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风弄肉:重构社会阶层公正流动

  不久前，一位网友题为“我想为徐深海要个编制”的帖子引发社会热议。徐深海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环卫所清粪队队长，201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可他还是一名临时工。

  如果徐深海有了编制成为正式工，他不但每月可增加收入近1000元，而且福利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但润州环卫所负责人向媒体表示，获得正式编制需要区委编制办同意并核发，“难度非常大”。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个人或社会群体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变动，统称为社会阶层流动。那么，目前阶层流动固化程度如何？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的原因何在？哪些人最有可能沦落为社会新底层？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月13日至2月18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从整体来看，58.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仅7.5%的被访者认为机会很多。仅有38.8%的被访者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改变命运，50%的农村户籍被访者相信该观点，比例远远高于城镇户籍被访者。

  受访者反映向上流动机会少

  今年36岁的张先生，是北京某机关的一名处长，来自于湖南省南部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8年前，他考上了北京某名牌大学，从此命运发生了逆转。然而，近年来，他已成了家乡人眼里的一个传奇。

  “在老家，现在每年能为子女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家庭并不多。”张先生说，“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小。因此，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就去读技校学手艺，或外出打工挣钱。”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高考全国弃考人数接近100万，而2009年弃考人数达到84万。有观察人士称，除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客观原因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成了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古至今，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是社会底层群体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却感到社会阶层在日趋固化，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似乎也更困难了。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受访者反映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而接近六成被访者认为自身尤其是外界存在太多障碍，信心不足，尤其城镇户籍被访者认为通过自身努力向上流动障碍重重。

  同时，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74.4%的被访者认为受到“靠关系找工作”的影响，一线城市“社会关系”对就业的影响甚至高于二线城市，而且越是高学历人群，越发感受到遍布周围的“社会关系”网对自身就业的威胁。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社会阶层虽有一定的固化趋势，但也要客观地看到，现在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流动的制度设计，一些中低阶层的人士，也通过此途径实现了向上流动。”

  那么，为何多数受访者认为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呢？胡仙芝分析，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流动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与社会不公平的广泛存在致使这些制度设计失去有效的执行有关。可以说，目前“阶层固化现象”更多来源于公平的缺失和人们社会期望的失落。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涉世未深的90后对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命运的热情，比前辈们高涨得多，61%的90后相信自身“奋斗”，而80后70后中，44.6%的80后愿意相信“自身努力可以叩开理想之门”，认同该信念的70后，仅有34.3%。

  底层群体呈扩大趋势

  当前，对于底层社会包括哪些群体，学界尚无定论。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公众眼中的社会底层群体形象，指标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低收入，居无定所；缺乏各项社会保障；自身权益难以维护，利益表达机制不畅。

  “当下中国，原有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难，不少中产阶层一不留神，却极易沦落为新底层，底层人群有不断扩大趋势。”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例说，“比如不少白领在高房价下，一夜之间负债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77.5%的被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比例有扩大的趋势，而且高学历被访者的态度更不乐观，80.1%的本科及以上被访者认为底层人群的比例还会扩大。根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的研究，中国还处于一个底层民众数量众多、其他阶层数量较少的“倒丁字形”结构。

  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不少人还存在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担心自己在社会转型中沦为新底层。那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人群(贫困的农民、下岗失业者等)，哪些人群最有可能沦为社会新底层呢？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65.1%的被访者认为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可能沦为新底层，50.6%认为是失地农民/被拆迁户，50.2%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基于对自身困境的感触，年轻一代更具危机感，67.5%的80后认为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有可能沦为社会新底层。这一点通过学历背景的维度也可得到认证：高学历群体认同该观点的比例更高，67.6%的本科及以上被访者认为大学生群体可能沦为新底层。

  “赢家通吃”侵蚀公平竞争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近年来逐渐成为就业过程中的关键，而“赢家通吃”现象的蔓延，更是侵蚀着社会公平竞争的原则。

  “现在有些单位，不是因为工作本身去寻找具有相应背景的人才，而是社会关系背景取代了其他。”胡仙芝说，“仅仅是社会关系一条，就使正常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和程序失去作用。”

  据媒体报道，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选拔干部过程中，最后任命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

  那么，在同样背景下，哪些工种更具备上升条件和机会呢？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商业人员”和“白领”被认为是最具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的两大群体，作为前辈的50后和60后更加看好白领阶层，而年轻的70后和80后则倾向于认为商业人员具有更多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机遇。

  本次调查数据还显示，65.3%的高学历人群认为通过从事商业来提升社会地位的机遇更大，而且75%的农村户籍被访者倾向于认为通过从事商业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遇更多，城镇户籍被访者的比例是62.2%。

  “青年群体尤其是高学历青年群体对商业的看重，说明相对于其他领域，商业领域的竞争更公平，可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多。”社会学研究专家、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解读道，“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通过商业活动加速财富积累是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直接方式之一，经济资源在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中，也变得至关重要。”

  阶层固化加大社会风险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

  “社会资源在迅速集聚，而后续的许多改革没有跟上。”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举例说，“比如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65.6%的被访者认为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祸首，是资源与机会分配不平等，其次是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体制机制的障碍。

  “现在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并非社会上层拥有多种社会资源，而是某些方面在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沈友军说，“有些利益集团，凭借种种体制性壁垒，偏离市场手段人为制造了种种资源配置的失衡。”

  “社会阶层固化的危害，除了加剧中低阶层的身份焦虑、拉大社会阶层的断裂面、破坏社会的合理结构，还会有力地削弱政府管理能力。”胡仙芝指出。

  “在‘十二五’期间，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社会流动，进一步突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壁垒，极具现实意义。”在沈友军看来，社会流动不但有利于加强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个人才能和成就与地位之间的联系，而且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隔阂，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

  打破壁垒突破阶层固化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当前中国急需合理与公平的社会分层，而这依赖于社会流动的实现。因此，必须让每位公民能凭借其自身主要在后天形成的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占据相应的社会地位。

  “政府有义务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提供均等化的就业服务等。”胡仙芝指出，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竞争是难免的，要保证任何一项竞争都在公平的环境和公平的前提下进行。”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其他代际人群，70后对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不满程度更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被认为是缩小阶层差距最迫切的诉求。

  本次调查数据还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缩小阶层差距的诉求更加迫切。分别有46.5%的50后和43.8%的60后认为缩小阶层差距最迫切的举措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对此，胡仙芝也建议，要继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尤其要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倾斜；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步伐，把农民和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国民待遇的统一化和标准化。

　　苏海南谈到，美国有所谓的“美国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完全应该有自己的中国梦，让每个中国公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都有可能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升到社会的高层次，我想我们要构建这么一个梦。当然现在这个梦离实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当然，现在一方面阶层固化，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拉大，我想这两方面都确实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这两方面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阶层越固化，实际上就是把不同阶层之间的现有贫富差距也就固化了，而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又回过头来会使阶层固化能够更长久地维持下去，是两个坏事。这种固化把贫富差距扩大，贫富差距又回过头把不合理的固化扩大下去。 ”苏海南说。

　　苏海南表示，打破阶层固化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方面面都涉及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的宪法赋予了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空间，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想至少做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立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让公民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天然的价值观。说实在话，现在城里人，可能有时候不由自主地就歧视农民工。而且某些个别企业的保安，打那些农民工最狠的就是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农民工。鲁迅先生打过比方，小媳妇特别恨婆婆，但是一旦她自己当了婆婆，她比原来的婆婆还狠。所以，要让全体公民都有一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思想认识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二是，抓好各方面的改革。就是经济社会体制，凡属制约阶层变化，低层人士通过自己努力上升到上层的这些障碍，要把它清除掉。具体来说，比如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我们现在正在打破，还要进一步全面地彻底打破。我们有些垄断行业、有些行业领域部门，它的人力资源市场是分割的，这里只有我的儿子、我的亲戚才能进来，别人进不来，这个一定要打破。还有，各类用人单位都要改革人事、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让这种有才能的，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他有才能，一心为公，能够为大家做好事，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竞聘上岗，能够上升到比较高的位置。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苏海南:共和国"长子"央企身强力壮 理应回馈"爹妈弟妹"

　　在谈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前几天决定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时，苏海南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这可以说是国企的责任所在，因为国有企业是使用国有资本，也就是全民的资本，来生产经营的，获得的收入除了该摊成本的摊完成本，缴完税以后，剩下的利润本质上是属于人民的。或者打一个比方，就像国有企业，有的说是共和国的长子，长子是拿着爹妈、弟弟妹妹的钱去搞生产经营，你赚了钱当然要回馈爹妈，同时，给弟弟妹妹都分一些。所以，这个毫无疑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苏海南表示。

　　在谈到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时，苏海南说，现在是分三类，一类不交，一类5%，一类10%，而且这几年累计上缴的大概不到2000亿，可是我们国有企业全年合计的利润，央企大概就有9000多亿，全部国有企业的大概是一万四五千亿（这一年），连续几年就是好多万亿。这么大量的钱都留在国企内部，它就会要出问题。所以，要提高上缴的比例，我个人认为，现在由5%到10%提高到15%、20%、30%，是完全可以考虑的。当然一步提到90%，我觉得不太现实。但是总的方向是要提高。就是共和国的“长子”现在身强力壮，兜里有钱，是回馈爹妈、弟弟妹妹的时候了，是该做的事。

　　苏海南强调，这么做有几个“好”，一是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部分靠行政、靠资源垄断等等获得高收入的这些行业不至于有更多的钱给职工额外的增加工资福利，便于控制行业的收入差距。二是把这个钱收缴以后可以用于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民生建设的转移支付，可以更好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问题，让小弟弟、小妹妹（包括爹妈）也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公平分配。三是，大家注意了，最近铁建在国外项目一下就亏损60多个亿，最近我们国企在国外的资源投资有很多，其中很多应该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也确有一些是胡乱投资，浪费了大量的资金。现在你把利润控制住了，它就要去投资就会更加慎重。所以，做这个事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好事。
　　苏海南谈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要"看好前门关紧后门"

　　苏海南在谈到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时，苏海南提出要“看好前门、关紧后门”。

　　苏海南解释说，“所谓‘关紧后门’，就是要把事业单位自己的创收加强规范，不能乱来，特别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不能变成收费，原来我们有的义务教育变成收费教育，公共卫生变成乱开药，乱收钱，这个肯定不行。规范创收，而且要规范清理整顿津补贴，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掉。后门关了，前门一定要开，国家该给的钱要给够，要给足，让这些事业单位的人拿到的报酬能够符合他的劳动付出，与事业单位以及个人提供的高质量、数量多的公益性服务考核结果挂钩、联动。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目标。”

　　苏海南谈到，关于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去年温总理讲了“一步走，二步走，三步走”。一步走义务教育的基本上走了，第二步走，基层公共卫生单位的也走了，其他事业单位第三步走，这一个还没有推开。之所以没有推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财力不够。因为现在各省市，特别是县，说白一点，就是分灶吃饭，有的地方有钱，有的地方没钱，有钱的要实施第三步走是能够拨出钱来的，给这些事业单位用的，二次分配财政资金支付他们的绩效工资，但是有的地方甚至于第一步走、第二步走的钱还不够，当然也还有一个对绩效工资的实质、内涵、功能作用把握得不太清楚，以为绩效工资就是搞计件工资，有一些偏差。再一个我们绩效管理制度本身没有健全，所以，现在事业单位需要把这项工作抓紧做好。
　  苏海南谈公务员工资“怪现象”要改进六方面

　　苏海南谈到， 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里指出“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内涵十分丰富。

　　苏海南提出了完善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要注意的六个方面：

　　一是调整工资结构。现在公务员的工资结构里面，基本工资比重太小，津补贴七七八八的东西太多，这样基本工资就不是基本工资了，好比一个人脸不大，耳朵很大，这是一个很怪的形象，还是脸最胖，耳朵等其他的五官是附属。

　　二是加快健全地区附加津贴制度。这个同时是清理整顿津补贴的，通过健全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平衡地区之间的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不至于有的很高，有的很低。

　　三是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公务员如果不当官、不当长，努力工作，资历很长，兢兢业业，能力也还可以，但是没有位置让你当官，你的贡献也很大，你的级别可以提得不低，和那个当长的差不多。这样就能够更好地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也避免现在很多机关是“五官科”，六个编制、五个长，只剩下一个兵。为什么这个状况？因为他不当长，他工资上不去，所以要把这个调整过来。当然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发展通道打通要联系在一起。

　　四是进一步健全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等。

　　五是要对基层低收入，特别是县乡镇这一级的公务员的收入，加大对他们的激励力度，让他们拿到的钱和他们的劳动付出也还比较平衡。

　　六是建立一个薪酬调查制度。就是看看企业的工资怎么变化，怎么增长。以这个做依据，相应地建立公务员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就是公务员有这么一些内容。
　　苏海南：个税起征点提高得太快反而不利于低收入者
　　针对一些网友提出希望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观点，苏海南表示：“个税起征点提高得太快，反而不利于减轻低收入者的税负，反而是让有钱的占了便宜”。

　　苏海南进一步说，现在个税起征点是2000元钱，比如我们要提高起征点，提到3000元可能也就差不多了，我个人的看法。如起征点3000元，我们把这个税级减少，原来9级征税，改为7级，比如第一级，3000元到10000元，降低税率，由现在的5%降到3%，一万减掉三千，七千元钱征税，假如我一个月拿一万元钱，121元钱的税，如果4000元钱，就是一千元钱交30元钱的税，这样既培养了纳税意识，又不至于税负很重。这样来调节，不要把税率提太高，起征点太高了，太快了，那个反而不好。

　　“现在还在做改进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方案，还没有最后定。”苏海南说。
　　苏海南：“十二五”首先做到现有的收入差距不扩大

　　苏海南表示，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呈“倒T型”，低层特别大中高都不多。从“倒T型”向理想的“橄榄型”社会转变大概需要十年以上。

　　苏海南谈到，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十二五”期间的比较美好的前景和蓝图。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建议》转化为《纲要》的两同步的要求去做，这些目标是可望实现的，其中比较大的有把握的就是，一是工资的增长，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历史，“十一五”时期在岗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大概年均递增了12%、13%，如果加上CPI，就是“十一五”期间，在岗职工是翻了一番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大一块是体制外的，也就是私营企业，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没有进来，他们的增长速度要慢一点。但是平均大概也有9%到10%，比人均GDP还是慢一点。“十二五”，由于我们经济发展肯定质量会更好，因此职工工资，包括体制内的、体制外的，都能够较快地增长。

　　苏海南谈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也是没有问题的。贫富差距的明显缩小可能不会很快见效。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首先做到现有的收入差距不扩大，比如城乡的3.3：1，我们不再扩大了，争取有所缩小；地区的2.6：1，这个因为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要马上把它缩小，很困难；能够控制的行业的差距，分细行业是16：1的关系，我想这个可能能够有所加快缩小的。还有就是职工高层和低层的收入差距。

　　访谈中，苏海南还对未来十年，我国收入分配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他说，“十二五”先做到收入差距不扩大，在某些方面有所缩小，到“十三五”，也就是2020年全面小康，让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能够达到38%这个程度就很成功了，38%还不是“橄榄型”。到了2020年以后，我们再争取加快形成“橄榄型”。　
　　苏海南：减免中小企业税费 多收国有企业利润

　　苏海南做客人民网“人民议事厅”栏目时表示，要实现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就要下决心调整三个分配关系：

　　一是国家、企业和居民的分配关系

　　苏海南介绍，居民收入比重有几个算法，有一种算法现在基本上都是按照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来测算，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有一种算法是居民收入只占到50.6%，也就是大蛋糕只有一半是老百姓的。因为我们历史上1994年、1995年最高的时候达到了66.2%、66.1%，现在只有50.6%，这是一种算法。也有算得高一点的，大概是56%到57%，但不论哪种算法，它都是下降的，所以一定要调整分配格局。

　　“如果我们两个比重提高的量化指标写进去了，我们正在抓落实，政府怎么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企业怎么让利，让居民这一块能够增加起来。　”苏海南说。

　　二是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关系

　　苏海南表示，要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就要做到四个字——“少征多收”。

　　“少征”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以及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下决心减免他们的税费。因为这是解决就业的主要方面，他们生存又比较困难，压力比较大，而且很难有能力给劳动者加薪，所以减免税费让他们生存发展，有能力给劳动者加薪。　“多收”，就是收国有企业的经营利润，征收国有企业的资源占用税。

　　三是企业和劳动者的分配关系

　　“这些年，利润的增长、企业增加值的增长都明显，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快于工资的增长，可以说是利润侵蚀工资，资方占了便宜，老百姓吃了亏，所以要把这方面调过来。 ”苏海南说。
　　苏海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苏海南表示，目前收入分配的问题日显突出，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持续下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加快解决的时候。

　　近期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里明确提到，未来五年要使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苏海南在访谈中谈到了《建议》出台有四大背景：

　　一是形势的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化改革，老百姓的收入确实是大幅度的增加，生活也明显改善。但是同时，由于受各种各样原因的影响，收入分配的问题现在日显突出，其中最集中的就是表现在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持续下降。当然，也还有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加快解决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形势背景。

　　二是民心背景。老百姓现在特别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收入分配，我记得前一些日子的民意调查，排在老百姓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前三位的就有收入分配，所以，现在老百姓急迫地盼望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不解决会直接影响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是时代背景。到今年年底，我们人均GDP可能要超过4000美元，3000美元以上就是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我们迈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已经好几年了，特别是我们离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2020年只有10年时间，所以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使我们现在有能力，也迫切需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四是政治背景。党中央、国务院一贯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十六大、十七大的几次代表大会和全会都就提高两个比重、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民生，制定了一系列的大政方针，这些大政方针已经宣布了好几年了，现在也亟待加以贯彻落实。

　　“要做到两个同步和《建议》32条讲的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应该说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上下同心、多方协作、齐抓共管、分步推进，才能够完成。”苏海南说。

　　苏海南：“阶层固化”的状况在恶化 拉大贫富差距

　　在谈到近期的一个热词“阶层固化”，苏海南说，“阶层固化”的状况是在恶化之中，但是也有些领域、有些行业、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也还有不少的农民子弟上升到了单位的中高层，所以两种状况都有，我们一定要把前一种状况遏制住，把后一种状况发扬光大。

　　苏海南谈到，美国有所谓的“美国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完全应该有自己的中国梦，让每个中国公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都有可能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升到社会的高层次，我想我们要构建这么一个梦。当然现在这个梦离实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当然，现在一方面阶层固化，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拉大，我想这两方面都确实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这两方面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阶层越固化，实际上就是把不同阶层之间的现有贫富差距也就固化了，而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又回过头来会使阶层固化能够更长久地维持下去，是两个坏事。这种固化把贫富差距扩大，贫富差距又回过头把不合理的固化扩大下去。 ”苏海南说。

　　苏海南表示，打破阶层固化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方面面都涉及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的宪法赋予了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空间，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想至少做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立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让公民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天然的价值观。说实在话，现在城里人，可能有时候不由自主地就歧视农民工。而且某些个别企业的保安，打那些农民工最狠的就是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农民工。鲁迅先生打过比方，小媳妇特别恨婆婆，但是一旦她自己当了婆婆，她比原来的婆婆还狠。所以，要让全体公民都有一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思想认识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二是，抓好各方面的改革。就是经济社会体制，凡属制约阶层变化，低层人士通过自己努力上升到上层的这些障碍，要把它清除掉。具体来说，比如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我们现在正在打破，还要进一步全面地彻底打破。我们有些垄断行业、有些行业领域部门，它的人力资源市场是分割的，这里只有我的儿子、我的亲戚才能进来，别人进不来，这个一定要打破。还有，各类用人单位都要改革人事、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让这种有才能的，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他有才能，一心为公，能够为大家做好事，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竞聘上岗，能够上升到比较高的位置。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苏海南：政府关注企业人员退休金 已连续六次提高　　
　　在谈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问题时，苏海南说，政府是高度关注的，这些年来连续六次调整提高了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退休人员的待遇差距在逐步地缩小过程之中。

　　“由于我们在制度上还没有完全有一个衔接的制度安排，所以有时候也时不时还出点问题。我想在‘十二五’期间，特别是有社会保险法、有‘十二五’规划纲要，会统筹、协调平衡好企业、事业以及机关退休人员的待遇问题，做出统筹的、协调的、妥善的安排。

　　在谈到有观点指出“要把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来补充社保”时，苏海南说，企业年金就是一种补充保险，是在企业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前提下，再额外地建一个补充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是讲的事业单位的，今后事业单位也建这样一个，建了这一块，加上基础养老金，这两个相结合，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再加上补充养老保险，这三块结合在一起，应该能够很好地平衡机关、事业、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关系。
　　苏海南：“阶层固化”的状况在恶化 拉大贫富差距

　　在谈到近期的一个热词“阶层固化”，苏海南说，“阶层固化”的状况是在恶化之中，但是也有些领域、有些行业、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也还有不少的农民子弟上升到了单位的中高层，所以两种状况都有，我们一定要把前一种状况遏制住，把后一种状况发扬光大。

　　苏海南谈到，美国有所谓的“美国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完全应该有自己的中国梦，让每个中国公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都有可能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升到社会的高层次，我想我们要构建这么一个梦。当然现在这个梦离实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当然，现在一方面阶层固化，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拉大，我想这两方面都确实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这两方面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阶层越固化，实际上就是把不同阶层之间的现有贫富差距也就固化了，而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又回过头来会使阶层固化能够更长久地维持下去，是两个坏事。这种固化把贫富差距扩大，贫富差距又回过头把不合理的固化扩大下去。 ”苏海南说。

　　苏海南表示，打破阶层固化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方面面都涉及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的宪法赋予了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空间，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想至少做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立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让公民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天然的价值观。说实在话，现在城里人，可能有时候不由自主地就歧视农民工。而且某些个别企业的保安，打那些农民工最狠的就是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农民工。鲁迅先生打过比方，小媳妇特别恨婆婆，但是一旦她自己当了婆婆，她比原来的婆婆还狠。所以，要让全体公民都有一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思想认识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二是，抓好各方面的改革。就是经济社会体制，凡属制约阶层变化，低层人士通过自己努力上升到上层的这些障碍，要把它清除掉。具体来说，比如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我们现在正在打破，还要进一步全面地彻底打破。我们有些垄断行业、有些行业领域部门，它的人力资源市场是分割的，这里只有我的儿子、我的亲戚才能进来，别人进不来，这个一定要打破。还有，各类用人单位都要改革人事、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让这种有才能的，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他有才能，一心为公，能够为大家做好事，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竞聘上岗，能够上升到比较高的位置。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