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花粉什么时候吃最好:房价的核心问题是就业问题

房价的核心问题是就业问题

政府为了抑制十年来持续飚升的房价，终于有了看起来真实的大动作，就是兴建3500万套保障房。对此，一般人看重的是供给增加，而不大关注3500万套吸纳的就业问题。如果同时看重这两个方面，就不难明白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和政策在中国的继续发展。

本来，增加供给可以平抑物价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为什么十多年来在一般商品的价格不仅相对降低（与工资相比的下降）甚至不少还绝对降低（用货币衡量的减少）的情况下，房价却不仅绝对甚至相对上升呢？

政府给出的表面理由是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控制十八亿亩土地的红线，但是政府比谁都更清楚，真正要命的问题是征用土地之后如何安排原来土地上的农民就业的问题，只是由于这个问题太要命而敏感到了政府不能忽视却又不敢多谈的地步，因为中国的失业人口已经多达两亿，相当于七亿五千万劳动力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在“严峻”前面加上“非常”二字并不为过，谈不好就很可能是解决办法没找到，反倒把为数不少的长期失业人群的火气给引爆为整个社会的危机了。

但是，不敢多谈的问题当然不会自行消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推波助澜，中国房价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大，终于迫使政府下了3500万套保障房的决心，试图达到既盖房子又吸纳就业这样一举两得的效果。

问题是，一方面，3500万套要不要突破十八亿亩红线？另一方面，3500万套完工以后的就业怎么办？

所以，不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3500万套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那么就业的根本问题何在呢？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几乎绝对一致的看法是制度问题，左派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根本出路，而右派则主张只有彻底推行市场经济才能扩大就业。

且不论那种制度更好，只说这样的争论，恐怕没有几个人相信在可以看得见的时间里产生出来积极的，也就是能够形成基本共识的结果，因而社会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当然是危险的。

其实，既然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也就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这是中国古人早就明白的辩证法道理，用西方人马克思的话说，“内因是根据”，“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于问题之中”。用在房价问题上说，房价的问题首先是房子本身的问题，房子的设计不合理是根本问题，其他问题都因此而派生的。

什么叫房屋设计的合理性？就要从房屋（主要指住宅）的功能上来分析，住宅是干什么的？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就是住的嘛，所以叫住宅嘛。

但是住的意义何在呢？

——就是满足生活的需要嘛。

那么生活的需要有哪些呢？我们目前流行的住宅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生活的需要？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按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依次递进，低一级的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高一级的需要也就越强烈，这已经成为公认的道理了。

按照这个理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国现在流行的单元式楼宅只能满足避风栖身这样最低程度上的生活需要，因为单元楼宅的根本特点就是分隔邻里关系，“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首先安全上就很成问题，完全失去了“邻里守望”这个安全的根本条件，虽然防盗门的制作越来越坚固，但也只能达到三十分钟撬不开的标准，因而无法改变“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社会心理。同样，既然没有交往，也就无所谓相互的尊重，邻里互相隔膜猜忌是单元楼宅里的常态，当然也根本不可能靠得到邻里的帮助来自我实现了。

也就是说，单元楼宅隔断了人的相互交往，使得人的根本属性处于被抑制甚至被摧残的状态，各种不合理的事情就不能不应运而生了，譬如就业问题，由于邻里之间相互难以交往，就很难发展公共服务业来安排就业，当然也就很难放心地去征用农民的土地，即使给被征了地的农民相当于几十年土地收益的补偿，也仍然是不可靠的事情，因为谁也无法要求农民把到手的钱分为几十年来花，特别是谁也无法保证农民得到的这些补偿款可以投资到有永久保障收益的项目上，于是政府只好以粮食安全为可以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来严格控制土地了。

也就是说，房价问题的根本在于单元楼宅不能提供足以保障被征用土地上农民的就业机会。承认了这一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兴建具备足够公共服务设施（或者说公共服务房间）的真正的公寓，让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公寓里从事服务工作的机会，房价自然就会回归到一般商品趣于降价的合理轨道上来了。

这样所谓真正的公寓最合理的设计显然应该是各家住宅围绕中间公共服务房间的环型布局，我称之为环型邻区公寓，邻区就是中间公共使用的服务房间，形成邻里交往的区域。

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在环型邻区公寓里，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存在使得生活公共化，就会显著节约居家生活的成本，就象蒸汽机出现以后的生产社会化会显著节约生产成本一样，每家的生活开支节省百分之二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足够支付按照大约每三、四户人家配备一名服务员的工资，一幢普通的六层、每层十二户、总共七十二户的公寓就可以安排大约十八人就业，而它所占用的土地，包括楼间地面在内，最多只需要五亩地，需要安置的劳动力也就是两三人而已。

按照这样的计算，这样的环型邻区公寓可以吸纳居民数量的大约十一二分之一，劳动力数量的大约六分之一就业，也就是说，中国十三四亿人，七亿五千万的劳动力里，存在着一亿多人可以从事直接生活服务的就业机会，却因为单元楼宅的流行而不可得。

实际上，除了如此数量巨大的直接生活服务就业机会以外，自然还会有一定比例的间接生活服务就业机会，至少也是几千万人吧，也都谈不上了。

进一步说，显而易见的是，单元楼宅决定的土地控制使得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与GDP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如果改建这样的环型邻区公寓，城市化的速度至少要加快一倍，带动的生产性就业机会不知道又要增加多少，则中国两亿人的失业问题就完全可以用“迎刃而解”来形容了。

更为长远的意义是，这样的环型邻区公寓由于具有提供充分生活服务的条件，就可以切实解决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空巢问题和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就会彻底改变，使得人口在恢复良性与和谐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减少到与国土资源相适应的状态，譬如七八亿人，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当然，坚持粮食安全立场的人会质疑说，即使环型邻区公寓能够解决被征用土地上农民的就业问题，但是土地减少了还是要威胁粮食的安全性的。

其实，土地紧张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还是前面提到的单元楼宅排斥就业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本来，即使是单元楼宅，一幢也能够安置几十上百户人家，应该可以腾出来大量土地的，也就是完全可以不减少耕地的，但是由于单元楼宅里没什么就业机会，使得农民不能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就难以让他们放弃原来的宅基地，能够兴建城市化住宅的土地也就不能增加，要盖房就只能占用耕地，当然会影响粮食的安全。

而在环型邻区公寓情况下，如前所说，就业不成问题了，进城的农民也就没必要保留原来的农村住宅了，这样大量的土地就腾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存在影响粮食安全的问题了，而且，环型邻区公寓同时自然造就的公共化生活方式和合作化的生活管理方式还会强有力地引导农民放弃个体小生产农业，而自然地转化为合作化的农业生产，必然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粮食产量来巩固粮食问题上的安全，加上前面提到的环型邻区公寓对改变人口生育态度的积极作用，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中国古代早就有环型邻区公寓的成功实践，譬如南方客家人的土楼，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小生产习惯，不要说大众，就是官员和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精英群体，虽然已经生活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却依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观念理解起来都很困难，一听说生活公共化就感到可笑，实际上是恐惧，而对“躲进小楼成一统”、“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单元楼宅津津乐道，还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如果住进公共化的住宅很快就会争吵起来，其实是自己根本不懂得物质决定精神这样的道理，不知道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公共意识，恰恰是几千年来居住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四合院里才形成和根深蒂固的，这一点早在四合院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意识到了，指出必然是“各自为家，货力为己，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的情形，现在的单元楼宅甚至更加强化了这样反社会化的传统意识。

也就是说，只要住进环型邻区公寓里，要不了几天，人们的公共意识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因为那时候人们就会切身感受到，如果还是象在单元楼宅里那样一味自以为是而不互相尊重和礼让的话，在每天重复的众目睽睽之下的生活是很尴尬的，相反如果互相尊重和礼让合作的话，则会产生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轻松愉快，好的生活情趣会立刻得到响应而蔚然成风，坏的生活习惯也会很快受到抑制。

那时的人们就会理解了，所谓物质决定精神不是说物质财富多的人就一定精神文明程度高，而是有什么样的物质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并且产生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四合院形成的历史习惯和单元楼宅的流行使得已经有不错就业条件的精英人士热衷谈论房价（实际上是单元楼宅的价格），却不怎么关心大量无业者的就业问题，使得无法回避就业问题的政府得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就业的谋略计策，当然就只能靠控制土地来一方面尽量减少因为失地而流离的人口数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抬高土地价格和增加楼市税收来养活无路可去而挤到吃皇粮队伍里的精英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