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图:赵晓：发现信仰中国 ——谈唐尧的《先贤之信》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14:35:49
赵晓：发现信仰中国 ——谈唐尧的《先贤之信》
赵晓：发现信仰中国 ——谈唐尧的《先贤之信》
ID: 09576994 为爱而来 发表于：2006-1-26 8:57:53
美国市场经济背后有信仰支撑。中国先贤们敬虔慕道，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中国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道的基础上
选择“灯下”作为我在《财经时报》新辟的专栏名，原因有二。一者灯下读书是我最大的快乐；二者是想借此专栏讲述一些另类的、青涩的想法。所以，这个专栏会将全然区别于我的其他专栏。它主要是读书心得，更富思想却未必成熟。权算抛砖引玉吧。
近期读了两本让我耳目一新的好书，一是《先贤之信》，一是《黑白分明》。对于后者，我会在以后向朋友们介绍。关于前者，我必须在本专栏首期介绍为快。我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
先介绍一点我读此书的背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受的是改革开放后的西方化的经济学训练，对自利人可致社会最优的市场经济学说曾深信不疑。所不同的是后来我亲身对美国市场经济的考察终让我疑窦丛生。
因为我发现，美国的市场经济背后是有信仰在支撑的。我因此而在2002年写下《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从伦理角度比较不同市场经济，进而反思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一篇文章。
后来，我进一步反思经济学，就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是一艘天生有缺陷的船只，并且发现了一些既与原教旨主义不同，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派的经济学资源(说是发现，不见得是以前没看过，而是以前没看懂)。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当代学者罗伯特．巴罗等人的著作，这一派可以统统归结为“伦理经济学派”。
与此同时，在求索过程中，我必然地要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化伦理进行阅读。这一课补起来诚为不易。
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说都是博大精深。而经济学的训练中基本上不包括文化这一课——其实，不懂文化就根本不可能懂制度，而不懂制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顺便一说，从这个角度，我对邹恒甫非常佩服，他老早就强调经济学学生要学四书五经，超前得让别人以为他有毛病！)。
这也就迫使我不得不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写一些杂七杂八的文章，交一些杂七杂八的朋友。唐尧便是一位这样一位朋友，而他的近作《先贤之信》则是我所阅读的有关中国文化极富创新性的颠覆之作。
这本书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气概，它发现了一个先贤时代的“信仰中国”，并且开创性地将中国文化辟为两段。
一段是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名符其实的2000年的黑暗时期；一段是先秦之前尤其是先贤(尧舜时期)时期的信仰文化。作者用古文字、古典文献以及古天文记载等大量的实证与考证材料证明，先贤们是何等的敬虔慕道的，迥异于秦始皇后的中国人，他们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
说实在的，这一论证先是让我感到惊异，既而却不得不让我信服，我相信其他人也未有同样的阅读感受。
其结果，此书不仅颠覆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所谓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柏杨等)、非信仰文化的主流观点，也让我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再次心生敬畏。作者的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古巴比伦、罗马、埃及等许多帝国都灭亡了，因为这些帝国在敬虔的根基以及此后的道德水准上都没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中国敬虔慕道的文化始自先贤，此后亦虽受到专制文化的冲击，但始终未根除。这是这个古老国家能够一脉相传，始终存续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秦始皇是个例外。在欧洲，是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使欧洲从神本主义走入人本主义时期。秦始皇比尼采走得远得多，他是取神的地位而代之，直接宣布自己是上帝，一切的主宰，由此将中国从“先贤之信”时代导入专制时代。所谓孔孟文化，也只是可怜地当作了专制的附庸与门面而已。可惜可叹！此后的2000年，中国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法摆脱在专制泥潭里挣扎的命运，直到中国人已经忘了要挣扎，忘了先贤的黄金时期的信仰文化。
现代中国文化人大多是孔子(儒家)的粉丝，却忘了孔子其实是尧舜的粉丝，而尧舜则是皇天上帝的粉丝。当代中国人往往更多强调从孔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性伦理的创造性转换，却忘了这不仅是一个被专制涂抹了大量污水变得面目不清的文化体系，而且这个文化体系本来就不是孔子朝思暮想中的黄金文化。
中国的黄金文化是信仰文化。中国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尧舜。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并没有现代的一切正规制度体系，但一样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有信仰，有真道。那是大道行于天下的时代，而此后的中国则不幸沦为孔子所说的“大道迷失”的时代。子修诗书礼乐易春秋，求诸于克已复礼，为中国人制定伦理规范，免得中国人陷于野蛮，实在是退而求其次了。
产权保护、合同体系、宪政体制，这一切都是人类文明智慧结晶。中国的转型需要将这些好东西尽数纳入，但中国的转型也包括了伦理的转型。中国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道的基础上。
《先贤之信》给我的最大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富矿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源！
ID: 09576994 为爱而来 发表于：2006-1-26 9:20:04 第2楼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赵晓 的话：
现代中国文化人大多是孔子(儒家)的粉丝，却忘了孔子其实是尧舜的粉丝，而尧舜则是皇天上帝的粉丝。当代中国人往往更多强调从孔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性伦理的创造性转换，却忘了这不仅是一个被专制涂抹了大量污水变得面目不清的文化体系，而且这个文化体系本来就不是孔子朝思暮想中的黄金文化。
说得太好了！
让我们回到源头吧，不要迷失在圣人的光辉里面，其实圣人的那点光是有来源的。
ID: 09576994 为爱而来 发表于：2006-1-26 9:33:15 第3楼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赵晓 的话：
一段是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名符其实的2000年的黑暗时期；一段是先秦之前尤其是先贤(尧舜时期)时期的信仰文化。作者用古文字、古典文献以及古天文记载等大量的实证与考证材料证明，先贤们是何等的敬虔慕道的，迥异于秦始皇后的中国人，他们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
中国的历史有了新的划分，我个人赞同这个说法，以秦始皇为分水岭非常恰当，黑暗的中世纪就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和西方的中世纪不同的，我们的中世纪是没有信仰的彻底黑暗——暗无天日。
ID: 09576994 为爱而来 编辑于：2006-1-26 9:38:19 第4楼
第2版，作者编辑于：06-01-26 09:38第1版，作者编辑于：06-01-26 09:36最新原版
董建林：对秦始皇的精神分析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设立郡县统一度量衡，开中国专制独裁统治之先河。号称千古一帝，无人可比，据说毛泽东晚年认为“马克思+秦始皇”就是他的方向，1973年给郭沫若的一首诗（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甚至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秦始皇最有名的一件事是“焚书坑儒”，此事的悲剧性在于提倡独裁专制的儒生被独裁专制君王坑杀，历史总是那么古怪不听使唤。分析秦始皇的意义还在于，他是后世专制君王的老师和榜样，而认识其母亲对秦始皇的影响有窥一斑而知全身的作用。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娶邯郸诸姬绝色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随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子楚既有做太子的希望了，后来便一帆风顺，即位为庄襄王；在位三年死了，其子政，乃继位，为秦始皇。”
从秦始皇的历史可知，母亲原是吕不韦的爱姬，其母色美但天性放荡淫乱，其父原本是二十公子的一位，被赵国当作人质，但好歹也是王子。从子楚娶姬可看出，子楚天性懦弱，属逆来顺受郁郁寡欢之性情，所以在位三年而亡。秦始皇本人，本是私生子却生于皇家，先有坎坷后有尊荣，秦始皇儿时一定被母亲娇生惯养，养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骄横野蛮的性格，而且喜怒无常、冷酷残忍，有人考证说他患有癫痫。这是他的成长环境给他的造就。
当秦始皇渐渐长大时，其母（太后）仍淫乱不止，后又与一名舍人淫乱，并生了两个儿子。长在这样的家庭的孩子，一定是带有边缘型（自恋）人格特征的人，很难信任他人，极度自卑同事又极度狂傲。秦始皇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追求长生、杀人如麻，包括杀掉他所不喜欢的吕不韦、长信侯等等，他的亲信赵高与李斯，同属见利忘义、狡诈凶残之流，从他重用的这些人就可看出他完全是权术式的管理，这正反映出他任何人也不相信的性格特点。
基于这样的人格特点，可以自出结论：秦始皇智商超群，但与人共情的情商还是处在童年。而他的母亲，作为女权主义者，已经拥有了男人般的阳具，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回到今天，广义而言，1949年以后中国的每一个母亲都是女权主义者，而21世纪为数不少的职业女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后女权主义。进化论者的男女观念，使得男人与女人除了脐下三寸的差别外，实在是一样的。而他们不知道，这些现象更确切无疑告诉我们：在中国，是母亲们在掌控着这个世界而不是患有精神性阳痿的中国男人们。最有效的证据就是大多数的中国男人在听到上述这样的观点时一定会勃然大怒：这正说明他们缺乏男人们理性特质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却极具女性非理性思维所特有的情绪化与偏执化。
具有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孔子与秦始皇，主宰了中国的文化命脉，浸淫在这种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心怀皇帝梦的小皇帝，所以嗜赌、残忍、狡诈、虚伪，就成为中国文化极富民族特点的负面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又岂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呢？传统文化才是这种民族边缘型人格和精神分裂症的罪魁祸首。今天儿童们大规模的互联网综合症、成人的毒赌黄瘾，只是边缘型人格的传统文化幽灵的又一次复现，因为从1840年距今的160余年中，除了高楼大厦外，我们的精神心理依然是原地踏步，甚至变态性的退缩更加严重。儒家想做帝王师，帝王想做地上神，只有恨没有爱，一场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一场永远没有终结的战争！瞎子给瞎子引路，只能一块儿掉到沟里。
董建林：对秦始皇的精神分析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设立郡县统一度量衡，开中国专制独裁统治之先河。号称千古一帝，无人可比，据说毛泽东晚年认为“马克思+秦始皇”就是他的方向，1973年给郭沫若的一首诗（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甚至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秦始皇最有名的一件事是“焚书坑儒”，此事的悲剧性在于提倡独裁专制的儒生被独裁专制君王坑杀，历史总是那么古怪不听使唤。分析秦始皇的意义还在于，他是后世专制君王的老师和榜样，而认识其母亲对秦始皇的影响有窥一斑而知全身的作用。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娶邯郸诸姬绝色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随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子楚既有做太子的希望了，后来便一帆风顺，即位为庄襄王；在位三年死了，其子政，乃继位，为秦始皇。”
从秦始皇的历史可知，母亲原是吕不韦的爱姬，其母色美但天性放荡淫乱，其父原本是二十公子的一位，被赵国当作人质，但好歹也是王子。从子楚娶姬可看出，子楚天性懦弱，属逆来顺受郁郁寡欢之性情，所以在位三年而亡。秦始皇本人，本是私生子却生于皇家，先有坎坷后有尊荣，秦始皇儿时一定被母亲娇生惯养，养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骄横野蛮的性格，而且喜怒无常、冷酷残忍，有人考证说他患有癫痫。这是他的成长环境给他的造就。
当秦始皇渐渐长大时，其母（太后）仍淫乱不止，后又与一名舍人淫乱，并生了两个儿子。长在这样的家庭的孩子，一定是带有边缘型（自恋）人格特征的人，很难信任他人，极度自卑同事又极度狂傲。秦始皇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追求长生、杀人如麻，包括杀掉他所不喜欢的吕不韦、长信侯等等，他的亲信赵高与李斯，同属见利忘义、狡诈凶残之流，从他重用的这些人就可看出他完全是权术式的管理，这正反映出他任何人也不相信的性格特点。
基于这样的人格特点，可以自出结论：秦始皇智商超群，但与人共情的情商还是处在童年。而他的母亲，作为女权主义者，已经拥有了男人般的阳具，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回到今天，广义而言，1949年以后中国的每一个母亲都是女权主义者，而21世纪为数不少的职业女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后女权主义。进化论者的男女观念，使得男人与女人除了脐下三寸的差别外，实在是一样的。而他们不知道，这些现象更确切无疑告诉我们：在中国，是母亲们在掌控着这个世界而不是患有精神性阳痿的中国男人们。最有效的证据就是大多数的中国男人在听到上述这样的观点时一定会勃然大怒：这正说明他们缺乏男人们理性特质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却极具女性非理性思维所特有的情绪化与偏执化。
具有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孔子与秦始皇，主宰了中国的文化命脉，浸淫在这种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心怀皇帝梦的小皇帝，所以嗜赌、残忍、狡诈、虚伪，就成为中国文化极富民族特点的负面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又岂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呢？传统文化才是这种民族边缘型人格和精神分裂症的罪魁祸首。今天儿童们大规模的互联网综合症、成人的毒赌黄瘾，只是边缘型人格的传统文化幽灵的又一次复现，因为从1840年距今的160余年中，除了高楼大厦外，我们的精神心理依然是原地踏步，甚至变态性的退缩更加严重。儒家想做帝王师，帝王想做地上神，只有恨没有爱，一场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一场永远没有终结的战争！瞎子给瞎子引路，只能一块儿掉到沟里。
ID: 07072143 \66 发表于：2006-1-27 13:28:48 第5楼
"具有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孔子与秦始皇，主宰了中国的文化命脉，浸淫在这种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心怀皇帝梦的小皇帝，所以嗜赌、残忍、狡诈、虚伪，就成为中国文化极富民族特点的负面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又岂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呢？传统文化才是这种民族边缘型人格和精神分裂症的罪魁祸首。今天儿童们大规模的互联网综合症、成人的毒赌黄瘾，只是边缘型人格的传统文化幽灵的又一次复现，因为从1840年距今的160余年中，除了高楼大厦外，我们的精神心理依然是原地踏步，甚至变态性的退缩更加严重。儒家想做帝王师，帝王想做地上神，只有恨没有爱，一场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一场永远没有终结的战争！瞎子给瞎子引路，只能一块儿掉到沟里。"是的
ID: 09576994 为爱而来 发表于：2006-2-1 14:17:59 第6楼
题记
作者简介
唐尧，1955年生于新加坡。第四代华裔。
毕业于新加坡设计院，赴美留学，获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来华工作18年，不断寻求自己祖先的根，深深为伟大的中华文化吸引，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新加坡出生长大的唐尧，发现了中西文化的汇合点——中国人的先祖与犹太民族文化的比较中，使他发现，西方文明的起源，是从亚洲出发的，再次返回亚洲的时候，人们却将她当作西方的文化了。
唐尧向国内外数千人讲述了他研究的发现，这本书是他以热爱中华文化的热情，四处向人讲出来的一本书，受到国内外许多朋友的鼓励，唐尧终于拿起笔，写出了这本早有口碑的书。
这是一本由海外华人所写的，对中华伟大文明歌颂的书，视角尤其特别，亚洲最古老、文化最灿烂的民族——汉民族和犹太民族，都记录了上帝的行踪，在漫长的历史中，上帝之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指印，是一个路标，告诉中国人，中华先祖曾经是认识上帝的、敬虔而优秀的民族。
引 言（1）
本书的成因
过去有专家学者提出有关远古时代中国人即认识上帝的论点，我个人对这个论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漫长却充满惊喜的历程。我把这些崭新的发现，以及散落在文海中的有关记载与零散的论点，汇集在一起，使原本散沙一般的发现与论述，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今天的这本书。
我的心愿是，这虽然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与古代典籍的考证与发现之书，我愿将深奥遥远的古贤真实的记录，尽量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从祖先留下的确据中，了解到圣经中的上帝，其实就是中华先贤与人民所敬畏与崇拜的上帝。
本书的探索所涉及的史料，在现今中国和世界是鲜为人知的。
我是第四代的新加坡华裔，虽然接受的是英式的教育，我的家庭却与同时代的中国家庭一样，严格地持守着中国的习俗，包括对上天及祖先的尊敬与祭祀。在春节、中秋等特别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里，我们虽然生活在海外，却恭敬地按照中国祭祖规定的形式，在祖先的供桌上献上果祭和肉祭。尽管祭祀让我们感受到阴间和各种鬼神而忐忑不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里继承了中国文化所珍视的、历久弥新的美德：尊敬他人，尤其是长辈；谦虚、勤奋，对家庭忠诚的委身等等。我在19岁那年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周围的华人给我很大的压力，认为我接受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的“洋上帝”，背弃了中国人的传统。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来，我在信仰属灵的经历中充满喜乐愉快的历程，但灵魂的深处始终有不完美的心结：由于选择了外国的信仰，而背弃了我的中华文化。难道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与我生命息息相关的中华五千年的血脉，真的被割断了吗？我深信自己信仰正确、不可动摇，但内心的隐痛始终存在。
主题的形成
一九九五年，我的全家搬到了北京。居住在中国的首都，我有机会参观天坛，这是中国皇帝传统上献祭祈谷的地方。之前，我也曾听说过汉字中包含着上帝救赎的意义，但那时我对此的兴趣淡薄。像许多知道这些信息的人一样，我认为这些说法虽然令人兴奋，却很难令人信服。关于在天坛举行的献祭的信息引发了我的好奇，当我发现一些信息标示着中国古人的献祭体系与旧约中的极其相似时，我兴趣大发，开始投入了真切的关注。
一旦投入对献祭体系历史的研究中，散落在远古历史记录中关于中国人对上帝的敬虔的认识，以及那些让我惊讶的历史细节，我开始确信中国古人曾以旧约中所规定的相似的方式敬拜宇宙的创造主，不再是之前我认为是缺少根据、难以信服的事了。同时，我也开始察考了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其它方面。我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在一起，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旧约圣经中《创世记》十一章所记载的，在巴别塔时代，人类的语言被上帝混乱后，万国被驱散，其中有一支是远古的中国人。
在四散的万国中，有一些人离弃了上帝，另一些人则继续跟随上帝。我相信，迁徙到中国大地，建立中华文明的族群，是一群敬畏上帝的子民，他们继续按照上帝的规定敬拜他。本书将通过以下七个明证来证实，中华民族的先祖确实是这样的人。
论证的根据
1．中国古汉字的构成，证明了中国先人揭示了人们对《圣经》中所描述的早期人类事件的普遍认知；研究中国古汉字的构成，与圣经所描述的人类早期的事件，有部分相似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先人对这些事件是非常了解的．
2．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创造主上帝的品性，与《圣经》中表明的上帝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
3．中国到最后一代的清朝皇帝，仍旧在天坛祭祀上天，这种敬拜上天的仪式被称为郊祭，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敬拜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个持续了长达4,000年的献祭体系，与《圣经》中所教导的献祭的意义相同。
4．一些十六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极其相似。这些专家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知识巨匠，他们熟知现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些历史文献。就他们的才智、学识及美德而言，至今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5．中华民族与希伯来民族之间，对真理的理解，尤其是人与创造主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社会的责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既然上帝是所有真理的源头，上帝一定将他的真理普遍启示给了世界各族，中华民族的先人是接受了上帝的普遍启示的。
6．中华民族并非如以色列民族那样，是“上帝的选民”，本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明白他们是向一位公义而至高的上帝负责，通过服侍人民来服侍上帝。因此推行了一种敬虔的方法来遵行天道，他们自觉有义务通过良善和谦卑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中国从百姓到帝王都追求的“仁政”。
7．中国远古典籍里保存了一些重大星象的记录，与《圣经》中主要的星象事件是相互印证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星象记录相互确认、支持，证实两个民族的记录是可靠和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远古的记录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天象的时间，还包含了对这些天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圣经》所阐明的意图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要引导人类认识上帝，明白上帝的旨意。
经常出现的两个极端观念是：1，我是中国人，我追随祖先灿烂文明所传承的传统与美德，我不接受外国的洋教，免得被异化。2，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要彻底拒绝，因为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信仰是冲突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因为不了解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相所致。上帝是属于全人类的，他并不是人类理解力与想象力所限制的那一位，上帝的作为从亘古到今天，融汇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中，上帝也将他救赎全人类的计划分步骤、循序渐进地启示给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人。中国古人所认识与敬拜的上帝，在许多方面都与希伯来民族、基督教经文中的第一卷书《创世记》中的上帝相同。不过远古时代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无法知晓上帝的救赎计划，这奥秘最终在2000年以前，通过耶稣受难彰显出来，使全人类豁然明白。
假如只有一个证据、一个事实是不足以证明我所要阐述的观点，也不能令人信服的。通过本书里许多证据的汇合，可以证实远古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是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一群人，而且按照《圣经》中上帝规定的方式一直敬拜他。
上帝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散布许多线索，让现今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寻找到他，认识他并且爱他。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些线索最终的指示。这位上帝的儿子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中，耶稣来到世界的事实，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中最真切的盼望．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使徒行传17章24-27节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像一棵大树的两个分枝，各具特色又同出一源，因为上帝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根。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表明了上帝的作为始终没有离开中华大地，上帝的恩手保护着中华的统一与独立，当世界历史上所有强盛的古代帝国，例如巴比伦、波斯、罗马都消亡了，广大的国土分崩离析，如今成为许多的小国，惟有中华民族依旧生活在古老帝国留下的版图上，依旧将古老的文明在现今的世代重现他的光芒，并且从贫病孱弱的境地中逐步强大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圣经里说：上帝尊重那些敬畏他的人，从每个个人到整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如此。
无论认为自己离开上帝有多么遥远，或者像我曾经有过的“忘记文化传统”的念头，实际上，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并非撇下人类中的许多民族任其沉沦，只在一小群人中间当上帝；他的心意是要让全人类都回到他的面前来团聚。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意图是要引发读者对一位积极的、密切接触人类事物的上帝有所认识，明白上帝对中华民族的爱。因此，无论对上帝抱着什么样的认识，我希望读者能以开放的心态来读这本书。
对我个人来说，完成这次对中华民族根源的探索，将许多历史的发现汇总起来的过程是充满欣喜的，当我确信我不是“忘记传统”的华裔，这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极大的飞跃。
唐尧
2005年7月写于北京
ID: 09576994 为爱而来 发表于：2006-2-1 14:24:24 第7楼
一根源
最危险的人群就是那些断离了自己文化根源的人。
英国文豪GKChesterton(1874-1936)
森林里，最高的树，根系最为深广。树从它的根吸取营养，根深植于大地，将树固定，使树不致倾倒。树越高大，根越深广。人类自身的根基也是如此——在现今动荡、变幻万千的世界中，我们存有的历史根基可以巩固我们。明白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是谁，是认识我们人生意义的第一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对追溯家谱感兴趣，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重续家谱的原因。我们向下挖掘可以发现许多重要的历史情节，这些情节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的过去和现今，使我们更有信心面对未来。这一章是一个旅程的开始，引导我们进入古希伯来与中国历史中，而这些历史让我们对过去的真理明白后，对将来会更有信心。
口传
在人类出现的早期，书写尚未发明之前，也就是文字历史记录出现之前，是口传的过程，由某人用口头传述某个历史事件的细节给另一个人，如此一个人一个人地传下去，这对历史的流传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今所拥有的文字历史记录，是通过以下四个步骤流传下来的发生远古的真实事件：
（1）事件的发生。
（2）事件被讲述、再讲述、如此重复的述说以至于广为人知。
（3）事件在人们的脑海中有固定的模式，因此能以相同的方式被传述。
（4）最后，事件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
这些口传的传统和叙述可信吗？从历史事件发生的开始，到它们被记载下来，这期间经过漫长的口头相传的过程，因此人们通常会怀疑它们的可靠性。本书中所涉及的一些关于圣经和中国的资料属于此类。这些资料并不是完全不可靠，现今的批判主义学者也承认现存的古代历史记录其核心是真实的。
神话，传说，或是历史？
为了能让读者清楚理解本书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先辨析人们对以下几个基础概念的理解，即：神话、传说，和历史。如果弄不清这三者之间的区别，真正的历史事实就容易被混淆。
神话：是叙说的故事，起源通常无从考究，它们表面上是描述在过去某一不确定的时间发生的某个似乎是真实的事件。神话是围绕着不寻常的事件或离奇的情节编织的。以我们目前的理解力来评断，它们不可能发生。例如有个神话说在尧帝统治期间，天上出现十个太阳，尧命令优秀的弓箭手羿射掉九个。同样，女娲用五彩石头补天也难以置信。这两个神话是众所周知的，却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公元前300年从来没有关于女娲的记载，也没有其它的神话记载能早于这个时代：它们同时出现在后来的某个历史时期。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些神话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传说：是人们对知道的真人真实加以修饰美化或夸大宣传而形成的故事。例如：美国传统故事，乔治•华盛顿小时侯砍樱桃树，然后承认错误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虽然这个故事并不一定真实地发生过，但大家对华盛顿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美好的品德的是公认的，无庸质疑的。还有一些同样的中国故事，如端午节吃粽子，就是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这位为人们所景仰的爱国大诗人，在流放途中对国家前途绝望，投江自杀了。老百姓为了保全屈原的尸身不被鱼类吞吃，纷纷向江里投掷米团，如此形成了端午节吃粽子的传统。虽然这段轶事并不一定精确无误，但屈原的存在和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在传说与史实之间是没有争议的。
神话与传说的区别在于前者虚构的，而后者则有历史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尧帝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并能指出他生存的历史年代为公元前2357-2258年，但有关他生平的文字记载，某些部分看来只能是传说了。尽管我们很难将传说中的史实与后人的杜撰分开，但仍能从已经确认的历史中得出可靠的结论。例如我们可以确认，尧帝是一个贤德的统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公认为是其他统治者应该仿效的榜样。
历史：是在对原始史料的客观评估基础上，对各编年史实记录进行研究。历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录的是真人真事，历史既有口传留存下来的，又有书面记录的。历史是探讨过去发生的真实事件,不附会添枝加叶的传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犹太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都被记史者忠实小心地详尽记载着。只是犹太历史比中国历史记载得更详细，且以上帝作为记载的核心。今天人们所了解的中国最早的历史，是孔子（公元前551-479）编纂的，而系统的中国历史的记录由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85）开始编写，他的《史记》记载了从公元前二十七世纪的黄帝到汉代的漫长历史。（在他之后的各朝代都继续效法他的记录方式，集成了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最有权威的史料。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历史（公元前2953-2205）是传说，尽管书中的人物是真实的，但其故事可能被夸大了。
与神话不同，古代中国历史和犹太历史中的许多许多的夸大其辞是出于我们世界观的偏见，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很轻易的认为这些历史是夸大的和不可信的。例如许多人认为史料中记载的人类的寿命，尤其是犹太人始祖和中国古代帝王的寿命被夸大了，他们比现今人的平均寿命七十岁，要多四十到五十年，这些长寿现象有些可信的解释。本章的后半部分将提供圣经中的始祖们长寿的依据的参考资料。
现代考古学和天文学不断地证实犹太历史和中国历史记录的总体准确性。商代（约公元前1765-1122年）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孔子在他的书籍中记录的历史大部分是真实的。中国上海市前市长（1946-1949），历史学界的权威人士吴国桢这样说道：“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尚书》的前部分记录可以作为可靠的历史史料。”200多名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研究中国史前文物和档案的学者，经过了五年详尽的研究，于2000年提出了新的确据，他们的研究发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曾被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传说的最早期的朝代确存在过，而且这些朝代的社会文明，城市的规模都是相当发达的，具有先进的文化。
古老的历史记录可信吗？（图）
为什么犹太人和中国人口传和文字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是可靠的？近期的各种发现，确认了某些古老文献的总体可靠性，这些历史文献的作者，为准确描述当时的重大事件，投入了毕生的努力。加上古时人们因长寿而保存的记忆，形成了三大因素，为本书奠定了基础——
古籍的可靠性
现代人总是认为自己比过去的人聪明,知道的更多，这种因骄傲产生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许多当代学者假设许多古籍，包括中国和希伯来的古籍是不可靠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可靠性，已有许多作者给予了足够的认定，所以在本书中，将集中探讨中国古籍可靠性的问题。
过去因为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最早期的历史记载不过只是神话和传说、而决非史实。因此，早期中国历史被称为“传说时期”。鉴于学者们习惯性的见解，可靠的历史记载只能追溯到商朝与殷朝，即公元前14-12世纪。更早时期的朝代被认为是神话，原因是学者们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实那些朝代的存在。但事实恰恰相反。二十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上述观念。
1899年发现第一批的几百片骨头——刻着文字的龟板和牛肩胛骨——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又有150,000块带文字的甲骨出土。它们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早在4,800年前就有丰富的书面文字了。这些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占卜的事件，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的记载，确认并填补了历史事件和人物之间的空白。在此以前，一直被学者们视为不可靠不能作为准确的历史记录的神话与传说，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吴国桢兴奋地在他的《中国遗产》中记录了这一发现：
从这些刻文中，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商朝的30位统治者及他们相互的关系。令人惊奇的是，记载的事件的前后秩序、人名的记录与《史记》记载的事件与家谱完全吻合……此外，通过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史记》中一些以前无法解释的事情，现在似乎变得可以解释了。
吴所说的《史记》是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家司马迁研究了当时所有的古籍后，编纂而成的权威性作品。虽然司马迁采用过的古籍，现在已经部分遗失，但他的大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基础的文献资料，即便现今也是如此。
吴国桢在他《中国遗产》一书较长的附录中，有力地论证了许多这些可追溯到远古的书面记录的可靠性。可以总结出下述的观点：
1）包含较复杂或高深的哲学思想的作品，按逻辑来说它们的写作日期应该较晚。举例来说，中国哲学最基础的“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说，一定比研究五行关系以及它们的优劣之势的文献要来得早。
2）随着考古的新发现,过去由于内部相互冲突，被认为不可靠的，现在证实为真实的历史。
3）有人说孔夫子在编撰《尚书》中的历史文章时，大量地改变了史实，将帝王理想化，为的是配合他对政治理想的教导。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撰写文章的取材，在当时是非常广泛的流传，孔子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样大的篡改，在当时肯定会被发现，很快就露出破绽来；况且，孔子所引用的文献，有一部分至今仍然存留，也易于查考。
4）有人认为某些远古史料是后人假冒古人之名而写，理由是文章的风格与写作者生活年代的文风相似，因此不是可靠的史料。这是由于研究者必须要把远古的文章翻译成他同时代的人看得懂的文字，才能把远古的历史再现出来，使人明白．但是，虽然文风变为后人的风格，重要的是，远古时代发生的历史事实没有被歪曲．
最终，吴国桢欢天喜地地拿出了十九世纪汉学家麦都忠博士（Dr.WilliamHenryMedhurst）的著作。麦博士是第一个“承认《尧典》，这篇孔子所编著的《尚书》中的第一篇，在其文本中带有古籍的明证”。1981年，麦博士的发现引起了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天文物理学家余光超博士（H.K.C.Yee）的注意。余博士用天文学的方式，通过对比星宿的中文名称，从现在纪年与古代纪年的岁差中考证，证实了《尧典》中所描述的天象，其发生的年代“确实是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这样就有了合理的确据，建立古代基础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因此，天文学确认，尧帝与禹帝的统治时期是在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953年之间。
同样的，几百位中国专家参与了1995-2000年的关于夏商周历史年代表研究的计划。他们总结说，最早为人所知的朝代——夏朝，从公元前2070年到1600年，存在了大约470年。其后的商朝，专家们将它分成早期（公元前1600-公元前1300）和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1046）。专家们也找到了确认商朝后期十二位帝王的统治和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所有十三位帝王的统治的证据。
此计划的首席历史学家李学勤说：“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夏、商朝的祖先们建立并发展了一种比我们先前所想的更精深的文明。”——摘自英文版《中国日报》。
涉及此计划的专家们，在九大类及四十四个题目上做了研究。考古学家们考察了北京、河南、河北和山西的十五个地点。历史学家研究了几十个古代铜制器皿的年代来确定古代统治者的年限。语言学家搜索了近四百本古代中国年鉴和有关的书籍，找到了记载天文事件的线索，指出了早期的王都地点。天文学家们研究了几千年前的天体现象，并将其数据与现代日历相对照，找出了夏商朝统治者在位的大体年限。物理学家对商朝和西周出土的带有甲骨文的动物骨片和人骨片进行了碳测试验，从科学角度证实了其他学者们得出的关于历史时限的结论。
ID: 09576994 为爱而来 发表于：2006-2-1 14:27:45 第8楼
历史的见证人（图）（1）
虽然上述这类发现，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古籍的可靠性．但还是要承认历史记录可能会被人有意歪曲，因为利己，或坚持个人见解而改变史实，导致历史记录不真实或不可靠。
为避免这个缺陷，在本书中采用两大民族、也是众所周知的、最古老文明的记载来相互印证。在这两种文化中，都强调个人的品德，即信德，胜于外在的行为表现。大家普遍接受《圣经》是道德的标准。同样，中国古籍也表明了极其相似的道德标准和是非判断，并要求人民遵循。例如：《尚书》把商朝的败亡归咎于最后一位暴虐，凶恶，奢侈，贪婪的统治者。《尚书》又极其赞赏尧、舜、禹这些正直、态度敬畏的帝王们的良好品德。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敬畏上天，称之为道，虽不认识上帝，他对道的理解与圣经相当接近。在这段话中，老子表示：道代表上天，也就是至高者，如果不离开天道所代表的原则，那么道德、仁慈、正义和相关的礼仪自然就同时存在，一旦君王背弃了天道，那么他就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如果他连道德也失去了，他还剩下一点仁慈（同情）来维持治理国家，要是连同情也没有了，或许还有一些正义感，连正义感也没有了，所谓的礼仪就是个空壳子了。因此礼仪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天道的充实，形式是不起作用的。
《圣经》中的见证本身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例如：在摩西传讲的十诫中，第九条诫命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样，《圣经》作者和编纂家们就不太可能一方面推崇道德和正直，一方面自己却故意歪曲事实。相反的，许多《圣经》作者为了持守他们的信仰，遭受迫害、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远古的典籍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们记载历史的目的是要见证事实，把历史的真相传递下去。
历史的见证人（图）（2）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05年，司马迁继承父业，撰写一部正规的中国历史。但是，在他完成这部巨著之前，为受到冤屈的李陵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司马迁被汉武帝判了死刑，当年免死的唯一办法只有选择被阉割，这对男性是生不如死的侮辱。但司马迁却选择了宫刑，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和羞辱。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信中，为自己宁愿选择痛苦的刑罚作出了解释：
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堪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