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灯下”作为我在《财经时报》新辟的专栏名，原因有二。一者灯下读书是我最大的快乐，二者是想借此专栏讲述一些另类的、青涩的想法。所以，这个专栏会将全然区别于我的其他专栏。它主要是读书心得，更富思想却未必成熟。权算抛砖引玉吧。 近期读了两本让我耳目一新的好书，一是《先贤之信》，一是《黑白分明》。对于后者，我会在以后向朋友们介绍。关于前者，我必须在本专栏首期介绍为快。我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
先介绍一点我读此书的背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受的是改革开放后的西方化的经济学训练，对自利人可致社会最优的市场经济学说曾深信不疑。所不同的是后来我亲身对美国市场经济的考察终让我疑窦丛生，因为我发现，美国的市场经济背后是有信仰在支撑的。我因此而在2002年写下《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从伦理角度比较不同市场经济，进而反思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一篇文章。后来，我进一步反思经济学，就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是一艘天生有缺陷的船只，并且发现了一些既与原教旨主义不同，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的经济学资源（说是发现，不见得是以前没看过，而是以前没看懂）。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当代学者罗伯特"巴罗等人的著作，这一派可以统统归结为“伦理经济学派”。
与此同时，在求索过程中，我必然地要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化伦理进行阅读。这一课补起来成为不易。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说都是博大精深。而经济学的训练中基本上不包括文化这一课——其实，不懂文化就根本不可能懂制度，而不懂制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顺便一说，从这个角度，我对邹恒甫非常佩服，他老早就强调经济学学生要学四书五经，超前得让别人以为他有毛病！）。
这也就迫使我就不得不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写一些杂七杂八的文章，交一些杂七杂八的朋友。唐尧便是一位这样一位朋友，而他的近作《先贤之信》则是我所阅读的有关中国文化极富创新性的颠覆之作。
这本书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气概，它发现了一个先贤时代的“信仰中国”，并且开创性地将中国文化辟为两段。一段是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名符其实的2000年的黑暗时期；一段是先秦之前尤其是先贤（尧舜时期）时期的信仰文化。作者用古文字、古典文献以及古天文记载等大量的实证与考证材料证明，先贤们是何等的敬虔慕道的，迥异于始皇后的中国人，他们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说实在的，这一论证先是让我感到惊异，既而却不得不让我信服，我相信其他人也未有同样的阅读感受。
其结果，此书不仅颠覆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所谓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柏杨等）、非信仰文化的主流观点，也让我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再次心生敬畏。作者的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古巴比伦、罗马、埃及等许多帝国都灭亡了，因为这些帝国在敬虔的根基以及此后的道德水准上都没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中国敬虔慕道的文化始自先贤，此后亦虽受到专制文化的冲击，但始终未根除。这是这个古老国家能够一脉相传，始终存续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秦始皇是个例外。在欧洲，是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使欧洲从神本主义走入人本主义时期。秦始皇比尼采走得远得多，他是取神的地位而代之，直接宣布自己是上帝，一切的主宰，由此将中国从“先贤之信”时代导入专制时代。所谓孔孟文化，也只是可怜地当作了专制的附庸与门面而已。可惜可叹：此后的2000年，中国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法摆脱在专制泥潭里挣扎的命运，直到中国人已经忘了要挣扎，忘了先贤的黄金时期的信仰文化。
现代中国文化人大多是孔子（儒家）的粉丝，却忘了孔子其实是尧舜的粉丝，而尧舜则是皇天上帝的粉丝。当代中国人往往更多强调从孔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性伦理的创造性转换，却忘了这不仅是一个被专制涂抹了大量污水变得面目不清的文化体系，而且这个文化体系本来就不是孔子朝思暮想中的黄金文化。
中国的黄金文化是信仰文化。中国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尧舜。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并没有现代的一切正规制度体系，但一样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有信仰，有真道。那是大道行于天下时代，而此后的中国则不幸沦为孔子所说的“大道迷失”的时代。子修诗书礼乐易春秋，求诸于克已复礼，为中国人制定经人手所确立的伦理规范，免得中国人陷于野蛮，实在是退而求其次了。
产权保护、合同体系、宪政体制，这一切都是人类文明智慧结晶。中国的转型需要将这些好东西尽数纳入，但中国的转型也包括了伦理的转型。中国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道的基础上。《先贤之信》给我的最大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富矿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源！
《先贤之信》 一
根源
最危险的人群就是那些断离了自己文化根源的人。 英国文豪GKChesterton(1874-1936)
森林里，最高的树，根系最为深广。树从它的根吸取营养，根深植于大地，将树固定，使树不致倾倒。树越高大，根越深广。人类自身的根基也是如此——在现今动荡、变幻万千的世界中，我们存有的历史根基可以巩固我们。明白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是谁，是认识我们人生意义的第一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对追溯家谱感兴趣，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重续家谱的原因。我们向下挖掘可以发现许多重要的历史情节，这些情节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的过去和现今，使我们更有信心面对未来。这一章是一个旅程的开始，引导我们进入古希伯来与中国历史中，而这些历史让我们对过去的真理明白后，对将来会更有信心。
口传
在人类出现的早期，书写尚未发明之前，也就是文字历史记录出现之前，是口传的过程，由某人用口头传述某个历史事件的细节给另一个人，如此一个人一个人地传下去，这对历史的流传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今所拥有的文字历史记录，是通过以下四个步骤流传下来的发生远古的真实事件：
（1）事件的发生。
（2）事件被讲述、再讲述、如此重复的述说以至于广为人知。
（3）事件在人们的脑海中有固定的模式，因此能以相同的方式被传述。
（4）最后，事件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
这些口传的传统和叙述可信吗？从历史事件发生的开始，到它们被记载下来，这期间经过漫长的口头相传的过程，因此人们通常会怀疑它们的可靠性。本书中所涉及的一些关于圣经和中国的资料属于此类。这些资料并不是完全不可靠，现今的批判主义学者也承认现存的古代历史记录其核心是真实的。
《先贤之信》 一
神话，传说，或是历史？
为了能让读者清楚理解本书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先辨析人们对以下几个基础概念的理解，即：神话、传说，和历史。如果弄不清这三者之间的区别，真正的历史事实就容易被混淆。 神话：是叙说的故事，起源通常无从考究，它们表面上是描述在过去某一不确定的时间发生的某个似乎是真实的事件。神话是围绕着不寻常的事件或离奇的情节编织的。以我们目前的理解力来评断，它们不可能发生。例如有个神话说在尧帝统治期间，天上出现十个太阳，尧命令优秀的弓箭手羿射掉九个。同样，女娲用五彩石头补天也难以置信。这两个神话是众所周知的，却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公元前300年从来没有关于女娲的记载，也没有其它的神话记载能早于这个时代：它们同时出现在后来的某个历史时期。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些神话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传说：是人们对知道的真人真实加以修饰美化或夸大宣传而形成的故事。例如：美国传统故事，乔治"华盛顿小时侯砍樱桃树，然后承认错误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虽然这个故事并不一定真实地发生过，但大家对华盛顿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美好的品德的是公认的，无庸质疑的。还有一些同样的中国故事，如端午节吃粽子，就是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这位为人们所景仰的爱国大诗人，在流放途中对国家前途绝望，投江自杀了。老百姓为了保全屈原的尸身不被鱼类吞吃，纷纷向江里投掷米团，如此形成了端午节吃粽子的传统。虽然这段轶事并不一定精确无误，但屈原的存在和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在传说与史实之间是没有争议的。
神话与传说的区别在于前者虚构的，而后者则有历史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尧帝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并能指出他生存的历史年代为公元前2357-2258年，但有关他生平的文字记载，某些部分看来只能是传说了。尽管我们很难将传说中的史实与后人的杜撰分开，但仍能从已经确认的历史中得出可靠的结论。例如我们可以确认，尧帝是一个贤德的统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公认为是其他统治者应该仿效的榜样。
历史：是在对原始史料的客观评估基础上，对各编年史实记录进行研究。历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录的是真人真事，历史既有口传留存下来的，又有书面记录的。历史是探讨过去发生的真实事件,不附会添枝加叶的传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犹太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都被记史者忠实小心地详尽记载着。只是犹太历史比中国历史记载得更详细，且以上帝作为记载的核心。今天人们所了解的中国最早的历史，是孔子（公元前551-479）编纂的，而系统的中国历史的记录由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85）开始编写，他的《史记》记载了从公元前二十七世纪的黄帝到汉代的漫长历史。（在他之后的各朝代都继续效法他的记录方式，集成了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最有权威的史料。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历史（公元前2953-2205）是传说，尽管书中的人物是真实的，但其故事可能被夸大了。
与神话不同，古代中国历史和犹太历史中的许多许多的夸大其辞是出于我们世界观的偏见，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很轻易的认为这些历史是夸大的和不可信的。例如许多人认为史料中记载的人类的寿命，尤其是犹太人始祖和中国古代帝王的寿命被夸大了，他们比现今人的平均寿命七十岁，要多四十到五十年，这些长寿现象有些可信的解释。本章的后半部分将提供圣经中的始祖们长寿的依据的参考资料。
现代考古学和天文学不断地证实犹太历史和中国历史记录的总体准确性。商代（约公元前1765-1122年）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孔子在他的书籍中记录的历史大部分是真实的。中国上海市前市长（1946-1949），历史学界的权威人士吴国桢这样说道：“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尚书》的前部分记录可以作为可靠的历史史料。”200多名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研究中国史前文物和档案的学者，经过了五年详尽的研究，于2000年提出了新的确据，他们的研究发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曾被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传说的最早期的朝代确存在过，而且这些朝代的社会文明，城市的规模都是相当发达的，具有先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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