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手绘图片:真正的 人的思考

日前，我在有感于日本震出了“中国人缘”？针对“日本大地震后，估计最关心的国家应该是中国了。一是近邻，二是特殊历史关系，三是国人一向喜欢看热闹。这话来自于鲁迅在日本仙台留下的感慨。”说，谁都无法把历史弃置一边，如何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所有人的必修课。比如，鲁迅说，“抱着敌人尸体痛哭的才是民族的脊梁。”当九一八事变，排日情绪最高涨的时候，鲁迅还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及彼，不由联系到《赵无眠辣说历史》之“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算是 王小波：洋鬼子与辜鸿铭" href="http://blog.ifeng.com/article/9960249.html">旧文新读 > 王小波：洋鬼子与辜鸿铭附注：此作为寻找中国人的信仰的思考，结论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信仰，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只有“信奉”，还要加上“而已”的补充。如下：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滨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能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59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地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像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如果日本战胜中国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汇)。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见《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辜鸿铭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铭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哪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奢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1000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如果日本战胜中国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15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15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像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它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300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国民政府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自以为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洲，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50年，收复后也超过50年。李登辉自称「22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60%)，兴建电厂，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大有帮助，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件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1.4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化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80%，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它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泼皮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像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吸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它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贞不二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贞不二，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出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参阅：“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一个国家？

从中西文化的伪差异，思考中国人为何特殊？

文化史考：中国人到底是熊还是龙的传人？

甲午之耻，日本为何不许清朝自称“中国”

国与家，中国传统文化的潜意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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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身份危机与历史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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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所谓中华文化的精义？

“中华”“中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