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儿飞钢琴视频:奋斗（固始三则）

“想看什么就去看，想做什么就去做，想去哪里就去；凡事心有所想，必定身体力行。”----大前研一
中国
奋斗（固始三则）
奋斗（固始三则)
当晚郑州市中心的旅馆一间空房不剩，连最旧的红房间也打开使用，霉气漫至大雨的街道中。
梧桐叶子仍然牢固，缓慢滴落更大的雨点，像郑州啊太原啊这类省会城市似乎多少都还有建国初规划的梧桐大道。
草地也仍是我小时候在武昌践踏过的那些草种，中原的杂草，但是根基真实，任由参差，野性还依稀存在，因此不觉得是在践踏，而是没入其中，与荒草并肩而行，在春季，如果天放晴了，白粉蝶重又纷飞。
即使下着大雨，房间气味浑浊，在星期五深夜，各种在周末举行的资格考试以及各种会议占领了本地大小旅馆，那么晚仍想跻身这一带，想挤进来，怕在梯队中落伍。
西装平头、身份不明的迟到者，乘着黑色轿车打着嗝整夜继续找房间，车轮卷起白亮的水花，车子终于也露出了醉态。
在这农业人口仍占七成以上的大省河南，尽管省内各地正火热造城，省会的爬升功能仍高度集中。
A故事：劳动力
雨夜我们与固始县的富豪吴为喜同车，我们开得很平稳，如今他定居郑州，厂也在郑州，生产打火机中那个很容易坏的陶瓷“点子”。
他的老家信阳固始县（很多在外打工的固始人只笼统地说家在郑州，或者家在信阳，除非是大老板才又有了“归去凤池夸乡里”的情怀）是河南省最大的劳务输出县，在本省东南角，与安徽湖北交界的地方，大别山北麓，人口176万，50万外出务工者，以去江浙为多，江苏吴江的纺织“女儿国”就是固始女子造就。固始人喜欢扎堆地垄断某个行业，一条汽配街，一个城市的全部交通物流、垃圾处理行业等等。
“而我的劳动力在郑州，不在老家。我如今做外贸，和温州人合作，他们看中河南密集的劳动力。”—市场稳定，只用等温州的上家林老板他们过来要速度，要效率，要产量。
吴为喜生于1962年，他只算千万，并非上亿，财富还在平稳地累积，但与大多数本地企业家一样，从不玩资本。
1982年，他二十岁，在固始老家受到下放来附近五七农场的省里的高干子弟的怂恿，开始出外打工，是本村第一人，当时还没有农民工的称呼，在家是好后生，出外是盲流，比较体面的说法是临时工。
1982年，农村分地了，但“此时一年仍吃不到五斤大油，米饭等于过个年，打工就是闯天下”。
吴为喜开始在砖瓦厂、水泥厂常年当临时工，1 9 8 2 年—1 9 8 6 年，每天工作1 4—1 6 小时，一天收入一块八毛钱，转了几个厂，还是这样，这类国营工厂的工作干了四年。1986年—1991年，一天工作12小时，一天收入三块六，“收入一直比城里的处级干部还略高”。
这样的出大力挣高工资的情况，临时工身份的蓝领工人的天堂时代，在1990年代工资改革之前一直存在。
“1980年代，一般等到麦收，工钱到手了，就把钱邮寄回家，让爹买化肥，春节回来，风光过个年，老人就更高兴了。我穿一身军装背着包回来，以为是复员了，结果是挣钱了，1986年，我回家那次，骑着146块买来的红旗自行车，村书记都羡慕。120块的上海手表，钻石手表。戴着手表骑车。享受着这个待遇。”
“每次我都可能新带十几个亲戚或者同学一起出去，他们的父母来请我吃饭，带一个人出去找不着活是不行的……他们许多人现在都在上海宝钢，将钢渣拉出来，卖给小钢厂，一年可以挣一千多万。”
“但总的来说，1980年代，土地还是很重要，因为父母如果在老家没有这个土地增值的基础，我也走不出去。”
固始这里人均分地一亩一，撑死了够自家的口粮，到目前，即便这些土地，也有许多因绝大多数劳力不在家，没有人种。满地的紫云英卖到外地，用于肥田，防止土地沙化。
现在，对一个普通农户来讲，土地使用权僵固的小格局，并不再能包含什么梦想，但对城市化的固始县来说却是资本的源泉。城市化的速度是对土地资本变现的激情所推动的，放眼望去，这个县已是一座无边的城市。
“目前本县打工存款收入有三十个亿，这些钱一直在银行里。”—但后来，固始县一名乡镇干部告诉我，这些存款仅仅是存款，像守财一样，“本乡的农行已经好几年没有对普通农户贷款了。”这项资本也并未用于本地的再投资、再创业。
连吴为喜也贷款难，尽管这些规模上的农民企业家的大照片两个“一”字排开挂在县城的大马路边。吴说：“我们县将有一个商会，资金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会联合起来，拿一部分资金周转，给刚刚开始做企业、资金不够的人做抵押，因为贷款还得有担保，单个农民缺乏信用，很难贷着，很难。商会跟温州的形式是一样，正在策划，还没有实施。”
这和本县鼓励回归创业的政策是相反的趋势。另一方面，乡政府努力寻求本地创业者回家投资，既然贷款不舍得给人，那么优惠的土地政策是最重要的筹码。
固始本地仍然没有什么产业，本乡规模很小的农机加工厂，都是缺乏贷款的小本经营，在乡镇，回家创业、就业者仍然很少，有资本的人物冲着县城本身迅速城市化的地皮而来，以乡镇为起点的发展比较缓慢，普通人的贷款是一个瓶颈，更普通的人，也因大伙儿都在外打工，见过世面，本地劳动力的价格却也比其他地方抬高了许多，他们宁可在外，甚至本地留守的妇孺的劳动力价格，也比邻省安徽过来打工的妇孺的价格要高。
说奋斗，一般都是1980年代在外寂静无声的“盲流”，甚至1970年代初就从老家出来了，那时候城里没有市场，没有政府支持，只有个人，在客栈和街角交易，躲着文化革命与警察，这些草根某种意义上带动了中国官方的改革，这些人辛苦奋斗10年20年，1990年代开始翻身当商人，那似乎是1990年代一开始人们最容易想到去做的事—“……到1991年，厂里再叫我干，我死都不干了，我不想一辈子打工，我必须避开这类工厂的工作，经商起码要到省会去，我去郑州，老乡都在经商，从开封等地批发水果，卖菜。”
“当时个体户不交税，一天十来块钱，一个月300—500元。到1993年，郑州全部高档饭店，餐饮一条街，美食一条街突然开始火起来，动不动消费3000—5000元，甚至上万的。我发现，各大宾馆酒店，洋水果真少啊，需求很大，我开始对他们批发，我又去深圳考察深加工的鲜榨果汁，在郑州的饭店，可以卖到30~68元一杯，我们三七分成。那时一个酒店就有五六万的月收入，我同时供应有十几个酒店，”他说，“这是我第一桶金。”
“到2002年，郑州餐饮业竞争加剧了，不好做了，我就开始做外贸，到上海、温州、宁波去考察，发现了打火机的点子的生意。”他拆掉手头的打火机，给我看，“有十三个配件。” 陶瓷芯，压电成火，中间有一个铜片，红头对红头，必须对准了才行，要打火一万次才算合格。
“不是我们找到了温州人，而是温州人找到了我们。现在我们仍然被动，当然，有他们在，我们避开了外贸如今的风险，我们市场相当稳定，我现在产量非常大，一天七百万只，全球一天供应量为一千一百万。我占百分之六十。”
“河南人是第二代温州人，但仍然在靠温州人的头脑。温州人注重规矩—这个乡是制袜子就是制袜子了，织毛衣就是织毛衣了，因为害怕竞争把市场搞乱了。”
“我也喜欢温州人，我讨厌说话不算话，总是换手机号的人，而我是有口碑的河南人，我等他们来找我。温州人的梦想……这四家最大的打火机企业，汇集到我……河南是劳动力密集的大省，我的工人平均每人每月七百元，每个月二十六个劳动日，他们在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劳动改造，而在其他地方招工，尤其是江浙，一月一千六才能招到工。”
他朴实的口气是说，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劳动力优势。他很顺，就像我们一路看到的周末来省城开会的西装平头，现在他自己也是干部，威武，肌肉横竖都在脸上，喜欢打抱不平的样子。
吴为喜在郑州也兼任本地工会维权办公室的主任，“有钱不一定行善，没钱也不一定行善，我的闲暇搞公益。这些都是免费的。”
目前固始县在打工城市建立了许多派出式的工会维权组织，之前是富老乡出于义气帮衬穷老乡，弱势群体在异地有时成了事实上的强势，河南帮。“这就有点过了头”，因此后来固始县的工会负责人告诉我：本县派出的工会维权机构，既使维权名正言顺，现在也尽量督促当地工会履行调解人的义务，而不总是河南人自己的工会派出机构在外抱团给自己的穷兄弟打抱不平，“这也促进了地方的和谐”。
吴也是固始人在郑州外出务工者流动党支部的书记，他的谈话充满政策口吻，个人经历谈得不多。走起路来也很像那种很震慑人的派出所长。
说话间，潇洒的温州林老板又来了，吴立刻变得有点谦卑，这个强人甚至露出了让身边更弱的弱者失望和迷惘的讪笑，林温文而雅，年龄看上去像吴的外甥辈，这个“河南老舅”对他有点言听计从，有时候甚至还有点搪塞，林老板这次又是来要效率和产量的，吴为喜似乎倒也喜欢这种压力，那来自温州的压力也成了他自己的管理目标，他的理想，他组织生产的硬道理。
但去南方的时候，他“一定要换上休闲服，举止更放松”。他的西装是白色的，已经兼容了南北风格。他在努力学习那儒雅。
他不谈理想，但喜欢开口帮人实现理想。晚上我们喝酒的时候，最初我以为是戏耍，后来我看见F酒店的女服务员受到了他豪情的激发，动了真情，准备辞职去开店搞自己心爱的草编手艺。她们被说哭了。
B故事：人缘
现在郑州做涂料生意的陆永昌也是固始人，河南省高速公路栏杆的蓝油漆很多是他刷的。
他身体瘦弱，他比前者大六岁，1956年出生，他去郑州时，上文的同乡吴为喜还很小，老陆很会讲故事，上中学时人缘好，表面是个讨人喜欢的细心人。但他家在当年自然灾害到处吃人的“信阳事件”里死了一家之主的他的爹，家里没有劳动力，不仅挨饿，而且受气。
陆母是一个地仙的小脚女儿，不认识字，但不知从哪得来的手艺，画得一手好工笔，她丈夫死后，全家的生活来源就是靠母亲给大队的标语剪个纸样，象征性地拿几个工分，别人家成捆地分粮食，他们却很少。
“因此我上学时其实内心产生了叛逆的思想，表面我在学校讨同学和老师喜欢，但我们家在当地受欺负，尤其对干部，我心怀着叛逆，即使我现在，我接触这么多领导，我都是以兄弟相称，不称呼职位。”
“所以我拼命想从固始往外跑。我的同学高中毕业都教书，我想到时候也没有人推荐我去教书，我高中没毕业就跑了。那时还没改革开放，是1977年。”
“我一直认为我是我们那第一个出来的，是一个流浪汉，当时别的人也出不来，农村大队也不准你走，会受处分。我是唯一逃出来的。谁都不知道。我在家里也没工分可挣，压力也大，我扒火车来的。”
“郑州北站现在仍然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那地方本叫干打垒，当时我一下了火车，电灯通明，跟白天一样，火树银花不夜天，我就想起这句，当时我高兴傻了，那么大的车站，火车哇哇叫，忘记了自己流浪到此，但这高兴一刹那就完了，走出车站，看见这么多房子，半夜三更，我要找的表叔在亚洲最大的车站的茫茫人海中，铁路职工人人好像都不认识他……”
他的回忆充满细节，陌生人的姓名他都记得，都是朋友，甚至问路的恩人，他不错过生命中每一个有用的人。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说话让人产生好感，当年是白衬衣的清秀的小生，现在母亲的优雅仍然活在他眉宇和皱纹之间。
带着母亲那样纤细的面容，他去郑州无论做什么，拉煤，收废品，卖猪肉，都招人喜爱，都交到了各种朋友，从省长到科长，到科长的太太、居委会主任大妈，人人说他白面书生干啥都可惜了，干啥都仍是个白面书生，像藕洗干净了塘泥。
他的财富观和别人似乎不大一样，他似乎把结交朋友当成了生活的目的。创业……他没有特别明确的梦想……但是衣锦还乡作为最强力的梦想，反复贯穿他在郑州奋斗的头二十年，到母亲出殡达到高潮。
那场出殡，排场大得老婆操劳得了急性心肌炎—以前是吹牛的成分多，人人都认为他在郑州早发财了，不断地试探他，他极爱面子，收破烂的事情他这是头一回和别人说，这是我的荣幸。
其实他的人生，不会跳跃前进，很有颗粒感，在郑州城里，按部就班地干过许多行业：油漆厂（1977年，挖电缆沟，干了29天）—纺织厂搬运工（1977—1979年，活比较轻）—拉煤（1979—1982年，中间结婚，新婚妻子加入了拉煤的行列，不久生大儿子）—收破烂（1982—1983年，中间同时去了卫生厅当清洁工，为了回乡的好名声，可以说自己“在卫生厅工作”，后来二儿子超生，卫生厅的工作丢掉，仍旧在街头收破烂，在家乡名声最差的时候）—卖衣服（1983—1984年，成了万元户，给母亲盖房子花光了积蓄，第一次实实在在衣锦还乡）—卖大米（1985—1991年，财富继续积累）—母亲出殡（1991年，大操大办到极致，第二次，也是更盛大的衣锦还乡，但妻子积劳成疾）—妻子心肌炎（1991年，住院花二十万，至倾家荡产，人生一大挫折，妻子被救活，之后陆觉得自己很渺小、无力）—跑长途客运（1992年，急于重新发财，五万元仓促连司机带售票员一起买下一辆固定线路的长途车，但不知道是一辆问题车，被骗蚀本）—卖陆氏卤肉（1992—1997年，坚持下去了，也翻了身，开创了一种生意火暴的熟食品）—涂料生意（1997年至今，生意平稳向上，其中2001年大儿子从检察学院辍学，因为发誓不想当官，留学荷兰，需要五十万，钱还在企业里，家里准备卖掉房子）。
他说他的缺点是太喜欢交朋友，浪费了好多钱，二是什么都干不长，容易厌倦。否则，仅仅是卖大米也能发大财，卖陆氏卤肉更是可以，现在的涂料生意倒是很平稳。他的优点是心善，心细，为人谨慎，尽量不得罪人，甚至他雇佣的工人——他二儿子后来不当警察了，跟着父亲干，二儿子似乎没有父亲那么嘴甜，但他说：跟农民工打交道并不难，因为父亲待人有方，而且施工的时候，父亲比谁都更紧张，怕出事，但每次对那些不守安全规程的人的罚款，用来分给大伙吃肉，其实最后都还给了该工人，那是“用我们家的钱来吓唬他们的裤兜。”
细说他的第一份工—1977年，在油漆厂挖坑，“我怀揣着初中毕业、高中肄业的文凭没有用，农民在外就是毫无身份，干活吧，一天一块钱，不包饭，国营工人我都喊领导，这样才被接纳，那时候还没有农民工这个词，民工也没有，盲流工的说法也没有，只说是税务局的穷亲戚。干了29天，手完全烂了，我不敢告诉介绍我工作的陈伯，他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为人仗义，我怕辜负他，就自己找工友介绍换了个工作，说是我姐夫帮我找的。”
“……后来我看一帮人在拉煤，每拉一吨至仓库，一块五。一天一至两趟。
他们一次拉一吨，都是土生土长的城里的老搬运工。我只能拉五百公斤，都是上坡，浑身都是煤。走S形，过路的，自行车一撂，帮我推。那时雷锋还是多，很遗憾我没来得及记住他们的名字。我平均每天挣到两块钱。我可以拉两趟。“
“1979年有一天我拉到半路，我突然想要结婚了，因为我若不提前，她在老家要跟条件好的跑了怎么办呢。”
“这是去了郑州之后，第一次回家吧。回去没有受到大队的处分？”
“1979年就已改革开放，可以自由进城了，自由了，田都分到户了，不再限制活动……”
“当时郑州有变化吗？”
“其实郑州仍然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的梧桐大道，巨大的火车站，改革开始的时候，大城市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国营企业改革改到现在还没完全改掉。改革从农村开始。当时在老家分田的多，来这里还是很盲目。农民工的工作机会和1977年时差不多，什么都还是国营的。还得完全找熟人。”
1985年以后，找工作才强一点。“改革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我印象里，城里后来才感觉到，城里改革的一个变化是废品收购的行业开放了。我们工作的机会更多了。当时我结婚回家，外强中干，我找我姐借的一百元，自己攒了不到一百元，我给媳妇买了的确良褂子，凡立丁的裤子，我还是扒火车回家，我不敢交底。我是墙上芦苇啊，有苦不言，于是我对他们吹牛，不吹不行啊。他们试探我，我就吓唬他们我发达了。我这样就把媳妇领走了。”
“但是回郑州，我媳妇跟着我就马上开始吃苦，一起拉煤。先是多一根绳子。后来她自己买了一辆车，我老婆比我有力气……她一直拉车直到怀我大儿子。她自己也不知道怀孕。她最后从五百公斤能拉到八百公斤。她三元，我二元，一天两口子一共可以挣五元。她一顿吃四个馍。自来水都要喝多点。”
关于帮助别人—他自己估计，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1985年之间，他安排同乡到郑州就业不下一千人。这其中需要找的关系，熟人，很多是当年他在卖废品期间集中认识的那些郑州大院的干部—“我爱谈天，没事会主动跟你答腔、认识人，下次他还会再找我，觉得这孩子不错……”，那是集中结识官僚的时期。
他现在已不记得他有多少个朋友，几万个吧，每段友谊若是都要遵循因果报应的话，他这一生忙不过来，于是他屈指算罢说道，“这种友谊我够多了，够多了。脑子也装不下了。”他没有如前面的吴为喜那样，正式参加维权的组织，他的关系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不管用的时候，有一次他甚至骑虎难下，只好让两个儿子披麻戴孝，去帮苦主求情。总的来说他的朋友都老了，退休了。“我也再无力结交新的朋友了……”谈锋正健的他说到此突然耷拉下脑袋，还咳了两声。儿子也不愿走他的路，那太浪费时间了，对年轻人来说。
最后还是只剩下了报答，归还……他这一生毕竟得恩人相助很多。“……1959年元旦，我爷爷在家饿死，在安徽那个梅山水库，我父亲也同时饿死，我母亲就哭着去找我父亲的尸体，像孟姜女，一百多里地，都是山路，我母亲是小脚，找到了又央求两个当地的好心人，把我爹往家里抬去。我母亲承诺把家里的门和被子都给他俩，安徽的舅舅也答应把家里的鸭子和米先给了他们。但他们抬到段集镇上时，就把我父亲给扔到雪地里，跑了。”
“我想他们是走着走着就觉得报酬不值得，可以理解，大别山虽不大，但特别大的雪，很陡峭的山路。母亲和十二岁的姐姐看着父亲的尸体，害怕山里的狼把尸体给吃了，整夜坐在雪地里哭，遇见大队一个民兵，用柴火救醒了我母亲，再派人把抬我父亲的两人逮着了。民兵逼这二人继续抬，抬到固始边沿的一个砖窑又跑了，结果又被民兵逮到了，把他们东西收了，说抬到才发还。这下他们一直送到了。”
“1991年，我母亲出殡是一生最风光的时刻，我在郑州挣了钱，回来扬眉吐气，母亲和父亲葬在一起，我们一家团聚，我才明白母亲当年拉我父亲回来的苦心，当时别人都是将家里的死人往外抬，她是说什么都要他回家，回固始老家，我在打听那两个抬我父亲的人，我将来还是要找到他们，感谢他们，两个安徽恩人虽然中途多次变卦，但那毕竟是个太险恶的时代，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C故事：做梦
吴亚东也是信阳固始人，但他不是商人，是残疾运动员，三岁时的发烧使他得了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残疾。他也没有选择生活在郑州，2004年，他参加完雅典残奥会就回到了老家固始城关，想办个天大的残疾人学校。
他比前两位固始老乡都小，是又一代人，具体出生的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人说他1971年，有人说他1972年。
“我的家庭歧视我，后来甚至忘记了我确切的出生年份。我的体会是，残疾人最大的歧视是来自家庭，不是来自社会。社会歧视并不可怕，如果有温暖的家……主要是我父亲，自从我残疾了，从小到大，一直到我拿到第一次奖牌的时候，他还在这么说：”你死了，我就少了这块包袱了。‘我并不恨他，但他使我一直压抑。”
“那时我家就住在县城北关。是北关村。那个时候还是农田，那时县城方圆只有几公里。”他带着我们围着城兜圈子，让我们看看他卖掉的其实毫不起眼的旧房子，城市怎样在扩张，各种局部的关系。还带我们去吃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他看起来比前两位更熟悉固始县城。在荒野里给我讲述梦想。他上上下下拄着拐杖还来为我们开车门关车门，我们又反复下来帮他上车，如此循环不已，让我们这几个奇怪的人越来越自闭得有点惺惺相惜，既与这灯火不全的老城北关格格不入，这个冠军肥胖而不全的形体也看起来如此黯然无光。
九岁他获得了拐杖，花半年学会了走路，但反而总觉得像与健全人的差距越来越远了。
“这些健全人越跑越快，改革开放之后，残疾人和健全人的距离拉得更大了。”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理解改革——“健全人，在新的时代，他们所做的事。想法到行动，转换得更快。”
而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强力完成了转换，他将他残疾的身体生生练成了一个运动员的体魄。
“我上学上到初中一年级，人家把我当靶子练，于是我开始自己练功，晚上七点睡觉，夜里十二点练到早上六点，朝老坟地打拳，每夜打碗口一个洞，骨头都打平了，后来我懂得，人的骨骼是有密度，是随着你所打击的东西而变化的，你打铁，你的骨头也就慢慢有了铁的密度。”
“走入社会之后我也尝试过像他们那样创业，那是在参加奥运会之前，我卖过菜，卖过1980年代很流行的加工处理过的死猪肉，现在不提倡了，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我有八十多头死猪平放在家旁边的池塘边，那个池塘我本来可以承包的，但家里不愿借我那三百元，但这一天，我父亲趁我走开了，把这些猪全部扔进了池塘，他还是那句话，不要看见我有出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恨我。”
现在他是两届残奥会的举重季军，本地人简单地把他称为冠军（其他比赛也多次获得金牌）。他有一个年轻的搭档，小林，也是温州人，他在天津读运动损伤专业时，去亚东所在的国家集训队中当过队医，现在，这个年轻的温州人，受到这个倔强的河南固始人的感召，跑来参与这个事业，三年没有一点收入，现在一起陷入等待。这让我又想起第一个故事里，温州人与河南人合作的模式。在吴亚东的故事里，温州人与河南人的关系掉了个个，但终究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河南人还是温州人，谁有大主意，大方向，大梦想，谁就当头。
“你们家是不是可以供养你这样白干？”
“我们家在温州，是普通的小手工业者。并不宽裕。”看起来他果然熟悉手工业，那几乎是他的口头禅：手工业是残疾人参与社会最好的活计。
小林仍然很沉稳的样子，坚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他不相信自己和这位河南大哥的潦倒，目前已经是衣食窘迫。温州人无论穷富潦倒竟然都长得一样清秀。“我们的团队，最初有十三个人，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个，其他的都是来骗吃骗喝的。亚东人太好了。”
但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或者远远还没有开始，学校没有走上发展期，也还只算一个梦想，在现实里它也是一个搁浅的工程，是固始县县城西边的一大块荒地，算是比老区更破的郊区，挨着一个村了，276亩，这个工程已经停工了八个月。
我本以为是在兴旺的新区——蓼城大道，那里全是建设中的高楼，整个升级的行政中心都要往这条道路搬迁。许多高楼洁白空旷，有帝国的气魄。是县城即将到来的愿景。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不断有电话打来找吴亚东，从他难堪的态度我们看出了他真实的难处，是建筑商找他要债，他被告了，如果再得不到土地证，就不能抵押去贷款，不能贷款，不但不能继续建学校，还要背上二百多万元的债务。
这使我想起之前采访吴为喜时候提到的贷款条件问题，土地问题。
后来，他带我们去实地看了看，这块土地实在广袤，也满是中原的荒草，野战天线一样的细长，有一人高了，我们走在其中，踏勘修了多少地基，也还是头顶有白粉蝶飞舞。两幢恢弘的教学楼彼此连通，桥梁一样的二层通道，据说足以满足本县现有的聋哑学校六十多个孩子的教学。他们已经达成了口头约定，学校建好之后，聋哑学校就并过来。
目前已经建了两栋，建筑面积七千多平米，使用面积五千平米，“即使土地永远批不了，哪怕让这些孩子先在这些修好的楼里上课，也能证明我们是诚实的。谣言会不攻自破。”
但即使如此，还需要一笔粉刷装修的费用，建筑商说什么都不可能继续成全了，而他们自己连这笔钱也没有。“我把我的房子和汽车（八十万元积蓄，包含比赛奖金）卖了，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巨款—我个人一共投入了二百万元。”
特殊学校和福利工厂完美的蓝图快被风揭跑了，特校一期工程计划办七十六个教学班，其中：小学四十个班、初中三个班、高中十个班、技能培训二十三个班，容纳学生2318名。“未来计划招生六千人。”
旁边也有一个福利工厂，不属于他们，却是一直想沾光，但也因此搁置了，“还好他们没有债务。他们在观望我们。”
他相信，是谣言造成的停滞，比如，周围有两个村子，只要你来参观，他们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骗子在骗地。说他将周围的地卖完了，只剩中间的地，建了两幢楼做摆设。村里的人已经在空荡荡的楼体临时搭建了鸡舍。老远只看见喏大的校舍建筑里鸡们出出进进。
各方面都怀着观望的心理，这是一个不良的心理循环，地方政府也被类似的骗子坑过，几方都在等待诚实的证明。陷入了死循环。
但吴亚东放下讨债的电话，反复重新开始讲述他的乌托邦。
我问到生源—固始虽然是劳动力输出的大县，但吴亚东的《河南亚东特殊学校的计划书》上写着：固始半径三百公里，残疾青少年四万多人。
他们无法走向生活。更谈不上外出工作。“现在很多残疾人随着旁边的小学，自动失学，部分走向文盲。一个县，一个市，残疾人的文盲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本来他们还不具备生活能力，教育还跟不上，生活就面临等死。”
“但学生将无限增长，学校无限扩大，工厂无限扩大，最后帮助每一个残疾人走出困境……直到每一个残疾人都得到专业的教育，成为起码的公民。
这对他们是最基本的，残疾人学手艺和技术，相当于健全人扫盲。
“我预期的学校……从学前教育到大专教育，残疾孩子进来是一个懵懂的儿童，出去是对社会有用的成年人。长期住在这里，学生按自己不断变化的理想去做，去选择。残疾人只要做某一种东西，一般来说会比健全人更有毅力去学，成功概率更大。我最终要退出学校，福利工厂我还要经营。”
“吴亚东，有人说你是个贪婪的人，好大喜功。”我问。我来找他的时候，有本地新闻的同行告诫我，打听梦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就和吹牛一样”。
我不明白是这个省还是这个县深谙记者那一套——它会让一个中立的本地记者，带你去看白的，然后又带你去看黑的——一些明显可见的腐败，比如政府楼如何豪华，还有农民工如何维权，如何有内参渠道，却一路巧妙地一路陪伴着你，避免你了解得更彻底——本地更大的权力与更大的资本的更大的关系。土地尤其敏感。还有人口、计划生育这类贴近政治的问题也是敏感的。
“这个事情不办大，就没有推动力。起点一定要高。起点低了，体现不出这个残疾人事业的力量。地就要不到。”吴亚东继续回答。这话是泄露了他的世故的一句话。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战略博弈头脑。因为没有社会关系，做大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但也因此，更世故的旁人则阴谋论地认为他和其他外地投资商一样，看中的还是固始的地皮。
“体育不是你的事业吗？”
“体育不算事业。”那只是一个趣味狭窄的游戏，他大意如此，奥运会纵然伟大，“但为了建这个学校，我放弃了2008年的残奥会。”
“退出奥运后还有光环护着你吗？”
“还是有一点光环吧。起码人们不会当面把话说得很直接，当然，这个建筑商也是急了才逼我的。”
这时，我也想起了之前那广交朋友的老陆。
“我要是会交朋友，我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吗？”难道他，若是能重新活一次，竟然会晚上去照旧用拳头打坟，白天却开始卑微地讨好健康人，讨好这个县城，而不是在苦闷的自闭中度过？我们无从继续讨论，只好等待，这是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天，也是吴亚东惴惴不安的一天，他实在没办法，终于想直接去找书记。
我们在中午离开了河南，走之前吃饭时，和本地新闻同行打赌，“书记到底会不会签字呢？书记其实也有点怀疑我是为了占地皮。后来确实外地‘忽悠’来得多了，书记也是持地观望。”我赌会。当然，我也只是希望。
后来，在半路上，我给亚东打电话，他告诉我：“书记签了。我也不能相信。”然后这个腿部残疾上身无比发达的猛汉也像前几天郑州F酒店的服务员那样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