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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如何承保? 2009-1-22

     政治风险如何承保?

 

由于缺乏政治风险保险而付出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是不可能被量化的。显然,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旅游业、建筑业、公共事业、酒店业等许多至关重要的行业都会受到打击。比如,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航空客运几乎完全陷入停顿,需要大量政府干预,我们至今对此记忆犹新。一般来说,适当的政治风险保险可以缓解重大政治风险带来的严重后果,至少可以减轻经济上的损失。 

  传统的风险评估框架显然不适用于战争和恐怖袭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为战争和恐怖袭击提供保险。近日,英国《保险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阐述了一种基于情报的承保新模式。 

  传统观念认为,战争、恐怖主义、内乱等政治风险,不符合常规风险模式,因而无法承保。另外,这些事件的风险具有很大的聚集性,即单一事件可以造成多种不同的风险,商业保险公司因此不愿为之提供保险。 

  目前,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使政治风险不断增大,国有或公私合营的保险公司远远不能满足风险转移和管理的需要。这一“市场失灵”现象该如何解决呢? 

  为了促进政治风险保险的商业化,《保险时代》提出一种基于信息、知识和情报的新模式;同时,说明了该模式如何应用及其能够创造承保利润的原因。 

  政治风险保险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保险业只承保暴动、罢工等风险较低、发生频率也较低的风险,却不能规避恐怖主义、战争之类的风险,因为这些事件会导致巨大的损失和聚集风险。然而,韦莱的数据表明,商业恐怖主义保险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00年的5000万美元飙升到今年的14亿美元。 

  征用、合同受挫等较低政治风险的细分市场已经形成,主要针对的是面临新兴市场风险的投资者和银行。据瑞士再保险公司估算,该细分市场的规模在6亿-7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商业信用保险,该市场的保费收入可高达55亿美元左右。 

  这一市场的主体包括国有出口信用机构,ACE、AIG、丘博及劳合社的Catlin、 Hiscox、 Liberty等辛迪加这些私营公司,以及安卓、科法斯、裕利安怡等信用保险公司。 

  至于承保较高政治风险的广大保险市场,其潜力很难准确衡量。财险保单一般不包括此类风险,海事、航空及其他特种保险包括一部分,但投保人需要为此另付保费。 

虽然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测。假设政治风险保险费占财险及海事、航空和交通险保费总额的2%,那么政治风险保险在全球范围的市场潜力将接近100亿美元。瑞士再保险公司数据显示,2007年世界非寿险市场规模为1.6万亿美元。我们假设财险以及海事、航空和交通险分别占非寿险保费总额的20%和5%。 

  定量风险评估行不通 

  由于缺乏政治风险保险而付出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是不可能被量化的。显然,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旅游业、建筑业、公共事业、酒店业等许多至关重要的行业都会受到打击。比如,“9·11”恐怖袭击之后,航空客运几乎完全陷入停顿,需要大量政府干预,我们至今对此记忆犹新。一般来说,适当的政治风险保险可以缓解重大政治风险带来的严重后果,至少可以减轻经济上的损失。 

  当前的信用危机凸显了主要依靠量化的回顾式风险管理方式的缺陷。其风险模式难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紊乱无序现象:不管量化多么精准,以过去为基础推断将来总是行不通的。 

  在传统模式下,对后果非常严重的事件不可能进行令人满意的风险评估;由于涉及不同的险种,聚集风险无法测定;最大损失根本无法控制。 

  保险分析师们倾向于设计非常复杂的风险模式,应用的艰深数据只有专业精算师才能理解。他们把定量分析交给承保人,承保人在此基础上确定保费标准。 

  然而,关于是否可以用定量的风险模式去分析战争、政治动荡和战争引起的内乱等政治风险,一直异议颇多。政治风险,特别是政治安全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

    问题是,既然连保险界的学究们都认为此类风险的性质是不可测算的,保险业为何还要试图用定量的方法分析此类风险的性质呢? 

  有一种解释是,保险业是不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一直坚持认为:如果一种风险不可测算,那就不能为之提供保险。这一思想在保险业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但无论如何,评估风险的性质不应仅限于一种方法。 

  因此,我们要对这种传统思维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基于情境的思维方式、基于信息和情报的可靠判断将会在预测未来风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根本性转变有利于政治风险保险新模式的建立。 

  政治风险保险新模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政治风险的三个关键属性。 

  第一,政治风险是由于个人或团体违背社会规范造成的。 

  第二,政治风险往往都是反直觉的。政治风险通常不能以理性的态度去理解,而是有自己的逻辑,很难用我们的价值观去定义。 

  第三,政治风险具有非系统的特点,即政治风险不会局限在一个有界的框架之内。因此,政治风险的本质是同情境密切相关的、是动态的,如果以静止的、定量的眼光去考察的话,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我们建议,在评估风险时,要考虑到不可预见性以及包括极其罕见的最糟糕的情况在内的各种因素。我们认为,需要评估的是风险的本质,不能生搬硬套,试图去用传统的定量框架去评估政治风险。 

  为了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我们建议建设“安全情报机构式企业”, Doron Zimmermann已经在2007年第一季度的《瑞士出口季刊》中阐述了这一概念。几十年来,政府安全部门一直在基于情报的预先式评估理念的指导下运作。 

  这种运作方式的挑战不仅在于数据收集,而且在于如何把这些信息转化成知识。不过,知识本身不能应用于具体问题。将知识浓缩成及时而有意义情报的能力,决定政治风险评估的成败。 

  把数据收集、分析、传播和应用高质量地联系在一起,是基于情报的政治风险评估成功的关键因素。在处理数据过程中,安全情报机构式企业必须注意核实数据来源,控制质量,确保评估结果的阐释能够反映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政治风险的三大关键属性。 

  定性评估是出路 

  安全情报机构式企业采用定性体系,首先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对评估结果进行同行评议。警察、情报分析师和情报人员等专业人士可就潜在风险展开讨论,而不是仅仅依赖历史资料和数据资料做出结论。一旦基于情报做出的充分定性评估确认适合应用,就要同专业承保人就此进行讨论,承保人将评估客户的风险,并根据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后果的严重性来确定保费价格。 

  风险评估和承保之间关系的建立靠的是实实在在的专业技能,而不是推测出来的风险模式。专业风险评估专家要同专业承保人员分享知识,比如,海事保险领域的知识,在这一领域,政治风险评估意识尤为强烈。 

  安全情报机构式企业为政治风险保险市场提供客户导向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重要的是,要抛弃固定年费、定量风险评估模式等传统做法,引入更具前瞻性和适应性的动态风险评估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能够提供精确的、客户导向的风险转移方案,使竞争对手无法企及。(中国保险报 闫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