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常规能查出怀孕吗:吴祚来:为什么民国时期大学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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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为什么民国时期大学那么好?

时间:2008-05-19 15:56 作者:吴祚来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735次   

  据《中国青年报》1月26日消息:南开大学最近组建学风建设委员会,成员完全由资深学者构成,没有校级和院级领导。它是专管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建设的指导、咨询和甄别机构。同为学者,南开校长饶子和院士等校级领导及各学院院长、各部门处长都“回避”加入学风建设委员会。新成立的学风建设委员会由物理学家母国光院士出任主任,数学物理学家葛墨林院士、哲学家陈晏清教授为副主任,入选的8位教授被公认为“学术水平高、学风正派并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


  让学术回归学术,让行政专注管理,这本是理所应当之事,但现在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却学术行政化,行政学术化,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人大校长纪宝成点评“学术权力行政化”时,认为高校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力,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行政权独大,造成教授在行政人员面前失去应有的尊严,“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


  看起来南开大学是开风气之先,让学术获得独立的地位,其实只是回归到大学应有之意。即便是被人们视为黑暗的中世纪,大学仍然保持其独立自由的教学与学术属性,无论是12世纪最早兴办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还是后来的巴黎、牛津大学,“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都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完全实行自治。不受地方或“上级”的管辖与限制。大学甚至还拥有“特权”,如免纳捐税,平时免服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大学遵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理想,没有独立自治的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就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始创于1810年的德国,由普鲁士王国内务部文教总管洪堡负责筹建,柏林大学贯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教师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大学的基本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教学与学术自由对内是互相宽容,对外是不受政治干涉,而寂寞,则要求教学者能够独善其身,不以功利为目的,而以追求知识与教育为崇高目的。


  传统中国社会家族有私塾,朝廷有太学,社会有书院,一直没有形成西方“大学”意义上的教育体制,直到清末才有圣约翰大学(1879年)、北洋大学堂(1895年)、南洋公学(1896年)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尽管有西方、宗教或政府背景,但大学教学内容还是相对独立于政治,譬如南洋公学为官僚、巨商盛宣怀创办,但其教学却原版引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材。


  后来的清华大学(清华学堂)、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以及南开大学(南开学校)更是倡导教授治校,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时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梅的主持下,清华大学于上世纪30年代传承、发展,并确立了“民主治校”,也叫“教授治校”的制度,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均由教授充任之,并纳入学校管理体制。朱自清在谈到“清华的民主制度”时说:“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于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正是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办学精神,滋育了一代中华骄子,清华教育直接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化史、科技史、政治史,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28年到1948年,清华大学(包含西南联大)共毕业大学生5503人,研究生64人,还考选了一些留美公费生,如王淦昌、钱钟书、曹禺、夏鼐、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费孝通、钱伟长、吴晗、钱三强、王大珩、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1980年公布的537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学生有134人,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当年的清华、南开用行动早已做了回答,而现在南开大学好在以行动回应钱氏之问,让行政与学术分立,是高校教授治校的第一步,我们期待更多的高校回到大学教育与学术科研的常识中来。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