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樱鬼18x徒然日记cg:人生沉思录（之十二） - 人生沉思录（之十二） - 草根网

1001.舆论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亲美者反日并以此表现爱国心，亲日者反美并以此表现爱国心；二者相同点在于：在中国问题上，他们都在爱国的名义下一致主张以西方为标准的“普世价值”， 在国际问题上，他们都一致贬损第三世界，尤其是损贬朝鲜、伊朗等。
1002.要让木头沉到水下，除非它腐烂；要让铁锭浮上水面，除非他锈透。因此，质量决定存在方式。人亦然。
1003.谁也不想得罪而又想获利，想四面落好而又不肯吃亏，这种政治的后果，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好施小惠，言不及义，难矣哉”。
1004.法国大革命中那完全顺从而不主动引导和塑造舆论的政策得到的结果恰恰是革命的反动。拿破仑专政和帝国是对法国大革命中那盲目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绝对标准的舆论政策的矫枉过正。
1005.看看目前那充斥于社会上下空而又空的学风和假模假式和不男不女的戏风，再环视东海那日益逼近的虎狼，不由得让人想起历史上的宋（960～1279）明（1368～1628）两朝和眼前的奥地利。 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未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人物，可 到20世纪它在地图上却成了需要放大镜才能找到的米粒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否严肃地考虑过奥地利的厄运是否会落在中国，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我们今天应当担当 什么责任和做些什么呢？
1006.靠光电打出来的“盛世”，如侯宝林相声所说，“手电筒一关”后是要掉下来的。
1007. 研究浪花运动规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洋流运动规律；研究洋流运动及其规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大洋盆底构造及其规律；研究降雨量变化的前提是在 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础上搞清大气运动及其规律；研究国际事件趋势的前提是搞清国际政治的历史运动及由此形成的大国间的力学结构及其变化规律。正如在月球引力场和地球引力场中同一体重的人跳 跃的极限是不同的道理一样，知道了国家的“体重”，又知道了国际政治的“引力场”结构，那么，这个国家——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扩张的底线和极限也就一目了然。
1008. 伟大的作家决不是一味揣摩和顺应读者口味的人，而是积极引导和塑造读者的人，是让读者愿意追随而不是追随读者的人。这样的作家创造的是一个时代，而不是一群“粉丝”（Fans）。
1009.“只有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他们的孙子才去发明了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和乐器。”[1]
1010.神多民弱。
1011.没有经验的知识是知识构成中的边缘部分。好的教育是知识和经验的同时提升。现代应试教育的致命缺陷是人为将受教育者从小与社会隔离并使之失去应对社会矛盾和斗争，特别是残酷斗争的 经验：为了顺利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学，孩子在其成长阶段与社会脱离，面对孩子在与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以我为中心的幼稚，家长亦不敢对其有力矫正，因为这将打乱孩子的应试环节并由此影响孩 子的“前途”。结果是大学考上了，孩子因其日益滋长的自我中心意识没有得到矫正反倒在社会上有了严重的挫折感——过于严重的话，还导致一些已上了着名大学的孩子轻生。毛泽东教育思想—— 比如他主张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值在于它在学校教育中加大经验成分并以此避免上述恶果。今入天命年，回首往事，现在的一些成绩当得益于当年毛泽东提倡的那次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
1012. 媒体上赞扬人可用化名，批评——乃至辱骂——人最好用真名。用真名赞扬，有吹捧之嫌，而用化名批评，则显不够磊落。在责任面前，君子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1013. 看世博时，不要忘记也看一眼与它不远的钓鱼岛。世博喷出的是五彩光电，钓鱼岛升起的则是炮火硝烟。在前者犹如女人在玩“过家家”，在后者则会感受到就在家门口的战云高压和由然而生 的男人的方刚血气。前者的幸福是靠后者保卫的。
1014.西方人的文化是有战略的。东南亚曾是欧美殖民地，看看目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摊侠客，只讲义气而无主义。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龙这些 有理想和主义并为中国人打出威武和正义的拳手，则没有活得太久。比如李小龙只活了33岁，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小龙长子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 仅28岁；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也是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这些同类人物同命结局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其后有着某种联系。但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这些民族英雄们 那被缩短了生命，却被他们的民族即中华民族几乎是无限延长了。
我们再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言情片，其中许多片子中的三角苦恋都以一方“已买了去纽约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目送已经升起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最终解脱。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在暗示：西方才是 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点。
1015.香港武打片中有不少自称“龙”的主演，而能成真龙的大概只有李小龙一个。前者主演的影片给西方人留下多是地摊上混混的形象，而后者则在包括欧美国家劳动阶级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者心 目中成了格瓦拉式的英雄。
1016. 波，水之皮。
1017. 粮，良米。
1018. 娘，良女；良，教养之谓。
1019. 人若能终生治学并学有所成，那真是佛对他的终极照顾。
1020. 历史上帝国多不亡于饥饿而是亡于过饱；换言之，它们是过饱撑死而不是饿死的。而后者则是战略研究最难和最有价值的方面。
1021. 坐，两人席地。
1022. 座，两人席地于室内。
1023. 让，言其上，君子互礼。
1024.在当今中国鼓吹西式“普世价值”，无异于反季播种，简直是瞎忙活。
1025.吓，喝其下，威胁也。
1026.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一般要经历两次否定，第一次是在起步阶段，这时他的见解受到人们的否定；第二次是他预见到的历史来临并使他的见解成为主流意见之后，此时他的见解的优点已释放殆 尽，其不足以应付新的形势的新问题开始显现。紧随两次否定便是两次肯定。在这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中，经受检验的还不完全是见解本身，还有提出见解人坚守真理的品质。有许多人不败 在见解，而败在其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心理品质。比如梅兰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人面前舍生取义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献艺”的伟大人格。
1027.日本明确承认——而不仅仅是“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是检验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发展程度的试金石。
1028.2010年12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到访江苏南京，表示：“中日间超越夫妻关系，即使吵架也不会离婚”。但中日关系的问题是缺少婚前财产公证。
我们知道，1972年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对中国政府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仅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 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更是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 持同样的态度。
不承认台湾主权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与中国“结婚”，这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02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义重大。有“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有了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 命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改革开放时代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1030.秘书，其要义在秘不在书。好秘书是外无形，里如风；台面不张扬，台后却把事情都办好了。
1031.版，反片。
1032.东方人做事长于减法，西方做事长用加法。减法生活是绿色的和可持续的。
1032.没想到，没想就到；想不到，想了不到。
1034.秋，火耨于秋收之后。
1035. 拜，手托拳。
1036.聚会时场面越热闹豪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冷淡疏远。其间，人见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几年没见了，还好吧？”
1037.热闹之地情孤独，喧嚣之时人不亲。
1038.贺岁感言：
平生苍凉孤寂心，最忧国事女儿亲。
只见生死年年有，不觉荣华岁岁新。
1039. 对西方人反华手法，我们仅仅警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2]。
1040.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人品的标准。自古“盖棺定论”，此之谓也。
1041.瓶，双瓦合并。
1042.据2011年1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访华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有生以来已两三次听到人们谈论美国衰落，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时尤其严重，但我的忠告是， 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那些认为美国衰落并低估美国韧性和活力的人终将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目前人们说“美国衰落”，并不是说美国必死，而是说他老了。老是正常现象，只是这时身体的吸取营养的能力就不那么强了，就吃不了那么多了，而与大家分享可能对美国的“健康”有利。 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就是在向中国让出战略空间后渡过危机的。盖茨不仅不这么理解，反而发狠说谁要说他老了就跟谁没完，要把人家“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没有自信的女人怕说老，现在看来，美国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1043.我们这里所说“美国衰落”的深层语意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而不是说美国本身的衰落。与昨天的英帝国已经衰落而英国仍在，前天的奥地利帝国已经消失而奥地利仍在，更早的罗马帝国已灰飞烟灭而罗马仍在的道理一样，美帝国之后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仍将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相应作用。
1044. 在目前社会矛盾日增和生产力水平不足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将大批农民与土地分离并以“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名义推入城镇“无产者”生活，这样的政策无异于抱薪救火，其前途就是法国的1789，其进速与这种政策的推进力度为正比。
1045. 昔日英国圈地养羊，今日中国圈地盖房。养羊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而盖房加剧了经济泡沫。
1046. 国家关系如果过于客气的话，双方关系也就开始疏远了。礼，离也，家国同理。
1047. 春日偶得
少年最爱四月天，未名踏青情依然。
他日若有倚天剑，蟠桃会上问台湾。
1048. 好，有女有子，传宗接代。
1049. 合，人一口，均贫富。
1050. 生，初生牛犊。
1051. 牛，破午；午，忤（牾），不从也。
1052. 今天大城市的人如果能多吃山里人吃的粗粮，多干些山里人干的体力活，山里人如果也能多吃些大城市人的精米细食，多过些大城市日子，那许多疾病就会消失。因此，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也是治疗现代城市疾病——比如高血脂、高胆固醇和高血糖——的最佳途径。
1053. 卓，早上，闻鸡起舞，卓尔不群。
1054. 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没有大话，更无空话，它对宋朝奢靡空洞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普世”文风而言，是无声的惊雷。《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宋朝人，甚至没有警醒明朝人，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之后，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直至邓小平时期，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1055. 《非诚勿扰》相亲节目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感受是，空谈“爱”的普世性不难，但具体到爱谁，却是一个极难确定的大问题，以至有许多人终生未婚。
1056. 树，柳暗花明又一村。
1057. 进入21世纪的全球气候日益恶化：海啸、地震，疫灾频发，2010年底全球更是南发洪水，北落大雪。这使人想到毛泽东那“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的诗句。而解决当今的气候问题，大概还得要从这首诗中找答案：“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大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2]，气候问题当用中医方法解决。
1058. 丘吉尔是西方着名的反共反苏斗士，但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与我们的党内外的一些所谓“自由派”人士，甚至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的评价比较，倒显得更为正面。1959年12月21日，他在纪念斯大林八十诞辰的讲演中对斯大林作了这样的评价：
俄罗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最困难的年代，一个天才，一位坚强不屈的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这个国家。在他度过一生的风云变幻的残酷年代，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给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是一个精力超凡、意志坚强不屈、毫不动情、在言谈中不留情面的人。连我这个在英国议会久经锻炼的人，也无法与之抗衡。斯大林首先具有深刻的幽默感，讲话极为尖刻，具有准确领悟对方的能力。斯大林的这种力量巨大无比，他是历代各国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佼佼者。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象。他深谋远虑、英毅沉稳、顺情合理、睿哲智慧。他是善于在最没有出路的困难时刻找到出路的大师。此外，无论在最危急的关头，还是在胜利的时刻，他都是同样神色安详，从不抱任何幻想。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开创和统治的是一个巨大的帝国。这个人借敌人之手消灭了自己的敌人。斯大林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而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国。当然，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人。[3]
丘吉尔明白，即使是反共，也得客观。这与那些患有——改用列宁“左派幼稚病”概念——右派“幼稚病”的反共人士相比，显然要“成熟”许多。
1059. 最高级别的修饰词当慎用，不然就会走向反面。“文革”中人们多用“最”字以示极端重要；后来“最”字已足以表达情绪，人们就开始用“最最”，以至成为笑话。当今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是“震撼”，如此多的小事都能让人“震憾”，那碰到真正的大事——如果不能造出“震憾的震憾”这样的语词——那人真只能是无语了。
1060. 2011年春节读B.A.利西奇金和JI.A.谢列平合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4]一书有感：
在当下中国，坚持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所谓“自由派”的每一分“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与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产阶级全力围堵造成的一样，今天中国排山倒海般的“毛泽东热”也是这些“自由派”催生的。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的。由此可以预见，在中国绝对市场化“改革”失败的速度比他们成功的速度更快。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5]。
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应当是：右不能极右，极右会逼出“极左”。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0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盘子传》。
1061. 1965年3月，毛泽东在《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页边对赫鲁晓夫写下这样的批语：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较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同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6]
看来，苏联还是让毛泽东说着了：赫鲁晓夫执政近11年，而步其后尘的戈尔巴乔夫执政只有6年。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前者只摇动了苏联帝国的边缘地带，而后者则瓦解了苏联的根基。
1062. 读谢-卡拉-穆尔扎着，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心得：
重复，是宣传战中的有效手段。重复产生习惯，习惯产生本能。决定民众接受事物态度的并不主要是理性思考而主要是现成概念，不断重复某一概念会造成民众对其无意识的默认，并由此形成适应概念要求的习惯和本能。本能一旦形成，除非出现重大灾变的警醒，理性则对其产生的行动无能为力。
这种广泛用于宣传战的手段，既可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为无产阶级服务。鉴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的历史条件，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部小册子中同意卡？考茨基将“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2]。灌输的关键是将核心概念绕过受众的意识直接植入下意识并使之迅速转化为行为偏好。比如“文革”中那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当然，重复灌输手段的使用是有其辩证极限的。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可变为“真理”，但真理如果也说一千遍，也会被人误认为是“谎言”。因此，对付宣传战中重复的有效手段是重复本身。将重复手段过度使用——比如“文革”中那无限量重复的“万岁”“万万岁”——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心理后果。
1063.专家使电视深刻，电视使专家浅薄。（坊间说闻）
1064. eye，“眼”，英文相形字，双眼于鼻两侧。
1065. 电视上看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其形象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中国清未相似，男性中“宝哥哥”——当下日本称之为“食草族”——辈出的时候，其国家也就开始衰落。2011年2月7日日本首相称去年11月俄国总统视察南千岛群岛是“粗暴行径”[3]。
1066. 现在隔两天就要扛桶“洁净水”回家，比较五六十年代——那时家用可直取自来水，感觉人又回到了挑水做饭的时代。真不知这是生活的进步还是倒退？
1067.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支持食物转基因的专家——比如写《“坚定不移”地研究转基因技术》的黄大昉——们与其开许多会，写许多让百姓和笔者看不懂的论文论证转基因食物的“好处”，不如以身作则，在全国公开带头连续吃上几年真正的转基因食品。如果己所不欲，而又强施于人，这样的人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
1068. 关于自由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读书笔记：
一、自由是民主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除了对“民主”内容的解释不同外，其形式有相当的一致，而与今天所谓“一人一票”即民主的流行看法完全相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说：
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
因此，黑格尔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4]
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沃尔特？李普曼说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说得明白：
行动经常比理解重要得多。有时的确就是如此：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动可能就会失败。有许多事情不可能等到全民公决或着长时间的宣传，比如在战时，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乃至它的统帅们，时常只能把战略部署透露给极少数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尽管其中之一可能是正确的——往往比只有一种错误的意见更危险。错误的意见会导致不良后果，但两种意见则更要承受瓦解整体的灾难。
即使一次灾难性的失利也确实比在报纸上激烈争论造成的危害要小。在1918年3月到处弥漫的紧张空气中，至关重要的不是一次特定行动的正确性，而是对命令来源的不懈期望。假如福煦“诉诸人民”，他或许能赢得争论，但在赢得争论之前，他指挥的军队可能早就瓦解了。奥林匹克诸神争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是破坏性的。[5]
传统的民主主义者冒险把人的尊严放在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假设之上，因此他才会认为人的尊严本能地体现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统治之中。选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讲究实际的人们眼里，民主主义总是显得有点儿傻气。[6]
二、阶级专政最终都要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专政学说就成了国家学说的本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促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学说。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进一步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7]
至于专政和法制的关系，他们都认为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但并非本质内容。1905年俄国工人运动失败后，曾在1887年就学于喀山大学法律系的列宁开始思索法律和专政的关系。1906年列宁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8]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9]
列宁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为目前的“普世派”所憎恨，是因为它挑破了“法制”的本质，它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其实，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理论家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卢梭说：
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程序以及种种手续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是局势所不容许的。很可能出现千百种情况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因而能够察觉到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其必要的预见了。
因此，就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硬化到竟致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就连斯巴达也都曾让它的法律休眠过。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10]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更不含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抛弃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愚腐，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他说：
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时保卫祖国等法则是更重要的义务。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当年在日耳曼敦战役中，华盛顿将军的部队受到盘据在邱姓住宅的敌人的骚扰，他毅然将大炮对准住宅猛轰，尽管那是一个公民的财产。当他围攻约克敦时，他将近郊村庄夷为平地，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11]
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李普曼认为宪法与自由主义者的所谓“民主”难以相容，他说：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人始终都像宪法的作者们那样看待宪法，这部宪法大概早就被强行推翻了，因为忠于宪法和忠于民主似乎难以相容。杰斐逊教给美国人把宪法理解为对民主的表达，从而解决了这个悖论。他本人也是到此止步。[12]
其实，这些并没有什么奇怪，国家本来就是阶级统治的机器，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没有民主保障的专政和没有专政保卫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13]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做得果断，而且说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4]
三、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5]。同样的道理，在今天中国，只承认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只有承认党对军事工作的绝对领导权，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不注重党对军事的领导权，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6]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7]其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果我们在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也患上了毛泽东批评的“幼稚病”，那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1068. 政治家们娴熟运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体现。进入21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真的失去了这种能力。其特点是他们善于纵火，他们还拥有比如所谓“一小时打击”这样的纵火高科技，但他们拙于控制和引导火势，结果总是引火烧身。2001～2003年美国人启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便是目前中亚亲美政治力量日益孤立，人民反美——而不是美国希望的所谓“民主”——浪潮日益高涨。2011年初美国人又用笔杆子在整个中东煽起政治动荡，其结果——与阿富汗、伊拉克相似，比较亲美的政权纷纷瓦解，遍布于中东的反美火星已有燎原之势。可以预言，如果美国再将这种“动荡”引入中国，其结果将是在东亚，至少在中国会出现“东风压倒西风”[18]的政治形势。
1069. 今天的美国政治家们，真的需要读点书了。如果他们不愿意象基辛格那样读《毛泽东选集》的话，那就建议他们一定要读读沃尔特？李普曼[19]分别于1943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冷战》这两本（在目前中国国内也很难找到的）书，而不要读凯南[20]和布热津斯基的书。布氏的书是凯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继续和膨胀，而这种膨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二战后英国外交骄纵的结果。
李普曼是冷战年代美国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他的学术地位长期受到二战后决心向美国复仇的英国人——为了不让美国人了解——以所谓“美国新闻评论家”[21]定位的刻意淡化。早在1943年李普曼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书就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22]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23]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24]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25]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26]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27]
至于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李普曼分析说：
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所有欧洲人都看到，他们是被置于锥和砧之间，即使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却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力量将挫折而崩溃的这种政策，是执行不了，是不能顺利推行，是必然要失败的。[28]
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国家在内，它们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苏美之间保持势力平衡，也就是成为苏美冲突的调解人。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它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种状态中，以便逃脱被苏联陆军蹂躏和被美国空军轰炸的双重灾难。[29]
我们决不可自欺地认为，我们在对苏冲突中率领着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线。[30]
李普曼还用刚刚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明遏制战略的不可行，他说凯南这些人：
他们记得张伯伦先生对波兰提出保证以遏制希特勒的尝试。他们记得赫尔先生在中国遏制日本势力范围的尝试。他们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对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会不及时和份量不够的，全线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发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战略主动权缴了械，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毫无获得决定和解决的前景，并且最后会意味着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31]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凯南那种用善恶判断敌友的“遏制”战略是荒唐的，并建设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尼克松、基辛格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认识基础。他说：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地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对一个存在着对手国家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就是组织一种力量均势，使得那些对手国家，不论怎样缺乏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和不响应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这就是外交家所说的解决对手国家之间冲突的含义。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将不再是对手，而都会被改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要求。这是意味着，不论这些国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识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势将使它们认识到进行侵略是要吃亏的。[32]
最后，沃尔特？李普曼对凯南的“遏制”战略经过上述破立兼顾的批判后明白无误的宣布说：
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33]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34]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今天的美国政客们再次犯了李普曼所指出的而布热津斯基所骄纵的那种因“贪多嚼不烂”导致的国家“糖尿病综合症”。如没有“断臂”决心，其结果将是作为帝国的美国全面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