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武汉流动的盛宴

　　撰文：刘君

　　“21个政府部门都要打交道，还有文人骚客、企业家和流氓地痞。”他确实也把生意火爆的原因归功于政府，“招商引资就要吃饭，政府的人带着投资商过来就有话说：看！这么大的店生意都这么好，你说武汉有没有投资价值？”

　　武汉沿江路人潮涌动，轮渡像一个定时阀门，以十几分钟的频率合流、分流。中午时分，江畔的湖锦酒楼陆续有人进出。二楼长方形的宴会厅内聚集了上千人，四十多张圆桌蓄势待发。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台上的仪式已经完成，香槟从垒起的酒杯外沿溢出，欢呼声和美味佳肴引人进入压轴大戏。新郎和新娘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敬酒。一个小时之后，婚礼在凌乱的碗碟中结束。人们陆续退场，很快便消失在各个岔路口。

　　这只是武汉民间一场普通的婚礼，程式固定，热闹而合乎礼仪。武汉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武汉平均每年都有10万对新人成婚，这意味着有10万场婚宴在各大酒楼举行。仅2010年上半年，婚宴总量已经超过300万桌。武汉盛宴的帷幕刚刚拉开。

　　庞大的婚宴市场并非刺激武汉餐饮业的惟一因素。“好吃”的武汉人，每逢“五一”、国庆和春节等重大节日，便组合出不同的人际单元涌入各式餐厅，使整个行业的收入占据全年的4成。而每年超过7000万的游客正在扩大他们的消费规模。

　　海明威称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武汉的盛宴也不遑多让。三镇之间汹涌的人流，掀动的不仅是餐饮业的浪潮。武汉小蓝鲸集团董事长刘国梁说，餐饮业是武汉发展的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恢弘气势夹杂两江之息扑面而来。

　　刘国梁传奇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饮食也要顺势而为。”在小蓝鲸台北路店，刘国梁向我们讲他的饮食哲学。这个来自黄陂的老板，身着西装，举止和头发一样一丝不苟，他侃侃而谈，让两个半小时的进餐过程像是一堂美食课。

　　菜薹最先被端上桌面。“这是湖北最有名的菜，以前是老百姓的家常菜。吃起来给人一种在家乡的感觉。”刘国梁不着急打开桌上的那瓶15年白云边—武汉最好的白酒之一。“空腹不能饮酒，吃点东西，喝酒就不再难受，而是一种享受。”

　　“健康饮食”是小蓝鲸现在的主打口号。餐厅为客人订制了“五级台阶”，除了“电脑配菜”、“双碗双筷”等内容，还包括“三不自由”—“不乱点菜，不多点菜，不空腹饮酒。”带着我们吃了几道菜之后，刘国梁举起酒杯，左手掩映，右手将酒轻送入喉中，毫不沾唇。

　　这位武汉绅士向我们讲起他早年艰辛的创业经历。他15岁就来到武汉，每天一大早在街边炸油条，后来当他进入一家私营餐厅做红案时，他现在的同行、另一餐饮连锁企业艳阳天的老板余震彦，还在抱着出租车方向盘四处转悠。

　　刘国梁有做餐饮的天分。武汉餐饮业内流传着一个典故，据说他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将一只活鸡开膛破肚端到桌子上，用滚烫的开水去毛时全不沾手。20岁的刘国梁当上老板并不令人惊讶，他用1500元钱支起七张半餐桌，这就是新华后路的华新酒家，餐厅的烧鱼尤为鲜美，那是老板骑摩托车从两百里外的洪湖采购回来的。

　　次年“华新酒家”改名为“小南京”，但商标中不得出现县市名称的规定让刘国梁很快再次更名。他听从营销专家的建议，用谐音将餐厅命名为“小蓝鲸”，这个名字延续到今天，成为金字招牌。

　　1998年，刘国梁有了第一家大店，面积约为11000平米。“当时装修师傅很不解。我跟他讲，你只管装修，我负责给钱。结果生意爆满。”刘国梁对自己当初的胆识感到得意。他说，正是在此之后，武汉的大店才接连开起来。

　　世纪之交的武汉餐饮业陷入一种近乎疯狂的扩张态势。就像一桌麻将，玩儿的就是餐厅面积。小蓝鲸打出第一张牌之后，湖锦酒楼接着随了一张“一万”，三五醇打出“两万”，亢龙太子直接打出“四万”—在金融街(6.69,-0.08,-1.18%)上造起超级餐饮航母。这样的航母店，武汉现在已经有19家。

　　“吃在广州，味在四川，面子在北京，店在武汉。”刘国梁认为，餐饮与城市文化密切相关，“我听说北京左安门曾经有一家盘龙云海，经营没多久关掉了。这么大的店开在北京不切实际。北京是讲面子的，高端店消费者是小众人群，他们讲究低调。武汉人大嗓门，说话办事比较高调。这就是大店能在武汉起来的原因。”

　　开了大店，刘国梁“从鸡叫忙到鬼叫”，还要应付三教九流。

　　但他看得最准的则是餐饮业在武汉的经济产业链和商业文化中的卡位—只要是要做生意，做事业，就绕不开吃饭这个环节，而且在武汉跟在北京不同，北京人再大的事情似乎也喜欢低调去吃小饭馆，武汉人则喜欢通过吃饭夸耀，武汉人总为自己要害部门有人而高调自豪：

　　“21个政府部门都要打交道，还有文人骚客、企业家和流氓地痞。”他确实也把生意火爆的原因归功于政府：“招商引资就要吃饭，政府的人带着投资商过来就有话说：看！这么大的店生意都这么好，你说武汉有没有投资价值？”

　　大店的纷纷涌现，让武汉餐饮江湖呈现出诸侯争霸的局面，在2003年武汉市餐饮协会成立之前，江湖战事频仍，偷菜、挖人、诽谤、杀价等事件层出不穷。如今身为协会会长的刘国梁笑谈过往。在他看来，武汉餐饮业已经进入成熟有序的市场，“经历了从对抗到对话、从危机到转机、从成长到成熟的一个过程。”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开始那么做损害的都是自己的竞争力，恶意行为就减少了。”但这时又有一系列危机出现了：停车危机、用人危机、开瓶费危机、地沟油危机等，武汉整个餐饮行业开始面临着共同的难题。所幸，这些难题“大家团结一致都解决了”，有了组织之后的好处就开始凸现出来，“比如有些大宗商品采购，以前各家单独购买，价格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现在团购就不同了。”

　　刘国梁对武汉餐饮业前景的“看好”来自于他对武汉未来发展潜力的认识：“大武汉造就大餐饮，这是个几百亿的产业，为43万人解决就业问题。目前武汉有830万固定人口，1150万的总人口，肯定有巨大的需求。中部龙头城市的位置，还有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都会继续支持武汉的餐饮业。”他刚投资了6000万在硚口增开了一家分店，而且正谋划进军北京，打算用滴水穿石的精神把餐饮做到底。

　　“太子”的生意经

　　武汉二曜路原本是德租界直通码头的一条小路，南通沿江大道，北连中山大道，星罗棋布的老房子让它充满了烟火之气。1991年冬，二曜路庆祥里1号狭小的门面房内，宋红玉铺开了太子酒轩的8张餐桌。她当时并没有想到，20年后，自己将驾驭由5家超级分店组合而成的、年营业收入超过4亿的餐饮“航母”。

　　这位“小长今”当时还在苦苦琢磨武汉人的口味。这天她灵机一动，将财鱼加到藕汤中，让许多习惯了莲藕排骨汤的武汉老食客顿感“口目一新”，频频回顾。宋红玉和厨师们交流，从色、香、味、形等方面仔细打磨，定期推出两三个新菜。不到三年，“美味新菜层出不穷，招牌菜量足价低”的口碑效应，就让太子从楼下搬到楼上，最后甚至租下了隔壁惨淡经营的美容院。

　　1990年代初，经过政府10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武汉旧城的第三产业已如雨后春笋。二曜路上杂货店、鞋店和服装店纷纷出现。浓郁的生活气息，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到二曜路吃饭，多数人来自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对他们而言，无论单位聚会还是朋友小酌，太子都正当其宜。

　　生意爆满令宋红玉满心欢喜，餐厅面积不足又成为困扰她睡眠的难题。1997年春，宋红玉思前想后，终于决定把太子酒轩搬到沿江大道226号。她费劲口舌和710厂的人商量，租下两千多平方米的厂房，并诚恳地约请香港的装饰设计公司设计、装修。于是老厂房忽然变身，成为当时武汉“品位最高”的新型酒店。

　　当时市政府正在建设“武汉新外滩”，沿江路辐射性的地理位置为它聚拢了众多商业人口。双休日制度实施不久，武汉市民风俗正在悄然变移—过年过节、婚丧嫁娶、接待宾客等原本在家摆宴的活动，开始转移到省心、省事、又体面的酒店。在宋红玉看来，一切都是在督促太子快速扩容。

　　宋红玉租下了710厂一楼的另一半厂房，酒店楼面也从五福路延伸到四唯路的沿江路段，营业面积由原来的2000平方米扩大到4500平方米。第二年，太子酒店便晋级湖北省餐饮业销售收入的二十强。

　　完成了初步扩张，宋红玉开始展现女人的天分。她把每个岗位上的每个人，从上班到下班细致划分，并制订规定：烟缸的烟头有3个就要换；骨碟占用五分之一要换；散台毛巾至少换2次，包房不得少于3次；服务员、厨师的衣着要保持干净；清洁工擦拭地板后，要侧头检查浮尘和污迹……当然，她还要展示出足够的慷慨：凡是太子的员工，早上能领到一份免费牛奶，晚上能领到一份免费水果；每半年能享受一次7—10天的带薪休假；员工表现优秀的，年底可以得到较高的奖金。

　　2004年，就在许多人揣测太子的下一家分店开在哪里的时候，宋红玉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北京中关村(8.72,-0.23,-2.57%)开一家分店。这是太子的第四家分店，面积为5000平方米，五星级酒店的装修标准，旨在弘扬“楚文化”的魅力。

　　武汉人挑剔的口味不断考验着本地的餐饮业，容不得人半点松懈。和小蓝鲸一样，如今的太子也开始宣传起健康饮食的概念，也颇见成效。但宋红玉和刘国梁两人并不相同，如果说前者更依赖技艺、坚持以及“和商”的亲和力，后者生意经的精髓则在于审时度势、决意而后行。

　　武汉每个餐饮巨头各有自己的成功之道，“抓住人群”是他们的共通之处，这意味着要占据良好的地理位置。这造就了武汉餐饮店密集的局面：中心城区的武昌、江岸、洪山等高度城市化的区域，都拥有10%以上的餐饮店，而汉南、蔡甸等郊区占比甚至不足1%。

　　武汉市政府自1980年以来先后做过两次城市总体规划，试图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但无论工业基地外迁、打造“网格状”和“放射状”的交通格局，还是大量建造郊区住宅，武汉的郊区化进程都十分缓慢。武汉的人口流向，正如三镇合围的格局那样，朝向江汉合流的漩涡倾注。

　　有那么一瞬间，宋红玉觉得自己看清了这种流向。在蓝海立足之后，太子毅然将触角伸向了房地产。考虑到宋红玉之前做出种种英明选择，武汉人对于太子的跨界，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武汉餐饮江湖竞争渐趋白热化的事实摆在眼前—1995年武汉餐饮店曾多达三万多家，之后平均每年以12—15%进行淘汰，如今只剩两万多家，其中仅有1%能够盈利。

　　太子金融街旗舰店多日不见爆满的情形了。同样是晚上8点，慕名而来的远方客人，坐在豪华的餐厅内，吃着味同嚼蜡的“天鹅肉”，忽然想起《易经》中的一卦—亢龙有悔，这个瞬间飘过脑海的词语，如同刘国梁曾经提到的《皇帝内经》一样，很快就被隔壁的喧闹带走。

　　蔡林记回家

　　1930年，笼罩中国北方的战争阴云尚未对武汉构成威压，满春街依旧车水马龙。这条张之洞拆墙填河造就的短街，是汉口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小吃店、布匹绸缎店、各式杂货铺等鳞次栉比，手工匠、江湖艺人、推车小贩参差其中。白天周恒顺轰隆的机器声过去之后，马等下说书人的惊堂木便开始噼里啪啦，百姓或坐或卧，笑声阵阵；街西北角的满春茶馆内名流云集，等待楚剧名角沈云陔出场。

　　这一年，住在满春街路口的蔡明伟夫妇打算开一家热干面店。他们看了看门前两颗大树，将小店命名为“蔡林记”。蔡家人笃信树木茂盛的美好寓意，并没有多想未来“移植”会是怎样的结果。

　　热干面当时还是一种新兴的食物，其做法十分简单：面条事先煮熟再加油晾干，吃时则再次烫热，加上各种调料拌匀，入口筋道而鲜美。80年后，蔡氏热干面的秘密被蔡明伟的长子蔡汉文公诸于世—食料有严格的比例关系，面粉、食盐、碱的比例保持在250:2:1为最佳；很多环节还要依赖技巧和经验，煮面时要等待面条出现透明质感，八成熟后再起锅。最难的还是芝麻酱等配料的制作—当时的食客并没有想到，蔡林记一碗简单的热干面竟藏着这么多的秘密。

　　面好、味正、吃法独特的蔡林记名噪一时，生意果真如门前的大树那样茂盛，并未受到风雨的影响。几十年来，政权更迭，光顾的客人也换了好几代，蔡氏夫妇仍无意搬迁，如是一晃25年。金字招牌就此树起。

　　1955年，撤销直辖市的武汉从一场特大洪水中恢复过来。作为纵贯汉口东西最早的一条主干道，中山大道展开了武汉最繁华的商业圈。这条修筑在旧汉口城基上的道路，是汉口绅商与清帝国争斗的产物，商业气质来自百年岁月的洗礼。

　　就在这年春天，蔡氏夫妇决定将蔡林记迁移到中山大道726—728号，店堂也扩大到240多平方米。这次迁移大获成功，大道周边忙碌的商户很快接受了这种速食的美味。蔡林记每天可以卖出的400—500公斤的热干面。1974年，蔡林记又做了一次短距离搬迁，店堂移至佳丽广场，店堂面积和销售量都翻了一倍。

　　蔡氏夫妇并没有坚持到1993年冬天蔡林记的再次搬迁。这是一次被动的迁移，没有新的目的地，而且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市政府正在进行旧城改造，范围涉及六渡桥到江汉路，这是当时武汉的美食一条街，除了蔡林记，沿途有民生甜食馆的糊米酒、老福庆和的香辣牛肉粉、老会宾的包子、德华楼的年糕、五芳斋的汤圆、四季美的汤包、老通城的豆皮等等。政府要求商户做出必要的牺牲，承诺改造之后在原址重建。但在之后的3年，蔡林记以及绝大多数老字号销声匿迹。

　　自然界中，树木的每次迁移都需要原生土壤的保护。后者剧烈变化时，所滋养的一切也都将失去缓冲性的保护。大伤元气的蔡林记在3年后选择与厚生理餐馆合并，依然在中山大道上挂出了蔡林记的牌子—在许多武汉人看来，这像是归家之旅迈出的第一步。2.8米宽的门面犹抱琵琶半遮面，努力恢复到40年前的兴旺场面。但在2001年，重生的蔡林记被迫再度迁移，这次是因为万达广场项目拆迁。现代化楼群似乎在步步紧逼传统景观让出位置。蔡林记从此一蹶不振。

　　蔡林记干脆将品牌有偿转让给武汉富恩德企划有限公司6年。后者效仿新涌现的小蓝鲸等酒楼，选择连锁加盟的发展形式。刹那间，几百家蔡林记分店同时涌现。老店似乎就要上演流浪者归来，老食客们尝了尝热干面，才发现那只是一场幻觉。

　　如今的蔡林记公司执行总经理王永中说：“加盟是一种探索，但实际上我们那时候不具备条件，半年以后就发现了货物供应不上等问题。他们(品牌签约公司)经营不好，所以没有到6年合同就终止了。”

　　蔡林记重新回到佳丽广场时，已由店面变成了公司，专业的管理和营销团队在这里的写字楼上班。“我们知道一定要回来，而且不仅要回到这里。”王永中说。公司建立了配送中心，产品供给六百多家超市，甚至卖到新加坡和南非；还在汉阳投入运作了几千平米的工业园。2009年2月，蔡林记进驻户部巷，每天卖出3000—4000碗面，7家分店随后挤入武汉广场、光谷等商圈。

　　“我们要走产品多元化的路子，要有两个方面的重点，一个是要开直营店；另一个是产品要走标准化、产业化的路子。”王永中不太在意传统秘方，“千方易得、一巧难求，有了秘方也不管事，还有窍门。就像是做衣服一样，一样的材料做工也不一样。老字号也是如此。”

　　2010年12月20日，武汉市商务局公布“武汉老字号”的认证办法，其中包括老字号企业必须拥有商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品牌创立于1956年(含)以前、有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等内容。获得认证的老字号，将由武汉市政府统一悬挂牌匾，并将得到政府的相关政策扶持。2010—2015年，武汉市财政局将安排500万预算，支持老字号企业。

　　王永中不再担心迁移问题，“前两次拆迁都没有做好准备，现在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质量、口味都有保证。在哪儿开一家，一看都挺好。”但他还是看重地段，“做服务行业，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他近来凭借感觉在武昌开了一家店，“生意蛮好，开了之后也不用宣传，因为大家都知道蔡林记，很多人慕名而来。员工从本地招聘而来，统一培训上岗，我们不需要大师傅。每个人按照质量标准做好自己的环节就好了。”

　　蔡林记还是姓蔡，但回家时已经不归蔡家人所有。王永中跟蔡林记的第三代后人有过联系，2000年7月，还给了他们一家门面，但是后者仅过半年时间就关门了。蔡明伟的几个儿女都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长子蔡汉文尽管从4岁就为父亲打下手，但后来却成为一名雕塑家，并为父亲创作了半身塑像，他在公布了家传秘方之后，顺便把塑像陆续赠给各个继承人作为纪念性的礼物。

　　旁观者手记

　　许多年后，文博策划堂的掌门人文博整理改造大中华酒楼的案例时，依然感到伤疤隐隐作痛。那里险些成为他营销人生的滑铁卢。尽管作为一个文化人和“临时企业家”，他并不在冲突的任何一方，只是不小心走入泥潭的观察者。

　　1999年，在百万年薪和营销人自尊的双重刺激下，文博决定接受武汉南方集团的聘书，担任大中华酒楼的首席管理人员，全权负责酒楼的管理和经营。

　　大中华酒楼以武昌鱼(5.77,0.05,0.87%)闻名于世，毛泽东的那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让它在几十年间独领武汉餐饮业的风骚。1990年代初，武汉的餐饮老字号—如老会宾、老通城等—相继陷入困境。大中华作为全省餐饮系统惟一的国家二级企业，业绩也大幅下滑。大厨流失、菜价过高导致门庭冷落，拖欠供货商大笔货款，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都源于管理制度，而任何触动它的行为都会激发怨念。

　　激情澎湃的文博写下洋洋十万言的方案，围绕菜价、人才和客户“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把配送商的欠款各还清一半，让他们重新供给；第二把火是高薪把当年的老厨师请回来；最后是针对菜价和公司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三把火照亮了大中华。年底大中华连日高朋满座，眼看度过寒冬就能恢复生机。

　　次年二月的一天，一场突变如急促的冬雨浇灭了文博的热情。这天傍晚，他正在大中华酒楼办公室伏案，值班经理忽然闯门而入，说酒楼门口被一群人堵住了。他下楼一看，差点倒在大中华楼下。他后来回忆到：

　　“这些人不但堵住了大门，还砸坏了大堂的玻璃，搬走了桌椅。保安只能委屈地站在一边瞧着我，用餐的顾客早拒单而逃，杯盘一片狼藉，一时场面无法控制。”

　　警察很快被叫来，查清闹事者主要是文博方案中辞退的国有员工和他们的亲属。时近春节，他们没有领到政府与南方集团共同承担的买断费，却听说大中华的新员工在两个月内薪水从500元一下涨到1000元不等，一时怒不可遏。

　　“第二天大中华人去楼空，大门被闹事者用‘大将军’锁住，二月的寒风把未关的窗户吹得砰砰直响。后来的几天，我虽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无力回天。太多的矛盾一时无法得到解决：政府与南方集团的矛盾、南方集团与国企职工的矛盾、大中华与股份制的矛盾等等。没完没了的争论、调解、开会，把我这个营销人折腾得昏头转向。这些原来我不太清楚的问题忽然一夜秋风来，使我招架不住，我的那本厚厚的方案此时也不知道静静地睡在何处，自然那100万的美梦也支离破碎，我终于解甲归田，打道回府，甚至有很长时间都回不过神来。”

　　文博回忆的调子沮丧、灰暗。多年后，他回到武汉，看到大店接连拔起，而大中华斑驳的招牌还是令他几乎垂泪，武汉餐饮业千帆竞逐，自己却情系沉舟。

　　在武汉女作家池莉的笔下，情形则不大相同。池莉聚焦的对象并非“大店”，而是烟火缭绕的花楼街和吉庆街。在她看来，尺寸之地上演的“生活秀”，正是武汉故事的源头活水。她这样形容吉庆街：

　　“吉庆街是一个鬼魅，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飘泊码头；是一个大自由，是一个大解放，是一个大杂烩，一个大混乱，一个可以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一个大家心照不宣表演的生活秀。”

　　和规划有序、日夜喧闹的户部巷不同，只有170多米的吉庆街，局促在两侧楼宇之间，不仅路面凸凹不平，毫无章法可循，四十多家大排档拥挤在一起，白天冷冷清清，晚上陡然焕发神采，接待五湖四海的夜游神。外地游客们通常会在12点之前离去，而武汉人伸伸懒腰，才从棋牌室、商场和夜总会走出来，坐在排挡下“起篓子”。汉阳的工人、武昌的文人还是汉口的商人，各自扎堆，偶尔还隔桌搭话。

　　鸭脖子、豆皮、热干面、虾球……诸多美味凑成一桌。拿着吉他、拉起二胡的艺人生意繁忙，每首歌为他们带来10—20元的收入。偶尔也会有扯皮的事情发生，多是因为艺人强行表演而客人压根不买账，这些小插曲对于杂烩般的街道来说算不了什么。“吉庆街在1995年时只是一个消夜场所，到了1998年开始火，2002年是吉庆街的高潮，如今发展有些过头了。”吉庆街管理办公室的人说。

　　吉庆街的出名，与池莉的《生活秀》关系很大。这部创作于1999年的小说，就是以吉庆街为原型。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来双杨，是吉庆街上的一名个体工商户，在吉庆街出生，也在吉庆街长大，很小就为家庭生计支起了油炸臭豆腐小摊，养活自己的弟弟妹妹。“来双扬的夜晚是一般人的白天，她的白天是一般人的夜晚。”她随时准备把枕头下的手枪对准白天敲响的门口。“她在生活的历练中，经磨历劫，练出了手段，练出了胆识。”这位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彪悍女性是武汉的“市井英雄”，池莉写道：

　　总而言之，在吉庆街，来双扬是名人。来双扬是吉庆街最原始的启蒙。来双扬是吉庆街的定心丸。

　　来双扬是吉庆街的偶像。虽说来双扬只卖鸭颈，小不丁点儿的生意，但是她的小摊一直摆在吉庆街的正中央，并且整条街道就她一个人专卖鸭颈。来双扬自己不用说什么的，不用与人家争吵和抢夺地盘。

　　新来做生意的，或者血气方刚的愣头儿青企图挤走来双扬的小摊，老经营户们不答应，老食客们也不答应。这就是偶像的待遇，众人对来双扬的尊重和维护是自觉的，无须来双扬付出什么。

　　来双扬的鸭颈10块钱一斤，平均一个晚上可以卖掉15斤。万一卖不动，到了快打烊的时候，就会有卓雄洲之类的男子汉出面，将剩余的全部买走—这种人情味和市场秩序，是池莉小说中渲染最多的部分。知识分子的优雅与矜持在粗粝、强悍的吉庆街气场中变得矫揉可笑，并且迅速被同化。来双扬忍辱负重，却又在一方天地悠然自得。伴随着池莉小说的成功，来双扬从小说中走出，来到了现实世界，“来双扬鸭脖子”甚至早于武汉的大店，率先进入了北京。

　　家长里短、吃喝拉撒、情感纠葛等赤裸裸的日常生活，在池莉笔下，已经由外在的模糊背景变为内在的基本舞台，主角当然是市民—这个城市最庞大的主体。从明清以来，商品社会的浪潮就不断涤荡着武汉的市民社会，小巷式的庸琐中有着流水账般的日子，没有风花雪月，只有利益交织，人们既务实又充满温情地经营起交际网络，成群结队地聚集在餐厅，在饕餮中增进情感。

　　武汉的市民盛宴已经摆开很久，仅最近30年，便呈现出多重面貌：老字号的衰落与复兴，连锁餐饮巨头等“新字号”正主导大店风云，“准字号”们奋起直追，而大排档和餐饮小店则不安分地蜗居于吉庆街、户部巷、江汉路等城市角落，在口碑中厚积薄发。

　　武汉这场大宴的帷幕才刚刚拉开。早在1999年，美国学者康韦就曾经预言，未来全球将出现十大超级城市，其中，武汉位居第二，并没有海明威钟爱的巴黎—事实上，法国人已经意识到这座城市的爆发力，逐步参与到城市发展的各个层次。在这些来自异国的旁观者看来，得天独厚的水资源让武汉盛宴气韵天成，尽管这座江城还没有呈现出与自身潜能相匹配的实力和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