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血嫁之楚合欢免费:苏东教训殷鉴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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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苏东教训殷鉴不远
权贵资本主义之害
强大利益集团孳生常常是一个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更是后发国家丧失“赶超”希望的根源，因为这样的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权，使之沦为为小集团私利看家护院的“家丁”，扼杀平等公正……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因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护国内市场，为本土产业创造发展空间，但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舆论上势力强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扼杀这类政策，以求满足自己对外国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
一般而言，适度的本币贬值能兼顾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的双重目标，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往往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刺激本国经济，国际收支压力较大、对出口产业依赖性较高的国家此种动机更强，经济危机也常常会强化各国本币贬值动机，以至于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形成了各国竞相实施“汇率倾销”的全面货币战；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后，“货币战争”一词也一炮而红，风靡世界。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公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鲁政府和1971年的加纳政府实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日常生活消费高度依赖于进口消费品，本币贬值政策虽然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却导致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这些群体的短期狭隘利益，他们便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颠覆了政府。
一个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动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虚弱；因为这个小小的权贵群体有能力制定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财税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而一个财政动员能力虚弱的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使本土现代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恶化。面对外敌入侵，这样一个国家也注定无力招架，因为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不仅不可能有效动员起被剥夺压榨的大众，反而往往惟恐被剥削的大众在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而夺取其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常常愿意丧权辱国割让利权，乃至为外敌充当统治的傀儡，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剥削压榨特权。晚清和旧日的中华民国便是这般景象。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即使许多一度爆红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如20世纪初的阿根廷、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须知1910~1930年间的阿根廷发展程度比加拿大还好，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曾经是东亚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只能瞠乎其后。即使是在引领世界的大国，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也会扼杀公正和发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国西班牙就是这样没落的，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但致力于推动金融改革的奥巴马却因开罪华尔街利益集团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价。2010年9月上旬，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在该年年末的中期选举中，奥巴马果然惨败。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中，国有经济私有化是分利集团快速形成并膨胀壮大的最重要渠道，因为财富再分配、特别是掠夺财富永远比创造财富更为迅速快捷。在1980年代以来的拉美私有化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这一点更是暴露无遗，它造就了俄罗斯目前已是根深蒂固的权贵资本主义，哺育了一批企图或曾经左右政局的寡头。尽管普京上台后强力整肃，但权贵资本主义病根已经深入俄罗斯肌体，难以根除。
俄罗斯私有化造就企图操纵政权的寡头
在苏联废墟上建立的俄罗斯叶利钦政权企图通过大规模私有化迅速制造出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后来与前总理基里延科谈话时对此直言不讳：“在质押拍卖（指俄罗斯1995~1996年的国有资产质押拍卖）中完成的惟一任务是促成产生大的资本家，以防止社会主义重归俄罗斯。这个任务95%是政治性的，只有5%是经济性的。它是借助于质押拍卖完成的。”殊不知此举却造就了在相当程度上凌驾于这个政权自身之上的操纵者。在收买大资产阶级政治支持的交易中，近乎无偿地掠夺了巨额资产的大资产阶级、俄罗斯新贵们并无义务急于支持养肥自己的人；而大力推行私有化的盖达尔政府由于此举大大削弱了政权自身的资源，并将绝大多数国民推向自己的敌对面，反而极度削弱了自己的“谈判地位”。结果，新生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开始萌生操纵政权的野心。
苏联刚刚解体，新生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中就有人开始显现出操纵政治的野心。俄罗斯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最近20年里，除了商界，政府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地方挖掘到得力的干部。任何一个30~35岁年龄段上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没有经过在商海中的磨练，在国家的岗位上会无所事事。”
在1992年出版的与其副手涅乌兹林合著的《操纵金钱的人》一书中，他更写下了这样的自白：“几个月前我们还认为不影响我们这些商人利益的政权是最好的。就这一点来说，戈尔巴乔夫政府是最理想的。在当时那个阶段，这已足够。现在，当商人阶级的力量在积蓄，而且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对政权的态度开始改变。政府对我们采取的中立态度已不能使我们满足。现在需要遵循‘谁有钱谁说了算’的新原则……我们商人不需要被收买的政府，我们将促成个人利益与我们一致的那些人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掌握权力。这样的政权不仅能得到我们的拥护，也能得到我们的经济支持。如果（现在的政权）不能胜任，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步骤，让那些与商人志同道合的人上台。”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攫取了尤科斯石油公司控股权和管理权之后，他同时向政治立场迥然对立的“亚博卢”集团、右翼力量联盟和俄罗斯共产党提供政治捐助，企图先在国家杜马中获得“拦截股”，进而取得“控股权”。
以199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当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为标志，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正式诞生。在当年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12个与会的俄罗斯巨商（主要是银行家）决定集中所有人力、财力、物力去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成功。叶利钦如愿以偿成功连任，寡头们也如愿以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不仅向政府重要位置安插了自己人，有时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了几个高级职位，最典型的莫过于控制奥内克苏姆银行的寡头波塔宁出任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的做法更迹近操纵政权。当初极力推行私有化、希望借此造就一个大资产阶级作为政权支持基础的丘拜斯刚刚提出“企业家的活动对国家的影响过大”，就立马遭到别列佐夫斯基的迎头反击，后来又预言丘拜斯在政府的日子屈指可数。
别列佐夫斯基这样概述自己的主张：“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性，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寡头资本主义”一词就是俄罗斯媒体概括他的主张而提炼出来的。
实际上，这些寡头所要求的“企业独立性”不过是主张资本可以收买政权，但政权不能调控、节制资本。长距离输油管道工程在任何国家都是牵涉国内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的大事，但2003年4月尤科斯、西伯利亚两大石油公司合并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受到普京接见，他要求政府允许铺设私有输油管道，还在事后用挑衅的口吻评论这个问题：“当我制定好自己的计划后，不需要有人再对我们说该往哪一条输油管投资。”而在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的梅纳捷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中，多年来要谋求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就是在政府里有个人联系，能够接近政府高官或者本人就是政府高官；公司高管中也有人后来出任政府职务。在梅纳捷普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担任过高管的前高官有：
卡加洛夫斯基，梅纳捷普银行第一副行长，1992~1994年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盖达尔班底”一个积极有影响的成员。
伊瓦年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原西拉耶夫政府的安全部长。
萨姆谢夫，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曾在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两届政府担任燃料动力部副部长，后任财政部长。
格鲁舍温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总裁，曾于1992年担任燃料动力部第一副部长。
涅乌兹林，尤科斯集团第二把手，1997年9月担任俄通社-塔斯社副社长，同时保留在梅纳捷普集团的职位。
沙赫诺夫斯基，在涅乌兹林出任俄通社-塔斯社副社长后，接任俄罗斯工业-尤科斯联合董事会负责对外联系（面向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大众媒体）的副董事长，原在莫斯科市委主管内务，1996年是叶利钦竞选总部成员。
……
俄罗斯“民主”政体下的媒体——资本掌控的工具
媒体既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公共权力，在市场体制下又能成为一种营利工具，志在操纵政权的俄罗斯寡头们自然不会放过。1990年代，以桥银行总裁、桥集团总经理、俄罗斯实业界圆桌会议联合协调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弗拉基米尔·科斯季科夫·古辛斯基为先锋，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们相继插手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到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已经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消息报》等部分媒体一度独立运营，但为时不久便不得不纳入资本麾下。在掌握媒体的寡头中，古辛斯基最为突出。早在1993年，桥集团就创建了一个“独立”的电视频道独立电视台，古辛斯基个人掌握其77%股份；1997年初，桥集团控制下的大众传媒机构合并成一个独立的控股公司“梅地亚-桥”集团，古辛斯基自己领导并持股70%，为此他不惜放弃了在其创立的集团里担任其他职务。当年7月，1992~1994年担任叶利钦总统新闻秘书、后出任俄罗斯驻梵蒂冈大使的科斯基科夫出任“梅地亚-桥”集团副经理。
在鼎盛时期，“梅地亚-桥”集团下属媒体包括：
七日出版社，出版俄罗斯最受尊重的自由派报纸之一、发行量10万份的《今日报》（最初系桥-银行集团自行开办），以及发行量37.5万份的《七日报》；
《综述》杂志，发行量5.5万份；
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每天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有25.8万听众；
独立电视台控股公司，为“梅地亚-桥”集团下属子公司，当时是俄罗斯最有名气的电视台之一，覆盖俄罗斯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约1.2亿观众，以及独立电视台附加台（有5个频道进行卫星电视转播，连接了2.2万台电视机）。
此外，在古辛斯基势力范围内的媒体还有《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晚报》、《自鸣钟》、《文学报》和莫斯科的电视频道莫斯科电视银屏。此外，古辛斯基还曾经提出以1.6亿美元收购莫斯科电影制片厂49%股份，以及企图收购俄罗斯通讯公司25%股份，但未能成功。
古辛斯基对大众传媒的投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俄罗斯特殊条件下对政权的投资——这句评语不仅是对古辛斯基的准确评价，也是对其他寡头传媒投资的准确评价。经营传媒本身就是件难事，在1990年代俄罗斯混乱的经济环境中，要想循正常方式经营传媒更是难上加难；这些传媒本身并不盈利，而是亏损的，寡头们之所以要控制这些传媒，目的不是追求商业利润，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其由低到高主要如下：
——捅出败坏自己竞争对手声誉的各种黑材料，封锁对本公司不利的消极报道。在某些时候，这种权利还时常被用于敲诈勒索。寡头古辛斯基控制的“梅地亚-桥”集团当时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有保障的大众传媒，其员工的薪酬、稿酬均属最高，下属独立电视台的办公和摄影设备均优于国有的俄罗斯电视台。但这家公司经营高度依赖于来自西方和国内大公司的贷款，其中数目最大的贷款有几亿美元，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借给该集团的，而且已经超期；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列姆·维亚希列夫承认，之所以“借给”梅地亚-桥集团如此巨款且从中不获得任何商业利润，“只是为了让他能保持安静，不来干扰公司运作罢了”。
——左右社会舆论和政治精英的情绪，促使政府通过对本公司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及在国家机关中为自己的利益游说。
——帮助对某一集团友好的活动家进入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层，阻止对本集团不利的政治家上升。如独立电视台台长马拉申科曾被正式编入叶利钦的竞选班子。
正因为如此，2000年3月总统大选及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政治局势趋向稳定，大商人对大众传媒的投入也相应锐减，因为政权争夺战业已或正在接近尘埃落地，新总统普京地位稳固，而且消除了叶利钦时期寡头们左右政局的局面，继续向媒体投入大笔资金就纯属浪费了。
权贵资本主义注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权
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环境
假如能够形成稳定的政权，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那么无论俄罗斯私有化及其造就的寡头群体有多少原罪，倒也不失为“逆取顺守”之举。但事实证明，私有化造就的俄罗斯寡头们注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权，遑论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环境了。
事实上，随着寡头们的势力兴旺壮大，他们开始具备条件实践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上述思路，寡头内部确实也出现了组织“影子政府”把持国家政权的想法。1997年，寡头中的“思想家”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提出，大资本家应当联合起来，将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换言之，就是国家应由高级官员和大资本家“共同拥有”。然而，尖锐激烈的利益冲突使得大资产阶级们天然难以联合起来。另外一个寡头、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曾得到波塔宁的帮助，1996年8月时还极力推崇波塔宁，称他是他们这群志同道合者中最适合担任第一副总理的人选，但两人为争夺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而翻脸，后来波塔宁被迫离开政府时，斯摩棱斯基却如此尖刻评价他：“他没有学会把自己的这张皮和国家那张皮剥离开。”
不止一位观察家指出过，俄罗斯大商人缺乏良好的组织性。最典型的表现是，一直到2000年夏，大部分俄罗斯大资本家才决定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而此时普京已经竞选获胜，并且从代总统转为正式总统，开始整治寡头了；领导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的阿尔卡季·沃尔斯基最初步入政坛是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助手。俄罗斯新生资产阶级队伍内部无法自行产生一个领袖人物，而需要借助这样一个与苏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才能多少凝聚起来，充分显示了这个群体何其缺乏凝聚力，而一个自身就缺乏凝聚力的集团是无法担任整个社会凝聚核心的。
同时，按照一个社会领导集团所必备的标准衡量，俄罗斯大商人的致命缺陷是没有任何传统，也缺乏社会责任感。2000年6月，俄罗斯著名寡头、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总裁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受控非法侵吞价值1000万美元的第11电视频道国有资产而被捕后，别列佐夫斯基给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写了一封公开信，即使在这封主题是为古辛斯基辩解的公开信中，别列佐夫斯基也不得不写道：“我们之间的内讧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没有相互听取建议的愿望、没有经验，而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新阶层，没有能力抓住主要问题，尽管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缺乏一种责任感，这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代价。”
也正是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感，以及依靠攫取而不是创造的发财历史，俄罗斯新贵们常常傲慢地无视大众，把自己放到大众对立面。2003年4月，与普京会面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公开呼吁普京“应该依靠国家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群体，依靠高智商的精英。我们的成功是我们的大脑积极运作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群体，注定无法充当凝聚一个大国社会的核心力量。
更糟糕的是，俄罗斯新生权贵阶层负有深重的“原罪”。虽然表面上气壮如牛，但1992年出版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涅乌兹林合著的《操纵金钱的人》一书中，仍然流露出依靠非法手段致富者内心深处的胆怯：“在做任何事之前，我们都无法摆脱这样的龌龊感觉：门即将开启，我们听到有人说，‘商人？请进监牢吧！’最富有经验的律师也无法保证我们能顺利离开被告席，因为被告与法官都将以法律为准绳采取相应的行动。”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美国政治学家李·沃洛斯基、著名货币投机商乔治·索罗斯，这四人的政治立场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分别发表言论文章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美国《外交》季刊、英国《卫报》的立场和背景差异巨大，但他们谴责俄罗斯财阀、寡头的措辞则几乎完全一样，思维如出一辙。
俄罗斯私有化急先锋支持者几何？
正由于俄罗斯私有化对该国经济社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对推动俄罗斯私有化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物在俄罗斯社会声名狼藉，甚至曾经吹捧他们的西方势力最后也背离了他们，最典型者莫过于“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此人1991年11月任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
充满腐败和掠夺的俄罗斯私有化把亿万俄罗斯平民推向贫困深渊，俄罗斯经济蒙受毁灭性打击，经济下降幅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令丘拜斯在俄罗斯民间饱受唾骂。老百姓憎恨丘拜斯，称他为“大骗子”；反对派指责丘拜斯的私有化只是廉价拍卖国家财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丘拜斯所擅长的就是将国家财产挪来挪去，并不能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增长。多年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他是俄罗斯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这是丘拜斯惹的祸”在俄罗斯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谚语。有一次，丘拜斯的哥哥伊戈尔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医生检查时得知他姓丘拜斯后，竟马上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2005年3月17日丘拜斯遇刺，嫌疑人克瓦奇科夫在案发后第8天（
尽管西方政界和舆论界、某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可以出于政治目的而大肆吹捧这个毁灭了本国国民经济的人，反正他们无需自己去冒险；但对于需要用自己的钱去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就不会乐意在市场上支持丘拜斯了。即使在通常被认为是丘拜斯私有化受益者的俄罗斯商界，对丘拜斯的支持也很少。丘拜斯在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任上时，打算借鉴备受质疑的美国加州电力改革经验推行电力体制改革，希望在该领域吸引外资，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电力公司股价立刻暴跌2/3，公司资产大幅度缩水，迫使俄罗斯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
更令丘拜斯之辈丧气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连西方社会舆论对他的抨击也与日俱增。早在1993~1996年间，就开始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美国报纸将阿纳托利·丘拜斯称作“卑鄙、伪善的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则称盖达尔和丘拜斯为“货币主义杂种”，意思是说这两人的经济和思想理论非常肤浅。
充满欺诈的中国私有化主张意欲何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规模私有化无异于宪法政变，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稳定性的威胁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近年流行的某些私有化舆论充满了欺诈，最常见的就是把国企与公众利益对立，在“增进公众利益”的旗号下鼓吹实际上只能令少数人得利而剥夺大众利益的举措。
如以“国有垄断企业”分红少、损害了公众利益为由主张私有化，且不说前些年国企分红少系1990年代国企极度困难时期的遗留问题，我们不能竭泽而渔，这种逻辑总结起来就是“因为国企暂时分红少，普通公众受惠少。所以，为了让普通公众增加受惠，应当把国企改为私人所有，让利润进入少数私人私囊，从而剥夺普通公众从中受惠的可能”……这是什么样的逻辑？我几年前读过一篇某知名评论家谈论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文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其论证逻辑实在太过强大。那篇文章逻辑可归纳如下：
“教育收费高昂、全社会怨声载道，必须改变——教育收费高昂是因为投入不足——为增加教育投入，应吸引民营资本进入——为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应取消对教育的价格管制，准许提高教育收费！”
类似的忽悠做法同样也体现在关于财政问题的争议上。主张私有化的人多数也指责中国财政规模过大；事实是中国财政占GDP比例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澄清某些被搅混的事实。
美籍经济学家陈志武《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流传甚广，此文指责中国财政规模过大，声称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5.1万亿元，占GDP的21%，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中国政府规模大于美国。其实，这篇文章是把不同口径财政数据放到一起比较了，因此结论只能是误导。
无论是按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占GDP比重还是按照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中国政府规模都小于美国政府；陈志武文章中引用的中国财政收入是包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在内的全部收入，但陈志武用以与之比较的仅仅是美国联邦财政收入，而美国财政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7年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总额51321.78亿元，陈志武文中这一数据大体正确；2007年美国GDP为138112亿美元，根据我查阅的美国国会预算署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25682亿美元，经济统计局报告提供的当年美国州政府财政收入约20190亿美元，两项合计45872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33%，尽管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尚未纳入计算，但这个比例已比中国同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出12个百分点了。若按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历年这项指标都相当于中国的2倍左右。
这些本来是经济学界的常识，身为知名美籍经济学家的陈志武在《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中作出如此驴唇不对马嘴的对比，是因为真的不知道，还是明明知道这些常识却故意拿不同口径数据对比？他这样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正由于充满欺诈，许多与私有化主张一脉相承的主张完全违背经济学基本常识，如“将外汇储备分给全民”之类的主张居然是知名学者提出，居然能够走红，实在是给中国经济学界留下了无法抹杀的耻辱印记，而我们的社会公众也需要增强辨别能力，以免遭遇忽悠深陷彀中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