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牙一哥骚男:我们为什么没有牛校？

我们为什么没有牛校？

国人重视各种排行榜。在我们这里很被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们当回事。哈佛是高贵的人文传统，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风格千姿百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不过，国内各个高校的理念看似高度统一——大跃进式地堆砌大学城、跻身各大排行榜前端已成为各校领导乃至各地政府炫耀其政绩的“面子工程”。

　　　　牛校牛在哪？

　　清华、北大的学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吧，但是，看看网上那些欧美名校的公开课，那些曾经的优越感会不会骤然间灰飞烟灭？今年3月里，复旦大学延请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讲座。前往追星的粉丝无数，提前两个小时到达会场还嫌太迟，才能勉强挣得一个站位。忍渴挨饿的同时，在现场观看Sandel如何与前后左右挤满的热切渴望的学生们讨论，观众仍然大呼值得。在散场之后，在门口买Sandel授课讲义的人挤成了一堆，抢到最后一本讲义的学生乐得飞飞的。这位Sandel教授1982年就因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而在学术上扬名了，还曾任职于小布什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不过，他在中国的突然走红，全仰仗于网络公开课的流行。他在哈佛教授的那门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算得上是网课的里程碑，其意义如同《越狱》之于美剧在中国的流行。网络名人和菜头在“以人格保证”强烈推荐该课程，曾说：“并非因为它只适合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或是只适合于哈佛学生那样的高智商人群。单看西方思想家的思辨过程，就已经足够性感。”这个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入门课程，是最受哈佛新生欢迎的公开课。每周，超过1000位学生坐在哈佛的大礼堂里，听Sandel口吐莲花，学生们同时还将接触过去一些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洛克，然后师生们一起评判性思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

所谓“思辨的性感”——大体可以理解为：彼此尊重，在对话中修改或坚持自己的判断，虽然没有统一的最高原则，但都以不侵犯他人正当利益的自由最为重要。网友Frederick Wang在看完该片后感慨：“推荐它不是课上得多么好，而是社会体制在高等教育里的体现。民主的精髓就在这里，争取大多数的同意，那么精英就要把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解释清楚。这样的社会是思辨和成熟的。相反，把民众排除在外，就必然会愚民。长此以往，两种社会表现出的智识差距判若云泥。”对于那些求知欲很强的人而言，这些各路名校的网络公开课，如同一个挤满了山珍海味的菜单——耶鲁大学的哲学系教授Shelly Kagan为本科学生开设名为“死亡”的公开课，这个穿着牛仔裤、帆布鞋，长相酷似萨达姆的“大仙”坐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地和一帮年轻人大谈生命和死亡的本质。他还花了五节课的时间和来自物理系、电子系、化工系、政治系的学生讲解柏拉图的《斐多篇》对灵魂本质的讨论，这可不是随便在哪花上一点钱就可买到的心灵鸡汤。

　　“再怎么比较也是血泪”

　　哈佛、耶鲁之所以能成为牛校，当然是因为人家很有钱，也有良好的声誉积淀，所以能雇到最牛的教授，招到很牛的学生。 同时，也因为他们蕴含了丰富的博雅精神。这点，从哈佛的“核心课程”上最能集中体现。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开放给本科生的基础课，学生们从中挑选几门作为必修课。对此，哈佛开宗明义声称，核心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其“核心课程”被分成七个领域：外国文化、历史、文学、道德判断、数理判断、科学、社会分析。仅“道德判断”这一板块而言，除了上述招致万人空巷的那门《公正：该如何做才好》，还包括另外13门课程，罗列如下：《民主与平等》、《国际关系与伦理》、《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儒家人文主义》、《有神论与道德观念》、《自我，自由与存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比较宗教论理》、《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现代政治哲学史》。　　这还是九牛一毛。事实上，仅仅是针对本科生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以及对这些课程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媒体人士贺某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他自称是咽着口水看完了这个课程清单，过去多少还有点的牛校感不堪一击，当场崩盘。他悲凉地声称，“我显然已经不敢把我读的学校叫做大学了。”其实北大曾经还是有点样子的。在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中，附载了《(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课表，豪华得令人目眩神迷。就连当年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学生选修之课程中，梁实秋、周作人、钱穆、向达等牛人的名字也频现。不知道现在的清华北大，能给那些一心向象牙塔里扑腾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课程中的几门？好事者在网上检索出《2007年北大中文系上半年本科生课程表》，整理出必修课寥寥十几门。对比完了新旧两个时代的课程表，网友们纷纷感慨“那时的大师还是上课的”，“俱往矣，再怎么比较也是血泪”。专栏作家刘瑜在论及名校等话题时声称，“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就像Sandel教授在《公正》一课的结尾语中告诉他的广大粉丝，学习的本质，不在于记住哪些知识，而在于它触发了你的思考： “一旦我们开始反思我们的环境，世界将不再一样。我希望你们，至少已经体会到了一点点的不安。这种不安，会促发我们的批判性思考，以及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完善。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你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把你们带向何方。如果我们至少做到了这点，如果理性的不安继续在折磨你，那么，我们就不是一无所获的。”因为国内的大学闹出的笑话不少，所以媒体也动不动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　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不过，国内的名校，经常为自己是不是一流名校争得脸红脖子粗，这点就很没人文精神了。国人重视各种排行榜。在我们这里很被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们当回事。哈佛是高贵的人文传统，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风格千姿百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　不过，国内各个高校的理念看似高度统一——大跃进式地堆砌大学城、跻身各大排行榜前端已成为各校领导乃至各地政府炫耀其政绩的“面子工程”。　在世俗化的今天，如何建设所谓的“大学精神”？对此，《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

　　“教育是有普世价值的”

《新民周刊》：总体而言，英美这些名校的课堂还是思辨的。但是我们的多数老师有时还是单方面的传声筒，学生是被排除在外的。

　　葛剑雄：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这种传统。上世纪30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时，他就曾经指出他的老师顾颉刚在课堂上的错误，顾先生跟他写信，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最后顾先生非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把他们的往来信件当作补充教材在课堂中分发。

　　我在课堂上也会鼓励自由探讨。其实，中国有很多教授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问题是如何在体制上保证他们教学的自由。我想，教育是绝对存在着普世价值的，严格地讲，就是塑造一个“人”字。要鼓励他去追求真理，有时也意味着，他要挑战一个现有的真理。

　　《新民周刊》：确实如此，什么样的教育产生什么样的人才。

　　葛剑雄：是的。不过，什么样的社会，也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这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都是循环往复的。

　　从晚清以来，不少寻找真理的人，最后都想把自己的真理普及他人。所以，毛泽东当年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还加了一句，“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可能他年轻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跟他的这个方针并不符合，因为他的地位不同了。

　　《新民周刊》：学生们说，那些欧美的教授能把问题直接切入生活的横截面。而我们的不少高校教师要么就是照本宣科，要么就是不着边际。

　　葛剑雄：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美两国缺乏可比性。据我所知，欧美混日子的老师还是有的，还得放到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来考察。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我们还在编写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英美有这个吗？我们有些课是硬性规定要上的，但是老师、学生其实心里都明白，这些课是毫无意义的。我校也有个老师想开一门课，后来被禁止了。那这是教授的问题么？在一个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正能落实教育传授知识、培养一个“人”的宗旨，那么很多问题，只是个技术问题。现在学生逃课，也有些是根本不愿学。我就收到过一封学生的来信，说他根本不想上那个专业，是家里逼着上的。不上也不行，现在社会不公正，如果他爸不是李刚的话，拿不到大学的文凭，就找不到工作。   

       《新民周刊》：相比那些网课中的欧美教授，现在国内高校，有个性的名师很少。 

       葛剑雄：这个也要分开来看的。有个性的老师，那个中学教师袁腾飞，他的有些话我是反对的。他说“拿破仑绝对是个爷们”，这是给高中生上课么？“爷们”具体内涵是什么？大学的选修课可以，但是基础课，如果我是系主任，我是不允许这么上的。在普通高校，有个性、有才华的老师注定不可能出现。要么他被更好的学校挖走，要么他所在的那个土壤也未必容得下他。这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学校的3208教室以前是发布各种新奇观点的，现在还有吗？在这个体制下，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无论是学术腐败、学风不端，真正的弊端在于权力对学校的干预。权力比金钱更加容易腐蚀大学。光是金钱，大学还不至于这样，大学经费增加，老师稍微有点骨气，还能抵挡得住。但是权力和金钱一结合，老师们就没有办法了。         《新民周刊》：您对中国的教育是十分悲观的。    

       葛剑雄：根本原因就是行政控制一切、腐蚀了高校。   

       比如说，中央党校的学历，教育部都不承认的，但是中组部承认。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党校学历，有本事你去念个正常的学校？重视这个学历，一是没有自信，二是权力控制一切。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谁都知道他就是个本科学历，谁敢嘲笑他？“我们从没有过大学精神”   

       《新民周刊》：现在我们的高校除了教育的逻辑，还流淌着官场的逻辑。 

       葛剑雄：现在，行政机构掌握的钱或资源不受制约，以至于它的权力凌驾在学术之上。根源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泛行政化”。现在的教授如果没有行政职位，还不如一个科长。现在一个小小科长都指手画脚，因为他掌握着资源。去行政化，是怎样保证学校有经费，有学术自由。有些人成天谈这个问题，我笑他们太天真了，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你看朱清时去深圳创办南方科大，难得不得了呀！动不动就要去求当地政府部门，行政化只是换了个手段而已。如果这样，那还不如给他个行政级别算了。      

       《新民周刊》：跟欧美大学相比，我们的高校也存在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您怎么看？    

       葛剑雄：现在都在大惊小怪，说你们大学有钱，其实资金也没有增加到该增加的程度。我们的图书馆，英文书不如哈佛也也就算了，连中文书都输给人家，这说明我们其实没钱。所以，你给我几个亿，我也用得完。现在大学的经费条款分割，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到了总经费的1／4左右，其余3／4来自各个项目和学校自筹经费。这个项目最后落到谁手中，你以为是评委么？在评委之前首先是一批行政官员。如果这些钱无条件发到学校，校长要去教育部“跑部烧香”？如果校领导无条件地分发到各个院系，我要去跟你磕头、拍马屁吗？   

       《新民周刊》：国外的私立大学也各有特色，但是我们的大学是被包办的。    

       葛剑雄：现在有的孩子，从幼儿园就送到外国去，每年几百亿、上千亿的钱就流到外国。如果是能够花钱在中国得到非常好的教育，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教育不能包办，只能依靠市场。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这么大，应该容许增加学校，这实际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有利于穷人上学。有的国家规定，私立学校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经费让穷人也入校接受教育，或者拿出办学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捐给教育工程。这样，私立学校完全可以办成最好的学校。对这些学校，国家只有监督的权力，没有管理的权力，比如监管它们的教育质量有没有达标。我们现在就莫名其妙地去限制民办大学的学费，这是不应该的，你给补贴了没？              《新民周刊》：现在国内不也在讲“教育家办学”吗？     

       葛剑雄：这又是一个空炮。现状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这到底为什么？！           我曾跟中央领导提过，请他们明示一下，到底哪些权归党委、哪些归校长？现在模式不一，得有个条文和规矩。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重建大学精神”这个话题？     

       葛剑雄：不是“重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   

大学精神。西南联大那会儿，清华的教授拉帮结派，你轰我，我轰你，也是经常的事，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么美妙。所以说，即使是教授治校，也要有好的体制保障。我们现在连“教授治校”也不可能达成，最多就“教授治学”吧，各尽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