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提食品安全议案：严刑峻法杀无赦惩犯罪

3月9日，全国两会的一项纪录被刷新。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联合来自12个省（区、市）的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

这是1983年以来，有据可查的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单项议案。

“有毒食品会伤害几代人”

3月10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外，中国青年报记者“堵”到了王立军。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议案？因为食品、药品领域不安全的状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危害。”王立军说。

“为什么说这是最大危害？”记者追问。

“经济形势不好，5年、10年可以调整；社会秩序不好，也可以通过法律的、行政的、体制的办法把它调整过来。但因食品、药品不安全造成的健康危害，会伤害一代人，如果破坏了遗传基因，还会祸及子孙，用百年的时间都不足以弥补！”王立军说。

他说，现在，触目惊心的有毒食品充斥百姓的餐桌：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陈化粮、毒豇豆……“现在有谁敢说自己和家人没有吃过这类东西？”

“这严重弱化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弱化了社会的制衡力，严重弱化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稳定都会面临很大挑战。”王立军说。

与王立军有同感的人大代表很多。这份议案在12个代表团里，有四成多的代表参与联名。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说，现在大家在食品药品领域很没有安全感，“这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比如说三聚氰胺奶粉，这会危及祖国下一代的健康，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王立军提醒说，现在不仅是国内一些无良商人在伤害我们的同胞，“很多来自国外的食品药品也在伤害我们，而这些更具有隐蔽性，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抗生素、生物制剂、好多国外慎用甚至不用的药品，在我们的医疗市场却占很大比例。我们变相地成了国外一些生物制剂的试验品。这是在用人的生命作代价啊！”一开始不情愿接受采访的王立军说到这里，显然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不少。

“我是一个警察，维护社会治安是我的本职工作。看到这些情况，实在痛心，无法视而不见。民生的基础是民安，没有安全，怎么保障国家的未来？”王立军说。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犯罪研究所主任，王立军和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调研了整整8个月。“我看了上千个食品摊点，看了蔬菜大棚，看了养殖场，看了屠宰厂，看了小面馆，看了少年儿童的小食品，看了所有的消费链条、养殖链条、生产链条。本来是想作为一个课题研究的，但当得知自己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时，我就想，我要用足我的话语权，来推动这方面的立法。”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比我国状况好。但曾经，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很多。后来，他们慢慢完善了法律，大规模的伤害成为历史。有些人认为，我国也得走这条路，食品药品领域出现安全问题是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代价。现在设立严刑峻法的条件尚未成熟，需要法律的循序渐进，以及行政驾驭能力的逐步提高。

“西方这个历程用了30年到80年，难道我们非要牺牲一两代人才行吗？西方已经走过了这条路，经验和教训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王立军说，“现在没有什么比维护食品药品安全，更让我感觉到有危机感了。”

“和黑恶势力的猖狂比呢？”记者问。

“这没法比，完全没法比！这些区域性的黑恶势力能影响到十几亿人吗？能影响到下一代吗？完全没有可比性！”王立军激动地说。

看了被伤害的孩子，“整整3天吃不下饭”

作为法医学领域的专家，王立军见惯了死人。但是，走访一些被有毒食品药品伤害的残疾儿童，“让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整整3天吃不下饭，脑子里全是那些孩子的样子”。

“有的孩子完全没有痛感，用火在自己胳膊上烧，皮肉都焦糊了，孩子感觉不到疼。那漠然的眼神，让我心里感觉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几乎承受不了。

“这些，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完全无法想象。我面对过那么多的凶杀现场，去过许多大的自然灾害的现场，虽然悲痛，但我都承受过来了。可看到这些孩子，看到他们活得如此惨烈，给我留下的那些震撼，难以想象。

“现在我在街上看见小孩就忍不住想摸一下，想确认他真的是个健康的孩子，让自己感到一些安慰。就是到了这么一种心理状态。”王立军说。

王立军看到的是被伤害的儿童，同样在这个议案上联名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回龙村支书张荣锁，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些祸害家乡的商贩、个体户。“他们知道自己生产的食品是有问题的，自己不吃，销售给村民！”

王立军介绍说，作为公安民警，他处理的有毒食品、药品案件，这几年数量在成倍攀升。但在这些案件上升的同时，一方面是很多官员的沉默，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默默承受。难以想象，为什么明知道有毒，大家还在吃，还在允许大家吃？

业内人士称，目前，在食品药品安全的立法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进展。1984年出台的《药品管理法》、2009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以及刚刚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都从不同侧面对解决日趋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仅靠上述法律法规仍不足以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这些法律的出台，只能表明我们意识到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可是法律的支撑体系还不够。

王立军认为，正是因为法律存在盲区，人们对这些危害无可奈何，只能生活在一个高危的食物链条和医疗链条当中。

与此同时，无法忽视的还有地方利益、行政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等，这些都在制约对食品药品犯罪的打击。“这种包含多种利益的巨大惯性很难让其停下。”王立军举例说，“就像贩毒一样，人人都知道会判死刑，但是它巨大的诱惑力还是会让人铤而走险。”

“所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制定特别刑法的形式，以严密而细致的罪名设计，有效遏制该领域的犯罪行为。”王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