蟒蛇皮腰带:拯救欧洲的英雄:切尔诺贝利事故指挥官抽烟防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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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欧洲的英雄:切尔诺贝利事故指挥官抽烟防辐

2011年03月18日 15:01
来源:新华网 作者: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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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科涅夫

出事当晚值班的4号反应堆涡轮机操纵员,1976年技校毕业分配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午夜接班时,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负责的8号涡轮机进行一次惯性试验,模拟外接电源被切断的紧急情况时,试验这台涡轮机剩余的惯性能量是否能继续驱动水循环泵,直到柴油发电机组接替。

一小时后,试验开始,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和许多工程师都留了下来。科涅夫在控制台上开始关机操作。就在涡轮机停机时,管道走廊突然发生爆炸,钢筋混凝土墙开始崩塌,7号涡轮机上方的混凝土屋顶砸了下来。数秒钟内柴油机接替供电,应急灯打开,但车间屋顶仍在一层层破碎。

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科涅夫非常幸运,屋顶水泥板并没有落到8号涡轮机上,几分钟后又有一个数吨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边1米远的位置。不一会儿,当班主任和副总工程师跑进车间,命令科涅夫照顾好8号涡轮机。在一片黑暗中,高工们和车间主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涡轮机车间的应急设备在辐射水平上升时就会启动,但这次辐射太强,这些设备一下就失灵了。

在科涅夫忙着折腾涡轮机时,电工巴拉诺夫(后来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跑进来,开始泵出冷却涡轮发电机的氢,他的举动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随后车间陷入了可怕的寂静。科涅夫和巴拉诺夫走到小阳台上抽支烟,才看到楼下地面上散布着被爆炸抛出的反应堆碎片和大块石墨。后来他们才明白当时阳台上有多危险,他们抽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后两小时,科涅夫开始非常难受,眼睛出现剧烈灼痛,不停地流泪。他和当班的检查员尤拉·韦尔希宁(后来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辆座位和内壁都铺满塑料布的公共汽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用专机运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伦琴的辐射,属于3度辐射病(最高为4度),7月14日出院。医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除了眼睛里有两个人造晶体,时常患支气管炎,科涅夫无其他不适。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有心脏和胃的问题。当晚的钳工安德烈伊·塔马津是唯一活着被诊断出4度辐射病的,剂量达860伦琴,有的消防员超过2000伦琴。当然这些数字当时不会告诉他们,科涅夫直到1992或1993年才知道。

尼古拉·戈巴琴科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晚当班的辐射监督员,1976年进厂。他们的职责是最早进车间,在工人上班前测量辐射水平,最后离开。午夜接班后,戈巴琴科开始测量3号和4号反应堆车间的辐射数据。因为4号反应堆正准备停止运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这救了他一命。爆炸声传来时,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认为是涡轮机操纵员又弄得水压不稳。第二声爆炸后,灯光灭了,4号反应堆控制台上的灯也灭了,锁着的双层门被冲开,红黑色的尘埃从通风口涌出。几秒钟内应急灯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们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辐射测量仪显示每小时3.6伦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测量范围,想打电话,但线路已经断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号反应堆测量辐射,他打着手电进入漆黑的涡轮车间,到处都是水泥块,仪器根本测不出数据。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报告后,有两个人走进来说:“嘿,伙计,帮我们找找一个同事吧,弗拉基米尔·肖申科,他走了30分钟,可能在涡轮机车间上层平台上。”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一堆堆碎石、喷涌的蒸汽和齐脚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发现水泥外墙都被炸飞了,空气中满是尘埃,手电光都射不出多远。终于,他们发现肖申科侧躺着,嘴里吐着血沫。被送到医院后,肖申科凌晨6点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换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也明白等待他的命运,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着的地方都被辐射灼伤了,后来两个一起寻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随后戈巴琴科又奉命参加寻找瓦列里·科迪姆丘克,后来才知道这个操纵员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点,戈巴琴科开始感到极度虚弱和恶心,被送到医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让他把500克纯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这些酒对抵御辐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厂医院里已经有莫斯科来的医生,七八个最危险的伤员当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个也没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醒来,许多同事在眼看好转的时候撒手人寰。

后来,戈巴琴科被评为最低一级残疾,在基辅和莫斯科都分了一套公寓。在他眼里,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说:“1975年这一天我结婚,1982年这一天我母亲安葬,1986年这一天出了事,1993年这一天我孙子出生,所以这一天我们会喝酒,为生者也为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