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之谦最新单曲:没有袁庚就没有蛇口

        袁庚(1917年4月－)，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东江纵队。先后任东江纵队港九大队队员、训练队教官、护航大队队长、情报官、职络处处长等职。1946年，随部队编入第三野战军，任炮兵团团长。1953年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1992年退休，现居深圳市蛇口。为表彰袁庚致力促进中港关系及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香港的航运事业贡献良多，于2003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GBS)。

　　袁庚一生做了两件世界注目的大事：  

　　其一，1944年，袁庚出任中共东江纵队联络处上校处长，与美国驻中国高级顾问史迪威将军合作，在香港为美军太平洋舰队和陈纳德少将为队长的第十四航空队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准确情报，对于美军战胜日本军，尽快结束“二战”起了重要作用——1987年，美国庆贺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庆典，特邀袁庚先生作为三个特别“功勋贵宾”之一赴会。
  
　　其二，1978年至1992年，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其亲自开拓的“蛇口工业开发区”，以首创干部民主选举、新闻监督首长、和招商引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惟一“试管”，以“卒子过河”精神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从蛇口推向深圳，推向“珠三角”和沿海特区，进而波涌“长三角”直至“全国山河一片红”。

资本家给袁庚上的第一课

　　袁庚是一位“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的“空降兵”。 他穿行在斥责与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有人骂他是“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冒险家”，有人说他有些“乌托邦”，但在20多年的好朋友——原《人民日报》记者陈禹山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他并不被热爱，因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据《扬子晚报》刊文，1979年1月31日，由袁庚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蛇口工业区，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个试验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集资并且组织实施。其时，袁庚任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当时，内地刚从文革的恶梦中挣脱出来，人们的脑袋上还死死地套着老祖宗的紧箍咒。但是，邓小平想出了一个冲破祖宗陈规的办法：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这条血路，需要一个赤膊上阵的急先锋，被历史选中的正是当年62岁的袁庚。
 
　　1978年，袁庚到香港，成了招商局的负责人。资本家给袁庚上的第一课，就是拿钱当钱。招商局买了一座楼，卖楼的人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天星期五，袁庚开了2000万的支票给对方，对方拿到支票，马上开车以最快的速度，存到银行里去了。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六，银行关门休息两天，星期五15时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他要损失2000万存3天的利息。

　　袁庚说，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他没有这个观念！这就是第一课。
   
　　这个第一课随之诞生了那句在内地改革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标志性语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四分钱惊动中南海
   

　　在修建蛇口的一个码头时，袁庚为四分钱惊动了中南海。当时，交通部的一个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规定超过工作定额者每超1车奖4分钱。实行这一制度后，工人生产情绪高涨，劳动效率提高了1倍。这个办法使工人多创产值130万元，而工人每人每月平均得到的超额奖金24.3元，占他们多创产值的2%左右。
   
　　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为了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于是，原来一天能拉131车的工人只能拉20-30车了。
   
　　袁庚拍案而起，但是又管不了人家，只好求助尚方宝剑。胡耀邦看到这个情况反映的当天即提笔批示：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胡耀邦的批示几分钟后送到谷牧办公室。谷牧马上做出反应，请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等人考虑：“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恢复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中国内地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

蛇口争论

　　1988年1月，三位教育专家来到蛇口与当地青年座谈。导火索是关于淘金者的说法引起的。
  
　　一位专家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的，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润很高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
   
　　蛇口一青年反驳他：“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是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一份以北京某高校研究所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他们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蛇口争论的问题在当时迅速传开。内地有的媒体流露出明显的对蛇口青年的欣赏。
   
　　人们注意到了袁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且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袁庚还对在蛇口的媒体立下规矩：“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在主政蛇口14年期间，袁庚将一个资产一个亿家底的招商局发展壮大到了身家两百亿。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蛇口平安保险公司，以及平均资本利润率列中国第一位的招商银行。

　　1992年12月，这个 “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演说家的天分的”老人离休了。之后，他“一边在时间的隧道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边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沉淀河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