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bg:1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对“5·12汶川大地震”灾难报道的一些反思

在汶川大地震的救灾报道中，新闻传播的高度透明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反映了我
国新闻自由度的日益扩大。各类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全方位进入抗震救灾的各个领域，没有掩埋
一丝信息，从严重的伤亡惨象、受灾的范围和中央领导人的抢险指挥活动，记者无不自由报道，
让观众在第一时间全面了解抗灾实况，反应之迅速、报道的信息量之大前所未有。但是，当汶川
大地震渐渐离我们远去、媒体的集中报道谢幕后，无论是受众还是媒体本身，对于这次灾难报道
中引发的“次生灾难”，有必要进行解剖和反思。
一、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灾难”
这次灾难报道中引发的“次生灾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灾难报道恐怖化。灾难报道局限于报道灾难，继而展示灾难。于是在各类报道特别是电
视报道中，倒塌的房屋、扭曲的公路、鲜血淋漓伤员等刺激性画面充斥荧屏或版面，更有一些媒
体将一个个被砸得面目全非的逝者，甚至是残肢断臂等惨不忍睹的镜头和照片“直击”受众的眼
球。某报纸一幅让人触目惊心的照片上，几个学生模样的逝者在残垣下压着，其中一个孩子的模
样清晰可辨，而另外几个孩子的身体不同部位被坍塌的水泥块覆盖着，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
最让人惊恐的那些混在一起的手脚，分不清是谁的手，也辨不出是谁的脚。这些酷似灾难片的
“镜头”在第一时间传遍全国，将本来已经非常恐怖和血惺场景在传播中得以进一步放大，使之
长久占据视听者的脑海，成为挥之不去的灾难记忆。不仅如此，某些有着食痂之瘾的媒体，并不
满足于“展示灾难”，更热衷于“挖掘灾难”。 英雄教师谭千秋的爱人回到湖南大学时，一位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电话采访时问：“从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是你抓着你丈夫的手，在给他清
洗血迹。请问，当你抓着他的手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心理刚刚恢复一点平静的她此刻又被
该记者问得泣不成声。
2．灾难报道媚俗化。在大众传播领域，媚俗是指媒体迎合受众的传播行为，或者是为迎合
广大受众的视听心理而降低文化产品的审美水准和道德水平，或者不假思索地考虑大多数媒介的
[作者简介] 苏虹，南空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07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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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而跟风传播。汶川地震灾难报道的媚俗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竭力展现灾难奇闻与图
景。为哗众取宠残忍地找寻“闪光点”，于是，那些幸存者奄奄一息地被从废墟里救出来，却被
迫要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更有甚者，在电视直播的画面里，废墟中发现了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老
大爷，一个救援人员挡住了摄像机镜头，现场女主持对他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
都说还是救人要紧，而主持人坚持说“只要5分钟就好。”此时，幸存者身体上方正有一块残存
的预制板，随时可能发生垮塌，救援人员要求先把它搬开再说，没想到主持人的回答竟然是“不
用，就保持那样别动。”接着转过身来继续对着镜头播报。二是刻意寻找救灾人员或者救灾领导
的悲悯情怀。客观报道领导在抗灾中的行踪是必要的，但全面报道身处灾难中的人们和救灾人员
的情况同样重要，某些媒体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将救灾新闻当成了会议新闻，对领导所做的抗震
救灾的重大决策和组织各行各业救灾视而不见，而是将镜头对准领导，东扯一段，西扯一段，浮
光掠影，仅仅关注谁掉眼泪、谁下跪。
3．灾难报道娱乐化。最典型的当数《成都商报》的一篇报道。6月23日《成都商报》报道：
6月17日，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农户万兴明家的一只猪，在地震36天之后被成都军区空军某飞
行学院从猪圈废墟挖出，这时猪的体重已经从此前的300斤“减肥”至不到100斤。主人推测，地
震被埋废墟后，猪靠吃木炭顽强维持生命。随后，这只幸存的猪被成都建川博物馆以3000余元购
得。博物馆馆长表示要为它“养老送终”，申报吉尼斯记录，并为其取小名“36娃儿”，大名
“朱坚强”。在记者在这篇现场感极强报道中，详细描述了买猪的过程。在描述这头命名为“朱
坚强”的猪被赶往运输车辆过程中，记者写道：“‘朱坚强’死活不肯往前走。几个人又拉又
推，向来都很低调的“朱坚强”，发出了嚎叫声，挣脱人们的手，跑回了猪圈。”一句“向来都
很低调”，让读者不得不以为记者笔下的“朱坚强”是与其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友！
4．灾难报道商业化。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电视台将大部分节目都停了下来，集中搞灾
情报道，让人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地震的情况，这本是可圈可点的，但那些让人烦透了的广
告却依然照播不误。即使是平时，由于广告节目的滥殇，都已经导致了许多观众的愤然离去。何
况在举国悲痛之时，什么“脑白金”、“卫生巾”之类的硬广告，以及“***特约播出”等软广
告充斥荧屏，让人简直无法忍受。而更人让人感到愤怒的是围绕所谓的王石“捐款门”的大肆炒
作。汶川地震后，万科曾宣布捐款220万元。同时，万科董事长王石表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
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
为负担。” 王石表态很快成为媒体的炒作的焦点，各媒体在报道这一表态的同时，断言“这笔
捐款数额以及之后万科董事长王石的表态迅速给万科带来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共信任危机”。
但此后，一切似乎在一双“无形之手”的操纵下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众媒体声讨——王石频频亮
相——追捐一亿元——王石道歉，其结果是，“王石一边道歉一边身价暴涨”。
5．灾难报道随意化。大灾之后电视、广播等设备的瘫痪，处于灾区中群众难以全面了解
方方面面的情况，因而出现的各种谣传原本也是情理之中。可悲的是，某些媒体充当了这种谣
传的传播者和放大者。比如某处哄抢物资，有坏人开始假扮志愿者进入灾区偷东西，某些受灾
并不严重的地区开始趁乱往家里囤积救灾物资，有人拿解放军救人当是看热闹而自己则在搓麻
将……。而在地震之初某些媒体以“正义的名义”对校舍倒塌问题的“拷问”，成为一种悲愤情
绪的宣泄和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在最需要团结一心救灾的关键时刻，“百余位家长们，手捧孩
子遗像，试图沿公路向德阳市区进发，要求政府追查教学楼倒塌的真实原因。”（《南方周末》
2008.5.29第一版）
二、“次生灾难”的成因探寻
或许，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灾难”并非媒体的初衷，但其危害却是显而易见的。其成因亦
值得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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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与伦理的淡忘。《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指出，“个人的名誉应该予以尊重，有
关个人私生活的消息和评论，可能损及个人名誉时，并非有助于公共利益，而仅仅是迎合观众好
奇心里者，则不应该发表。如果对个人的名誉或道德人格提出指控时，应该给予答辩的机会”[1]
但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灾难报道中，媒体无情地“挖掘”能打动受众的“闪光点”，并因此获取
了独家新闻带来的某种荣耀，而后果却是以牺牲被采访者的感情或隐私为代价。正所谓是“一个
人的悲剧，另一个人的奖品。”表面看，是这些新闻记者在采访中不注意尊重人性和维护人的尊
严，但从记者的行为与后果看，则折射出部分记者及其媒体对道德与伦理的淡忘。
2．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想像会有这样的前景：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
地看明白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公众舆论。[2]正因为不可能所
有人都能清清楚楚看清整个无形的环境，媒体必须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准确客观和公正平衡报
道灾难。但一些媒体的报道在事情的前因后果尚未完全明晰的情况下，让带有主观意向的评价成
为媒体的观点，美国“9?11”发生之后，一向有“掏粪工”之称的美国媒体，没有立即追究美国
政府和美国总统的责任，也没有质疑和谩骂攻击其外交政策、安全防务、情报机构，而是空前一
致地站在了美国政府一边，整个美国团结到了一起，媒体也表现出很强的包容心态。这也反映
出那时的美国人民和媒体知道如何在灾难到来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在危机到来之时，我们应当将斥责和埋怨挪到灾难过去之后，至少不要在当时把灾难扩
大化。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描述了一个自由的社会对于新闻自由的五点要求，其中一点
是“本委员会相信对各种事件和力量的据实报道，无论这些力量是为阻碍达成社会目标还是为实
现社会目标而工作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而且也许是最强大
的；它们必须在陈述和阐明本共同体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性中，承担起教育者那样的责任。”[3]
3．经济利益的驱动。“为无权者代理正义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界最重要的特征。或者换
句话说，长期以来，新闻职业是否在为那些处于社会经济基础之外的团体代方就是检验它是否履
行了其职责的石蕊试纸。”[4]在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下，媒介受到受众、广告商、自身利益等因素
的影响日益趋向商业化，使经济利益与媒介职业道德之间的天平失衡。于是，一些媒体的服务对
象不再是受众，而是广告商、利益集团，记者关注的也不再是人民，而是那些“社会精英”。在
所谓的王石“捐款门”事件中，受众沦落为媒体“绑架”和愚弄的对象。至于为无权者代理正
义，在现实社会中似乎正成为一种奢望。甚至在发生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的情况下，某些媒体
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发行量、收视率，而正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在利益面前显得是那么
的苍白无力。
4．西方新闻理念的教条式追捧。有的媒体对某些西方过时的新闻理念盲目追捧。比如新闻
娱乐化问题，19世纪后期，美国两个报纸大亨赫斯特与普利策之间激烈竞争的时期掀起了新闻史
上第一次也是最严重一次的新闻娱乐化浪潮，人称“黄色时期”。西方在走了这段弯路之后已开
始重新找回新闻的本真价值。但近年来某些国内媒体却自甘新闻媚俗化的集体堕落，出现了新闻
“泛娱乐化”倾向，甚至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也不忘“肆意娱乐”。再比如， “新新闻主义”
作为西方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它主张通过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对话描写，以及通过对某
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描写，把一切都展示在读者面前，使人觉得身临其境。那个人的思
想似乎就是他的思想，他甚至都能进入那个人的情感世界。对此，国外已有不少学者批判其使新
闻和小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特别是从第三者的角度进行报道这种方法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最
不相符，而新新闻主义主张记者可以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这在传统的
新闻学中则是最为忌讳的。但国内有些媒体对此却津津乐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那头
猪的思想似乎就是他的思想，他甚至都能进入那头猪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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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思考
媒体的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灾难”并非这次汶川大地震的特有产物，亦非中国媒体的特有
产物。问题在于，无论是记者还是媒体，都应思考如何避免灾难报道引发的“次生灾难”或者将
其消极影响降至最小值。
进一步加强社会和言论的开放。社会和言论的开放，是一个国家与政府自信的表现，也是防
止灾难报道引发“次生灾难”最有效的手段。以“非典”为分水岭，近年来政府部门在处理突发
事件及信息的公开透明方面显得越来越成熟和自信。特别是这次汶川大地震，国内的媒体在第一
时间报道了地震灾情，同时，有关部门安排包括美联社、NHK、英国《金融时报》等几十家境外
媒体的外国记者进入灾区采访，使得国内外某些不和谐音得到有效抑制。政府部门和媒体应认真
总结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教训，对灾难性事件不捂不盖，让政府掌握的信息在第一时间
得到准确传播，引导群众从错误信息中摆脱出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
进一步加强舆论的正确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广泛地联系群众、统一人民意志的优势，
使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和心声产生共鸣。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把稳定团结放在首位，2008年
1月22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宣传党的
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
用”。要及时分析研判舆情，掌握引导社会热点的主动权。从舆论层次化、媒体分众化的实际出
发，整合各种媒体资源，形成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各类媒体互补的立体引导格局。同
时,要高度重视对民意的“回应”，这既是媒体倾听和对待公众的方式，也是通达社情民意的必
由之路。
进一步提高媒介的公信力。媒介的公信力是媒介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是在长期的发展
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公信力也是“易碎品”，片面、虚假的报道有可能使媒体通过长期努力得
来的公众信任“毁于一旦”。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媒介必须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国家的发展目
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媒介的这种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自身的权利和自由。要加强自律。要养成
尊重科学、尊重法律的良好习惯，竭尽一切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全面、公正和客观，使自己
的报道经得起历史的经验，防止似是而非和主观臆断的报道误导受众，影响受众的正确判断。要
超越市场机制。“媒介的社会公正，实际上需要一个由公众来规范的、负责任的媒介机构和组织
结构来实现，而这样的机构和组织绝不能日益集中到少数大集团的手中。”[5]新闻媒介要坚持以
服务大众为宗旨，防止因利益的侵蚀堕落为少数群体甚至个人舆论的工具。
进一步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首先是思想水平。思想水平决定报道的态度和水平。要
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时代发展的脉膊，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
问题，防止 “以其昭昭、使人昏昏”的幼稚病和“记者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式的故弄玄虚。
二是要提升思维层次，确立唯实、动态、系统的思维方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
云语）。对事物的认识能够达到本质和事物内部联系的境界，敏锐地洞察和掌握事物内部的矛
盾，从整体而不是个体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上去认识把握事物，以辩证求其实；把思维过程变成多
因素、多变量、多层次和多角度的统一整体，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各个角落，用发展的眼光发
现、观察、研究新情况；善于从宏观、从全局、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之间联系的多质、多变量、多
层次、多向性的特点，知微知著。三是要改善知识结构。除学习新闻业务知识、媒介法律和道德
知识外，还必须了解、熟悉各类知识，以使自己的报道能够经得住来自各方面的推敲。
注释：
[ 1 ]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3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2 ]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2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3 ] [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4 ] [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1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5 ] [英]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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