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荒不驯是什么意思:生存的困惑——我所知道的煤矿、我所知道的矿工

生存的困惑——我所知道的煤矿、我所知道的矿工

《灵魂的哭泣——我所知道的农民、我所知道的农村》姊妹篇

那是怎样一片凄凉和悲荒的的景象，那是怎样让人目不忍睹的惨状。是报应吗？我历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之说，但现实却让我开始动摇了。

去年当我重回已经离开30多年的西岗子煤矿时，我站在矿山东山顶俯瞰整个矿山家属区和生产区，满眼凄迷、满心疑惑。

这是曾经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的那个西岗子煤矿吗？矿山生产区大面积废土堆积成山，矿山人管那叫土台子，它上面光秃秃的，连棵野草都不长。矿区生产只是靠一两个煤窑来支撑的，工人基本都下岗了。生活区那曾经每个星期天都放映电影的俱乐部已经能够彻底地衰败了。职工的住房外表斑驳陆离，房基已经下沉得很厉害了。

那里的工友，尤其同宿舍的工友令我怀念。

我曾在那里生活、工作了11年。在那里，我曾享受了童年、少年的快乐时光，也残酷地品尝了青少年从身心到精神的折磨，经历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1977年我参加高考被师范录取后，便离开那了，而后我很少回到那里。因为那里没有亲人，那里的小学同学因为文革怕和我这个“黑鬼”子女有牵连早已经不和我往来了。

令我牵挂的只是同宿舍的工友和工段的一些师傅们。不幸的是工段的几个要好的工友已经病故，还有的病重卧床不起。转眼30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令我唏嘘不已。

走到我家曾经居住过的板加锯末子家属房面前，这房子已经矮去了近1米，地基下沉得很厉害，屋里依然有人家居住。整个家属区街道污水肆意流淌，浮土、垃圾到处飘荡，道路泥泞不堪，腐臭的气味时不时令我寒颤。

西岗子煤矿曾经是产业工人骄傲的地方。在文革中它是副县级单位，工人造反派一时风起云涌，把矿山各个部门的权力都夺到自己手里。还有人出任了地区革委会常委、县革委会值班委员。其中一个电工出席了20年国庆晚宴，就坐在毛主席身边，并给毛主席敬了酒。

矿山子弟校的领导权造反派当然是不会放过的。其实早在社教时极左的思潮已经笼罩着矿山，母亲的子弟学校教导主任职务就因为莫须有问题而罢免了。在文革中工宣队把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驱除去农村插队落户，逼迫年轻有为的教师或改行或调到外地。父亲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残酷拷打过。他们把一根铁丝绑在筐把上，在筐里装上石头、铁块，然后把铁丝跨在父亲脖子上，再用绳子把父亲绑上吊在俱乐部高三、四米的上空，然后来回拉动，俗称“坐飞机”，就这样他们还不甘心，用皮带沾着凉水拼命地朝父亲身上抽打。知识分子在这里成了真正的臭老九，他们从灵魂到肉体都承受着地狱般的煎熬。

其实在文革前子弟校是不错的企业办的学校。母亲是教导主任，学校实际的一把手。她为人正直，对年轻教师言传身教，从业务上、生活上热情关怀他们。在我记忆中母亲常把单身教师请到家中吃饭，用一种中国人最质朴的方式关怀着他们。那时年轻教师很多，也很有才干。其中一位叫杨洪光的男性教师后来成为了肖克将军的秘书，1978年回家探亲领着夫人专程看望了我母亲，给母亲深深鞠了一个躬，以此表达对母亲曾帮助过他的谢意。

教育被摧毁了，矿山工人子弟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很少有人认真学习，再说老师也越来越差了，许多念过小学的工人充实到了教师队伍，据说这是为了保持教师队伍的无产阶级先进性，确保教育阵地由无产阶级占领。随着时间的推进，矿山煤炭资源越来越枯竭，采煤的成本越来越高，亏损越来越严重，而人才也越来越匮乏，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工人很少很少，到文革形式终止时，矿山早已濒临破产了。

1977年，被迫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在邓小平的坚决倡导下又重启了，这一年矿山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最后上学的只有三人，除了我之外另两个都是下乡代课女知青，矿山工人子女一个也没有考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矿山工人开始不发工资了。在煎熬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爆发了愤怒的情绪，几百名工人手执镐把、锹把徒步向近百里的县城涌去，要找主管部门讨个说法。矿长急忙打电话告诉有关领导，工人讨说法去了。

行署秘书长带领一班官员立即坐小轿车去通往矿山的路上拦截他们，不让着几百人进到县城。通过和讨说法的工人代表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给每个在册的职工发200元生活费，用敞车把他们送回矿山，一次风波被政府官员巧妙地化解了。从此以后矿工再也没有讨过说法。他们开始甘居现状了，各人找各人的出路了。有的通过各种关系调了出去，但留下的毕竟是大多数。于是矿山出现了奇特的景象，那只有能在农村看到的马、牛、骡子、甚至毛驴都在矿山扎根了。

原来这里的工人为了自我生存开始了以种地为生了，他们在西山开垦了大片荒地，种植了小麦、大豆等植物。许多职工家的门前都有马圈、牛棚。这些产业工人都变成农民，成了个体小农生产者。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神话在这里彻底破灭了。

矿山的子弟校被迫撤销了，孩子们上学得到10里之外的学校去了。许多工人的孩子连初中都念不完，就成了矿工家里种地的帮手了。

知识、文化，开始一点点和他们绝缘了。他们开始知道没有文化的苦恼了。许多人开始和在城里上班的曾经被他们伤害同学频频联系了。我接到过多次电话要和我聚一聚，然而不巧的是我每次都有事在身。因为我每次从千里之外回到县城就是那么匆匆几天，有很多事情要办，聚一聚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应接不暇。当然几十年了都没有什么来往，思想、文化差异已经很大了，大家在一起又能谈点什么呢？总不能述说我过去是怎么被欺辱被损害吧？也不能谈今天自己的充实的生活吧？当然更不能说孩子的成长了，因为他们对此有着自己深深的痛。

他们的一切是怎么形成的？是改革开放吗？绝非？邻居宋集屯煤矿，是从西岗子煤矿分出去的，当时有不少人还不愿意去呢。可是现在宋集屯立志革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矿工生活很富裕，职工都搬到城里住了，孩子的教育水平和城里人一样了。

我认为罪恶的文革和文革前的极左思想是害了他们的根源，夸大无产者的地位使他们走进了幻境里，以为是只要讲阶级斗争就能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他们不知道知识创造财富，人才产生价值，教育保证持续发展。

可怜了，我那些苦难的矿工兄弟。他们依旧在无奈中挣扎着，依旧为生存、为子女苦撑着。而这世界正在迅猛变化着，已经无人去理会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群了。

那些矿工曾经盲目地为文革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毁掉了矿山的教育和教育人才。他们也曾真心忏悔过。父亲的一位学生在父亲平反会上曾真心向父亲道歉，表示不应该动手打父亲。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

种下的仇恨可以化解，事实上父母也宽容了那些曾经侮辱和损害我们的人，甚至还帮他们解决过许多困难。但他们自己种下的苦难却是收获不了幸福的，他们的生命现在还在喝自己酝酿的苦涩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