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透析抗凝:从国家利益的视角解读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纠葛(论文)

摘要：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战场的作用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为此，美国加快了与中国合作的步伐。但是，由于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差异，尤其是在对待中共问题上严重分歧，成为引发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纠葛的主导因素。

关键词：国家利益； 史迪威； 蒋介石； 矛盾； 纠葛

国家利益是国际战略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自从法国的黎塞留主教提出了“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后，各国纷纷效仿，并把它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不难发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依赖各种各样的需要，利益不仅是人们结成社会组织体系的基础，是人们相互关系的内在联系，也是构成一切社会政治行为的动因。具体到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1] 国家利益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内在需要，世界上所有的主权国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还是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对国家利益追求放在首要位置。由此可见，无论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都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这一基本准则的框架要求。如果任何一方跃出了这个红线，那么产生矛盾甚至冲突都是在所难免的。

一

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台和运作完全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二战之初，无论是日本在中国大开杀戒，还是希特勒在欧洲点燃战火，都没有立刻引起美国的直接介入。由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阻隔，使美国远离战火硝烟，因此它隔岸观火，静观其变。而所谓的“孤立主义”甚嚣尘上自然是情理之中。因为这符合此时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如此，美国还于1939年9月5日宣布中立，根据1937年国会制定的《中立法》，不对交战国出售军火和军用物资，不向交战国贷款，不为交战国运送一切货物。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实施《中立法》是片面的：只对中国禁止输出武器、弹药及战事材料；而对日本，照样以种种手段输给。据统计资料：1937年日本进口军用原料和物资中，美国的钢占92％，汽车及零件占91％，石油及原油制品占60％，废钢铁占58％，生铁占41％。1938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消耗的军用物资，92％是从美国进口的。”[2]美国一直在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才停止，而日本则源源不断地把这些战略物资运用到中国战场，在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美国为了大发战争之财，事实上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然而，令美国没有料到的是，日本利用德国横扫欧洲的有利时机，开始大举南进，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不仅如此，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订立，战争矛头指向美国。美国的无所作为显然是不明智的和愚蠢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才逐渐走出了“孤立主义”怪圈，并开始格外关注欧亚战场的态势。在直接介入战争之前，美国的战略是：在欧洲援助英国反对德国；因为此时美国海外的主要利益在欧洲，而德国法西斯是主要的威胁，法国已经投降，英国危在旦夕。此时重点援助英国为形势所需，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据此，1940年9月28日，美国制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确定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战略指针。在远东则援助中国反对日本。其目的不是奢望中国能够打败日本，而是防止蒋介石投降日本并使抗日战争得以继续下去，并使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诚如罗斯福对他的国民所说的那样，援助被侵略者正是为了使美国不卷入战争。“如果我们竭尽全力支持那些保卫自己、抵御轴心国进攻的国家，那么，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小的多。”[3]这样对中国的实质性援助就成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关键。11月30日，在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的当天，美国给予蒋介石政府1亿美元的贷款。并针锋相对地承认“合法的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政府”。[4]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5月罗斯福宣布该法案适用于中国。6月，美国宣布愿意在战后放弃在华特权。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来华，出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10月美国军官团抵达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正式开始。从此时美国的战略目标可以看出，欧洲战场处在第一位，亚洲战场处在第二位。也就是说中国战场处于从属地位。但是，这与蒋介石对于中国战场地位的理解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作用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为此，美国加快了与中国合作的步伐。但是，这时美国仍然未能突破此前制定的“先欧后亚”的战略，事实上它从未改变这一战略。因为罗斯福认为“只要德国被打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就必然接踵而来”。[5]他甚至明确表示:“我反对在太平洋为了尽速将日本打败，而由美国发动对它的全力进攻。极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打败日本并不等于打败德国……反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打败德国就是打败日本，而且可能不发一弹、不损一兵。”[6]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在太平洋战区损失惨重，但是基于全局考虑，仍然坚持“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不仅如此，在此大战略框架之下，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具体化，诚如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说的那样：“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作战居第一位，位居第二的是横跨太平洋岛国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中印缅战区处于可怜的第三位。”[7] 这就清晰的勾勒出了中国的地位。显然于蒋介石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点还可从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的数量上得到印证。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获美援约8.4亿美元，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它国家所获美援相比，中国所占份额最小，不及英国的5％，苏联的15％，甚至还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国的一半。虽然美国从给予中国贷款到《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从军事物资的援助到军事代表团的加盟；从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到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等等做了大量的积极工作。但是，如果对此单纯理解为美国是出于国际道义而对中国进行无私援助的话，显然是相当片面和违背历史事实的。其实，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在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同时，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企图利用战时反法西斯盟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求于美国的良机，急于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为其日后称霸世界打下基础。正是从这个战略利益出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确立了两个基本目标：短期目标是维持中国战场，“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8]并使中国成为一个可靠的军事同盟；为此要促进中国各派团结抗战，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长期目标是在战后能够通过中国控制亚洲，使中国“成为防止苏联觊觎远东的壁障”，[9]借此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并让中国充当“站在美国方面增添其声势的帮手，以便清除不列颠海外帝国”。[10] 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话说，“这不仅是为了建立战后的新秩序做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11]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当中明显充当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仅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工具而已，并且已经涉及了中国的内政问题，即国共之间的关系这一敏感政治问题。美国从自身的利益考虑，要求中国战场的各派抗日力量团结抗日，尽可能地拖住日本，待欧洲战事结束之后再一举解决亚洲战场问题。这就为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纠葛埋下了伏笔。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意味着中国“苦撑待变”四年之久的孤立无援的不利局面将得到改变，美国的参战不仅增强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信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国际性的色彩。也就是说，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塑造中美关系，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的持续抗战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讲将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邱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文中找到答案，“我们所焦急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12]蒋介石希望看到的是通过美国与日本的直接对抗，以此来减轻中国战场的压力，“从而可以依靠美国打败日本。”[13]并进而解决中日问题。而其自己则以对日战争需要为借口，尽可能多地获得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以增强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为日后彻底解决中共问题准备条件。相比较来看，争取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领土完整是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但是，由于蒋介石从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立场，他所关注的是一方面必须把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另一方面是要尽力阻止中共势力在国境之内的发展。这就事实上使美国希望的国共之间的团结抗战成为不可能，显然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反过来，蒋介石希望的是美、日的直接对抗，而美国则希望以美援帮助中国自己抗日，显然也是有违蒋介石初衷的。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合作伊始，双方的国家利益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者说是冲突，这就为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矛盾纠葛的产生涂抹了一层浓厚的阴霾。

三

为了尽快实施美国的战略意图，把中国的抗战和盟国军事行动协调起来，1941年1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了代号为“阿卡迪亚”的首脑会议，决定设立中国战区，并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暗自庆幸之余深知美国在这一决定中的分量，于是他建议美国选派一名能获总统信任的高级将领出任联合参谋长。以协调中国和盟军之间的关系为名，行加强与美国联系之实。应该说这个建议本身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经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推荐，美国选派史迪威来华担当这一职位。史迪威是一位职业军人，美国利益的忠实维护者，曾经在中国服役长达12年之久，被美国军界视为“中国通”。其此次来华的职责是：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宜；在蒋介石的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的美国部队及委员长拨给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参加在华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及滇缅路监督人。不仅如此，美国还规定了他的主要任务即，“协调指挥，消除分岐，使滇缅公路畅通，把各派召集在一起，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任务”。[14]从美国陆军部的任命和要求其承担的主要任务可以看出，史迪威具有双重身分和多重权力，他既是美军驻华代表，又是蒋介石的参谋长，并且在职权上对蒋介石的地位存在着一定的隐性挑战。由于其代表美国监管美国援华军用物资，所以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要受他的牵制。又由于蒋介石虽为中国战区统帅，但是他无权调配在华美军，而史迪威不仅有权调配在华美军，甚至还有可能指挥部分中国军队的权力。这显然有违蒋介石的本意，按照蒋介石的思路，既然是参谋长，那么自然要听命于战区的统帅，即蒋本人的。然而“史汀生所提出的确实受命于美国军部的驻华代表，负有在中国执行军务的大权。”[15]对此，蒋介石大为光火。不仅如此，由于史迪威还负责协调各派力量，就事实上站在了国共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产生矛盾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

如果说史迪威指挥的第一阶段的入缅战役的失利，仅仅是增加了史、蒋之间的不信任的话，那么，史迪威对于中共的抗日力量的极大关注与支持，则促使史、蒋之间的矛盾降到了冰点，直至完全破裂。因为史迪威的做法已经触及了蒋介石国家利益的底线，危及到了他政权的稳固，显然这是不容许的，也是不能容忍的。而史迪威所做的也只不过是贯彻美国的战略意图罢了，那就是力争促成包括国共在内的各派抗日力量在战时的合作，坚持抗击日本的进攻，以此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史迪威关注甚至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战力量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即使美国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史迪威而言，中共对他来讲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史迪威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还有相当的好感。早在1936年史迪威在任美国驻华武官的时候就十分关注共产党人的情况。他感到：“红军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生活。”[16]如果说当时史迪威对于中共的了解还相当肤浅的话，那么八路军进行的平型关大捷无疑更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作为一个极富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职业军人，他坚信中共在中国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为此，赴华就职之后，他“就多次向罗斯福提出，应加强与中共的合作，更多地信任在延安的更有效率的中国共产党人。”[17]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派飞机帮助宋庆龄把“保卫中国同盟”募集到药品和救济物资运往延安。另据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回忆说，史迪威将军经常让从印度飞来的美国军用飞机，运送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等到解放区去。他还从自己管理的军用仓库中拨出物资支援延安，并派美国军医帮助解放区军民看病。“史迪威在任期间，还支持、并促成了美国官方与中共第一次正式接触的非常不寻常的行动--美国军事观察组对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考察。” [18]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东线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接连丧师失地，造成了国民党战场严重的危机，并使美国在华空军基地--衡阳告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把解决危机的视线投向了军事指挥权问题。罗斯福根据这一情况给蒋介石发来了措词强硬的电报，并直接提出将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部队（包括中共的部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19]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一味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史迪威已经与蒋介石期望的方向不仅背道而驰，而且越走越远。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做法已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与中共武装力量的进一步合作对他来讲无疑是灾难性的，而把自己以之起家并苦心经营多年的政治资本--军队交给美国人来指挥，那后果自然是不堪设想的。而如果因此与美国反目显然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那么只好开罪史迪威，以拖待变。而接下来的事实表明，美国为了拉住蒋介石服务其全球战略，不得不召回史迪威，因此史迪威就作了美国与中国寻求妥协的政治牺牲品。

综上所述，由于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差异，尤其是在对待中共问题上严重分歧，成为引发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纠葛的主导因素。

参考文献：

[1] 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3] [4]（美）罗伯特·达莱克著：《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0页，第396页。

[5]（美）艾夫里尔·哈里曼著：《特使》，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6]（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5页。

[7] [8]（美） 赫伯特·菲斯著：《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9]（美）科尔瓦著：《他们想窃取我们的胜利果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88页。）

[10]（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版，第92页。

[11]（美）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12]邱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译本，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30页。）

[13] [16]（美）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28页，第218页。

[14]（美）史迪威著：《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15]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790页。

[17] [18]温贤美等著：《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第285页。

[19]（美）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79页。

Analysi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Stilwell and Chiang Kaishek from the Viewpoint of National Interest

Li Guishu

(Shando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Science Department Shandong Yantai 264005 )

Abstract: The role of Chinese Battlefield stood out in the American global strateg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which led to quick cooperation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However, the difference in national interest, especially, serious digression on CPC pr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