江苏淮安）五地，任过一些掌管刑狱的幕僚小职，最后一任是管盐仓的小吏。范仲淹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的有知识、有理想、又时时想着报国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为。范仲淹按照儒家经典的要求，“达则兼济天下”，但却扬弃了“穷则独善其身”，只要有一点机会，他就去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办事，并时刻思考着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稳定。
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为民办事、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
一是为民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
范仲淹比较突出的一件政绩，是修海堤。１０２１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政府盐利受损，百姓亦流离失所，四处逃荒。范仲淹只是一个看盐场的小吏，这些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他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修复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
范仲淹制定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有一次，大浪淹来，一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范仲淹力排众议，身先民工，亲自督战，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随之，地方经济恢复，国家盐利增收，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百姓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范，以之为荣。历代，直到今天，许多人能为范仲淹之后，而视作一种光荣。明朝朱元璋在一次审查犯人名单时，见一名叫范从文的人，疑是仲淹之后，一问，果是１２世孙，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绑票，见苦主名为范希荣，再问，是仲淹之后，立即放掉。可见范仲淹在民间的影响之大之远。现在，全国为纪念范仲淹而建的“景范希望小学”，就有３９所。
二是为民请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为民所系”。
关心民情，是中国古代清官的一种好品质，好传统。郑板桥就有一首名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１０３３年，全国蝗旱灾害流行，山东、江淮地区尤甚。时范仲淹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仁宗：“我们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
当年，范仲淹以一个盐吏，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上，倒让我们看到了范仲淹的办事才干。范仲淹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灾后必有大疫，范仲淹遍设诊所，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白药丸。赈灾结束回京后，范仲淹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乌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范仲淹的这个举动，肯定又引起宫中人的反感：您去赈灾，完成任务回来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机为宫里人上一堂课呢？就你最爱表现！这怎能不招人嫉妒？范仲淹还给仁宗讲了他调查访问的一件实事。途中，范仲淹碰到６ 个从长沙到安徽的漕运兵，他们出来时有３０人，现在连死带逃，还剩下６人，路途遥远，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范仲淹深感百姓粮饷和运输负担太重。他对皇帝说：“知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度无度，天下安得不困！”
三是为民除弊，除去弊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范仲淹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范仲淹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范仲淹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时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黥面”。兵一旦被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孙后代都不得脱离军籍。范仲淹经调查后，体恤民情，认为这“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就进行改革，边寨大办营田，将士可以带家，又改刺面为刺手，罢兵后还可为民，因而深得百姓拥护。
范仲淹是６４岁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虽积劳成疾，病体难支，但更迸发出为民请命，大胆改革的热情。１０５０年，范仲淹６２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参加进来，用平时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同时，大办西湖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此外，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这些做法看似不当，也受到非议，但却挖掘了民间财力，使杭州度过饥荒。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１０５１年，范仲淹于去世前一年，知青州，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范仲淹见百姓往二百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仲淹心里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范仲淹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诚如范仲淹所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可以看出他的忧民是真忧，绝不沽名，绝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明摆在那里，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所以，“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共产党，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的文章。２００４年，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小平的专家：“有哪一句话，最能体现邓小平的思想？”对方思考片刻，答，邓小平对家人说过的一句话可作代表：“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我听后，肃然起敬。细想，从邓小平１９６２年提出“白猫、黑猫”受批评，到“文革”后复出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忧全在百姓，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从范仲淹到邓小平，凡真心把当官看做为民办事的人，无不时刻忧民，为民请命。
２．忧君。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封建社会的“君”，即是国。范仲淹的忧“君”，实际上是忧国。
无论过去的皇帝，还是现在的总统，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而君臣关系，直接涉及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大政方针的推行。综观历史，
范仲淹是贤臣，属臣中最高一档；仁宗是不庸不昏，基本上算是
范仲淹的忧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敢说真话，犯顔直谏。用范仲淹自己的话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用欧阳修的话说：“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
仁宗属于“
１０２８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范仲淹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逑、魏忠贤等，就是这样爬上高位的。但是范仲淹的“忧君”，却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２０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
范仲淹第二次进京为官，是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许是皇帝看中范仲淹敢说真话的长处，就召他回朝，做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我国封建社会的政府监察体制，分两部分。一是谏官，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二是台官，专门弹劾百官，合称台谏。到宋真宗时，谏官权已扩大到可议论朝政，弹劾百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台谏制度有其一功，它强调权力制约，是中国封建制度中的积极部分。就是皇帝，也要有人来监督，勿使放任而误国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到溥仪，共３３４位皇帝，就曾有７９位皇帝下罪己诏２６０次，作自我批评。这种对最高权力的监督，和皇帝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积极的一面。范仲淹二次进京所授右司谏官的级别并不高，七品，但权大、责大、影响大。范仲淹的正直，此时已很有名，他一上任就受到朝野的欢迎。这时的当朝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说太后的坏话。郭皇后揭穿其伎，他的相位被罢。但吕夷简非一般人等，他一面收买内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时机。时皇帝与杨、尚两位美人热恋。一日，杨自恃得宠，对郭皇后出言不逊，郭皇后挥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这一掌正好打在皇帝脖颈上。吕夷简便和内侍乘机鼓动皇帝废后。
后与帝都是稳定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此事看似家事，却关国运。范仲淹知道，后一旦被废，将会引起一场政治混乱。这种家事纠纷的背后是正邪之争，皇后易位的结果是奸相专权。范仲淹便联合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数人，上殿前求见仁宗，却半日无人答理。司门官又出来将大门砰地一声关上。范仲淹的犟劲又上来了，他手执铜门环，敲击大门，并高呼“皇后被废，何不听听谏官的意见”！这真是有点不知高低，范仲淹要舍命与皇帝辩论了。看看没有人理，他们议定明天上朝当面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范仲淹就穿好朝服，准备出门。妻子牵着他的衣服，哭着说：“你已经被贬过一次了，不为别的，就为孩子着想，你也再不敢多说了。”范仲淹把九岁的长子叫到面前，正色说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来，你和弟弟好好读书，一生不要做官。”说罢，他头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计时之器，待漏院是设在皇城门外，供百官暂歇等候皇帝召见的地方。范仲淹这次上朝是１０３３年。比这早４６年，公元９８７年，宋太宗朝的大臣王禹偁，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待漏院记》，分析忠臣、奸臣在见皇帝前的不同心理。王禹偁说，当大臣在这个地方静等上朝时，心里却在各打各的算盘。贤相“忧心忡忡”。忧什么？有八个方面，即安民、扶夷、息兵、辟田、进贤、斥佞、禳灾、措刑，等到宫门一开，就向上直言，君王采纳，“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奸相则“假寐而坐”“私心慆慆”，想的是怎样报私仇，搜钱财，提拔党羽，媚惑君王，“政柄于是乎堕哉，帝位以之而危矣”。王禹偁说，既然为官，就要担起责任，那种“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态度，最不可取。他在这里惟妙惟肖地描述和揭示了贤
不知范仲淹上朝时，壁上是否真的刻有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时的确是忧心忡忡。他忧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乱大。这种家务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爱谁、娶谁，休妻、纳妾，没有人管，但你是一
范仲淹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范仲淹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范仲淹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这果然为他妻子所言中，顿时全家老小，哭作一团。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要比范仲淹高明，他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范仲淹赶出京城。范仲淹１０３３年４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做官，只有一年时间。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遭贬，是性格使然，还有几分书生气，这第二次遭贬，确是他更自觉地心忧君王，心忧国事。平心而论，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
范仲淹这种犯颜直谏的政治品德，是超地域、超时代的，是一种我们可以继承的政治文明。于此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忧君思想在中国政治长河中的深远影响。
二是大胆改革，付诸行动。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的。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容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次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了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的毛病。他这次主要针对的是吏治之弊，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之责，转而要尽“台官”之责了。
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篡位当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学这一招，来夺其子孙的皇位，就收买人心，凡高官的子孙后代，都可荫封官职。这样累积到仁宗朝时，已官多为患，甚至连骑竹马的孩子都有官职在身。历史上，凡一个新政权，大约到五十年左右是一道坎。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讨论的“周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时，宋朝开国已八十年，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皇帝要保护官僚，官僚要巩固个人的势力，拼命扩大关系网，百姓养官越来越多，官的质量越来越低。
这之前，范仲淹两次遭贬，三次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赋税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间冤狱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败。范仲淹经过调查研究，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成一张“百官图”。1036年，范仲淹拿着这图，去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而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路线，政府还能有什么效率，朝廷还有什么威信，百姓怎么会拥护我们？范仲淹又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你想，拔起一颗株苗，连起百条根，这一整顿要伤到多少人的利益。诚如欧阳修所说：“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议之纷纷。”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绝不敢把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个讨嫌的人。吕夷简对范仲淹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诬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仁宗是最怕大臣结党的。吕夷简很聪明，一下就说到了皇上的痛处。于是，仁宗就把范仲淹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从范仲淹1035年三月进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仲淹一党，分别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这次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抱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
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他吟诗道：“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潇洒过禅师”，这是无奈地自我解嘲，是一种无法排遣的苦闷。翻读中国历史，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的自嘲之声。柳永屡试不中，就去为歌女写歌词，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林则徐被谪贬新疆，说是“谪
然而，忠臣注定得不到休闲，范仲淹就是这样。自1036年范仲淹被贬外地四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范仲淹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将范仲淹调回京城任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由范仲淹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范仲淹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范仲淹指出的要害仍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近八年过去了，范仲淹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范仲淹立即上书《条陈十事》。
范仲淹说，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
范仲淹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
范仲淹条陈的第三条是贡举选人，第四条是选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此人”。第五条是公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我们听着范仲淹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词，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不
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而仁宗让范仲淹搬到自己的殿旁办公，即刻批准。可见仁宗对范仲淹的信任，是一段难得的“蜜月”。有人劝范仲淹：“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了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范仲淹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欧阳修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范仲淹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范仲淹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范仲淹第四次被贬出京了。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朝廷任职。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时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8岁，生命已进入最后六年的倒计时。自庆历改革失败后，范仲淹已没有重回朝廷的打算了。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了。
忽然有一天，范仲淹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得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这滕子京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又与他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线共过事，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行者。滕子京的一生也很坎坷，他敢作敢为，总想干一番事业，却常招人忌妒，甚至被陷害。滕子京虽被贬岳阳，但仍怀忧国之心，才两年就政绩显著，又重修名楼。
范仲淹看罢信，将图挂在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顷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风沙，东海的波涛，朝中的争斗，饥民的眼泪，金戈铁马，阁中书卷，严子陵隐身的钓台，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诏亲见，忽而挥袖逐他出京，还有妻子牵衣滴泪的阻劝，长子随他在西北前线的冲杀……一起浮现在眼前。范仲淹心中万分激动，喊一声：“研墨！”他挑灯对图，凝神静思，片刻，一篇368字的《岳阳楼记》，就如珠落玉盘，风舒岫云，标新立异，墨透纸背！范仲淹把自己奋斗一生的做人标准和政治理想，提炼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于一炉，用纯青的火候，为我们铸造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铜镜。文章说是写岳阳楼，实在是写范仲淹自己的一生。
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范仲淹“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
《岳阳楼记》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高度总结。中国封建社会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数不清，历朝皇帝334个（按理，他们是当然的大政治家），大臣官员更不知几多。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现在我们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么不容易！这又回到我们开头讲的，“一文、二为、三境、五诀”的标准。简要来说，你得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和文学修养，而且要能有机地结合。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用美学大师黑格尔的话说，这种人是天才，“一般来说，有这种才能的人，一遇到心中有什么观念，有什么在感发他，鼓动他，他就会马上把它化为一个形象，一幅素描，一曲乐调或一首诗”。艺术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徐悲鸿的《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范仲淹在这里是把他的政治理念化作了一篇《岳阳楼记》。
好文章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只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不是随便就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和政治财富。同时，范仲淹也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入史册。（全文完）
作者简介：
梁衡，曾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作品有：《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新闻三步曲）；散文集《觅渡》《名山大川》《人杰鬼雄》《红色经典》等；学术论文集《为文之道》《继承与超越》《走近政治》。有《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有《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多篇散文入选中等学校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