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蝎点点的胜者为王:谁有资格宽容涨价？

　　　　　　　　　　   许斌

　　我知道，我相信，许多人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在谈到农产品价格时，总是会不无悲悯地说：想想农民吧，他们太苦，让他们能稍微多一些收入；一人能吃得多少粮，就算价格翻一倍，也没什么大不了；总是收入太低，农民将不种粮，大家就没有粮食吃了。

　　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粮价，亦谓：消费者应宽容粮价上涨。（《广州日报》）http://news.qq.com/a/20110313/000118.htm

　　第一个问题，却纵然是人皆满怀着善意，愿意多出钱，但多少人有资格宽容涨价？多少人的荷包承受得起涨价？

　　须知社会是一根链条，农产品在这根链条的底部，它的涨价与否，必然带动整根链条的摆动，且越是传导下去，越是摆动得剧烈。有如一斤小麦涨1角钱，一斤面粉可能会涨2角钱，一根油条可能会涨出5角钱，再传导至其他产品上，涨幅会更吓人，便是我们说的通货膨胀。通胀的结果是人人受害，包括农民在内。几乎还必然是农民受伤害最深，因为他们处于链条底端，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涨幅远远比不上所消费的产品的价格涨幅。民生已经艰难，再遭遇猛烈通胀，草根民众的荷包承受不起，日子没法过。

　　第二个问题，则农民收入诚然应提高，但葵之现实国情，关键在于能否改变小农经营模式，让每一农业劳动者有更多的土地可耕。很简单的道理，粮价涨50%，那是惊天动地，但扣除中间环节费用，有20%落在农民手里就是万幸，而换一种方式，将劳动者的平均耕种面积提高一倍，纵是农产品价格不涨，也是农民增收100%左右；提高两倍，是农民增收200%左右。

　　且让农业劳动者的平均耕种面积多倍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路径有二：

　　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可以在城市里做工，更要废除一切门槛，保证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定居，流转出土地。迄今为止，中国农村之所以还能保持稳定，我们之所以还有饭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劳力进城，将土地租给留守者耕种，已相当程度地实现了农业劳动者的平均耕种面积倍翻，保证了农民收入有所增长。否则，因为耕种土地面积太小，收入太低，过量人口逃离农村，中国农村已经崩溃了。现在的问题是，集中速度还太慢，集中程度还太低，依然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解决历史遗留的适龄农民的退休问题。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初衷，本是以土地的定期分配为社会保障，而时过境迁，现实因素变化了，土地已不可能实现直接的社会保障功能，便应实施旧的社会保障方式向新方式的转轨。特别是适龄农民尽了自己对国家的义务，长期承受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之苦，长期承担过各种义务劳动，既然国家已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事实性承认财政供养群体、工人群体在特定时期尽了对国家的义务，也应一体化对待农民，主要仿照适龄工人群体的退休模式予1亿以上的适龄农民以退休待遇，并以退休待遇交换出他们名下的土地承包权，供其他劳动者耕种。

　　第三个问题，也许就仅仅在10年后，我们还有没有饭吃？刻下的中国农业安全已经是压在中老年农民身上，托靠在他们的特别能吃苦耐劳，既能够且也是不得不忍受相对较低的收入上。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必定是极有限度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整体生活方式的改变，农业与其他产业间的赢利差距会越拉越大，如果不尽快改变小农经营模式，保证从业者有体面的收入，随着这一代农民老去，将不会再有多少人后继，耕地将大量荒废，我们真的可能没饭吃。我们可能遭遇的最大农业风险，首先不是没有足够土地耕种，而是有地却无人耕。

　　尽管本轮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着实为国际大格局，然后在大多数时候，中国农产品价格确实是大幅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且不仅农产品价格高，农民收入还低，原因所在，首先在于小农模式。而小农模式的迟迟没有改变，却绝不在于不应改变、不能改变，而在于公共政策失衡，阻碍了城市化，伤害了流动劳动者群体；公共财政收支失当，对农民不公平，刻意遗忘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的伤害，抛弃了他们，没有给适龄农民应有的退休待遇。

　　应该的、合理的状态，既是农民收入有保障，又是农产品价格低廉。理想状态，则是在一应产品上皆如是。且只要公共政策不失衡，公共财政收支不失当，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也是基本能实现的。不要空喊“消费者应宽容粮价上涨”，那是玩“水多了加盐，盐多了加水”的可怕游戏，是在放纵通胀，是在推卸公共责任，不是促使量财政之力用于民生，而是在保财政之力用于糜费、不公平分配。那样的游戏，消费者无须玩，更玩不起——不仅会玩空了荷包，还必然玩来可能就是10年后，我们将只能对着空空的饭碗流泪的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