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超群：中东变革缘何接踵而至

廉超群 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正在以惊人的方式演变，由一场貌似孤立的突尼斯政治危机，发展成为波及大部分中东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政治变革。

从表面上看，中东国家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和政治变革具有同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主要形式是以和平示威为主的公民抗议；其二，主要诉求集中于反贫富分化、反腐败、提高社会福利、增加就业机会、保障社会公平以及增强普通公民的政治话语权等方面；其三，往往以领导人下台和政府重组为首要目标；其四，缺乏明确的组织形态，活动的发端与蔓延往往依赖新兴的社会性媒体，如卫星电视、手机和互联网等。

然而，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发生这些抗议活动和政治变革的中东国家本身又具有异质性：其一，政治体制不同：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等国家实行总统制，约旦、巴林和阿曼等国家实行君主制，而利比亚则属于半军事独裁体制；其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也门和埃及相对而言资源较为贫乏、贫困人口众多，而巴林、阿曼和利比亚则拥有稳定的石油收入，国民人均收入较为丰厚；其三，宗派与教派构成不同：埃及人口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包含少数基督教徒，但是，这次埃及的抗议活动并不涉及宗教冲突；巴林穆斯林中什叶派占大多数，而逊尼派虽然所占人口比例较小，却居于统治地位，两派穆斯林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是引起本次巴林抗议活动的重要原因；而利比亚则饱受部落纷争的困扰，各部落之间的利益摩擦，是影响利比亚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

既然这些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各不相同，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先后爆发如此相似的社会政治运动呢？有没有共通的历史逻辑和相似的现实推动力？

政权的稳定与脆弱

阿拉伯政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有学者指出，当代阿拉伯国家政治模式的三个要素是：团结的统治集团、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这三个要素有机结合，是保证政权稳定的必要条件，否则，可能导致政权动荡。

从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政权都长期处于稳定状态。首先，其统治集团都依靠宗派主义来维持内部团结。无论是海湾国家、约旦和摩洛哥等国的世袭王朝，还是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军官集团，抑或是萨达姆和卡扎菲那样的部落统治，无一例外都是宗派主义政治的体现。其次，这些宗派主义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机器，为社会上的居支配地位的强势阶层，诸如军人、政府职员、实业家和国际商人等等，提供了持续稳定的生活与事业环境，双方的利益紧密相连。最后，这些统治集团往往借助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等元素，构建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获取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首先，统治集团内部会由于政见差异和利益分配不均而出现裂痕。穆巴拉克长期不培养接班人，卡扎菲由于担心军事政变而削弱军队，这些都反映出统治者对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担忧。

其次，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教育水平较高、思想开放的青年群体逐渐进入社会主流，而他们的政治利益并没有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和保障，统治集团因而逐渐失去了部分社会强势阶层的支持。

最后，一方面，旧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渐入低潮，统治集团对于伊斯兰在政治上的解读无法与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的理念抗衡；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强调的人权、社会公平、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等理念逐渐为中产阶级和青年阶层所接受，但是，统治集团却没有及时将这些理念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

在这次埃及变革中，广场上的青年示威者高呼自由与权利，而穆巴拉克却在电视讲话中反复提及过去的埃以战争，试图以民族主义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可见一斑。

民间统一阵线的形成

近20年以来，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内部，各个反对派别，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左翼共产主义者，还是伊斯兰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都趋向于跨越各自的意识形态鸿沟，形成统一阵线，反对统治集团的独裁统治。

一个例子是埃及的Kifaya（意为“够了”）运动。2004年以来，埃及的纳赛尔主义者和左派联合部分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和自由主义者，发起了这一运动。它淡化了各个反对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强调共同的政治使命，即反对个人独裁、反对领袖世袭、呼吁政治改革等等。2005年，该运动曾经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反穆巴拉克游行，为今年的变革提供了准备和经验。

另一个例子是由一群阿拉伯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在2002年和2006年合作撰写的《阿拉伯人权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当下阿拉伯各国政府存在的三大缺陷：一是政治自由缺陷，二是知识缺陷，三是女性政治权力缺陷。这个知识精英团体跨越了意识形态的派别之争，转而关注自由、民主和民生等共同关心的基本社会问题。

这类政治统一阵线虽然没有成为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先驱与民意领袖。

烙饼、祖国与尊严

在埃及解放广场上，有一幅标语写着：“烙饼、祖国与尊严”。这幅标语反映了示威民众的两类诉求，一类是物质上的，即基本生存保障；另一类是精神上的，即国家的强大与个人的尊严。

尽管有不少评论指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粮食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是激发这次中东变革的重要原因。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这个原因在爆发抵抗活动的中东各国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巴林和利比亚，示威者的主要关切目标并非生存保障与社会福利，而是更广泛的政治参与。

相较于“烙饼”而言，“祖国与尊严”更有可能成为贯穿大部分示威民众的心理线索。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探索出成功的路径，在国家建设上或者依靠较为单一的石油收入，或者依靠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另一方面，曾经饱受殖民主义困扰的阿拉伯国家，在独立之后始终无法摆脱外交与军事上的挫败感。屡次在阿以战争中受挫，眼睁睁地看着美国逐渐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于国内外事务上的双重挫败感，给阿拉伯社会带来了普遍的失望情绪，成为了这次大规模公民抵抗活动的潜在推动力。

每一次通讯技术的革新都会成为阿拉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19世纪中期出版业与报业的蓬勃发展，为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文学复兴、语言革命与民族主义；20世纪中期，埃及总统纳赛尔设立“阿拉伯之声”，运用无线电技术将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传遍了几乎全部阿拉伯地区；如今，卫星电视、手机和互联网等通讯技术又一次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宗派主义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动摇了半个世纪以来阿拉伯政治的稳定性；而民间统一阵线的形成、对于个人与国家尊严的心理需求以及新兴社会性媒体的发展，推动了这些抵抗活动的形成、发展与蔓延。因此，结构与内容同质的公民抵抗运动才得以在政治与社会发展异质的中东国家逐渐蔓延开来，给中东政治前景带来了忐忑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