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姆从零开始壁纸高清:城市生活另一面

 10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家乡——一个西北的小县城，独自来到省会城市找工作。
　　 此前，我是县城公务员，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那种一潭死水的日子让我痛苦不堪。我在28岁的时候已经能够预见到自己82岁时的生活情景。这里每天的生活一成不变，我决定离开。
　　 离开县城前的那一个月，我夜不能寝。几乎每天夜晚，我都会跑到县城新开辟的一条街道上散步。黄昏时分，那条街道异常嘈杂，没有店铺，街道两边空旷的土地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堆唱卡拉OK的人，那些变调而高亢的歌声在县城辽阔的天空中荡漾，常常惹得周边的狗群长声吠叫，相互应和。到了夜半，这条街道就会空无一人，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徘徊，路灯将我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又变得很短很短，路边偶尔会响起几声蛙鸣，几声鸟叫，像玻璃一样划过寂静的夜空，让人头皮一阵阵发麻。
　　 犹豫了一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小县城，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是否能够找到工作。
　　 10年前的今天，我的身上只装着200元钱，踏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这是我所有的积蓄。
　　 我在那座小县城里工作了5年，五年的积蓄仅有6000元钱，然而，不久前，做农民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不仅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而且我还举债几万元。那几万元的外债，按照我当时的工资标准，足够我用一生来偿还。
　　 怀揣着淘金梦想，我离开了家乡。那一刻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再也回不来了，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必须取得成功，我无路可退。
　　 那辆残破的长途汽车载着我，和一车散发着脚臭汗腥的淳朴老乡，一步步地离开了家乡。我回望着愈来愈小的县城，回望着那些静默的村庄，泪眼朦胧。
　　 此去，不可预知。
　　
　　
　　 当天黄昏，长途汽车将我倾倒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的每个白昼都异常喧嚣，人流如注，几乎每张嘴巴都在说话，没有说话的也在吃东西。车站前广场的空地上站满了人，乘车的和送人的，脚步匆匆，从这些人群的夹缝中穿过。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狐疑和戒备，光着上身，身上刺着青龙白虎的男子，穿着吊带装，奶子摇摇晃晃的女子，不时在人群中闪现。端着破碗，瘸着腿的乞丐；惊魂未定，穿着破旧衣衫的少年；大腹便便，神情不可一世的仿大款；破帽遮颜，挑着蛇皮包装袋的民工……火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复杂的地方，也是一个城市最混乱的地方，各色人等，怀揣心思，将自己的想法紧紧包裹，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压缩到最小，每个人都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那天晚上，我饥肠辘辘，坐在火车站边的台阶上，耳朵嗡嗡作响，汽车引擎声，人群说话声，让我的耳朵变成了一锅粘粥。我清晰地记起了看过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个场景和一句台词：王启明和妻子来到了美国，他们在飞机场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悄悄地说：“我们掉进了大海里。”那一刻，我真的就像掉进了大海里，孤立无援，连一根稻草也抓不到。而且，在以后的一个礼拜里，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
　　 这座城市我一点也不熟悉，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哪里才有一个工作机会。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恐惧。看着倚靠着蛇皮袋子，打着扑克的农民工，我感到他们比我幸福得多，他们有同伴，他们可以共同抵御外面的风浪和危险，而我只能单独作战；我的委屈无人知晓，我的眼泪只能流进肚子里。那几天里，我一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和很多农民工一样，睡在车站外的广场上。广场上游荡者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捧着一大推陈旧的报纸在叫卖，两毛钱一张。农民工们买到两张报纸，对接着铺在地面，然后躺上去。我也买了两张，像他们那样铺在身下。我把一个黑色的小包紧紧地抱在胸前，那里面装着我的毕业文凭、获奖证书和出版的两本书籍，那是我幻想着在这座城市里得以立足的资本。
　　 我的城市生活，是从火车站的广场开始的。
　　 那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午夜过后，城市的喧嚣渐渐静息下来，而我的心中却狂澜万丈。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是什么，能否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如果不能生存，我该怎么办。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一贫如洗，举步维艰，我想起了以前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磨难，我告诉自己就是死，也不会再回到那座小县城。
　　 黎明时分，突然下起了大雨，广场上一片大呼小叫，人们爬起来，手中拽着破报纸，争先恐后地跑到店铺的屋檐下躲雨。这种闹哄哄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天亮。
　　 天亮后，我开始了找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看到一辆公交车开来了，很多人跑过去，我也跑了过去，坐上了这辆公交车。我不知道这辆公交车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没有吃饭，但是感觉不到饿了。在来到省会城市的那些天里，我每天只吃两个烧饼。那时候一个烧饼两角钱，两个烧饼四角钱。我依靠四角钱在这座陌生的别人的城市里度过了打工的初级阶段，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
　　
　　
　　 公共汽车一路摇晃着，穿过了一座座安装着玻璃窗户的高楼大厦，那么高的楼层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穿过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马路，马路边是衣着光鲜神定气闲的城里人；穿过了这座城市。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到了终点站，我最后一个走下车子，发现这里已经是郊区。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是南郊，这座城市里很多菜农居住的地方。
　　 要在这座城市生活，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我走进了那些狭窄的巷子，一家家打听是否有房子出租。我一口诘屈聱牙的普通话让这些房东们似懂非懂，他们挥挥手臂，像轰赶苍蝇一样地赶走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态度和蔼的房东，但是他要求必须先缴纳一个月的房租，一百多元钱。我身上仅仅200元，如果交了房租，我连吃饭的钱坐车的钱都没有了。我只好放弃。
　　 我在街巷漫无目的地游荡，像一条流浪的狗。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让我羡慕，他们的脚步通往家庭或者单位的方向，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亲人或者工作在等着他们。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我什么都没有。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旅社，很小的一家旅社，门口还有文革时代留下的大红油漆刷写的字迹，一边是“革命无罪”，一边是“造反有理”。门口有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树木，阳光照在树梢上，洒落一地斑点。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眯缝着眼睛看着巷口走过的人。他是这家旅社的老板。
　　 我在这家旅社住了下来，睡在通铺上，一晚房费5元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通铺这种居住形式了，从房间的这边一直到那边，是一张长长的大床，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有七八个人：几个年龄很大的老人，一个瞎子，两个20多岁的青年。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些老人是捡拾破烂的，那个瞎子是给人算命的，连个青年是刚入道的小偷，他们总是在半夜出去，黎明时分才回来。
　　 旅社登记室门口的墙上有一张地图，经常看地图的是我和一名小偷，这名小偷对外说自己是出租车司机，要了解这座城市的道路。而我则在寻找哪里才有工作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这座城市坚硬的墙壁上四处乱碰，我找过小学校，找过废品公司，找过饭店……而这些单位都毫无例外地拒绝了我。
　　 有一天，我在旅社客人留下的一张小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那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在招文员，公司在东郊。我没有丝毫犹豫，就走出了旅社。
　　 当时，省城的公交车是上车一元，为了省下这一元钱，这五个烧饼的钱，我跟在公交车的后面跑。我跑得气喘吁吁，很多路人好奇地看着我，还有交警跟在我的后面跑，跑了几十米后，看到没有什么情况，他们就停下了脚步。
　　 跑了一个小时后，我又热又渴，路边有一个水龙头，几个女子在旁边洗衣服。我跑过去，顾不上难堪，伸头鼓咚鼓咚喝了一气。然后，继续向前跑。
　　 跑到东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一名男子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介绍后，惋惜地说：“你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你很优秀，可惜我们这里不需要。我建议你去报社。”但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我，感觉报社的门槛很高很高，我不敢迈步走进去。
　　
　　
　　 大约是我来到省城的第七天，我走到了位于城墙边的展览馆，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大学生毕业招聘会。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展览馆里还有很多人，我完全是误打误撞地来到这里。
　　 那些应聘的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面容光洁，衣着整齐，脸上还带着稚气的笑容和刚刚长出来的髭须，年轻得令人嫉妒。而大学毕业后几年的社会历练已经让我心态沧桑，额头有了浅浅的皱纹。我看到那些柜台上方悬挂的招聘广告上，全是理科生的职位，我一个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是个老毕业生，极度缺乏自信，举止木讷，蓬头垢面，胆怯懦弱，声音颤抖，谁会要？
　　 我在展览馆通往顶层的台阶上一直坐到了黄昏，看着展览馆里招聘和应聘的人都走空了，我才迟疑地走下台阶，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由于一天没有吃饭，我的嗓子又干又哑，火辣辣地疼痛，我看到一个展览席位的旁边有半瓶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我一把拿过来，全部倒进了肚子里。后来，在城市里工作时，我见到那些拾荒者，他们捡到没有喝完的矿泉水瓶，将水倒干净，只把空瓶子装进口袋里。他们也不会喝别人喝剩下的矿泉水，嫌不干净。而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矿泉水的主人会不会有传染病。
　　 黄昏时分，我走出了展览馆，来到了马路对面的广场，那里有一对对依偎呢喃的恋人，有欢笑地放风筝的小孩，有悠闲散步的老人，这是一副标准的城市生活场景，然而，却不属于我。广场的两边是一家家饭店，我看到饭店门口，穿着白大褂身体肥胖的厨师在颠着炒瓢，火焰映红了他们一张张热汗涔涔的脸；桌子四周坐满了食客，他们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幸福在脸上荡漾，然而，这一切还不属于我。我像一块石头，被扔在了这座城市里，无人问津，无人理睬。
　　 站累了，我想坐下来，顺手捡起花园边的一张报纸，铺在屁股下。肚子很饿，肠胃扭成了麻花，一阵阵疼痛。但是，在这个市区中心，没有我只吃得起的烧饼，这里的每一盘饭菜都要几十元，我吃不起。
　　 为了驱散饥饿，分散注意力，我拿起屁股下的报纸阅读起来，突然看到了报纸下方有一个招聘广告，是这家报社在招聘10名记者。我想起了那家文化传播公司里那名长得很帅的男子的话，也许我真的适合做记者。
　　 我拿着这张报纸，坐上了回旅社的公交车，我决定明天早晨去这家报社应聘。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洗脸刷牙后，专门把水洒在头发上，对着旅社门口已经失真的镜子，用手指做了一个三七分的发型。查看过那张不知张贴了多少年的地图后，我就出发了。
　　 那时候大街上还很少有行人，清洁工的扫把和汽车的车轮让街道变得尘土飞扬，我精心设计的发型很快就被弄脏了，这让我心疼了很久，担心因为仪表不佳而被报社拒绝。连续一周来，食不果腹，烈日暴晒，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非洲难民。
　　 走到城门里的时候，我迷路了，问了几个打太极拳的阿姨后，才找到了这家报社。那家报社刚刚上班，一名很年轻的男子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说我是第一个来应聘的人，然后向我要简历。
　　 我不知道应聘还要填写简历，此前应聘的所有单位都是小公司小饭店小作坊，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要过简历。看到我疑惑，这个年轻人就把一张表格交给我，让我在另一张桌子上填写。
　　 填写完表格后，男子说：“后天考试。”
　　 走出这家报社，我忐忑不安，原来进报社工作还要考试。可是此前我没有从事过一天新闻工作，也不知道还会考试，考什么呢？我茫然没有头绪。
　　 可是，既然让我考试，那就说明我基本上得到了认可。想到这里，我又有些释然。心情轻松后，肚子突然饿了，想起昨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大方地走进路边一家饭馆，叫了一大碗面条，吃得汤水四溅，那是我这一生吃得最香甜的一顿饭。
　　 吃完饭后，我来到了书店里，找到一些关于新闻方面的书籍，认真看了起来，并在本子上摘抄。哦，原来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而倒金字塔结构竟然是先写事情经过，谓之为导语；新闻的五要素是五个W……这些我以前闻所未闻。
　　 正在摘抄的时候，一个女营业员走了过来，厉声呵斥我，我红着脸，像做了贼一样把书籍放在书架上，落荒而逃。找到了另一家书店，又依法炮制。
　　 那天，我在本子上密密麻麻抄写了十几页新闻知识。夜晚，我站在旅社外面马路的路灯下背诵。我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报名后的第三天，也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10天，报社举行了笔试。
　　 笔试是在报社附近的一所小学举办的，那天来考试的足有几百人，楼上楼下占据了很多个教室。我看到考试前夕，还有人拿着书籍在乒乓球旁边的空地上背诵。那种气氛让我心中一阵阵发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被这家报社录取，如果不录取，下一步怎么办？
　　 考题发了下来，我一阵窃喜，填空题和选择题居然都是我前两天刚刚背诵过的，而后面的写作题更不在话下，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籍，自信什么题材的文章都会写。我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监考老师不时会来到我身边，看我都在写什么，我心中涌起一阵得意。
　　 考完试后，走在小学校里，听到几个一同来考试的人说，下午要去另一家报社考试，原来那家报社也在招聘。我打听到地址后，就和他们一起来到了北大街的另一家报社里。我因为没有提前报名，报社就给我制定了一个临时准考证。在那个时刻，我感觉报社很人性化，不拘一格，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氛围。
　　 那场考试题目，我依旧觉得很简单，很快就交卷了。
　　 又等待了三天，这是我来到省城的第13天，这天是两家报社放榜的日子，我身上仅仅剩下几元钱，我做好打算，如果这两家报社都没有录用我，我就跟着旅社那几个老人一起去捡拾垃圾。
　　 我跑得满头大汗，来到了第一家报社，我看到报社前已经围满了很多人，大家都鸦雀无声，默默地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那张榜单是红色的，异常刺眼。我站在人群外面，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第一个，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害怕自己看花眼，我再仔细看看，真的是我的名字。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我背过身去，泪流满面。
　　 这下好了，这下不用去捡拾垃圾了。
　　 我又在大街上奔跑着，惹来很多人不解的目光，一名警察在身后追赶我，大声质问干什么，我回头对他笑笑，又继续奔跑起来。肥胖的警察追不上我，只好气喘吁吁地放弃了。我跑得轻快，我看到天空好蓝好蓝，楼层很高很高，每个人都非常亲切。我跑到没有人的城墙根，跪在草地上，嚎啕大哭。
　　 过了很久，我爬了起来。中午的时候，我来到北大街的另一家报社，看到榜单上依然有我的名字，我依然是第一名。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走天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这天下午，我又幸福地吃了一大碗面条。
【第一章：暗访乞丐群落】
　　
　　
　　 我终于可以做记者了，却面临着两难选择。我该去哪一家报社？
　　 这两张报纸都是刚刚走向市场的都市报，此前，在县城上班的我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名字。我以前看到的报纸都是《XX日报》，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空洞文章。每年年终，单位会订两份报纸，一份是省级日报，一份是市级日报，全是关于各级领导的活动报道，形势一片大好，处处莺歌燕舞，人民齐夸政策好。订这两张报纸的钱财政局专款专用，而订阅其余的报刊，则就要自己掏钱了。
　　 我在犹豫着该去哪家报社报到时，一位自诩为报社资深人士的小个子青年说，前一份报纸有前途，集中了这个城市的精锐人马；而后一份报纸挂靠在一家出版社，水平一般。我听信了这个资深人士的话，进入了前一份报纸。这名资深人士也参加了两张报纸的考试，可是我此后一直再没有见到他。印象中的他身材矮小，戴着眼睛，口若悬河，说话的时候高昂着头，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情。
　　 我的命运从这里转了一个弯。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当时我身上只有几角钱，这几角钱还不够我在这座城市坐一趟公交车。我揣着这几角钱来到了报社报道，几角钱装在裤子口袋里，被我的手掌拽出了汗水。
　　 值得庆幸的是，报社不但没有收取各种各样繁杂的费用，而且还免费安排食宿。报社有一个食堂，吃饭可以放开肚皮吃；报社还有一个宿舍，免费为记者提供住宿。宿舍里有崭新的被褥床单，电壶脸盆，连新毛巾都准备好了。这个报社就像家庭一样，我从踏进报社的第一步，我就喜欢上了它。
　　 报社的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是刚刚进入报社的记者。而其余的采编人员，有的在城市里有房子，有的嫌报社宿舍的环境不好，自己在外面租房住。
　　 我现在还记得我在报社第一次吃饭的场景。那一次吃的是杂酱面，师傅刚刚给我捞了一碗面条，我背过身去，还没有走到座位上，就风卷残云地将那晚面条吞下肚子里。师傅笑着给我捞了第二碗，还打趣地说：“慢慢吃，别着急，多着呢，看你能吃多少？”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食欲和不断涌上来的唾液，坐在凳子上，端起饭碗，又是几口吃下去了。这次师傅惊讶了，他给我盛了第三碗，疑惑地看着我。我端着饭碗慢慢走到座位上，不到一分钟，第三碗面条又吃完了，这次才品尝到了杂酱的香味，才感到肚子里有了温暖的东西。第四碗面条盛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依然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面前的杂酱面，我吃得全神贯注，不知道身后已经站立了几个人，他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那天，我一下子吃了六碗面条，那是我这十几天来唯一的一顿饱饭。很多年后，当初的同事聚会时，他们还会说起我那天饕餮的情景，而我也一直记得自己那天吃饭的幸福时光。
　　 第二天，报社就给我分配任务，却暗访乞丐群落。
 这10年来，我暗访过种种黑色的灰色的行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而每次都能顺利打进去，而且直抵核心地带。我想，这可能是我天生一张大众化的脸庞，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情，还有，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木讷迟钝，让人放松了警惕。
　　 很多天后，我问起部门主任，为什么当初选择我去做暗访记者，安排我去打入乞丐内部？主任说：“你刚来报社的时候，又黑有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不认识的人真的会把你当成乞丐……还有那天你吃饭的情景。”
　　 原来刚来报社第一天吃饭的时候，主任就站立在我的身后，他说他看到我吃饭的样子，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我因为狼吞虎咽而被主任发现，主任安排我做暗访，此后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暗访这种最危险的新闻形式中，这种另类生活中。也因为暗访，我做了报社最神秘的人物，就连报社一些同事也不知道那些充满了危险的暗访是我做的。因为暗访，我成了传媒江湖中的“无名英雄”；也因为暗访，我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今天的位置。
　　 10年前的省会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乞丐，他们结帮组派，强行索要，市民不堪其扰，但是却又无可奈何。那时候的市民还都普遍认为乞丐是生活所迫，就像传统观念认为妓女是生活所迫一样。
　　 领到任务的当天下午，报社提前支付给我100元钱，做为“活动经费”。我来到了南郊菜农的田地里，走进一个茅草棚里，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已经学会了享受，他们把菜地租给来自河南和四川的农民，坐享租金。茅草棚里有一个四川农民在抽旱烟，他的肤色和棚子里的黑暗融为一体，我是通过袅袅升腾的烟雾，才辨认出了他。
　　 我说我想买一身他的衣服，越破越好。他不解地看着我，一连声地说“啥子？啥子？”我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明白了，疑惑地问我床边那套怎么样。那套衣服比较新，没有一个补丁，不合我意。可是我发现地上堆着一条裤子和一个汗衫，都破了好几个洞，可能是他准备扔掉的。我说想买这两件，20元。他大喜过望，连忙说：“要得，要得。”临出门，他还把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黄胶鞋送给了我。
　　 回到报社，换上那套衣服鞋子，摄影记者替我拍过照片后，我就走出报社，开始了乞讨生活。
这些年来，我先后遇到了很多以暗访起家的知名记者，在交谈中得知，他们的暗访都起步较晚。而1999年，很多省市的报纸都还没有走向市场化，更不会有暗访这种揭示社会真相的形式。所以，我相信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暗访乞丐群落的记者，也属于中国第一代暗访记者。
　　 多年过后，我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去暗访的情景。炽烈的阳光照耀在我的肩上，也照耀着滚烫的柏油路面，高楼大厦的上方，有长长的鸽哨掠过，像竹片划过结冰的河面，听起来异常凄厉。那是我第一次去采访，也就是去暗访，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今晚露宿何处，还不知道会不会挨打，会不会被乞丐们传染上各种疾病。乞丐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而病毒也最容易侵染上他们，肝炎、艾滋等等各种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们的情绪也最不稳定，很多人都有各种精神疾病：暴躁、易怒、破坏欲、报复倾向、仇恨社会、下手不知道轻重。我即将走进这样一个群落里，即将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但是那天我一点也不害怕，强烈的生存本能让我忘记了恐惧，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必须脱颖而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铺在地面上，上面写着“妻子残疾，又身患重病，夫妻流落在此，好心人帮忙治病”之类的话，纸上放着一个破碗，碗边被磕出了一个豁口。我坐在纸张后面，靠着墙壁，一副奄奄一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不敢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担心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出了欺骗，我只看着他们的鞋子，一双双皮鞋和旅游鞋，都很漂亮，款式新颖。我想着，城里人真的有钱，这些鞋子少说也有几百元，而我从来没有穿过50元以上的鞋子。
　　 几分钟后，来了一对母女，孩子穿着白色旅游鞋，母亲穿着红色凉鞋。孩子大概刚刚上学，她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念完了纸上的文字，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放在了破碗里。我低头看着一双旅游鞋和一双凉鞋离远了，看着母女倚靠在一起的背影，心中一阵悲怆。善良纯洁的孩子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欺骗和丑恶。我们总是说自己亲眼看到的才能够相信，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亲眼看到也不能相信，在事物表层的下面，掩盖的是无人知晓的真相。
　　 临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有了20多元的收入，这些钱中，有一元钱的，有五角的，还有一角两角的纸币。我把一元和五角装在口袋里，只把一角两角的纸币放在破碗里，让人相信我一直没有要到钱。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50元。就这样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人群的鞋子，不动声色地坐着，装出一副可怜相，一天就能收入50元。而50元，是上世纪末期这座城市白领一天的收入。
　　 大街上的鞋子渐渐少了起来，商铺的灯光也次第点亮了，我准备起身，又是一天没有吃饭，我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背。突然，一个穿着衬衣长裤，打扮很普通的中年男子来了，他一脚踢翻了我的破碗，破碗在人行道的水泥路面上滚出了很远，然后掉落在柏油路面上。中年男子呵斥道：“老子注意你半天了，他娘的在这里要饭，给谁打招呼了？”
我惶惶不安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包红梅香烟，抽出一根，双手递给他。我满脸堆着谦恭的笑容，弓着腰身，看着这个脸上有着一块刀疤的中年男子说：“大哥，兄弟今天刚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您老高抬贵手。”
　　 刀疤男人把香烟叼在嘴角，我划燃火柴点着了，他仰着脖子，眯缝着眼睛，一副神气活现的嘴脸。在北方，如果你给对方点烟，对方会伸出双手，手掌合拢，做出一种挡风的手势，不论有风没风，这是表示对点烟人的尊重和感激。然而，刀疤男人嘴脸丑陋，态度蛮横，双手插在腰间，连动也没有动。他对我表示出极度的不屑。
　　 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这是老子的地盘，没有老子点头，就不能在这里干活。”现在，他把要饭称为干活。
　　 我从来不知道乞讨还要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打招呼，也不知道乞丐居然也有地盘。我以前在西北一个小县城工作的时候，只知道那里的街痞划分有地盘，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滋事打架，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做生意，就得向他们缴纳保护费。两伙地痞经常会打群架，有时候是因为一方越界收钱，有时候是因为一方想扩充地盘。现在，这些地痞头子都做了城关镇所属几个村的村长，每个人都坐拥几百万。
　　 我一再给刀疤男子赔小心，一再道歉。刀疤男子一直神情倨傲，他在我的身上找到了极大的优越感。后来，他依旧斜着眼睛说：“跟我走！”
　　 他走在前面，高视阔步，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像一只束手就缚的黄鼠狼。走出几百米远，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楼房里。登上台阶，走到三楼，三楼里早早地等着几个人，他们都把脸涂抹得脏兮兮，身上衣服破破烂烂，一看就知道是乞丐。
　　 一名乞丐对我进行搜身，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放在地面上：一包红梅香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50多元钱，还有几张花花绿绿的传单，那是我用来上厕所的手纸。这名乞丐从烟盒里掏出香烟，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唯独没有给我。
　　 刀疤男人抽着烟，斜着眼睛问我：“哪里人？来这里多久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眼睛本来就是斜视，他一直都是斜着眼睛看人。我以前对他存在误解，我应该愧疚，因为斜视不是他的错。
　　 我说出了我们那座县城的名字。他说他去过，然后以一副历练江湖的口吻问我，县城的哪条路上有什么建筑，新开辟的街道叫什么名字。他问得很详细，甚至说出县城一些前几年知名的事情，问我是谁干的？这些人要么是县城成名已久的地痞流氓，要么就是靠着胆大和无耻而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掘得第一桶金的大老板。我对答如流，他解除了对我的戒备，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就跟大哥干。”
　　 也是在以后我才知道，他曾经结婚过，而妻子就是我们县城郊区的女子。后来，妻子跟着别人跑到了省城，他便来到省城寻找，没有找到，身无分文，就进入乞丐行列，做了“大哥”。
　　 大哥不是乞丐行列的老大，老大是帮主。而帮主从来不露面。
　　 我见到帮主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情了。
乞丐群落里，等级森严。
　　 帮主的身份是最神秘的，刚入伙的小乞丐是无法一睹帮主大人的尊容的。就像传说中的武侠高手一样，帮主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的乞丐即使加入组织几年了，还是无法了解帮主，无法知道帮主的背景。甚至有的还没有见过帮主。帮主居住在哪里？我相信整个城市的人，除过见过帮主的乞丐，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也没有一个人会猜到。
　　 帮主的下面是几位大哥，大哥就相当于一个小组长，他负责乞丐们的工作安排和日常事务，谁在哪条路上乞讨，谁负责监视，谁负责望风，这些都由大哥安排。大哥还有一个工作内容为协调乞丐之间的矛盾。
　　 大哥的手下有几名打手，打手们都是乞丐群里身手矫健的青年，他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打人，遇到钱不上缴的人，和他们认为不听话的人，看不顺眼的人，就会大打出手。他们是乞丐群落里的城管。
　　 打手的下面是乞丐。而乞丐又分老乞丐和小乞丐。早进入帮会的，就是老乞丐；晚进入的，就是小乞丐。这有些类似于江湖上的弟子排名，不以年龄论，而以早晚论。
　　 我是一名小乞丐。
　　 每天乞讨的时候，我都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不管风吹雨打，不管烈日暴晒，我都坚守工作岗位。下班的时候，我会把当天乞讨的钱一分不剩地交到老大手中。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乞讨的时候，就有打手在旁边盯梢，甚至多少人给了我钱，给了多少钱，打手都有记录。
　　 老乞丐和小乞丐一共有五六个，每天晚上都睡在一幢废弃楼房的顶层。因为我是小乞丐，我会主动睡在最外面，替其余的乞丐阻挡风雨。老大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不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他只要来，就表示当天晚上有任务。
　　 这个乞丐群体，名为乞讨，实为盗窃团伙。
　　 老大只要在夜晚一出现，这伙乞丐的眼睛就贼亮贼亮，像狼的眼睛一样，在黑暗中也能看清楚。后来我才得知，这伙乞丐有的已经结婚生子，他们把妻子孩子放在家中，独自出来乞讨，等到攒到一大笔钱后，才准备回家。有的乞丐是全家乞讨，只是和妻子分开居住，但每隔几天就会会面一次，第二天早晨又会在这幢楼上出现。还有一个少年，是叔叔带着他出来的，他的叔叔也是职业乞丐，听说是在另一个老大的手下“干活”。他的叔叔假扮瞎子，每天拉着一把破二胡，而这个少年则假扮残疾人，像耍杂技一样把双腿架在后背上，用屁股挪动身体来乞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会把双腿从后背上拿下来。
　　 原来，在这座城市里，有这样一批职业乞丐，或者叫职业小偷，而我们居然一直不知道。我们走在大街上，一直以怜悯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些乞丐，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值得怜悯同情。
　　 来到南方后，我因为采访，曾经去了安徽阜阳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全村人都在外地乞讨，很多人来到广州深圳。那个村庄里，家家户户盖起两三层的崭新小楼，春节时候，乞丐们都回到家中，他们发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五十和一百的。那个村庄里，谁家有个傻瓜儿子或者残疾女儿，就可以发大财，这些傻瓜和残疾可以出租给出外乞讨的人，一年租金五万到十万。
　　 我承认，城市中有真正生活无着的乞丐，但是并不很多。自从出台了《救助条例》后，乞丐们完全可以拿到救助站免费提供的一张火车票回家，全家团聚，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去，他们躲避救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职业乞丐，他们在乞讨中尝到了甜头。
　　 如何消灭城市里的职业乞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滥发慈悲。
如果你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丢失了钱物，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你应该怎么办？你如何才能回家？
　　 你可以拨打110，警察会将你送到就近的救助站。告诉救助站你的家庭地址，救助站与当地相关部门联系后，确认了你的身份，就会为你无偿提供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如果你有自立能力，救助站会送你上火车；如果你没有自立能够，救助站会将你送交到你所在地区的救助站。
　　 可惜，很多人不知道救助站会提供这些服务。在陌生的城市受困后，茫然不知所措。
　　 但是，职业乞丐们知道。他们经常和救助站打游击，逃避救助。他们利用人们不知救助站的心理来乞讨行骗。他们在大街上铺一张纸，上面写着“丢失钱包，想回家”，或者是“只要五元钱，想吃饭”，欺骗那些善良的人们。我曾经在火车站拍摄到一个带着孩子的乞丐，他称钱包丢失，自己是教师，身边还放着《教师证》。发现我拍照后，他气势汹汹地抢夺相机，并追打我。在答应删除照片后，他才放弃了对我的攻击。回到单位后，我按照他教师证上的姓名和地址，打电话给当地教育局和学校查找，发现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
　　 我把这种乞讨方式称为示弱型。
　　 除此而外，职业乞丐的乞讨方式还有很多种：
　　 一种是智能型的。这类乞丐类似于诈骗。他们假扮成和尚或者尼姑，见到你就会亮出一个金光闪闪的牌子，说是开光金牌，保佑你一生平安，要你买，每个价格不菲，几百元钱；或者说寺庙要修建，你如果赞助了，就会功德无量。我曾经跟踪过两个假尼姑，她们走到无人的僻静马路上，就脱掉了袈裟，换上了女装，还对着镜子化妆。有一次出差到华东一座城市，住在酒店里，在酒店餐厅吃早餐时，遇到两个假和尚。酒店的早餐很贵，吃一次要几十元。两个假和尚笑嘻嘻地来到我的身边，看着我刚刚剃的光头问：“你是不是和尚？”我立即知道了他们是骗子。因为和尚从来不会自称和尚，都是自称出家人。果然，在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后，他们就掏出了开光金牌，说看在我光头的份上，只收100元。我没有买，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拨打了110，后来，两个假和尚被抓走了。还有的乞丐身上装着一些假古董，见到你说这是祖传的宝物，或者是从建筑工地刚刚挖出来的，因为家中急着等钱用，便宜卖给你。你如果买了，就上当了。如果真的是文物，国家会出很高的价钱收购，根本犯不着偷偷摸摸地出售。
　　 一种是自虐型的。这类乞丐我们见过很多，他们假扮成各种残疾人，装出一副可怜相，诱骗人们的同情心。我曾经在黄昏时分跟踪过两个盲人，我想看看他们夜晚住宿在哪里。他们一个扶着另一个的肩膀，前面的一个还拿着拐杖，不断敲击着路面。太阳将他们的脸晒得黧黑，他们胡子拉碴，皱纹密布，让人心生怜悯。可能是他们发现了有人跟踪，就坐在路边的草地上喝水，不愿起身。我只好走到他们身边，和他们攀谈，他们说夜晚睡在火车站桥洞下面，现在想坐公交车回去。我好心帮他们去十几米开外的公交车站看站牌，查询是否有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一回头，看到他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路边一辆出租车。唉！自以为老江湖的我，也被乞丐骗了。
　　 一种是强盗型的。这是一帮小孩子，他们在闹市区见到单独行走的女孩子或者老人，就会跑上去抱着他们的腿，不给钱绝不松开。小孩子的背后是大人，可能是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组织的头领。小孩子要到了一定量的钱后，躲在暗处的大人就会走出来，把小孩手中的钱要走。我在南方一座城市上班的时候，每天夜晚下班都要路过一个火锅城，火锅城的门口每次都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强行乞讨。那个男孩流里流气，有一次抱着一个漂亮女孩的屁股要钱，还用手揉搓，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在一家麦当劳吃饭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两个男孩女孩和一对夫妻模样的人也在吃麦当劳，他们吃的是全家福套餐，价钱很贵。而我们同事在一起的时候，都舍不得吃这么贵的。
　　 一种是温柔型的。生活在城市的人，都会见过这类乞丐，他们会在夜晚出现，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有时候怀中还会抱个孩子，见到你就温柔地说：“大哥大姐，有件事麻烦你。”你如果停下脚步，他们就会进一步说：“给两元钱，给孩子买个面包吃，孩子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如果孩子真的一天没有吃东西，早就饿得哇哇大哭。这类乞丐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出动的，如果遇到不给钱的女孩子，男子还会恐吓威胁。
　　 一种是卖艺型的。这种乞丐会一点简单的技艺，或者是打竹板，或者是吹笛子、拉二胡，还有的会写毛笔字。会后面几种技艺的，还有一点乞丐的职业道德，他们在街边表演，让人施舍，这有点“卖艺”或者“行为艺术”的味道。而会打竹板的最为可恶，他们结帮走派，来到店铺门口，说一些编好的吉利话，不给钱就赖着不走。这样一群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散发恶臭的人，站在店铺门口，会严重影响生意，老板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钱。
　　 最近几年，乞丐的乞讨方式与时俱进。有人穿得整整齐齐，胸前挂个牌子，上写“寻求小说出版”或者“举办画展”，需要钱。这类假借作家和画家的乞丐，同样可恶。
　　 职业乞丐从来不需要你买饭，只需要你给钱。一个在竞争激烈的城市里能够生存下去的人，需要你的同情吗？
　　 总而言之，见到乞丐别给钱，他们比你有钱得多。
夜晚的城墙脚下，常常会有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在卖旧衣服旧鞋子。那时候我一直不知道这些旧衣服鞋子哪里来的？后来才知道都是小偷偷来后卖给他们的。
　　 因为我就曾经做过一次这样的小偷。跟着老大的这个团队。
　　 这个乞丐群落分工明确。我们每天睡觉很晚，也起床很晚。午后的时候，我们才会出动，有的去踩点，这一般是打手干的活；有的去乞讨，这是老乞丐和小乞丐的干的活。打手踩点好了后，我们夜晚就会出动。我们像鬼子进村一样，见什么偷什么，我们扫荡过处，万木萧条，一片白地。
　　 我们偷的最多的是人家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和放在门外的鞋子。老乞丐有一种特制的工具，连接起来，顶端有一个钩子，伸出去，三楼阳台上的衣服也能够偷到手。由于城市小区防守比较严密，保安们又态度蛮横，荷尔蒙激荡，打架很凶，我们惹不起，我们的打手根本就不是对手，他们在我们的面前是狼，在外人的面前就是绵羊，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都在城中村，这里没有人管。城中村的房屋最高也就是三层，城中村的居住环境都很拥挤，鞋子一般都放在门外，所以，我们大军扫荡过后，草木无存。
　　 然后，打手们会把这些偷到的衣物卖给城墙脚下摆摊的老头老太太。
　　 我们有时候也会撬门扭锁，这些都是打手们事先踩点好的地方。和职业小偷不同，职业小偷开锁只需要几秒钟，而我们不会开锁，我们就只能撬锁。每次出动的时候，老大身后都会别着一把羊角锤，见到明锁，就用羊角锤撬开，而见到暗锁就束手无策。这是一群世界上最笨的贼。
　　 有一天夜半时分，我们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前。事先打手说，这家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他白天从窗缝看到里面有电视机和碟机，还有电冰箱。那个时侯，能买全家用电器的可不是一般家庭，一个碟机就要七八百元。电冰箱更是贵的离谱。这家肯定有“货”。
　　 这帮土匪如果进去了，就会将里面洗劫一空，他们会叫来人力三轮车将所有东西搬走。那时候，城市里充斥的全是人力三轮车，人们叫它们“招手停”，他们拉货拉人来者不拒，他们才不管拉的东西是什么来路。我很着急，一路都在想着怎么才能制止他们。
　　 这个踩好的点位于一幢楼房的一层，整幢楼房都是黑压压的，像一座巨大的墓碑。四周也静悄悄的，偶尔会传来若有若无的鼾声。老大走到了门前，伸手取出了羊角锤，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突然看到了对面那户人家的窗台上有一个啤酒瓶，我故意将啤酒瓶拨落了。啤酒瓶落在地上，破碎的声响在寂静的夜晚听起来异常嘹亮，楼顶上有人醒来了，拉亮了电灯，我们的身影映照在对面人家的窗户上，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发出粗声粗气的呼喝：“谁？干什么？”然后就响起了凳子被碰到的声响，他起床了。
　　 老大第一个逃跑了，我们也跟在后面呼啦啦地逃窜。回到那幢废弃的大楼顶层，老大质问是谁把啤酒瓶碰落了，有人说是我，老大抬手打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老大骂道：“你笨得像猪，还能当贼？”
老大性情暴戾，他动不动就会大打出手，下手极重。那一双摸了30年锄把的手，长满了老茧；而一颗被老婆欺骗了的心，又极为冷酷。我见过他有一次打那个少年乞丐，因为少年乞丐偷藏了10元钱，被他发现了，他用脚踹，用拳击，打得少年乞丐满脸是血，还不准哭喊。10元钱，是我们所能乞讨到的单次最高金额。
　　 而这次老大居然没有对我痛下杀手，原因在于他知道我是知识分子，而农民都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敬仰。
　　 和这些乞丐生活在一起，精神极度空虚，有一天，我在大街上捡到一张报纸，拿回来看。我就像高尔基所说的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得很仔细，连中缝的小广告也不放过。这些天来，没有看到一行文字，我的眼睛和心灵都极度饥渴。我又仿佛回到了当初做公务员的时光，对报纸上的文字有着病态的兴趣。
　　 一名老乞丐顶着一头乱发凑过来，狗看星星一般对着报纸看了半天，然后疑惑地问我：“你识字？”我点点头，老乞丐惊讶地说：“哎呀呀，这里还有一个秀才啊。”西北农村都把识字的人叫秀才。然后，所有的人都叫我秀才了。他们对秀才总是很尊敬的。
　　 因为识字，我在乞丐群体里的地位迅速提高，大家遇到什么烦心事，都会找我商量，不外乎就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母亲和媳妇吵架了，儿子不孝顺了，邻居家的房子盖得比自己家的高了，地里的庄稼被人家多种了一行……这点小事在识字的人看来，就不叫个事，可是在这些不识字的乞丐眼中，就是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他们想破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干活的时候，我就开导他们，眼光放长远点，不要只盯着眼前这点芝麻大的事情。他们都很敬重我。
　　 其实，这些乞丐很多以前都是可怜人，有的是受到村干部欺负，有的是家中突遭变故，当然还有些属于好吃懒做，觉得乞讨赚钱快，就投机取巧走上了这条路。但是，即使再贫困，他们也不至于沦落到吃不起饭穿不起衣的程度，也不至于要去偷盗。我对他们既同情又愤恨。
　　 我识字的事情很快就在乞丐群落里传开了，有一天，老大突然对我说：“帮主要见你。”
　　 我有点紧张，不知道帮主是多大的“官”，也不知道帮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谈起帮主的时候，都很诡秘，而相互之间又不敢谈论帮主的事情。
　　 “帮主在哪里？”我问。
　　 老大面无表情地说：“去了你就知道了。”他脸上的刀疤闪闪发光。
知了躲藏在街树上长声嘶鸣，店铺里坐在柜台后的小老板，和街道两边贩卖水果的小贩，都神情萎靡没精打采。街道上的车辆也都在悄无声息地驶过，屁股后面连一缕黑烟也不冒。三轮车夫们把车子支在大树下，坐在车厢里打瞌睡。一切都静寂而诡异，这种情景很像我看过的那些美国西部片中的小镇，沉寂中杀机四伏。
　　 我跟在老大的身后走，老大不屑于和我走在一起，在乞丐群落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有向我摆谱的资格。他腆着肚子，迈动着碎步，却上身保持笔直不动，双手向后甩，走得很领导。以前在小县城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局长就是这样在我们几间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去乡镇视察的时候，他也是这种走路的姿势，这种姿势很“扎势”，有风度，也有威严。
　　 我们局长有扎势的资本，他一年收入至少上百万，多少人有事求他，宠着他，巴结他。在我们老家，当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中心，都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当官就表示有钱，当官是发财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后来我来到南方，才发现人家南方人根本就不把当官的当那么一回事。在南方，人人平等，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生意，或者我捡拾我的破烂，我们两不相干。当官的如果胡作非为，我可以告你不作为，我可以举报。南方人都为人低调，尤其是当官的和那些身价千万亿万的富翁；而老家人特别喜欢摆谱，有一点点权力就发挥到极致，身上装上100元就敢冒充大款。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大都出现在贫困地区？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当官的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现在我有一点想明白了。
　　 老大一路上没有和我说一句话，我们走了十几分钟后，走进了公园里。公园后面有一片树林，树林里阒无人迹，地面上铺着一层积年的落叶，落叶间蠕动着蚯蚓、蚂蚁和蛇。我突然害怕起来，老大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是不是暗中还有人埋伏着，准备对我下毒手？而他一个人不是我的对手。我头脑中飞快地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回想了一遍，感觉到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我正在疑惑的时候，老大停下了脚步，看看四周没有人，便搬开了脚下的一个窨井盖，然后示意我走下去。我不敢下去，我不知道他要耍什么阴谋。老大踢了我一脚，恶狠狠地骂我道：“妈的，快点！”我长长地吸一口气，咬着牙关走了下去。到了这一步，是沟是崖都要跳下去，一切听从老天爷安排。
　　 老大跟着我也下来了，然后他移动了窨井盖，重新盖好，让外面无法看出这里面有人。窨井里很黑，双手所触的都是黏糊糊的苔藓，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发霉的气味，窨井里又很冷，有一股凉气直透骨髓，我禁不止打了一个冷战。沿着台阶走下十多米，就是一个平台。老大打开了小电筒，我看到脚边是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管道，这是城市的生命管道，各种管道里分别流着这座城市所需要的水、液化气、光缆信号，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老大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黑暗中有一缕风吹过来，但又不知道风来自何方。老大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又小心翼翼走出了十几米，拐弯，突然看到了远处有盈盈灯火。原来这里还有人。谁住在这里？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这里住的是帮主。
　　 没有人知道我们帮主住在这里，只有我们群落里的少数几个乞丐。
　　 帮主留着长长的胡子和头发，感觉就像野人一样。帮主生活在现代化城市里，他却把城市当成了原始丛林，那些高楼大厦是一棵棵树木，而那些生活在阳光下的人都是猛兽。帮主不出去，帮主生活在这深深的洞穴里，像鼹鼠一样。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生活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我是在逃离了乞丐群落后，才从警察的口中知道了，帮主选择窨井作为自己藏身之所的原因。
　　 后来，这个窨井被发现后，报社的摄影记者专门来到了窨井里，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摄影记者专用的渠道发送出来，立即引起了强烈轰动。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发达，我的稿件仅仅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也只传播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被网络转载。
　　 那天面对着帮主，我很平静，一点也不恐惧。我看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倒觉得他很慈祥。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但是他的脸上没有刀疤，他比老大对我的态度要好得多。他和蔼可亲，就像北方农村里那些冬天蹲在村口袖着双手晒太阳的老头。帮主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她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
　　 帮主问我：“你识字？”
　　 我答：“是的。”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在村子里当民办教师。”
　　 “为什么会出来？”
　　 “两年没有发工资，欠人一沟子烂账，不出来就会饿死。”我说。上世纪最后几年，正是教育最青黄不接的几年，教师叫苦连天，学生逃学打工。而民办教师处于社会最底层，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也会一拖就是一年两年。
　　 “老家在哪里？”帮主问。
　　 这些话题此前我已经给老大说过一次，现在我开始紧张起来，担心说漏嘴，引起帮主和老大怀疑。如果他们有了疑心，动了杀机，在这个地下十几米深的洞穴里，我无处遁逃。我偷偷地向两边观看，看有什么趁手的家伙，万一冲突起来，我就操在手中，拼死一搏。
　　 值得庆幸的是，帮主和我拉了几句家常后，就说：“以后就在我这里干。”
　　 我没有听懂，疑惑地看着帮主蜡烛光下那把飘到胸前的胡子。老大解释说，以后给帮主打理帮中的大小事务，主要是财产分布。因为我识字，因为我会算账。
 此后，我的职务得到提升。我从一名最下层的小乞丐，一跃成为组织里的财政部长，夜晚也能够睡在帮主的洞穴里。那么，以前的财政部长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也不敢问。
　　 和帮主睡在洞穴里的，除了我和几个大哥外，还有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其实很年轻，模样也俊俏，就是有些神志不清，说话也黏黏糊糊。她没事的时候就在洞穴里走来走去，圆滚滚的屁股表情丰富，忽儿甩到左边，忽儿甩到右边。两个大奶子像两只兔子一样在胸前跳跃。她和帮主一样，有时候披条床单，有时候一丝不挂。
　　 白天，洞穴里只有帮主和那个女人，别的人都要出去干活，我的活路还是乞讨。讨多讨少都无所谓了，没有人再凶神恶煞地管教。但是，我的行动照样受到限制。有一次，为了检验是否有人监视，我在黄昏“下班”后，故意朝公园相反的方向走，走出几十米，后面跟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冲到我面前说：“干什么去？”
　　 “拉肚子，找厕所。”我轻描淡写地说。那个人是打手无疑。
　　 我们经常在大街上见到乞丐，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两个人搭伴，其实这些乞丐的后面都有人在监视，监视的人躲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会监视着乞丐的一举一动，也会监视到我们。那一双躲藏在暗中的眼睛阴险毒辣，乞丐们都非常害怕他们。
　　 几年后的一次，我跟踪一个残疾孩子乞讨。这些年来，我先后暗访过至少五次乞丐群落。那个残疾孩子每到夜晚九点左右，就有一辆面包车开过来，拉走孩子。我打的继续跟踪，一直跟着面包车来到了一个小区里。残疾孩子被抱上了一幢单元楼里。后来，我守候在这幢单元楼里，居然发现这里有好几个残疾孩子，每天被面包车接送乞讨，每个大人监视一个乞讨的残疾孩子，而他们的帮主，是一个腿脚残疾的中年男子。
　　 接下来的事情更为恐怖，这个瘸子经常会带着手下人去乡下转悠，见到单独行走的孩子，或者残疾孩子和智障孩子，就拉上面包车，一直拉到城市里……做成他们乞讨的工具。
　　 和几个老大朝夕长处，慢慢就熟悉了。我工作兢兢业业，也深受上下一致好评。有一次，和其中的一个老大一起出窨井的时候，我故意说：“这些帐真难做，以前的财务哪里去了？”
　　 “被做了。”这名老大说，“他手脚不干净。”
　　 这名老大接着说，以前的财物在算账的时候，总会偷偷留点钱，埋在公园里一棵树下，被跟踪的人发现了，夜晚回到窨井的时候，帮主就和几个人割了他的舌头，刺瞎了眼睛，趁着夜深扔在了郊外的荒沟里。“就算不死，也离死不远了。”
　　 我毛骨悚然。
这里如此危险，随时会有杀身之祸，为什么乞丐们还会留在这里？因为他们的钱都掌握在帮主手里。这就像那些克扣工人工资的黑工厂一样，如果你离开，就表示没有一分钱拿；如果你继续干，可能有一天老板发了慈悲，会发还你们存放在他手中的钱。
　　 乞丐们都是帮主的包身工。
　　 帮主外表慈祥，内心狠毒。老大的刀子拿在手中，而帮主的的刀子藏在心中。
　　 帮主手下足有四五十个乞丐，我从组织里每天的收入中能够判断出来。这些零钱都存放在帮主身边一个巨大的铁罐子里，这个铁罐子以前应该是装汽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搬到这里。铁罐子只能帮主动，别的人动就会受到处罚。每隔几天，帮主就会派人背着一袋子零钱去银行换成整钱，然后又把整钱藏起来。
　　 如果你有一天看到有人在银行里存零钱取整钱，那可能就是乞丐。
　　 你把一元钱的零钱交给乞丐，乞丐积少成多，存进银行里，而这些乞丐们存进去的零钱还会在市面上流通。银行的工作人员与外界的大老板连通，大老板把这些零钱又兑换出去，然后“批发”给大大小小的小老板，小老板走到饭馆、菜市、商场里，又把零钱换成整钱，因为饭馆、菜市、商场里的这些生意人没有零钱就没法做生意。最后，你买菜买肉，你去饭馆吃饭，零钱又回到你手中。不过，这时候的一元钱已经不是一元。
　　 大老板从银行那里拿钱，要给手续费；小老板从大老板那里拿钱，也要给手续费；菜摊档主从小老板手中拿钱，还是要给手续费。经过道道关卡，你的一元钱再到你手中，就可能只剩八角钱了。
　　 听说做这种生意的大老板一年净赚百万，小老板也会年收入二三十万，银行里做这种生意的个别人，收入比大老板更高。
　　 还是那句老话：钱别给乞丐！
　　 帮主平时很少说话，而说话时每个人都害怕。曾经有一个老大，因为手下的人每天都要的钱很少，没有达到老大的期望，老大说：“你以后就不要来了。”那个老大比帮主年轻，但是他被吓得浑身筛糠，哭着说让帮主再给他机会，帮主哼了一声，转过身去，给了他一个屁股。我不明白，一句“不要来了”为什么就会把他吓成那样？
　　 几天后，这个老大的团队上缴的钱数突然增加了，我想，他们可能是夜晚去偷盗，或者去抢劫了。
有时候，月明星稀，树影婆娑，帮主会带着大家钻出窨井，来到地面上。那个傻子女人是不能带出来的，帮主担心她会到处乱跑。
　　 我们躺在积年的枯叶上，一句话也不说，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心思，和在窨井里一样，气氛照样很压抑。我偷眼望着帮主，看到他面容沉静，双眼眯缝，一副很沉醉的神情。既然如此喜欢外面的世界，他为什么要守在窨井里不愿出来呢？
　　 风轻轻地吹过树林，树叶窸窣作响，远处闹煎煎的市声，经过树林的层层过滤，已经听不见了。清朗的月光照在树林上空，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地上，也投射在地面上这几个躺着的人身上，他们的身体都变得斑驳陆离，一种极大的恐惧突然攫住了我：他们是人吗？为什么他们如此诡异？也许他们都是鬼，他们已经死去多年，而这些天里，我是和一群鬼魅生活在一起。
　　 身边突然有了响声，帮主跃身而起，身手异常敏捷，像一只猿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帮主已经奔出了十几米远，像一只雕一样扑身下去。再起身时，手上提溜着一条一尺多长的蛇。他的手捏在蛇的七寸之处，蛇努力地扭摆着身体，发出嘶嘶的叫声，却又无可奈何。帮主用长指甲划开蛇的身体，把蛇胆掏出来，一口吞了下去。蛇的身体落在地上，还在努力而徒劳无益地摆动着。
　　 帮主以前是小陇山中的药农，采药捕蛇是他的拿手好戏。很多天以后，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老大告诉我说。
在这里，我整天像一条沉默的狗，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说一句话。老实说，从走进窨井的第一天起，我就想着赶快逃离这里，这里杀机四伏，恐怖笼罩在窨井的每一寸空间里。
　　 可是，我没有机会离开。我的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人。白天乞讨的时候，我看着脚边的蚂蚁，都感到很羡慕，他们可以自由往来，没有监督，他们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我不行。
　　 窨井是乞丐群落里重要头领的家，也是我的家，可是这个家却让我心存恐惧。
　　 后来做记者，走南闯北，也曾经见到过一个拾荒群落的家，也是在窨井里。我一走进那个窨井里，就禁不住浑身哆嗦，刚开始做记者时暗访乞丐群落的情景一幕幕闪现出来，一种阴冷从每个毛孔里渗入，让我颤抖不已。如果让我再做一次乞丐，再走进一次窨井中，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种勇气。当时完全是一种顽强的求生欲望支撑着我。后来，我感到了后怕，深深的后怕。
　　 窨井里冬暖夏凉，外界的炎热和寒冷无法穿透厚厚的地表，确实是一个天然上佳的居住地。然而，只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才会选择这里居住。他们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
　　 睡在窨井里的时候，我照样很知趣地睡在最外面。最里面是帮主和那个女人。有一天夜晚，我突然被那个疯女人的叫声惊醒了，不，应该是呻吟声。在窨井的这些天里，我每天夜晚都处于半睡眠中，我担心会在睡梦中遭逢不测。那个女人的呻吟声夹杂着帮主狗一样的喘息声，像波浪一样阵阵涌来，可是我没有任何反应，恐惧已经让我的欲望荡然无存。我侧耳听到那些老大们都睡得很香，有的还拉着鼾声。他们大约早就习惯了疯女人夜晚的喘息。
　　 我还看到老大们对这个疯女人好像都很害怕，他们看她的眼神躲躲闪闪。疯女人是窨井里唯一的一道风景，可是他们不敢欣赏。
　　 这个疯女人怎么会来到这里？
 虽然我身处红尘滚滚的城市里，却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不知道在乞丐群落的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报社肯定也一直在找我，可是他们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就在地下，在窨井里，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在谁也不知道的隐秘的角落里。
　　 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我在饭馆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看到有的人把菜碗摔碎了，还有人把热水瓶从楼上扔下来，群情激奋。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情况有什么变化，美国是怎么解释的？我在进入丐帮前一天的中午，还在看中国女子足球赛，她们以5：0的强大比分战胜了挪威队，现在，比赛早就应该结束了，中国队得了第一吗？
　　 我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在这里，我只能寻求自救。
　　 每天晚上挨着我睡觉的那个老大，是刚刚提拔的。他也只是比我早两个月才有资格睡在窨井中。他看起来年龄已经很大了，额头和脸颊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像被刷子刷过一样。后来我知道，他已经沿街乞讨五六年了。
　　 以前的财务怎么死的，帮主的身世，也全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偷偷地告诉我说：“帮主是个大混球，手里有命案。”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位老大说的命案是残害财务的案子，不知道他说的是另外一搭事情。
　　 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和这位老大走到一起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反正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叫做感应的东西，你看到某一个人，就感到亲切，就想和他交往，这就是感应；你见到另外一个人，就有一种排斥，甚至连他说话的声音都不想听到，这也是感应。当初看到那些老大时，我就让认定了这个人是好人，他的嘴角有两撇愁苦的纹路，就像一对小括号。他不像他们那么凶恶霸道，他就像一个刚刚从天地里回来，摔打摔打干净了裤脚尘土的农夫。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农夫，被人欺负（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欺负的情形，受了什么样的欺负）后，就跑到城里做了乞丐。这些也是他以后告诉我的，他说他想走，可是拿不出放在帮主手中的“提成”。
　　 他姓吴，我那时候一直称他吴哥。
　　 吴哥的手下有六个乞丐，都是假扮残疾人的少年，帮主给少年们规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要乞讨到100元。别的老大手下如果有人没有完成任务，就会遭到毒打、饿饭等惩罚，第二天还要照样去干活，可是吴哥从来不打这些少年，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他也会假扮成瞎子上街乞讨，拿着个破碗，拄着根竹竿，靠在公交站台上一遍又一遍地说：“大爷大哥行行好，给我一元不嫌少，回去你捡金元宝……”
　　 有一次，吴哥和我说起以后出去的情景，他说他有一对儿女，让他儿子跟着我学写字算账，“女儿就算了，女儿总归是人家的人，花那闲钱干啥？”
　　 我想起了那次帮主给一个大哥说“你以后再不要来了”，那位大哥吓得浑身筛糠，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吴哥说：“那就是说，要把他做了。”
　　 原来帮主如此阴险恐怖。 一场大雨过后，天气变得凉快。大街上的人都穿上了长衣长裤，可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可是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乞丐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乞丐的时间都是静止的。
　　 有时候，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面前走过，看着他们鄙夷不屑的眼神，听着他们呵斥我的声音，我感觉不到丝毫委屈，我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乞丐，我也真的是一个乞丐了，乞丐是这个世界上脸皮最厚的人。他们为了钱而什么嘲弄都不在乎，所谓的自尊自强在他们的心中荡然无存。
　　 有时候，看到那些给我的破碗里丢了一元钱的人，我想，如果这不是钱，而是一本书该有多好，随便什么书籍都行，哪怕是一张有字的纸片也行，我的眼睛和心灵太饥渴了，太需要文字来滋润了，那些字正腔圆、正大光明的方块字。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如果能够给我一本棋谱，我现在也能炼成一个象棋高手。如果给我一本卦书，我就会炼成一个算命高手。现在，再难看懂的书籍，我也愿意看，我也完全能看懂。我相信。
　　 日子平静地过去，流水一般，我每天干活，像没有思维的机器一样。
　　 有一天回到窨井里，没有见到那个被帮主吓得浑身筛糠的人，我问吴哥，吴哥摇摇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被暗害了，还是逃跑了。
　　 我盼望着他是逃出去了，然而可以穿着人穿的衣服，轻松而惬意地走在这座城市温煦的阳光下，想吃什么就到摊点买点什么，拉面扯面，夹馍面皮，还有大盘鸡，尽情地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超市商场，卖衣服的卖玩具的，想进哪家就进哪家，如果有老婆孩子，那就都带上。做一个能够仰起头来走在阳光下的正常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入睡，我想着怎么能够逃出去。身边的老大们都睡着了，烛光也慢慢暗淡下去，此刻，就在地面之上，车水马龙，人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地下却是一片死寂。疯女人爬起来了，一丝不挂，她的身体在烛光中看起来异常单薄，像皮影一样飘忽而不真实。她轻悄悄地，没有任何声音，她的身影投射在洞壁上，很大很大，像一朵乌云。她的头发很长很长，随着身体的晃动，一张异常惨白的脸就从头发中露出来，没有血色，还有长长的尖尖的牙齿。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那些旧小说，女鬼只有在有半夜时分才会醒来。难道这个疯女人是鬼？她一直藏在地下，不敢走出去。这些男人以前也可能是人，后来被这个女鬼吸食了精魄，也慢慢变成了鬼。
　　 走进窨井的这些天，我从来没有见到疯女人说过一句话，鬼是不说话的，鬼也不会说话。原来，身边真的是一群鬼。我是一直和一群鬼生活在一起。
　　 烛光更加黯淡了，然后奋力一跳，便彻底熄灭了。我感觉到女鬼在慢慢接近我，跪在了我的身边，长长的头发耷拉到了我的肚皮上，我想爬起身，可是浑身没有力气，像泥巴一样酥软。女鬼在黑暗中狞笑着，我看到她的两排牙齿在黑暗中闪烁着瘆人的光芒，然后慢慢地伏在我的脖子上。我想大喊，可是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脖子一阵钻心的疼痛。女鬼抬起头来，嘴巴上沾满了血迹……“啊……”我终于喊出了声音，也睁开了眼睛，却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烛光还在摇曳，身边睡的还是几个老大。
　　 刀疤站起身来，他的身影在窨井里看起来异常高大，他用脚踩着我，一脚又一脚，嘴里狠狠地骂着。我不敢反抗，只把身体蜷缩成一个虾米，双手抱着头颅。刀疤踏了几脚，还不解恨，又把脚尖伸进我的手臂之间，踢我的头，我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吴哥也起来了，他匍匐到帮主的面前，向帮主说：“也是个恓惶娃，就饶了娃这一回。”他一遍又一边地说，并伏下身体一遍遍地叩头，帮主终于发话了，他说：“停下子，再打就出人命了。”刀疤这才住手。
　　 我的脸上有血流出来，摸在手掌黏糊糊的，全身火辣辣地疼痛，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被打伤了。我扭头看到帮主面朝里面睡着，而那个疯女人一直睡得很香甜，一动也不动。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呆在这里早晚会送命的。
　　 第二天，我把自己要出去的想法偷偷告诉了吴哥，自从看到吴哥替我求情的那一幕，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绝对能够靠得住的人。吴哥说，他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钱还在帮主手中，他不愿意就这样空着手跑出去，家中一儿一女还等着他养活。
　　 我说，钱不要也行，赶快出去，出去后什么都好了。
　　 吴哥说，他不甘心，他不甘心这些年乞讨的钱都送给帮主这个大混球。
　　 吴哥还说，他只要自己的那一份钱，拿到钱后，他就回家，在村中盖一座两层高的小洋楼。夜晚吃过饭后，就搬张藤椅坐在楼顶上，吸着旱烟叶子，不，那时候就不吸旱烟了，改吸过滤嘴的红塔山，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了，就给飞行员说：“伙计，也来一根吧。”
　　 我说，人家飞行员才不要你的烟，飞机上不让吸烟。
　　 吴哥认真地说，那就让他带回家吸嘛！怕啥？老哥有钱嘛！
　　 我想起了那个疯女人，我问吴哥窨井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
　　 吴哥说，这个女人以前也是草花头（乞丐），是个哑哑，是别的男草花头发现她夜晚睡在公园里，就把她绑架了，带进窨井里，进献给了帮主。以后，她成了帮主的女人，也是帮主才能碰的女人。没有人知道疯女人家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经历，她来自哪里。
　　 我想起了以前在小县城的生活，那时候，大街上常常会有疯子出现，他们浑身散发着恶臭，衣不蔽体，喜气洋洋地走着，还有些载歌载舞，逶迤而来，飘然而去。饿了，他们就在垃圾堆里寻找吃的；渴了，就拧开水龙头喝。曾经有一个女疯子，高大丰满，长发披散，肌肤白皙。神经没有错乱之前，她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可惜成了疯子，据说，这些漂亮女孩都是因为感情的问题才会成为这样。
　　 那个女疯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经常不穿上衣，裸露着两个乳房，有些好心的老太太给她披上家中不穿的衣服，她马上就会脱下来。那时候，很多少年都是从这个女疯子的身上学习了生理卫生知识，而少女们见到她就会羞红了脸。后来，这个女疯子渐渐消瘦下去，接着，她的肚子又慢慢鼓了起来。再以后，她就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县城的疯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然后隔段时间又会增多。知情的人说，当上面来人检查工作的时候，有关人士就会满大街搜索疯子，将他们赶上大卡车，趁着夜半，赶往邻县，然后倾倒在邻县的大街上，疯子们就消失了。而邻县有上级来人，又会把这些疯子一股脑儿扔回来，疯子们又增多了。
　　 我想帮主窨井中的这个女人，可能也是被人从外地扔进了省城里，然后被乞丐们绑架后送进来的。直到现在都能看出她是很漂亮的，她有过丈夫吗？她的父母会不会一直在寻找她？她难道要在窨井中生活一辈子？一辈子都做帮主的泄欲工具？
　　 后来来到南方，我深深感到了什么叫人性化管理，什么叫以人为本。有一次，我去救助站采访，同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看到一幢高大整洁的大楼里，里面住的全是智障人，从50多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孩子，救助站先送这些智障人去康复中心治疗，有的能够减轻病情，有的则无能为力。病情减轻的，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然后让家人来接；家人经济困难，无钱来领的，救助站则会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将智障人送到家中。而那些病情没有丝毫减轻的，就会一直生活在救助站里。
　　 同一片蓝天下，同一方土地上，用范伟大哥的话来说就是：“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吴哥的梦想就是回家，他说他经常梦见一对儿女站在家门口等他，夏天也梦见，冬天也梦见。夏天的时候孩子的皮肤被晒得乌黑，冬天的时候孩子的手脚都被冻裂了。
　　 我说，既然这么想家，就赶快回家啊。你是老大，没有人监视你，你什么时候想走就能走。
　　 吴哥说，他的钱还在帮主那里，他要到钱才能回家。什么地方都没有家好，“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娘娃娃热炕头。”
　　 我不知道吴哥有没有婆娘，我也没有问。他只是向我说起过一对儿女的情况，从来没有说起过婆娘。
　　 吴哥还说，等到有一天他要到钱了，就和我一起回他家，他家在黄河岸边，全堡子有几十户人，有一所学校，就是没有老师。我当过民办老师，去他们那里教书合适。
　　 我问，学校一直没有老师吗？
　　 吴哥说，以前有过一个，从外面堡子来的，不会教书。有一次，乡上来人检查工作，听这个老师给学生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喊：“刺啦啦——啊（汉语拼音a），念。”娃娃们大着嗓门一齐跟着念：“刺啦啦——啊。”“刺啦啦——喔（汉语拼音o），念。”“刺啦啦——喔”。下课后，乡上的人就问：“你怎么前面还有刺啦啦……？”这个老师就说：“我这是跟着录音机学习的。”然后，他就把乡上的人带到他的房子里，按下了录音机的放音键，磁带陈旧，录音机卡带，就发出了“刺啦啦——啊”的声音。
　　 我笑出了眼泪，这是我这些天里第一次开怀大笑。
　　 吴哥说，唉，就连这样的老师，都留不住啊。村子小，周围十里就只有这样一个村子，没人愿意来教书。你来了肯定教得好。再怎么说，教书比你当草花头（乞丐）好得多。
　　 我没有言语，我知道我不会去那个黄河岸边的村子去教书，我担心说出来会让吴哥失望。
　　 我问吴哥，我怎么知道所有人都怕帮主？
　　 吴哥说，传销你知道吗？这也跟传销一样。
吴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午后。那天，我正在街边乞讨，突然下起了雷雨，满大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斗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激起一泡泡的尘烟。我慌慌张张收拾好破碗，将一把硬币塞进裤兜里，一路叮叮当当跑进了附近一幢还没有盖好而又废弃的楼层里，突然就看到了吴哥和他那几个小乞丐的身影，原来，这里是他们的根据地。
　　 那几个小乞丐都是残疾，有的缺脚缺手，有的瞎了眼睛，看起来呆头呆脑，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吴哥这些孩子怎么来的？吴哥说，他也是从别人手中接手的，听说孩子们都是偷来的。我心头突然一阵发紧，吴哥没有再说，我大概想到了他们是怎么会成为残疾的。
　　 10年后，有一部叫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看到那些孩子乞讨的情景，我突然就想起了10年前与吴哥交谈的那个雨后的下午。心头又是一阵揪疼。吴哥，还有那些残疾孩子们，他们现在去了哪里？
　　 自从进入窨井后，我和帮主很少说话，我每天只是把当天的收入和支出、乞丐们的生活费用整理好后，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交给帮主。帮主对我也是一句话不说。
　　 有一天早晨，我照例准备出去乞讨，帮主突然说：“你等等。”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些紧张。
　　 等到窨井里只有他、我、疯女人三个人了，帮主才说：“这段时间你干得很好，以后我就带你去美国。”
　　 我没有吭声，把讥笑埋藏在心中，脸上却不动声色。我想：你能带我去美国？你带我去美国干什么？继续当乞丐？
　　 帮主继续说：“等到我们每人攒到10万元，就带你们去美国，睡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份。”他用手指在窨井里划了一个圈。
　　 我继续不动声色地听着，感觉这个满脸胡子的疯子在说梦话。美国太遥远了，有的人想去美国，是那些贪官们和富翁们。难道这一群乞丐也能去美国？笑话。10万元就能去美国？我听说有些福建和广东的人想去美国打黑工，最少要交给蛇头20万，蛇头才会带你去美国。
　　 帮主看到我面无表情，就问：“怎么？你不信？”
　　 我赶快点头说：“信，信。”
　　 帮主又轻描淡写地说：“我有亲戚在美国，钱多得很。亲戚在美国开工厂，造电视机，过去了大家就在他工厂里工作，都当工人了。”
　　 我连忙又点点头。
　　 走出窨井，走在公园僻静的路上，我突然明白了吴哥所说的“传销”的意思。传销的上线总是在说做到多少多少业绩，就能出国旅游，就能居豪宅，下面的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在这个乞丐群落，帮主给每个人用红蓝铅笔画了一个美国梦，帮主说，只要你听话，这幢楼房就是你的，这间工厂就是你的，所以大家就都很听他的话，都想到美国去当工人。
　　 10年前的美国，那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何况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没有文化的乞丐们。自从知道了吴哥的根据地后，我每隔几天就装着解手，去吴哥那里转转。我知道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梢着我。监视在乞丐群落里无处不在。
　　 吴哥说他不想去美国，他只想回家。他说，就算他去了美国，那一对儿女怎么办？我没有戳破帮主的肥皂泡，我没有说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美国，甚至连深圳珠海都去不了。出国是需要护照的，你们哪个人有护照？你们又知道护照是怎么办理的？到特区要边防证，你们谁又办过边防证？没有正当职业又怎么会给你们办理边防证？
　　 但是我又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用美国梦蒙骗大家？他到底在耍什么阴谋？
　　 吴哥问我帮主的钱都放在哪里？
　　 我说，你想干什么？
　　 吴哥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们那么多钱放在他一个人手中，会不会有事？
　　 我说，帮主每隔几天就让人把零钱换成整钱，藏起来。窨井的角落有个铁罐子，铁罐子下面有个洞，钱都藏在洞里面。
　　 吴哥没有说话，只用一双因为浑浊而显得忧伤的眼睛望着天空。
　　 后来，我一直后悔那天把藏钱的地点告诉了吴哥。如果没有告诉他，也许就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就不会这样深深追悔。
　　 当天晚上，也许是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睡在最外面的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打骂声和求饶声，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梦，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惊恐地睁开眼睛，突然看到吴哥倒在地上，脸上全是鲜血，像一层红纸糊在脸上。他呻吟着，喘息着，声音很大，像拉动了风箱。
　　 看到吴哥伤成了这样，我忘记了害怕，我问帮主：“怎么了？”
　　 帮主没有说话，我又看着烛光中刀疤那张异常狰狞的脸，刀疤说：“他妈的偷老子们的钱。”
　　 吴哥有气无力地说：“我只想回家，我只要我那一份。”
那天我出去得很早，我临走时看到吴哥躺在地上，向我露出了凄凉的微笑。我抓着吴哥的手，吴哥的手冰凉冰凉，像一截铁器。我想对他说，吴哥，等我回来。可是我不敢说。帮主像一只盯着老鼠的老鹰，蹲在墙角。刀疤像个流氓一样斜着身子站在身边，一条腿直立不动，一条腿不断抖动着。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流氓。
　　 吴哥也想对我说什么，可是终于没有说出来。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然后就松开了。
　　 那天，阳光很旺，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大街上有人放鞭炮，还有一队吹吹打打的人迎面走来，吹唢呐的摇头晃脑，像一个大头娃娃；敲锣鼓的蹦蹦跳跳，像一根弹簧。那种场景很像电影《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中欢庆解放的情景。这些满脸笑容的人们，是否知道，此刻就在他们脚下的窨井里，有我的兄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我想冲过去，把窨井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可是看看自己这身破烂的衣服，又犹豫了，我是一个乞丐，他们会相信我吗？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乞丐，是一个神经错乱者，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相信有人住在窨井中吗？
　　 我独自向自己每天乞讨的那条马路上走，身单影只，一片苍凉。今天的天空特别晴朗，今天大街上的人都喜气洋洋，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我们这群人也被这座城市遗忘了。
　　 我刚刚走到平时乞讨的那个台阶上，刚刚在面前放好破碗，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来，脊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打得我差点晕过去。我惊恐地抬起头，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手持长棍的保安，他神气活现地抖动着手中的长棍喊道：“滚开，今天不准要饭。”
　　 我拿起破碗，像一只挨了砖头的狗，落荒而逃。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一个什么外国元首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有关人士要求市民上街欢迎，所有乞丐都不准上街。
　　 不能干活，我只能向窨井的方向走。否则，出去一整天，没有要到一分钱，会受到帮主的呵斥和老大的殴打。还有，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吴哥，我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
　　 可是，回到窨井后，他不见了。
 我感到极大的恐惧。
　　 窨井里只有帮主和那个疯女人。帮主看到我回来了，很不高兴，他完全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恨恨地说：“大白天的，不去干活，跑回来干什么？”
　　 我好像站在空中楼阁中，正在惶恐不安中，突然看到脚下伸出了一架云梯，心中狂喜。我说：“脚上扎了一根刺，走路难受，有没有一苗针让我挑挑。”
　　 “没有。”帮主生硬地说。
　　 我慢慢地走出窨井，心中打定了主意，赶快跑。如果晚跑一步，等到刀疤们回来，我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我可能就会和吴哥一样，在这座城市里神秘消失。
　　 走出公园，我故意先向相反的方向走走，然后猛然扭头往回走，看有没有人跟踪。还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又扭过头来，向前走几步，突然就看到了刀疤，他穿着整齐，衬衣西裤，衬衣的下摆塞进西裤里，像一个办公室上班的白领。大概因为今天不能乞讨，他也准备回到窨井中。
　　 刀疤也看到了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脸上带着疑惑惊讶的神情。我没有多想，连忙转过身去，一路狂奔。
　　 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很快，路边的人群像河水一样向身后流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跑到街角，一回头，刀疤竟然就在距离我十几米的远处。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瘦弱，让我体内仅有的营养消耗殆尽。而刀疤就不一样，他天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堂而皇之地坐在饭店里，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而刀疤在身后紧追不舍。
　　 又跑了几十米，我的头脑在飞快地转动着，如果我和他在大街上打起来，会不会引来警察？会不会有人来帮我？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殴打一个乞丐，没有人会帮助乞丐的，甚至连警察也可能不会管的，乞丐的命贱若蝼蚁。我注定又会被他们抓进窨井里。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我身上没有装一分钱，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我向出租车司机招招手，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又漠然回过头去，出租车后面冒出一股轻烟，开走了。
　　 我只能拼命向前跑。
　　 后来我跑到了一个公交车站，一辆公交车刚刚启动，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霎那，我跳上了公交车。公交车轻快地开走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站台上刀疤被气歪的嘴巴和那道闪闪发光的刀疤。
 我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公交司机坚硬而冷漠的声音:“钱！”
　　 我的身上没有一分钱，今天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我没有钱。我看着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说：“大哥大哥，我没有钱，以后一定给你补上。”
　　 公交司机冷冰冰地说：“没有钱就在下一站下车。”
　　 我想，无所谓了，下一站距离这站少说也有几百米，刀疤再怎么跑，也跑不过公交车。到了下一站，我再上一辆公交车，如果只让我坐一站，我再转车。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有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也将我的脸皮锤炼得厚若城墙。
　　 我向车后走去，车上的人都用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车上有两个空座位，可是空座位的旁边坐的都是两个漂亮女孩子，她们目视前方，没有看我，但她们分明却又看着我，她们故意把身体向空座位的这边挪了挪，抗拒我过来。我知趣地站着，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模糊了双眼。
　　 自由，真好！
　　 几分钟过后，公交车停止了，我被司机赶下车。然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灵像花朵在开放。我看着街边的房屋，街边的店铺，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这一切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
　　 10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然后，我打听报社的位置，走向通往报社的方向。
那天，我走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站在报社门口，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第一天报道的情景，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艾斯提捏一样说：“巴黎，我来了！”
　　 短短的几十天，已经恍若隔世。
　　 那时候，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10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叠方格稿纸，几杆圆珠笔。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绞尽脑汁；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农村记者羡慕不已。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他们要打开各种网页，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
　　 我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
　　 主任也在忙碌着，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他哎呀呀叫一声，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可他不管不顾。等到松开了手，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
　　 这一抱，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几个月后的一天，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走。”
　　 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很多人跑过来，问候我。他们中有的我刚刚认识，有的面容陌生。老总也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们只好给警察报案了。”
　　 我说：“我正好想找警察，那些乞丐是黑社会。”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一倒下去，就坠入了黑暗中，我全身放松了，任黑暗托扶着我。我像一根羽毛，飘荡在风中。随风而安。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推醒了，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主任说：“快起来，警察在等你。”
　　 身边站立着一名警察，身材魁梧得像一块钢板，我跟着他走出了报社的宿舍，钻进了一辆警车里。警车驶入公园，公园里站着几十个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警察，个个面色凝重。公园已经戒严了。
　　 我带着警察来到了那个窨井盖的旁边，窨井盖还在完好地盖着，此刻，帮主和老大们都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一个小时后，窨井盖被从下面顶开了。守候在窨井边的警察扑上去，出来一个，抓住一个。几个老大全被束手就擒。
　　 老大们被带往公园外的面包车里，刀疤突然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恨恨地说：“原来你是警察，老子看走眼了。出来后老子剥了你的皮。”我的背脊掠过一层寒意。
　　 一名警察一巴掌把刀疤的话打回嘴巴里，刀疤不再言语。
　　 几名警察钻进窨井里。一会儿，帮主被带出来了，他看到我，低下了头，面如土色。疯女人也被带出来了，一名警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她的身上，疯女人挣扎着喊：“不去！不去！”她也被带进了警车。
　　 这个黑社会性质的乞丐群落至此全部落网。这个案件曾经轰动一时。
　　
　　 一个月后，警察告诉我，帮主是一名杀人潜逃犯。三年前，他因为桩基地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了纠纷，一撅头将邻居打死了。家乡不敢呆，他就跑到了省城里，又担心遇到熟人，此后就选择窨井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帮主后来被枪毙了。
　　 刀疤和几个老大都被判处程度不等的有期徒刑。现在，不知道他们出来了没有。即使出来了，我来到南方，远隔千山万水，刀疤也不会找到我。
　　 吴哥没有死，他那天走出窨井，准备监管残疾少年乞讨，没有想到当天限制乞讨。由于伤情过重，他昏倒在马路上，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里。警察侦破这起黑社会性质的丐帮时，吴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疯女人没有消息。
　　
　　 10年过去了，不知道吴哥还好不好，他回家了吗？孩子也都长大了吧？他们那个黄河岸边的学校，是否来了新的老师？
　　
　　【下一集：暗访妓女群落】
暗访乞丐群落后的半个月，省城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名妓女被嫖客残杀在出租屋里，从现场的种种线索分析，系嫖客所为。然而，想要在偌大的城市里找到嫖客，却如大海捞针。
　　 几乎在同一时间，很多城市里都发生了妓女被杀害的案件，为什么凶手都盯上了妓女？妓女真的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有钱吗？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充满了危险性？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时候的妓女还是很神秘的。
　　 为了了解妓女的生活现状，我开始打入了妓女群落。
　　
　　 现代妓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很多人都会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人们观念更新，才出现了妓女，卖淫行业才死灰复燃。其实错了。我曾经采访过南方一座城市的前高官，他说早在文革时期，这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每到晚上，就有几百名妓女聚集在那里，等待着嫖客挑选。嫖客都是骑着自行车来，看上哪个妓女，就载着她离开。后来，这片树林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我想，那时候妓女的经营方式类似于今天的“站街女”。
　　 按照我10年来多次对妓女的暗访，我觉得妓女可以分成这么几类：第一类的营业场所在酒店，环境幽雅，收入丰厚，他们不会出台，只在酒店里做生意。这些年里，很多酒店里有了外国妓女，以俄罗斯妓女居多。第二类在桑拿房里，环境较好，收入比第一类少很多，也不会出台。第三类在发廊里，环境较差，收入略少于第二类，一般不会出台。最后一类就是俗称的“站街女” ，风险最大，收入又最少，而凶手盯上的也是这类妓女。
　　 我的暗访对象也只放在第四类妓女身上。
此前，我看过很多描写妓女的书籍，都把妓女写成生活所迫，有的甚至是大学生，为了支付学费才来卖淫。我经过多次暗访后发现，这些书籍都是扯淡，是一些无聊文人坐在家中拍着屁股想出来的。支付学费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去做家教，可以去兼职，为什么非要选择卖淫的方式？生活所迫可以去打工，可以去做小生意，又为什么非要卖淫呢？
　　 还有的书籍把妓女写成了古代小说中的杜十娘和国外小说中的玛格丽特，什么看淡金钱，义字当先，为了爱情，水深火热也敢闯，这更是扯淡。妓女阅人无数，那颗心早就不会对某个男人动情，只会对钱动情。曾经沧海难为水，和无数男人有过肌肤之亲的妓女，又怎么会对某一个男人动真情？
　　 将尊严和人格彻底摔在地上碾为齑粉的人，你还希望她会有人的感情吗？因为她没有了尊严和人格，她就没有道德底线，她就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这些都是我多次暗访妓女后的感悟。
　　 近几年，很多城市的不法医院出现了“处女膜修复”手术，听说生意都很不错，而顾客绝大多数都是妓女。妓女修复了处女膜后，又开始冒充纯洁无暇的处女，害羞地恋爱，腼腆地结婚。妓女们都是表演高手，她们一定会欺骗很多青春期的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向往的男子，可是，这样的婚姻以后会幸福吗？答案不言而喻。
　　 在这座城市里，有一条街道，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大街上就出现了无数袒胸露背的身影，她们或者长发披散，妩媚动人；或者短发拂肩，风情万种。她们站在街边，站在叫卖糖炒栗子的灯影里，站在商店饭店光线暗淡的台阶上，看到有男人走过来就问：“要不要XX？”
　　 她们中，有的人一个晚上会有好几单生意，有的人夜夜都在空跑。她们可以跟着男人去很远的地方，去男人的家中，或者在就近的小旅社开房；她们又可以把男人带进自己租住的小房间里，或者是和别人合租的房间里。她们的背后，可能有黑恶势力在暗中撑腰，也可能是自己单打独斗。
　　 她们的生活千篇一律，她们每天却都在接触不同的男人。她们很快就忘记了男人的面容，却不会忘记男人送到手中的钞票。她们有的干这行已经很久了，眼光练得非常毒辣，一眼就能看出男人是否有钱，性格是否残暴；她们有的性格扭曲，暴躁易怒，破罐破摔，完全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理解；她们中还有的刚刚入行，胆小怕事，懦弱畏缩，男人不给钱也不敢吭一声。
　　 这条街道的妓女数以百计，她们都住在街道附近城中村的出租屋里。
　　 这座城中村里有一幢异常气派的楼房，共五层，房屋足有上百间，租客大多都是妓女。为了暗访妓女生活状况，我也在这幢楼房里租了一间房屋。
　　 这幢楼房因为鹤立鸡群，所以价格比周围的房屋租金都贵。
那幢楼房一到夜晚就成了妓院。尽管天气炎热，但家家房门紧闭，窗帘严实，从门缝窗缝里传来丝丝缕缕女人或雄伟或细小的呻吟声。站在天井中央，像在欣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绵绵不断的声浪，冲击着我的耳膜，折磨着我的忍耐力。
　　 很多时间里，我会坐在门房的屋檐下。北方的房屋建筑有个规律，不管院子里是华堂大厦，还是低矮茅屋，都喜欢在院子出口处盖个门房。我在屋檐下看到小姐们走进走出，一个个风姿绰约，摇曳生辉，她们的衣服短得不能再短，薄得不能再薄，走路的姿势也极尽夸张，浑身散发着一股妖气。
　　 如果妓女走在大街上，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为什么？因为她们的身上有一股妖气。这股妖气只能感受出来，只能揣摩出来，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夜晚的这家大院，就像走马灯一样，各种角色在粉墨登场。如果小姐独自走进来，后面几十米处一定跟着一个探头探脑的男子；如果有男子从这个院子里走出来，隔几分钟后就一定有刚刚和他工作完的小姐走出来。那些男子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夜半过后，妓女们陆续回来了，有的赚钱了，兴高采烈，隔着老远就对着楼上喊：“老公，下来吃宵夜。”有的垂头丧气，回到出租房里，很快就熄灯睡觉。
　　 出租房里除了妓女，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妓女的丈夫，有的是妓女临时姘居的男友，有的是背后保护妓女的人，还有的是依靠妓女养活的人。
　　
　　 刚刚搬进这间出租屋的时候，有三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小兰，来自于这个省某山区僻远县的一个村庄。我以后见过她的身份证，家境应该不好。小兰长得不错，身材又细又高，大概在170厘米左右，身上“三突出”，脸上有几颗小黑痣，脚上穿着很厚很厚的凉鞋。那时候很流行这种像老戏中的靴子一样的凉鞋，那个夏季时髦的女孩子几乎一人一双这样的鞋子。小兰的眼睛细长，眼角上翘，看起来总好像在笑。
　　 有一天，小兰带进来一个瘸子，那个瘸子应该有30多岁，穿着西装，没有扣纽扣，他一走动，西装的下摆就像翅膀一样扇动。他一进房门就将小兰扑到在床上，小兰挣扎着，但是徒劳无益。那天夜晚小兰的窗户没有关，她可能是还没有来得及关窗户，就被瘸子压在了身上。隔着窗户，我看到瘸子揭开小兰的裙子，小兰发出了哭声。
　　 我当时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我要不要冲过去，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救小兰。如果是别的纯洁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妓女，我一定会冲过去，然而，那个房间里此刻媾合的是妓女和嫖客，我该不该管？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着，那天我该不该管？
　　 几分钟后，那个男子起身了，系好了裤子，他粗暴地对小兰说：“哭什么？以后有我罩着你，就没人敢欺负你了。”然后瘸着腿走了出去，没有给钱。
　　 小兰一直在哭，哭了十几分钟后，她擦干眼泪，也出去了，继续接客。
　　 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瘸子是这个城中村的老街痞，做这种皮肉生意，有时候也拉皮条，妓女们每做一单，不管是不是他拉的生意，他都是要抽份子钱。他的手下有好几个妓女。
第二个女子名叫小雯。不知道来自四川还是重庆，她说话的时候喜欢说“啥子，啥子？”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小雯个子不高，眼睛很大，浑身就像吹涨的气球，每一处都圆滚滚的。
　　 小雯不是一个人租房住，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人，也是四川和重庆的口音，喜欢说：“格老子的，格老子的。”这个小个子男人夏天总喜欢耷拉着一双拖鞋，穿着极大极大的短裤，短裤里足以塞进一头大肥猪。他经常光着上身，身上条条肋骨像键盘一样凸起。这个男人没有工作，也什么都不干，他白天昏睡，夜晚吃完小雯做的晚饭后，就嘴角挑着牙签出去打麻将了，而小雯也去找男人了。
　　 我之所以在院子里上百户人家中注意到他们，是源于一次打架。
　　 有一天黄昏，我听到院子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声，声音异常尖利，还有什么东西抽打在身上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就看到了小雯和那个男人。很多人都出来了，但没有人去管，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着，希望会有更好看的事情发生。从别人的交谈中，我隐约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个男人是小雯的老公，也可能是男朋友，他每天夜晚去村子里的麻将馆去赌钱，没有钱就向小雯要。小雯钱赚得很不容易，竞争又激烈，昨天晚上没有一个男人来，没有赚到钱。男人要不到钱，就打小雯。
　　 村子里的几家麻将馆昼夜不息，灯火通明，里面的常客除了小雯丈夫这种老赌徒，再就是妓女们。赌徒们先用钱从麻将馆老板处买到筹码（一种圆圆的像瓶盖一样的东西），然后才能打麻将。最后，赢到筹码的赌徒就从老板那里领钱。
　　 小雯丈夫水平极差，每次都被杀得大败而归，却屡败屡战，乐此不疲。结果，小雯辛辛苦苦赚到的皮肉钱都被丈夫送进了麻将馆，养肥了麻将馆老板和那些赌徒。
　　
　　 第三个女子名叫唐姐，我这是跟着别人叫的。唐姐大概30多岁，不好看，大门牙，扁平脸，一脸苦相。真想不到，像这种容貌怎们能够做这份“工作”？但是唐姐自称自己服务态度好，“那些小姑娘不会做的，我都会做。我结婚好多年了，经验是她们不能比的。”有一次，唐姐向我这样炫耀说。
　　 唐姐说话不考虑，什么话都敢说。她说她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取悦嫖客。北方缺水，尤其这种城中村，经常会停水，堂姐说她把牙膏涂在男人那个东西上，“吃起来就是牙膏味。”这句话让我恶心了很久，牙膏居然还有这样的用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一见到牙膏，就会想到唐姐说的这句话。
　　 唐姐好像是西北另外一个省份的人，说话是用舌根发音的。衣服也穿得很普通，看到人家穿吊带装，她也在路边地摊上买了一件，结果她穿上去后，看不到美感，只看到肥肉块块饱绽，惨不忍睹。
　　 这些妓女中，唐姐很爽快，问她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
　　 唐姐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老头，老头足有70岁，走路都颤巍巍的，浑身干巴响。以前我以为老头是唐姐的父亲，堂姐说：“这房子是老头租的，我在他这里住。有男人一来，老头就出去了。”
城中村里有好几家发廊。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廊已经不理发了，改成了按摩松骨。所谓的按摩松骨，就是媾合的代名词。
　　 发廊里的妓女经常坐在玻璃门的后面，袒胸露乳，每个发廊都有专门的工作服，这种服装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但是绝对是针对妓女设计的，领口极低，开叉极高，却又把最重要的部位遮挡住，留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穿着工作服的妓女坐在门后，看到有男人走过来，就喊：“来呀，来呀。”也有的妓女看到男人来了，故意走出发廊，挺着颤巍巍的奶子，扭摆着丰满的屁股，看到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走回来。
　　 因为有了站街女，发廊的生意大受影响。因为站街女便宜，三十元五十元都可以，而发廊开价就是一百元。来来往往城中村的人都是农民工，他们当然会贪图便宜。于是，发廊女对站街女痛心疾首，她们看着站街女，当面就叫“婊子”、“破鞋”。站街女比人家低一个档次，经常是听见了装着没有听见，落荒而逃。
　　 我一般都睡得很晚，总是要院子里安静了之后才会回到房中。有一天凌晨，楼下响起了敲门声，声音很重，整幢楼都听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开。这幢楼里掩藏着多少罪恶啊，都担心会被暴露在阳光下。我相信那一刻很多房间里的人颤抖不已，惊恐不安。所有的灯光都关掉了，有人偷偷地打开后窗，跳了出去。
　　 敲门声依然响起，我好奇，就来到了门房后，隔着门缝，看到暗淡的路灯光下，一个女子孤苦无依地站着，我问了声“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回答说：“大哥，快开门啊。”
　　 我打开门，门外的女子一下子倒进来，我看到她的脸上都是血迹，衣衫破烂，光着脚板。是小兰。
　　 我问小兰：“怎么了？怎么了？”
　　 小兰哇哇哭着说：“我被人打了，脚扭了。”
　　 我看到小兰的右脚肿起好高，站都站不稳，我背起她就走了出去，寻找诊所。
　　 这条街巷有一个社区医疗，可是现在已经关门了，隔着栅栏防盗门敲了很久，没人答应，估计里面没人。我又背着她向巷口走，巷子里没有出租车。
　　 站在巷口，好容易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疑惑地看着小兰裸露出的胸脯和大腿，又看看我，犹豫迟疑。小兰说：“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说：“我有钱，快点开往附近的医院。”
　　 坐在出租车上，突然看到了路边有个准备关门的诊所，我喊“停，停。”背着小兰走了进去。
　　 诊所里是一个老医生，戴着老花镜，脸上垂下两嘟噜肉，看起来好像学识渊博。他脚踩在小兰的右脚面上，手掌扶着她的膝盖，突然一发力一扭，听到格巴一声响，小兰呻吟一声，错位的关节扶正了。老医生又给小兰脸上身上的伤痕涂了药。
　　 “多少钱？”我问。老医生伸出了三个指头。“三十。”“三十？开玩笑？三百。”
　　 我只好给了300元。
　　 坐在回去的出租车上，小兰说她今晚接客，被客人抢了。
几个小时前，小兰站在街边拉客，过来了一个男子，很瘦小，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挂在树杈上。他比小兰要矮半个头，神情猥琐，一副没有睡醒没有洗脸的样子。
　　 两人谈好了价钱，小兰就向出租屋的方向走。走了十几米，看到男子没有跟过来，小兰又走回去问怎么回事。男子说，去宾馆啊，去你家我担心被你男朋友打。
　　 小兰觉得这个男人挺风趣的，又瘦瘦小小，就放松了戒备，决定跟着他走，男子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了一个宾馆门前。那个宾馆有三层，门口竖着三杆旗杆，飘着不同颜色的三面旗帜，貌似三星级酒店，其实就是一间私人旅社，入住其中，连身份证都不用看。
　　 小兰刚进房门，就被门后一个男子卡住脖子，摔在床上，然后撕开她的衣服。惊惶万状的小兰看到那个男子很强壮，满脸都是红色疙瘩。就在那间房间里，小兰遭到了轮奸。为了掩盖小兰的叫喊，他们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
　　 完事后，小兰等着他们给钱，瘦子拿起小兰的衣服，把她的手机和仅有的几十元钱拿走了。小兰哭着说：“行行好，行行好，手机给我。”瘦子一巴掌打在小兰脸上，小兰像一件衣服一样被摔倒在地板上。她还没有起身，强壮男就踩在她的脸上，边踩边骂“臭婊子”。
　　 瘦子说：“跪在地上，面朝墙壁，不准回头。”小兰依样照做。刚刚跪下，强壮男又踢了她一脚：“回过头来，老子就打死你。”小兰歪倒在地板上，又哭着跪好了。
　　 过了好长时间，小兰感觉不对劲，偷偷回望，看到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强壮男和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小兰心疼她的手机，那个新买的手机是诺基亚3210，那时候要1000多元，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小兰哭着走下楼梯，扭伤了脚，摔倒在地，她不敢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去找宾馆经理，她一路走回家，走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快到黎明了。
小兰那次被洗劫后，他去找那个瘸子，那个瘸子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你就打我电话。”
　　 几天后，小兰拉到了一个男子，回到出租屋，结束后那个男子只给20元。小兰说，说好的50元，怎么只给这么少？男子说，他从来都是20元。说完后就准备出门，小兰拉住他，他一甩手就给了小兰一个耳光。小兰拿出电话拨打了瘸子的号码。几分钟后，瘸子带着几个人在院子里拦住了正和小兰纠缠的那名男子，一顿暴打，男子跪地求饶，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
　　 那天我正好在院子里，我看到了那场惨不忍睹的殴打场面。为了取悦小兰，瘸子用他另一只完好的脚，一脚又一脚地踢在了男子的身上，以一副英雄救美的姿态给小兰报仇，那名男子全身浴血，身上能肿的地方都肿了，刚开始还在连声求饶，后来连求饶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大获全胜，瘸子像个骁勇善战的公鸡一样，趾高气扬地站在小兰面前，吹嘘地说：“这里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然后就带着那几名地痞走了。那几名地痞都光着膀子，前胸后背都纹着张牙舞爪的龙。
　　 此后，瘸子堂而皇之地来到了小兰的出租房里，小兰不再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了瘸子属于一个什么公司的职员，这个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公司都由本地的老少流氓组成，他们充当妓女们的保护神，另外还负责讨债。妓女们如果遇到纠纷，他们就会闪电般地冲过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但是妓女们要交给他们保护费。
　　 听小兰说，保护费是一人一天20元。交了保护费的妓女们，此后就不再害怕小流氓的骚扰和不给钱的嫖客了。
　　 事实上，10年前的街痞首领流氓头子们都依靠妓女发财了，那时候的妓女行业刚刚走向明朗，这些街痞首领和流氓头子都开设妓院，广纳妓女。妓院是最容易打架滋事的地方，但是因为有流氓头子罩着，妓女们就会相对平安无事。而次一等的流氓们则傍上了站街女。
　　 认识瘸子让小兰免于受到欺负，但是认识瘸子却让小兰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最后被人杀害。这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省会里有很多来自外地的妓女，姿色好的就进了酒店和夜总会，姿色差的就当站街女。在这个院子里，南腔北调，什么口音都有。而嫖客也是这样，形形色色，千奇百怪。
　　 小雯还是经常被那个打麻将的丈夫打，在丈夫的眼中，麻将牌比小雯要亲密得多。为了免于挨打，小雯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单一：不断接客，不断赚钱。
　　 每天下午，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小雯就早早出来了，孤独地站立在街边，穿着长袖长裤，遮挡着被丈夫打伤的胳膊和腿脚。有熟悉的妓女路过这里，问候一声：“这么早就上班了？”小雯凄凉地笑笑，背过身去擦掉涌上来的一滴眼泪。
　　 小雯什么客人都拉，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长相丑的，长相俊的；穿着整洁的，衣着邋遢的……为了拉到更多的客人，小雯不得不降低收费标准，这让很多妓女牢骚满腹愤恨不已，她们说小雯破坏了行规。小雯甚至连20元的活也接，她们说小雯是猪，“什么都吃，连垃圾都不放过。”
　　 那时候我坐在门房的屋檐下，经常能够看到小雯出出进进的身影，她的身后十几米处跟着一个个能够做她爷爷的人，小雯刚开始的时候见到我还有些腼腆，后来就坦然了，对我笑笑，我看到小雯的眼睛很空洞，好像看开了一切。有一次，她带进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一会儿老头就出来了，他手扶着拐杖，对着小雯将大讲人生观价值观和革命理想，教育小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我正在喝汽水，那汽水一下子喷上了屋顶。
　　 还有一次，我坐在门房屋檐下，看到小雯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走进去了，那时候的中山装已经很少有人穿了，那人头发一丝不苟，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小雯和他的丈夫就居住在门房的对面，距离门房不到十米的距离。他们进去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出来。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听见了小雯不耐烦的声音，嫌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她的身上抠来抠去。干部很不高兴地喊了一句：“我掏了钱呢。”
　　 又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他们出来了。干部走在小雯的身边，教诲小雯说：“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做这行？”
尽管小兰在拼命挣钱，但是丈夫的手艺确实是太臭了，他总是输，输了后就向小兰要钱，小兰又不敢不给。他们这种关系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人们无法想象，小兰为什么会找到这样一个好吃懒做，只会打麻将又技术极臭的男人？也无法想象，这个男人为什么会逼着自己的老婆一次次去接客卖淫？
　　 后来暗访中，我发现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很多男人吃软饭，靠妻子卖淫来生活。还有的妓女在外包养小白脸，丈夫一点也不知道，这都是那些长相俊俏的妓女。人类最隐秘最肮脏的一面，在这些妓女之间袒露无遗。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交流谁接到的客人多，谁保养的小白脸漂亮。
　　 我曾经见过一个妓女，容貌非常漂亮，每隔几天，就有一个猥琐的老头子来她的出租屋过夜。这些妓女们一般都不会留人过夜的，以免夜晚有警察查夜。很长时间里我一直猜不透他们是什么关系，而且当这个妓女接客的时候，老头子也会在里面，拉张门帘遮挡住自己。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关系。
　　 这个妓女群落中，有太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常理来判断这个群体，因为这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是非观念的人。我们的不可思议在她们的眼中很正常，我们的正常在她们眼中反而匪夷所思。
　　 有一天，因为给钱少，小雯又遭到丈夫打骂。大家对他们的吵架打架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照理。我当时完全是出于义愤，从十米外的门房屋檐下走进他们的出租房，小雯看到我，好像大海中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我的胳膊，躲在我的身后。我说：“做丈夫的，怎么能整天打自己老婆？”小雯的丈夫气势汹汹，脖子上的青筋条条暴起，他一副真理在握的神情，斜视着我说：“你算什么人？格老子打堂客，管你鸟事？”
　　 这个浑身干巴骨头的男人，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他认为老婆是他的，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后来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小雯都是来自四川大凉山，都没有上过学，他们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祖辈的口耳相传，
　　 怪不得他喜欢大老婆，怪不得老婆不敢反抗。
挨打过后，小雯很快就忘记了，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给丈夫做饭还做饭，该给丈夫洗衣还洗衣。丈夫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妓女妻子提供的这一切。
　　 我常常在想，当有一天小雯老了，不再做妓女了，她会怎么总结自己这一生的经历？她的丈夫会为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悔恨吗？这些年的妓女经历，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无法抹去的印痕吗？
　　 也许不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很正常，他们觉得这一切不是耻辱。就像小偷永远不会认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偷一样，小偷认为别人有，而我没有，我把别人的拿过来天经地义。也许小雯的丈夫认为，妻子闲着也是闲着，让她出去拉客赚钱，反正什么都不会少，何乐而不为呢？
　　 小雯家中没有电视机，她买不起。这个院子里很多妓女家中都有电视机，是那种两三百元就能买到的组装电视。城中村狭窄的街巷里，经常会有骑着三轮车，叫喊“收旧家具旧电视”的男子，三轮车慢悠悠地驶过去，凹凸不平的路面将他们的叫喊声颠得又细又长，像皮筋一样。这些旧电视被这些收购的男子以极低的价格送给废品收购站，废品收购站又卖给家电修理部，家电修理部重新修理，更换不能用的部件，然后换上新制的壳子，这样，一台外表看起来崭新的电视就组装成功。这些电视无法走进大商场，就在一些小商铺里出售。妓女们购买的都是这样的电视机，她们随时准备离去，离去的时候就只带着银行卡和安全套，别的什么都不会带走。
　　 这样的电视存在极大的危险性，经常会坏掉，严重的会爆炸伤人。
　　 小雯家中没有电视机，她却又特别喜欢看电视。有时候她涎着脸来到别的妓女家门口看电视，总会遭到人家的白眼。我的出租房里有一家小电视，这架没有牌子的电视肯定是以前居住的妓女留下来的，她就经常过来看。有时候，看着她跟着电视里的歌星一起唱歌，亮晶晶的眼睛里充满了神往，我就觉得她还是一个孩子。
　　 她的丈夫沉醉在麻将中，他才不管自己的妻子赖在谁的房中。
　　 就这样，我和小雯渐渐成为朋友。
和小雯一样锲而不舍的还有唐姐。唐姐也是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然而由于先天条件太差，唐姐的生意很不景气，她一直在惨淡经营。
　　 在这个院子里，唐姐属于最节省的一个，他连在外面吃一碗面条的钱也舍不得掏。他总是要回到出租屋来吃，而那个老态龙钟的男人总会将唐姐伺候好，一日三餐必不可少，房租也从来不会要唐姐掏一分钱。
　　 大家都知道唐姐极度吝啬，妓女们遇到她的时候，就故意说：“你什么时候请我吃一顿饭啊。”唐姐总是搪塞说：“下次，下次。”然后落荒而逃。
　　 也有妓女看到唐姐走来，就故意在她的面前吐口水，在她的背后说：“这么老还出来卖，真是个老婊子。”唐姐听见了也装着没听见，她知道自己斗不过她们。
　　 妓女们都很狠，发作起来就像雌老虎，不见到血是不会罢手的，她们把压抑和屈辱都变态地发泄在斗殴中。曾经有两个妓女打架，一个高个，一个矮个，矮个非常刁蛮，她拿起凳子砸在高个的脸上，高个去医院缝了十几针。这种事情一般男人都不敢下手，但是妓女就能下手。妓女打架从来不会惊动警察，她们总是私下解决。后来，高个找了一群人，矮个也找了一群人，双方在院子里摆开战场，互有输赢。再后来，公司出面，矮个赔了高个几百元，息事宁人。
　　 有一次，我问唐姐，今年多大了？唐姐丝毫也不隐讳地说：“你看看我有多大？”我还没有回答，她就接着说：“我43岁了，女儿都上大学了，要不是女儿，我才不会做这行。”
　　 堂姐说，她以前在工厂上班，后来工厂改制，她下岗了，丈夫吃喝嫖赌，自己赚的钱还不够自己花费，她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和丈夫断绝了来往。
　　 我问唐姐：“女儿一个月能花费多少钱？”
　　 堂姐说：“最少也要一千多块。”
　　 我说：“大学生可以做家教啊，你何必现在还要给她钱。”
　　 唐姐愣了愣，说：“夹脚？什么夹脚？”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也难堪，也不知道说什么。
　　 后来别人说，唐姐是从农村来的，大字认识不了几个。什么女儿？她就不会生育，和丈夫离婚了，自己跑出来。
　　 妓女们的话是不能相信的，她们每个人都有说谎的天赋。
我在报社没有编制，没有正式职位，国家财政不会拨款，我们拿的是计件工资，如果没有稿件见报，我当月就没有收入。然而，暗访妓女群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月两月是没有结果的，我决定撤离。
　　 半个月后，我回到了报社。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写那些杀人放火凶杀抢劫交通堵塞下水管道爆裂垃圾没有人清理之类的新闻，每天忙得像个陀螺，经常在黄昏时候才吃早餐，而经常在吃早餐的时间已经风风火火地赶往第一现场。只有在做了记者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废寝忘食的真正含义。胃病是记者的职业病，那就是废寝忘食造成的。
　　 尽管离开了那个城中村，但是我还一直和小兰、小雯、唐姐联系着，电话中她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自己是网络工程师。她们感到很神秘，都会发出感叹声。网络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她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说自己是网络工程师来源于一个笑话：蜘蛛先生和蛆虫小姐谈恋爱。蜘蛛妈妈说：“你怎么找了个环卫工？”蜘蛛先生说：“人家确实是环卫工，但是人家身材苗条。”蛆虫妈妈也对蜘蛛不满意，对女儿说：“你怎么找那么黑的一个？”蛆虫小姐说：“人家皮肤是黑点，可人家是网络工程师。”
　　 一个月后，那条站街女聚集的街道受到综合治理，站街女们鸟兽散，隐身在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里。综合治理结束后，她们又冒出来了。这次的人数更加庞大，除了站街女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隐身其中。
　　 我听到了很多发生在这条街巷的故事。一个嫖客在这里找到妓女，妓女高大丰满，嫖客很满意，到了旅社，嫖客才发现妓女原来是个男子假装的。结果嫖客的钱和手机被洗劫一空。几个嫖客合起来，专门抢劫妓女。他们中的一个人出面把妓女钓到野外，埋伏的另外几个人一哄而上，妓女的财物就被抢光了。
　　 那时候的手机都很值钱，最便宜的也要1000多元，所以小偷和劫匪都盯上了手机。那时候的男人们很喜欢在皮带上挂着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装着手机，结果给小偷提供了极大的行窃方便。妓女们离不开手机，再穷的妓女也要买一台手机，而劫匪就专门抢劫妓女的手机。
　　 警察对这个地方打击了几次，但是总是死灰复燃，这条街巷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盲肠。
　　 有一次，小雯打电话说，那次打架的那个矮子被人杀了。我问被谁杀了？小雯说不知道，被发现时已经死了，脖子被割了几刀，在旅社发现的，肯定是嫖客。但是，别说嫖客，矮子叫什么名字都没有人知道，哪里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案件注定是个悬案。
　　 站街女们人心惶惶。站街女的生命安全再次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妓女们也在想办法对付那些凶残的嫖客。妓女和嫖客的矛盾始终是不可调和的，嫖客总想花最少的钱，干最多的事；而妓女们却总想干最少的事，赚最多的钱。
　　 为了保证生命安全，一些关系好的站街女就联合起来，遇到有嫖客要人，她们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只收一个人的钱。行不行？”
　　 嫖客中绝大多数都是民工，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乍一听着这话兴奋不已，这不是有便宜可占吗？来到了民工的住处，却是一个妓女坐在门外监视，或站在旁边袖手，一个妓女提供有偿服务。民工大呼冤枉，妓女据理力争，如果想多占便宜，就哀求再给一个人的钱。这实在也是妓女们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办法浪费时间，收效甚微，确实得不偿失。
　　 接连几次的整治后，报社每天都会把最新的消息登载在报纸上，结果，这条淫荡的街巷全城人都知道了，更多各种各样心怀鬼胎的人涌到了这里。
　　 这其中，就包括各种犯罪团伙和各种社会渣滓。妓女们被抢被杀的案件比原来更多了。
　　 由于这个城中村受到了清理，妓女们像失去了蜂巢的马蜂一样，在周边地区继续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有的住进了居民楼，有的几个人合住，有的则每晚昨晚生意后，栖身旅社。
　　 没有了固定住所的妓女们，面临着更大的生活挑战。
　　 唐姐一如既往地站在街边，看到有单个男人经过，就主动贴上去，问：“耍去啊？便宜。”在这些站街女中，像唐姐这样采取主动攻势的人比较少，而唐姐对钱具有超出寻常的追求和兴趣，又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如果有人给钱，她都敢脱光衣服在大街上溜达。
　　 但是，唐姐性价比不高，尽管便宜，就像一颗萎缩的苹果一样，还是少人问津。
　　 小雯也便宜，小雯的客人就多些。
　　 城中村整治后，小雯和丈夫、还有另外一对妓女和丈夫，住进了居民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小房子里支两张床，相距没有一米。午夜过后，这两张床上就睡着两对夫妻。彼此连一点最细微的声音都能听到。
　　 然而他们不在乎，妓女没有羞耻心。有羞耻心的人不会当妓女。由于四个人住在一间小房屋里，小雯就只能选择“出台”。其实出台是桑拿坐台小姐的专用术语，她们坐在吧台后面，站街女是没有吧台可坐的，她们是站在街道上，所以，她们出去做生意应该叫“出街”。
　　 小雯也被抢过。比小兰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打。“你问问这些人，哪一个没有被抢过？”小雯指着身旁十几米开外一群衣着暴露、举止张扬的女子说。
　　 “不是有公司罩着吗？”
　　 “现在公司管不上了，很多人都出台，公司的人来了，人家早就走了，都是骑着摩托车。”10年前的这座城市，还没有“禁摩令”。抢劫的人骑着摩托车，而地痞们靠的是双脚。
　　 小雯说她会“看人”，“我看人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小雯选择的客人一般还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这些年龄一大把的人没有刑事犯罪能力。即使双方打斗起来，那一把老骨头也不是正值青春期精力旺盛的小雯的对手，身材圆滚滚的小雯，手劲很大，她能够把猕猴桃拽在手中捏出汁来。
　　 一些小孩子小雯也接，小孩子也不具备犯罪能力。小文说起过最可笑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晚上，她在出租屋里刚刚接过一个孩子的父亲，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又来了。“你猜我怎么知道的？父亲给的钱上面有一道算式，是一张50元。孩子给的是100元，我拿出先收的那张50元给他，他惊得跳了起来，说这张钱是我们家的，这是我昨晚写的算式，怎么会在你这里？”
　　 20岁左右的男人最危险。由于这个嫖客群体中，民工占据了绝大多数，而民工又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极度的贫穷让一些人心灵扭曲变态，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理。还有人因为婚姻不满意，转而仇视所有女性。几年前警察破获了一个系列杀人案，凶手杀害的都是妓女，而杀人的动机居然是妻子抛弃了他。
　　 小雯说她有一套识人的本领。她先看眼睛，再看神情。如果眼睛滴溜溜转，神情变换快，这样的人，给再多的钱也不去；如果眼神沉稳，表情木讷，这样的人一说就去。
　　 谈价格也有学问，如果对方将价格开得很高，可能就有问题。如果对方一直在讨价还价，那可能就不是劫匪。
　　 选择地点更有讲究，小招待所小旅社坚决不去，给再多的钱也不去。酒店可以去，可是嫖客们能住酒店，就不会找站街女。如果是在没有安全的地方，他们就会选择在河边树后，废弃的楼房地，蚊蝇飞舞的草地上。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价钱会大打折扣。
　　 小雯还说，她出台的时候，从来不喝客人的饮料，不吃客人提供的食品，害怕有迷药。曾经有一个妓女，喝了客人提供的一杯可乐，醒来后发现身上的钱、手机、戒指、项链都被偷走了。
　　 “我们这类人的首饰都是假的。”小雯说，“能戴得起首饰，谁还出来站街？”
 为了保护自己，妓女们有人练习起了女子防身术，据说可以一招毙命。更为搞笑的是，有人把武馆开在了这条街巷，武馆其实也就是一间小店铺，里面摆张桌椅，放着几根木棍和舞台上使用的，一抖就会仓啷啷作响的破铁片，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拳打江东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印象中这好像是被燕青打死的那个任原所摆擂台的对联。小兰打电话告诉我这种情况时，我曾经去看过，看到了号称总教头的男子。说是总教头，其实就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嘴上功夫好生了得，他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他说他的分馆开遍全国各大城市，有妓女出没的地方，就有他的武馆存在。古代是“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现在是“凡有卖淫之处，皆有小胡子武馆”。
　　 小胡子正在向我吹嘘，走来了几个小流氓，小流氓们自学过几天拳脚，走在大街上都要横着膀子，看到不顺眼的就想上去打一架。小胡子的武馆开在了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又怎么能不滋事？馋猫枕咸鱼，别怪流口水。
　　 小胡子落落大方地迎上去，双手抱拳，朗声说到：“青山八字开，绿水四面来，欢迎江湖上的朋友。”小流氓们说：“别来这一套，有什么本事使出来，老子今天就是踢摊子来了。”小胡子脸上露出难堪。
　　 一个膀大腰圆的小流氓说：“老子和你过过招。”然后就蹲了一个马步。小胡子做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踩着丁字步，摆出好像白鹤亮翅的招式。突然，身后另外一个小流氓踢了小胡子一脚，“去你妈的”，小胡子被摔了一个狗吃屎。
　　 小胡子爬起来后叫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踢出那一脚的小流氓从门口捡起一个半截砖头，小胡子吓得哎呀呀跳下台阶，一路狂奔，像在躲避鞭子追打的耕牛，小胡子在后面紧追不舍……这种场景惹得街巷两边的人哄堂大笑。
　　 这座城市的小流氓非常多，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看到外地人，就想方设法诈骗；诈骗不成，就变成明抢。火车站和这条街巷，是小流氓集中的地方。
　　 和小雯和唐姐她们辛苦做生意赚取皮肉钱不同，小兰和这些小流氓走得最近，她走上了歪门邪道。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城市里出现了大量假钞，假钞种类繁多，不但有100元、50元的大钞，还有5元钱的纸钞和一元钱的硬币。那些收到面值较大假币的人，就来到郊区的小商店晃悠，看到小商店的店主是老头老太太，或者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就会拿出100元假钞来买一盒香烟，或者一瓶啤酒，等到店主给他换来一大堆真钱，他就会骑着摩托车赶快逃离。
　　 而收到面值较少假币的人，则会拿着假币乘坐公交车，那时候这座城市里的公交车还可以自己坐在旁边收零钱。这些人往往把一张二十元或者十元钱的假币塞进公交车收款机里，然后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堂而皇之地收零钱，收够零钱后，就慢悠悠地下车。据说，因为假钞太多，逼得公交公司列出了“上车一元，不找零钱”的条文。
　　 然而，一元也有假币，我曾经收到过一枚一元硬币，装在裤子口袋里，一场大雨过后，衣服淋湿，假币也原形毕露，它竟然生锈了。
　　 后来走南闯北采访，才知道这些大面值的假币是从沿海一带流入内地的，而那些一元假币，则是内地一个小城市生产的，我曾经去过那座小城市，出租车司机坚决不收一元钱硬币，而无人售票的公交车也全部换成了售票员，也是坚决杜绝一元硬币。
　　 大量假币从地下渠道流入了这座城市，不法分子们的犯罪活动也猖獗起来。我也采访到了大量假钞换真钱的事情，今天写出来，让大家了解骗人伎俩，增加防骗意识。
　　 有的人拿着一百元的假钞，骑着摩托车来到乡下，这一般是在早晨10点左右，这个时间里，家中上班的上班，下地干活的干活，一般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坏蛋们把摩托车停在院子门口，不熄火，然后指着窗台上或者墙壁下的一个空瓶子说：“老人家，我要加油，没有东西装油，把你窗台上那个啤酒瓶子卖给我。我给你五元钱。”老人就说：“一个瓶子啊，你拿走吧，不要钱。”这个坏蛋就坚决要给钱，看到老人坚决不要钱，他就骑着摩托车去了下一家。在下一家，故伎重演，贪图沾点小便宜的老人就用自己真的95元和一个啤酒瓶，换来的是对方一百元的假钞。
　　 还有一种伎俩。有坏蛋装着一百元假钞在马路上遇到老太太，就热情地说：“阿姨啊，终于见到你了，我是你孩子的同学啊，借了他20元钱，想给他换钱，找不到他，现在还给你吧。”就把那一百元假钞掏出来。如果遇到想沾小便宜的老太太，也会中招，80元真钞换来一百元假钞。
　　 坏蛋们的伎俩还有很多。
　　 不幸的是，小兰就与这样的一个假钞团伙遭遇了。
几年后，我在南方，跟着警察们一起去查封假币制造厂和光碟制造厂，才知道了北方泛滥成灾的假币和盗版光碟是怎么来的。奇怪的是，我在南方的这些年很少见到假币，倒是盗版光碟举目皆是；而北方刚刚上市的盗版光碟比较少见，而假币很多。
　　 这些假币制造厂和盗版光碟生产线都掩藏在郊外的地下室，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你走到它的上面，也不会知道就在你脚下几米十几米的地下室里，机器转动，热火朝天，一张张还没有剪裁的假币被翻印出来，一张张光碟从机器的末端吐出来。这样的地下室并不大，工人也没有几个，但是危害确实非常巨大。这些假币流到社会上，就像粪便流到河水里，整条河流都会被污染。然而，对盗版碟，我持保留意见，因为我买不到正版碟片，只能买盗版碟，比如那个异常震撼的BBC的《美丽中国》；因为正版碟动辄就是二三十元一张，而盗版碟四元一张也不错。要消除盗版碟，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价格。别人四元钱一张的碟片，还有得赚；你凭什么就卖二三十元？
　　 后来，听说小兰脱离了那个瘸子，因为她搬迁到了一个居民楼里，那个瘸子已经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小兰找到了新的靠山，这是当地一个做黑生意的胖子。胖子做的是假钞生意。
　　 胖子以每百元付十几元的价钱，从南方一家地下工厂买了几十万假钞，然后分批通过物流渠道，运到了这座城市，再把这些假钞消化出去。假钞危害巨大，如果你工作一天，赚到了100元，而这100元在当天夜晚被人做了手脚，换成了假钞，等于你一天的辛苦付之东流，你白白劳动一天，你会答应吗？你会满意吗？再看这些假钞贩子，他坐在家中品茗抽烟，而到了晚上，一张假钞就换成真钞，等于你在替假钞贩子上班，而假钞贩子却在花你的钱，这公平吗？所以，假钞贩子是人们最痛恨的一伙犯罪分子，而不痛恨的，只有他们自己。
　　 假钞的销赃地点主要在三个地方：火车站、郊区商店、妓女。
　　 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是藏污纳垢鱼龙混杂，也是各种犯罪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刚刚来到这里的外地人，一下火车，就要给家中打电话报平安，那么一分钟电话费就是几元钱甚至几十元钱，你和他们讲理，他们拿出计价器让你看，做过了手脚的计价器上面就会显示这样的收费金额。更有的电话也做了手机，你拨打的是家中的电话，而接听的不是你的家人，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托儿，托儿声音很小，并且经过了处理，托儿就在火车站附近的民房里，你完全无法分辨出是你的家人还是别人，托儿故意问这问那，拖延通话时间，最后一看计价器，显示几百元。给钱吧？心有不忍；不给钱吧？呼啦啦会来一帮子刺着青龙白虎的地痞流氓。最好息事宁人，给吧，赶快逃离。
　　 火车站的商店几乎都是黑店，你买一瓶饮料，他们不从货架上取，而从柜台下面给你取，价格是超市的几倍。打开一喝，一副马尿味，找他们理论，他们会说你掉包了，跑来惹事找茬。轻者，你遭到恐吓，重者，你会遭到毒打。
　　 在商店站的商店买到假货，这不算什么事，而你的钱被掉包，那才是大事。
　　 你拿着10元钱想买一瓶饮料，饮料标价6元，他们拿过你的钱，看看后又退还给你，说你的钱缺一个角，不能用。你诧异地接过去一看，果然是这样。换一张10元，再给他们，退到你手中还是缺一个角。这就奇了怪了，怎么都是这样。钱包里10元钱没有了，你拿出一张100元给他们，这次不缺角了，但是他们说你的是假钞。怎么可能呢？上火车前刚刚从银行取的，换一张100元给他们，还说是假钱。你越发疑惑，再换一张，依然是假炒，你有多少张100元钱，他们就说你都是假钞。真是太奇怪了。好了，不在这里买了，你转身离开，拿着他们接触过的钱，去超市买饮料，验钞机检验说，全是假钞！怎么回事？你的真钱全部被他们掉包了。
　　 城市的火车站是人流汹涌的地方，寸土寸金，而依靠在这里开小商店，开烟酒店，又能有多少收入？又如何能够支付昂贵的房租？
　　 最好的办法是，来到一个陌生城市的火车站，赶快打的或者坐公交车离开，随便哪辆公交车都行，离开这里后，再慢慢查找自己要去的地方在哪里。
　　 郊区也是假钞贩子们换钱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防范意识相对淡漠。关于假钞贩子如何在郊区换假钱，上面我已经说过了。
　　 妓院也是假钞贩子活跃的地点。那么，假钞贩子又是如何在这里换钱的？
小兰说，有一天，她正站在街边，面前悄没声息地驶来了一辆小轿车，车窗摇下，探出来一颗硕果累累的头颅，脸上和脖子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肉。那个头大如斗的胖子说：“妹子，上车说话。”
　　 小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小兰选择客人的标准是，开着小轿车来的，不加拒绝；骑着摩托车的，多加提防；几个人来要一个妓女的，坚决不去。民工打扮的，不加拒绝；油头粉面的，多加提防；面目凶恶带着纹身的，坚决不去。
　　 那天，大胖子将小兰带到了一家酒店事先开好的房间里，小兰从来没有进过这么高档的地方，他好奇而又恐惧，连沙发也不敢坐，担心坐塌了自己没有钱赔偿，看到大胖子坐下去了，她才敢小心地坐进沙发里。酒店里什么都是高档的，穿衣镜中的自己很漂亮，就是衣服显得陈旧，神情有些惶恐。酒店里的厕所很干净，比家乡的床铺都要干净。酒店的地面铺着毛毯，高跟鞋踩上去都没有声音。
　　 大胖子不慌不忙，他让小兰先陪他洗澡。脱光了衣服的大胖子就像一头扒光了毛的猪，小时候小兰见过老家杀猪，人们先在猪的脖子上捅一刀，放干净猪血，然后把猪放进滚烫的开水锅里，扒光了猪毛，再嘴巴对着猪脖子上的放血刀口吹气，这样猪就像一个逐渐充气的皮球一样，四肢散开，肚腹鼓起，这时候再杀猪，刀锋所向，窸窣有声……
　　 那天，小兰工作结束后，大胖子给了小兰一张崭新的100元，小兰压抑着满腔的喜悦接过了，准备放进口袋里。大胖子说：“看看真的假的？”小兰看了看，崭新笔挺，就说：“这么新的钱，当然是真的。”大胖子笑着说：“假的。”
　　 小兰一楞，那张假钞掉在了床上，他不知道大胖子想耍什么花招。
　　 大胖子从口袋里拿出另外一张有些陈旧的100元钱，递给她说：“这张是真的，你拿走。”
　　 小兰收好钱，穿好衣服，想回去。今天赚了100元，她已经很高兴，这是她单次收入最高的一笔。大胖子叫住了小兰，他说：“以后我们合作，你会有很多钱。”
　　 大胖子说，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隐藏在一幢居民楼里，每次小兰拉客后，就把客人带到那个地方。客人脱了衣服后，小兰一定要把客人的衣服放在床边的沙发上。然后拉上隔挡的布帘，将沙发和床分隔开来，剩下的事情就由他们来做。
　　 小兰说，只要对我有利，我能赚到钱，我就做。
　　 大胖子说，我们给你提成20%。
　　 小兰同意了。
大胖子所说的那个地方距离小兰经常站街的那条街巷有10分钟的路程，要进入那个地方，需要在幽深的巷子里走好几个弯，每道弯的上面都没有标识，那个地方没有门牌号，进了一道残破的铁栅栏门就是一幢陈旧的居民楼，铁栅栏门经常上锁，只有妓女们和住在这里的人才知道，将手伸进去，向外一拉，栅栏门才会打开。那个地方位于居民楼的三楼，照样没有任何标志。
　　 第一次，小兰来到这里的时候迷路了，走了很久才转了出去，可面前出现的是另外一条马路；第二次小兰还是迷路了，走出去后发现和上次是不同的路，这里有多少条路进入多少条路出去，小兰一直没有搞明白。这里是犯罪分子隐身和逃跑的绝佳地方。
　　 好几次过后，小兰才从一条固定的路线走出去，那正是她拉客的地方。
　　 此后，熟悉了路况的小兰站在经常站街的那个地方，等待着嫖客上前；如果有貌似嫖客的人经过，她也会喊一声“大哥留步”。小兰的态度很殷勤，表情很诚恳，一看就是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美少女。大胖子叮咛小兰，不要再找那些没有钱的农民工，要找那些穿着体面的人，他们的兜里有钱。此后的小兰看到农民工理也不理，她的眼光只落在那些穿着西装的人身上，有农民工走过来搭讪：“妹子，耍去？”小兰就说：“找你妈耍去啊！”她的回答像个良家妇女。10年前，这座城市的有钱人喜欢穿西装打领带，不像现在，穿西装的都是搞传销的业务员，气质很好，兜里没钱，却要强充大款。
　　 小兰将那些穿西装的人引向“那个地方”，一路曲里拐弯，有的人胆怯了，不想去，小兰就说“快了快了，前面就是。”她娇嗔地抱着西装袖子，把自己的大奶子在袖子上左右摩擦，西装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就跟着她继续走。
　　 来到了那个地方，小兰一定要西装先付钱，借着西装取放钱夹的机会，小兰看到了西装把钱夹放在什么地方，房间的另外一双眼睛也看到了。小兰殷勤地帮西装脱衣服，西装惬意地享受着。小兰把西装放在沙发上，拉上布帘，把人放在床上。为了安全，小兰让西装背对沙发，她不断地说话，引诱西装的思维；或者不断地大声呻吟着，掩盖此刻床下另外一场活动。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小兰结束了工作，带着穿好了衣服的西装一起出去，在某一个岔路口，小兰借口和西装分开。西装乐滋滋地一个人向前走，走出了这个小巷，饿了，找到一家饭店吃饭，付款，拿出一张100元，假钞；换一张，还是假钞……
每次小兰钓好嫖客后，就会给一个男人打电话，她在电话中说：“我有事情，不来你那边了。”接到电话的这个男人知道这是一句暗号，他会提前来到那个地方，他有那个地方的房门钥匙。他是大胖子手下的小弟，大胖子有好几个这样的小弟，他们依附着不同的小姐来以假换真。
　　 这个男人来到那个地方后，会提前躲藏在床下，或者沙发背后，他偷偷而清楚地看到嫖客取钱夹，又放回钱夹，他记住了钱夹放在什么地方，是上衣口袋，还是裤子口袋。他清楚地看到小兰剥下了嫖客的衣服，就像剥开一个粽子。他们上床了，他们发出鱼水的声音，他出动了，他将嫖客口袋里的钱包取出来，取出里面的100元和50元，有多少取多少，然后再按照张数把假钞放进去，把衣服放成原来的样子。
　　 嫖客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房间里还有别人。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愉悦的时候，床下有一个人比他更愉悦。
　　 直到从这里走出，走出很远，嫖客们一般都会在完事后走到很远的地方，不想在这里遇到熟人，全城的人都知道这里是红灯区，是是非之地。嫖客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消费，才知道自己中了掉包计。甚至有的还不知道什么地方会中了掉包计，不会怀疑到那个看起来纯洁美好的小兰。
　　 其实，那个地方不仅仅只有那一个男人，还有好几个。他们等候在那个两室一厅房间里的另一间卧室里，他们都是打手。
　　 曾有一次，嫖客发飙，不提前付款，仗着强壮有力，准备强奸小兰。小兰大叫一声，从另一个房间里呼啦啦冲出来三个只穿裤头的纹身青年，将那名嫖客打得伤痕累累，跪地讨饶。嫖客最后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只能捂着扁扁的钱夹抱头鼠窜。
　　 小兰说起这些的时候得意显形，看着她笑得前仰后合，我明白，这个曾经被瘸子强奸的女孩子，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名罪犯了。该不该报案？该不该报案？我又陷入了当初看到瘸子强奸她时的犹豫与踌躇中。如果报案，辜负了小兰对我的信任，此后对妓女生活追踪的这天线索彻底断绝；如果不报案，会有更多的人受害。怎么办？我不知道。
　　 大胖子蹲踞在假钞犯罪链条的顶端，他的下面是一批换钱的打手，再底下是这些妓女，小兰只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小兰电话中告诉我说，她有了男朋友。
　　 我了解到的每个妓女都有男朋友，嫖客满足她们的生理需求，而男朋友则是心灵慰藉。正常生活的女人会将肉体和心灵合二为一，她们会在心灵接受后，才会和这个男人有了鱼水之欢，也即是说有了感情后，才会有身体的需求。但是妓女不是这样的，因为妓女不是正常的女人，妓女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她们的欲望是无底洞，包括身体的和物质的。只要给钱，她们不会考虑是否爱，是否愿意心灵接受，是否需要激烈的思想斗争。
　　 妓女也有爱，但是她可以把爱分成很多份，见到每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都送给一份，见到每一个有钱的男人也会送给一份。她们的思维你无法理解，而她们可以理解。拥有很多个男人，在她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别对妓女动心思，谁动心思谁是傻子。
　　 男人们都有一种英雄救美的情节，他们幻想着自己是大侠，是那种普济众生改换乾坤一举手风云变幻一顿足山河变色的人，他们想当然地把当代妓女当成了流落风尘的公主，误入尘网的天使，他们想解救妓女出水火，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若天仙的女人，一定心灵美。他们想当然地把当代妓女当成了杜十娘苏小小陈圆圆赛金花李师师小凤仙，还有那个夜奔的红拂，文武双全的梁红玉……他们不知道，现代妓女早就不是为了生活才去卖身，现代妓女早就不是生活在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精于女红长于刺绣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妓女为了情爱可以抛弃万贯家产，现代妓女为了万贯家产可以抛弃父母亲人，情爱又算得了什么？
　　 在古代，妓女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这从一些流传后世的绝美诗词居然是妓女创作可以看出来；在现代，妓女的文化素质普遍很低，这从她们一般都是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可以看出来。
　　 古代的妓女们，需要你去“救风尘”，现代的妓女们，嘲笑你坠入风尘。她们并不需要你来救赎，你的自作多情只会惹来她们的嗤笑。我曾经和很多名妓女交谈过，有一些长相都在中等偏下，举止粗鲁，毫无教养，然而她们的爱情观依然是找个有钱人。而稍微有点姿色的，需要的丈夫则是“特别有钱”。就连浑身臃肿，既没长相也没身材的老妓女唐姐，她的目标也是找个有钱人，“把我养起来。”有一次，和小兰交谈，当她听说我一月只有不到2000元收入的时候说：“上大学有什么用处，还没有我一个小学毕业生赚钱多。”钱在她们的心中，代表了一切。只要有钱，他们不管钱的来路，不管钱是否肮脏，钱是唯一能够让他们动心的东西。
　　 长期好逸恶劳的生活已经让这群人成为了社会特殊的一群人。更有一些妓女和犯罪分子沆瀣一气，成为社会的毒瘤。
　　 我是眼看着小兰成为了这样的人，我曾经劝过她，可是她说，她想要很多钱，有了钱就不做这事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找个喜欢的男人，结婚生孩子。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做过什么，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
　　 这是所有妓女的想法，那时候还没有处女膜修补术，而现在妓女的想法除了以上外，还有一条：做个处女膜修补术，变成处女，羞答答地恋爱结婚。
　　 然而，即使身体修补完整了，心灵能够修补完整吗？那些日夜卖笑的创伤，那些争风吃醋的纠葛，那些提防报复的恐惧，让你再也回不到少女时代，让你再也无法纯真地爱一个人，让你无法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你注定了这一生会生活在悲剧中。
　　 有一天，我问小兰：“你现在不是有男朋友吗？怎么想着以后还找？”
　　 小兰说，这个男人，只有在自己孤独的时候，会让他来陪，陪自己购物，陪自己过节。而平常的日子，她可以找别的男人，那个男人也可以找别的女人。
　　 我愕然，我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爱情，还有这样的男女关系。
　　 是妓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是妓女颠覆了我们固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
　　
　　 小兰的男朋友叫周辉，一个彻头彻尾的街头流氓。而妓女的男朋友又有几个不是地痞流氓？
　　 小兰是一次陪客人唱歌的时候认识周辉的。那天，小兰在站街，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穿着真丝套裙，身体向横向发展，三角眼，淡眉毛，长相凶恶，一看就很像电影中出现的古代老鸨。事实上她就是一名老鸨，她在附近开了一家发廊，手下有几个妓女。小兰认识她，有一次她让小兰在自己发廊做，小兰嫌整天坐在里面闷得慌，就没有答应。
　　 老鸨见到小兰就说：“妹子，今晚有场生意，去不去？”
　　 小兰问：“去哪里？”
　　 老鸨说：“有一个老板从南方回来，点名要七个漂亮妹子去唱歌，我缺两个，你去的话，就算一个。”
　　 小兰爽快地答应了。此前她还没有进过歌厅。
　　 那晚小兰和六名“漂亮妹子”来到了歌厅，歌厅的每个包间里都有人在唱歌，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声音从每个房间的门缝里挤出来，在走廊汇成一条河流。站在走廊的服务生，被这条河流冲击得呲牙咧嘴，忍俊不禁。小兰不会唱歌，不会点歌，她静静地坐在角落，怯生生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
　　 那晚来了六个男人，带头的是一个30多岁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挥舞着手臂，很像八个样板戏中的洪长青，很有感染力和领导气质。他一说话，别人都不敢说话，只能恭恭敬敬地抬头望着他，像一朵朵望着太阳的老向日葵。
　　 就是在那晚，小兰认识了周辉。但是在很久后，她才知道了周辉在贩毒。而那个30多岁的男人，是他们的毒老大。
　　 那晚，他们拿出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放在锡纸上，下面用打火机烤，一股轻烟袅袅而起，他们头聚在一起，吸一口，脸上露出沉醉的神情。小兰不知道那是什么，周辉让她试试，她吸一口，却感到恶心头晕。
　　 那晚，小兰陪着他们，没有人脱她的衣服，只有周辉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了揉了揉，而她赚到了300元钱。这是小兰赚得最轻松的一次。
　　 那次过后，周辉经常打她的电话，要做她的朋友。无聊的小兰答应了。
　　 周辉也有三十多岁，一名老地痞。
有一次，小兰电话中告诉我说，她有了男朋友。
　　 我了解到的每个妓女都有男朋友，嫖客满足她们的生理需求，而男朋友则是心灵慰藉。正常生活的女人会将肉体和心灵合二为一，她们会在心灵接受后，才会和这个男人有了鱼水之欢，也即是说有了感情后，才会有身体的需求。但是妓女不是这样的，因为妓女不是正常的女人，妓女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她们的欲望是无底洞，包括身体的和物质的。只要给钱，她们不会考虑是否爱，是否愿意心灵接受，是否需要激烈的思想斗争。
　　 妓女也有爱，但是她可以把爱分成很多份，见到每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都送给一份，见到每一个有钱的男人也会送给一份。她们的思维你无法理解，而她们可以理解。拥有很多个男人，在她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别对妓女动心思，谁动心思谁是傻子。
　　 男人们都有一种英雄救美的情节，他们幻想着自己是大侠，是那种普济众生改换乾坤一举手风云变幻一顿足山河变色的人，他们想当然地把当代妓女当成了流落风尘的公主，误入尘网的天使，他们想解救妓女出水火，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若天仙的女人，一定心灵美。他们想当然地把当代妓女当成了杜十娘苏小小陈圆圆赛金花李师师小凤仙，还有那个夜奔的红拂，文武双全的梁红玉……他们不知道，现代妓女早就不是为了生活才去卖身，现代妓女早就不是生活在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精于女红长于刺绣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妓女为了情爱可以抛弃万贯家产，现代妓女为了万贯家产可以抛弃父母亲人，情爱又算得了什么？
　　 在古代，妓女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这从一些流传后世的绝美诗词居然是妓女创作可以看出来；在现代，妓女的文化素质普遍很低，这从她们一般都是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可以看出来。
　　 古代的妓女们，需要你去“救风尘”，现代的妓女们，嘲笑你坠入风尘。她们并不需要你来救赎，你的自作多情只会惹来她们的嗤笑。我曾经和很多名妓女交谈过，有一些长相都在中等偏下，举止粗鲁，毫无教养，然而她们的爱情观依然是找个有钱人。而稍微有点姿色的，需要的丈夫则是“特别有钱”。就连浑身臃肿，既没长相也没身材的老妓女唐姐，她的目标也是找个有钱人，“把我养起来。”有一次，和小兰交谈，当她听说我一月只有不到2000元收入的时候说：“上大学有什么用处，还没有我一个小学毕业生赚钱多。”钱在她们的心中，代表了一切。只要有钱，他们不管钱的来路，不管钱是否肮脏，钱是唯一能够让他们动心的东西。
　　 长期好逸恶劳的生活已经让这群人成为了社会特殊的一群人。更有一些妓女和犯罪分子沆瀣一气，成为社会的毒瘤。
　　 我是眼看着小兰成为了这样的人，我曾经劝过她，可是她说，她想要很多钱，有了钱就不做这事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找个喜欢的男人，结婚生孩子。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做过什么，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
　　 这是所有妓女的想法，那时候还没有处女膜修补术，而现在妓女的想法除了以上外，还有一条：做个处女膜修补术，变成处女，羞答答地恋爱结婚。
　　 然而，即使身体修补完整了，心灵能够修补完整吗？那些日夜卖笑的创伤，那些争风吃醋的纠葛，那些提防报复的恐惧，让你再也回不到少女时代，让你再也无法纯真地爱一个人，让你无法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你注定了这一生会生活在悲剧中。
　　 有一天，我问小兰：“你现在不是有男朋友吗？怎么想着以后还找？”
　　 小兰说，这个男人，只有在自己孤独的时候，会让他来陪，陪自己购物，陪自己过节。而平常的日子，她可以找别的男人，那个男人也可以找别的女人。
　　 我愕然，我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爱情，还有这样的男女关系。
　　 是妓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是妓女颠覆了我们固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
　　
　　 小兰的男朋友叫周辉，一个彻头彻尾的街头流氓。而妓女的男朋友又有几个不是地痞流氓？
　　 小兰是一次陪客人唱歌的时候认识周辉的。那天，小兰在站街，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穿着真丝套裙，身体向横向发展，三角眼，淡眉毛，长相凶恶，一看就很像电影中出现的古代老鸨。事实上她就是一名老鸨，她在附近开了一家发廊，手下有几个妓女。小兰认识她，有一次她让小兰在自己发廊做，小兰嫌整天坐在里面闷得慌，就没有答应。
　　 老鸨见到小兰就说：“妹子，今晚有场生意，去不去？”
　　 小兰问：“去哪里？”
　　 老鸨说：“有一个老板从南方回来，点名要七个漂亮妹子去唱歌，我缺两个，你去的话，就算一个。”
　　 小兰爽快地答应了。此前她还没有进过歌厅。
　　 那晚小兰和六名“漂亮妹子”来到了歌厅，歌厅的每个包间里都有人在唱歌，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声音从每个房间的门缝里挤出来，在走廊汇成一条河流。站在走廊的服务生，被这条河流冲击得呲牙咧嘴，忍俊不禁。小兰不会唱歌，不会点歌，她静静地坐在角落，怯生生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
　　 那晚来了六个男人，带头的是一个30多岁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挥舞着手臂，很像八个样板戏中的洪长青，很有感染力和领导气质。他一说话，别人都不敢说话，只能恭恭敬敬地抬头望着他，像一朵朵望着太阳的老向日葵。
　　 就是在那晚，小兰认识了周辉。但是在很久后，她才知道了周辉在贩毒。而那个30多岁的男人，是他们的毒老大。
　　 那晚，他们拿出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放在锡纸上，下面用打火机烤，一股轻烟袅袅而起，他们头聚在一起，吸一口，脸上露出沉醉的神情。小兰不知道那是什么，周辉让她试试，她吸一口，却感到恶心头晕。
　　 那晚，小兰陪着他们，没有人脱她的衣服，只有周辉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了揉了揉，而她赚到了300元钱。这是小兰赚得最轻松的一次。
　　 那次过后，周辉经常打她的电话，要做她的朋友。无聊的小兰答应了。
　　 周辉也有三十多岁，一名老地痞。
 就在小兰走进歌厅的那天晚上，小雯走进了诊所。
　　 那天夜晚，圆滚滚的小雯穿着绿色衣服，站在街口，就像街口矗立着一尊邮筒。她眼巴巴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等待着会有生意来临。她没有等到生意，却等到一辆警车。
　　 那辆警车刚刚在拐角的地方出现，妓女群中就有人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立刻，就像狂风吹起遍地落叶，妓女们向四面八方逃避。小雯被无数的高跟鞋和白皙的大腿卷裹着，卷裹进了一条小巷。在狭窄的小巷里，她肚子突然一阵绞痛，跌倒了。
　　 人们都在躲避，没有人顾得上她，小雯岔开双腿坐在地上，感觉到有一股暖暖的水流，从下体流出来，洇湿了裤头。然后，一股钝疼覆盖了全身。她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然而，那天夜晚的那辆警车只是路过这里，它呼啸着从巷口驶过，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外。小雯一直哭着，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血液？为什么会痛彻骨髓？
　　 几名返回身的妓女看到这种情景，七手八脚地搀扶起小雯，将她送进了附近一间小诊所里。小诊所施八尺屏障，郎中人坐屏障中，一人，一桌，一椅，一床，一柜，一听诊器而已。
　　 当时，小雯没有想到，此后她会与这个江湖郎中有了那么多的故事。
　　 妓女们都走了，小诊所里只剩下小雯和这名江湖郎中，一名40多岁的男医生。白大褂穿在他肥胖的中部隆起的身上，让他看起来不像一名医生，倒像是一名劁猪的。几十年前走村窜乡给猪做绝育手术的人，也喜欢穿着白大褂。现在，这种职业已经绝迹了。
　　 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诊所囊括了医院所有的科室，这个40多岁的男人将医院所有职务荟萃一身，他声称既可以给小孩根治尿床，还可以治愈成年男子的阳痿早泄；他既可以让癌症患者起死回生，还能够给不育妇女再造福音。在所有城市的城中村，我们都能见到这样的小诊所。10年前，那些打工者，年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患病也都会选择这样的诊所。这样的诊所尽管医术极差，但是，最关键的是收费低廉。那些公立医院的高楼大厦，让囊中羞涩的打工者望而却步。
　　 郎中查看了小雯两腿之间的血液说：“你流产了。”
　　 那时候的小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只是经常感到肚子鼓胀，她想，可以是自己吃胖了，“再也不能吃了，再吃就胖得难看了，没有客人喜欢了。”从四川大凉山出来的小雯，她的性启蒙和性经历全部是嫖客和那个赌徒丈夫给予的，她只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她不知道那种事情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小雯没有钱，她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赌徒。郎中说，从小雯一进来他就猜到了小雯是干什么的，如果没有钱，可以，但是小雯要做他的朋友，他要小雯随叫随到。
　　 阅人无数的小雯对男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洞若烛火，她知道他想要什么，她答应了。
　　
　　
　　 小雯在郎中的诊所里睡了三天，这三天里诊所只来了三名病人，一名买止痛片的，一名买创可贴的，还有一名问了问自己的病情，然后转身离开的。小雯问郎中：“生意这么差，你靠什么生活？”郎中笑着说：“我一月只做两三单大生意就足够了。”
　　 三天的朝夕相处，让小雯觉得这个比自己大了30岁的男人，确实是爱惜自己。夜晚，他睡在自己的身边，只是抚摸，并没有强迫她做不能做的事情。三天后的早晨，感觉轻松了许多的小雯说：“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打我的电话。”
　　 长期生活在恐惧与痛苦中的小雯，一点点安慰和关怀就让她愿意以身相许，而身体也是她唯一的财富和报答的本钱。
　　 回到家中，丈夫正在等着她，她还没有说一句话，就遭到劈头盖脸的打骂，这三天里，丈夫泡在一家藏身地下室的麻将馆里，身上最后的一角钱也输光了。
　　 挨打过后，小雯拖着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站在了街上，等待着有人走过。
　　 在和小雯交谈的过程中，她说，她曾经很多次幻想会有人带着她离开这里，永远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可是，那些男人完事后，把钱摔在她的身上，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没有人愿意带着她离去。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很绝情，她恨他们。
　　 有时候，她幻想着回家后见不到丈夫，永远见不到丈夫，丈夫被人砍杀了，被人活埋了，可是他第一天不回来，第二天就会回来。她绝望了，她只能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天。
　　 郎中的出现，让她长夜漫漫的天空出现了一缕亮光。
记忆中的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场秋雨过后，第二天上大街，突然看到街面上铺了一层落叶，远处的山巅，近处的楼顶，因为被秋雨洗过而显得非常清隽，而落光了树叶的树枝，像鹿角一样美丽。风阵阵吹过，让人感到了寒冷。举目望去，大街上都是穿着毛衣棉衣的人。
　　 而让人们感到更加心寒意冷的，是一则则不胫而走的消息。
　　 就是在那年秋末冬初，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了一个新的疾病名称：AI滋病。
　　 以后，我曾经对AI滋病患者进行过采访，但是就在我还在那座小县城里过着行尸走肉一样的枯燥生活的时候，好几个记者已经开始了孤独的寻找真相之旅。那时候，连一些专家医生也不知道这种疾病的危害，也不知道这种疾病的名称。当地一些人极力掩盖真相，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记者踽踽独行的身影，行走在黎明广漠的大地上，行走在凄风苦雨中，这种情景每每想起来，就让人感动。后来，当我也做了记者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年冬天的AI滋病突如其来，这种一贯以为只生长在肮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疾病，竟然就在我们的身边被发现了。一名妓女去医院检查身体，被检查出带有AI滋病毒。
　　 很快，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全城相当多的娱乐从业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发现好几例AI滋病毒携带者，而妓女们80%以上都染有各种性病。有的甚至一身兼数病。
　　 这还只是酒店桑拿里的妓女，而那些站街女们，染病的比例肯定更高，因为她们更没有防范意识，她们接触的人群更为庞杂。
　　 然后，这条街道再次遭到整顿，每个站街女都要进行身体检查。然而，这些妓女们一见到执法车辆，就装着良家妇女，披上随身带着的长衣服；一见到执法车辆离去，就脱掉衣服，露出本色。
　　 10年前的站街女们丝毫没有戴安全套的意识。她们嫌那个橡胶制成的东西要花钱，嫖客们嫌那个东西麻烦。
　　 那时候的安全套还不叫安全套，叫避孕套。那时候，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小孩子们一人一个避孕套，是有关部门派发给孩子家长的，孩子们比赛谁能将避孕套吹得更大，结果，每个人都吹得嘴巴油腻腻，脸上亮闪闪。
　　 卖淫就像洪水猛兽，当无法杜绝的时候，就只能疏导了，这就好像大禹治水。
　　 于是，很多志愿者来到了这条街巷，向妓女们义务讲解安全知识。
　　 也是在那次讲解会上，小雯见到了小兰和唐姐。
　　
　　
　　 小兰有钱了，她穿着时尚，顾盼生辉，走到哪里都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也是在那次讲解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小兰。
　　 那是一个周末，志愿者们借用了附近学校的一间教室，召集大街上的妓女们开会。妓女们从来没有开过会，她们过着松散而随意的日子，从来就没有过哪一级组织领导过她们，她们也从来没有归属于哪一个部门管辖。当这个城市里出现了服装协会、鞋业协会、信鸽协会、藏獒协会等等各种各样协会的时候，她们却没有一个协会。她们是一群山间觅食的野鸡，野鸡是没有行业协会的。
　　 告示贴出好几天了，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来。志愿者们又把传单发到每一个貌似妓女的人手中，还是没有人来。六天过去了，就在志愿者准备撤离的时候，第七天午后，来了几个妓女，好奇地探出头来，说：“听说你们这里开培训班，就来看看。我们技术好着呢，不需要你们培训。”志愿者哭笑不得，向她们解释说：“我们不是来培训你们的技术，是来教你们增强安全意识。你们搞错了。”
　　 这几个女人留下来了，听志愿者讲课。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再过一会儿，又有人来了……就这样，那间学校的教室里来了上百人，摩肩接踵，水泄不通。
　　 一名女志愿者向妓女们解说：“在做爱前，一定要把安全套套上去，这样就会保护自己。”一名男志愿者伸出右手大拇指，左手将安全套套在了右手拇指上。
　　 “这样就安全了？”最前排一名妓女问。
　　 “是的。”女志愿者说。
　　 “啊呀，我知道了，做那事前，给大拇指套个套套，就安全了。”小兰站起来说，“我还担心学不会，原来这么简单。”
　　 台下想起了哄笑声。
　　 “不是给大拇指上套。”女志愿者说。
　　 “那是给哪里套？”小兰不解地问。
　　 “是……”女志愿者脸红了，“反正不是给大拇指上套。”
　　 “我明明看到他是给大拇指上套啊，怎么就不是了？”小兰继续问。
　　 “给那个东西上面套。”男志愿者红着脸低声说。
　　 “没听见，大声说。”下面几个妓女打趣说。
　　 志愿者都窘红了脖子。
　　 唐姐知道怎么用，当初为了避孕，她一直用着这个名叫避孕套而现在叫安全套的套套。她在后排大声喊：“你们两个真人实验一下，我们又不是没见过嫩JB。”
　　 这次，所有妓女都笑了，只有志愿者没有笑，他们快哭了。
按照传统的新闻报道的写法，我参加了那次志愿者的培训会后，一定要在稿件中写道：“通过培训，妓女们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了自身知识水平的差距，她们纷纷表态，以后一定珍惜生命，为社会多做贡献。”事实上，在我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关部门提供的通稿上也是这样写的。然而，我在现场看到妓女们没有写决心书，妓女们将志愿者抢白得哑口无言，妓女们的思想觉悟并没有提高，她们不愿为社会多做贡献，她们只想为自己多做贡献。
　　 这场培训会不欢而散，小兰和唐姐却出名了。小雯说，会后，大家交流，都很佩服她们两个。
　　 那是小雯和她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
　　
　　 小雯依然在徒劳无益地忙碌着，像一架被老公用鞭子抽打的陀螺，身不由己地旋转着。她的钱都交给了老公，而老公又送给了麻将馆。
　　 每隔几天，小雯会接到那个郎中的电话。电话铃声一响起，小雯就知道他想说什么，淫羊藿枸杞子等等中草药把这个比小雯大20岁的男人浸泡成了一头公猪，性欲高涨。这个郎中还会配置一种另外的药物，颜色暗红，她让小雯把这些药物带回家，偷偷地倒在丈夫的茶杯中，长期饮用这种药物，就会让丈夫丧失性欲。
　　 和很多妓女一样，小雯身染多种性病，每次小雯来到诊所，郎中就会从一个玻璃瓶子里倒出指甲盖那么小的一堆颗粒状的药物，放在脸盆里，加上水，水就会变成紫红色。郎中让小雯脱光衣服，把下体浸泡在这种紫红色的液体中。浸泡过后，小雯下体的瘙痒就有些减轻，她很惊讶，她不知道那种神奇的颗粒状的药物叫什么。如果她上过初中，她就会知道这种药物叫做高锰酸钾。
　　 郎中很懂得保护自己，他每次都会使用志愿者介绍的那种“套”，他说这种“套”会让他的时间更长。郎中还给小雯打青霉素，让小雯变得更胖，而下体的症状日渐消失。
　　 这本来是最普通的医疗知识，任何一个江湖医生蒙古大夫都会懂得，可是小雯不知道，她把这个郎中当成了当代华佗，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她愿意为“华佗”付出一切。
　　 10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各种各样肮脏的性病正在悄悄蔓延，那时候的报纸上，性病广告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不但号称老军医治疗性病，而且号称性病治疗祖传专家，还有人号称能够治愈艾滋病。那时候的街边厕所、马路墙角、楼梯拐弯处，都贴满了性病小广告，一个比一个能吹嘘，一个比一个更大胆。其实，老军医怎么会接触性病？上世纪的几十年里性病消失，又怎么会祖传？艾滋病是世纪难题，一个走江湖的居然能攻克？
　　 也是在那个时候，江湖医生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性病专家。每个患者走进这些专家的诊所，没有几千元是无法治愈的，而性病专家提供的药物，只是高锰酸钾和青霉素。
　　 现在，各大城市规模强大的民营医院，就是在那是时代，依靠治愈性病，依靠高锰酸钾和青霉素掘得第一桶金，然后小诊所慢慢壮大，变成了资产几亿几十亿的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的前身是小诊所，小诊所的医生治疗性病，而这些医生的前身都是农民，福建莆田地区的农民，还有一些是住在海边打渔为生的渔民。
　　 莆田有一个镇，每年春节过后，全国医药品博览会就在这个镇上举办，足以见到这个地方从事医药医疗行业的人数和规模。
　　 有一年，我调查了全国各大城市的民营医院，它们的总经理董事长也无一例外地是莆田人。就像全国的鞋子一多半出自温州，全国的衣服一多半出自东莞，而全国民营医院的经理董事一多半出自莆田。
同样的一种疾病，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比正规医院要高出好几倍。每次去民营医院暗访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傻傻的病人在民营医院交钱买药。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女孩子。我真想不到，有了疾病，为什么不去医术高超收费低廉设备先进的正规医院，而偏偏要去民营医院？是不是她们钱很多？是不是她们根本就不在乎多掏几倍的钱来看病？这些傻女人！
　　 就在上个月，我认识的一个女子走进了民营医院，民营医院检查出了盆腔炎，并且说，如果不赶快治疗，以后会引起不孕不育。我的这位朋友听信了民营医院医生夸大其词的说辞后，吓坏了，掏出了一张银行卡，医生划走了卡上仅有的1800元，并要求她第二天再来缴纳剩下的2000元。当天晚上，这位女子向出差回来的丈夫说明了这一切，丈夫非常恼火，第二天走进这家民营医院，要回了剩下来的1400元。此前，医院开了一盒没有听过名字的药，就要了400元。后来，这名女子去了一家正规医院，仅仅花费100多元就只好了并不严重的盆腔炎。
　　 有病别进民营医院！
　　 也是在郎中那里，小雯学会了“套中人”的生活。此后，她的背包里除了手机，再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套套。
　　 郎中的医术在小雯身上实验成功后，开始了专治性病的生意。很快，他的生意非常好。经常的夜半的时候，还有一些开着小轿车的人鬼鬼祟祟地敲门，郎中一手交给他们廉价的高锰酸钾和青霉素，一手接过他们大把大把的钞票。郎中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他也开始穿起了高档西装。即使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也舍不得脱下来。
　　 有一次，小雯问：“你这是什么牌子的西装啊？”
　　 郎中说：“皮包鸡蛋。”
　　 小文没有听过这种西装的牌子，但是她想一定很贵。后来，小雯才知道郎中说的是皮尔卡丹。
　　 发迹了的郎中成了这条街道上的知名人士，他从街道上走过去，一路都有人讨好地问候他，经常会有漂亮的妓女们找他，他一边治病，一边交易，渐渐地，他很少再联系小雯了。他有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和大把大把的漂亮妓女。
　　 不久，这条罪恶之街又增开了两家性病诊所，家家生意都很好。
　　 而小雯和绝大多数老老实实单纯卖淫的妓女，生意依然不好。
　　
　　 麻将馆聚众赌博终于案发了，有一天，来了一群警察，将那家麻将馆端掉了。小雯丈夫“失业”了。
　　 “失业”后的小雯丈夫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对着墙壁发呆，还是对着墙壁发呆。麻将是他生活的唯一内容，而现在，生活枯燥的他形同枯槁。
　　 有一天，这个赌徒丈夫袖着双手在大街上晒太阳，看着街道对面的墙壁，没有麻将的生活让他变得憔悴不堪，他的生活没有了任何盼头和希望。突然，几个以前经常聚赌的牌友看到了他。他们兴高采烈地飞向他，就像几只苍蝇飞向另外一只苍蝇一样。
　　 那天，就在这温暖的阳光下，几名垃圾们酝酿了一个赚钱的计划。小雯是他们的赚钱机器。
　　 当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小雯时，小雯说，她去了火车站上班。在每个城市里，火车站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10年前的那个冬天，每当黄昏来临的时候，小雯就把自己打扮得妖艳风骚，和几个同样年轻的女子一起出去，游荡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当地人叫她们“夜莺”。她们看到单独行走的男子，就主动贴上去，以住旅社或者做按摩为借口，将这些拖着拉杆箱或者背着行李包的外地男子引进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地下旅社里。
　　 这家旅社在真正的地下，即使大白天也要开灯，进出口都只有一个。这家旅社的房间都很狭窄矮小，一间间房间由一层三合板隔开，这边咳嗽放屁打喷嚏，那边听得清清楚楚。小雯们将外地男子引进房间后，就关上房门，然后，就出现了男子想要出现的画面，小雯们脱下了衣服，接着……房门突然被撞开，几名凶神恶煞的男子拿着砍刀进来了，像拎起一只小鸡一样拎起外地男子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竟敢强奸我老婆！把你送到公安去。”男子自然会讨饶，他们就威胁说要砍下一条腿或者胳膊什么的……最后的结果是，男子被洗劫一空，灰溜溜地逃出地下室，他们在后面跟踪，不准男子回头，直到男子在地形复杂人流穿梭的火车站彻底迷失了方向，他们才会离开。
　　 这种强盗式的诈骗方式已经存在很久了，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诈骗方式，然而，却总有人屡屡上当。悲哀啊，悲哀！
很多妓女都吸毒。
　　 吸毒的女人有两种，一种是被大家宠着的人，她们觉得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干涉不上，她们自认为自己血统高贵，兰心慧质，别人只能仰望着她，她们是这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订着，比如歌星们，当别人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叫嚣要生育三胎四胎，她们有钱让有关部门罚，她们自认为素质高雅，应该多生几个以便改变这个民族的素质。她们想吸毒就吸毒，在朋友的生日晚会结婚纪念日甚至儿童节妇女节等等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她们之间互相请吸毒，这应经成为了行业内的规则。还有一种吸毒的女人是妓女，她们长期过着压抑变异的生活，她们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失望和仇视，越是明文禁止的东西，她们越要尝试。
　　 小兰吸毒后，才知道妓女中有很多人也吸毒。
　　 小兰的男朋友周辉是一名毒贩，他是那个贩毒网络中最低端的一名马仔。他从“洪长青”那里买来毒品，然后加价卖给这条街巷的妓女们，从中牟取暴利。在他们租住的那间房屋里，经常会有妓女上门来买毒品。妓女们没有更多的钱，她们最多也只能买到几百元的货。没有钱的时候，毒瘾发作，只要别人能让她吸一口，她们甘愿用身体来交换。
　　 但是，小兰和周辉有钱。小兰曾经多次提出搬迁到附近窗明几净整洁宽敞的居民楼里，但是周辉不答应。居民楼治安严格，妓女们来来往往，一定会引起保安和物业们的注意，贩毒，这可是蹲监狱掉脑袋的事情。
　　 小兰厌倦了这种昼伏夜出像土拨鼠一样的妓女生活，她说她想和周辉好好过日子，过正常人的日子，嫁给周辉，生个孩子，可是周辉总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很多天后，人们才知道，周辉有老婆有孩子，不过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小兰只是周辉的临时老婆。
　　 长相甜美又有钱的小兰成为了这条街巷的红人。几乎所有妓女都认识她，也认识周辉。但是，妓女们经常听到两人在打架吵架，他们生活很不和谐。
　　 这条街巷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唐姐，唐姐依然每天恪尽职守，辛勤工作，但是，由于人老珠黄，少人问津。几乎所有妓女从唐姐的身边走过，都会鄙夷地望她一眼，她们嘲笑她“这么老了还出来卖？”她们不知道，唐姐的今天就是她们的明天。
　　
　　
　　 有一天早晨，我刚刚上班，热线部的接线员就告诉我说，那条街巷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那条街巷在这座城市非常有名，它就是色情的代名词。我赶到案发地点的出租屋时，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都像鸭子一样伸长脖子向里看，一名警察在忙忙碌碌地查看现场，其余的警察在维持秩序。我看到床上放着一具尸体，传单已经被血迹染红，地面上还有暗红色的血渍。墙角放着一双鞋跟很厚的鞋子，我突然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尸体的身上盖着几张报纸，我走过去揭开，突然就看到了那张漂亮脸蛋上的几颗细小的黑痣，她是小兰。
　　 我心中一沉，一阵悲凉涌上心头，鼻子酸酸的，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就在前几天，小兰还在电话中气愤地对我说，她想和男朋友结婚，可是男朋友总是不答应。没想到，再见到她时，已经阴阳两隔。
　　 警察介绍说，小兰是她的男朋友周辉杀害的。就在今天凌晨，两人争吵，印发到打架，周辉用菜刀将小兰杀死。
　　 后来，周辉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供出了他贩毒的上线“洪长青”，还供出了假钞贩子大胖子。
　　 据介绍，这两条线索中，涉案犯罪分子多达30多人，警察出动，将他们一并拿下。
就在小兰死亡后不久的一天，小雯也出事了。
　　 小雯出事的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冬季少有的一个好天气。我走在大街上，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我，让我感到通体透亮，轻盈舒畅。一只乌鸦站在街角的一棵柳树上，长声聒叫，长长的尾翼一起一伏。10年前，城市中偶尔还能见到这些鸟类。而10年后，它们绝迹了。它们飞翔到了更遥远的人类无法触及的地方。北方的森林和南方的海岛。
　　 我正凝望着乌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报社通知我去火车站采访。那里，警察准备去查封一家旅社。而报料人是派出所的通讯员。
　　 我急急忙忙登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车厢里很拥挤，散发着一股大蒜的气味。而公交车又很破旧，一路都在哼哼唧唧，就像一个哮喘病人。车厢里一个坐在老弱病残专座的胖女人，用纯正的普通话说：“这种车还在用？要是在我们北京，早就报废了。”这句话让我对首都北京充满了无限崇敬。
　　 我很快就忘记了那只乌鸦。我一路都在想着和警察一起去查封黑点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知道，火车站的店铺，没有几家不是黑店。
　　 到了火车站，找到了那家地下旅社，看到两个警察站在出口，他们看过了我的证件后说，警察已经进去了，正在查封。
　　 我跑下台阶，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蹲着一排衣着短小、披头散发的女子，一名警察正在给她们训话。最边上的一个女子抬起头来，我惊讶地看到，她是小雯。小雯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不安。她看到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然后，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小雯的丈夫，那个又黑又瘦，像一个饿死鬼一样的男人，他和另外十多个男子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他的脸上满是木然。他看到我，又冷漠地转过头去，他已经忘记了我。
　　 我突然想起了街角柳树上的那只乌鸦。小时候在农村经常听老人说：“喜鹊报喜，乌鸦报忧。”信夫！
　　
　　
　　 当天下午，在车站派出所里，一名警察解说了案情。
　　 昨天夜晚，一个外地游客来到火车站，拖着拉杆箱，箱子里放着两万元钱，这名游客准备用一月的时间游览西北几座城市。那时候，使用银行卡的人还比较少，就算有银行卡，在西北一些边远的小城市，也无法找到自动取款机。
　　 这名热爱大自然的年轻驴友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名拉客女，拉客女号称她所服务的酒店提供一切优质服务，包括代订机票车票，按摩洗浴，棋牌娱乐等等。年轻驴友相信了，跟着拉客女来到了地下旅社。
　　 一走进地下旅社，看到那些散发着霉烂气味和脚臭气味的小房间，年轻驴友就意识到上当了，要求出去，但是遭到拉客女的纠缠，接着，小雯丈夫和几个穷凶极恶的男子出来了，故伎重演。年轻驴友的两万元被抢光了，还遭到一顿毒打。
　　 年轻驴友被他们赶出了地下旅社，很快就被淹没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们以为这次会像此前的很多次一样，平安无事。但是，他们低估了年轻驴友分辨方向和辨识路径的能力。一名巡逻的警察过来了，年轻驴友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很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出动了，查封了这间地下旅社。
 采访小雯是我在这座北方的城市所做的最后一次采访。在派出所那间滞留室里，小雯向我说起了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她说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做什么都比做站街女好。”小雯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生活，她会在老家大凉山的寨子里，唱着山歌，和一群女孩子在山脚下的溪水中洗衣服。外面的世界有着太多的诱惑，外面的世界又有着太多的危机。
　　 那天夜晚，我回到报社，刚刚写完稿件，提交给编辑部，主任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准备去南方了，你去吗？”
　　 我想起了我刚刚进入报社的那些场景，主任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吃面条，主任抱着暗访乞丐群落回来的我泪流满面……士为知己者死。我说：“我也走。”
　　 几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南方一座城市，开始了另一种奋斗人生。
　　
　　 大概是在三年前，有一次我去这座城市的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看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躺在过道边的长椅上休息，把报纸盖在脸上。就在我朦胧睡去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身边有人说话。
　　 一名女子说：“大叔，您看什么病？”
　　 一个男人苍老的声音说：“身体不合适，腿脚老是疼，医生检查说是骨肉瘤。今天来换药。”
　　 我心中一惊，骨肉瘤就是恶性肿瘤，是癌症。我一下子睡意全无。
　　 女子说：“我去年也是得了这种病，花了很多钱，都没有看好。后来，在一个乡亲的介绍下，去了附近一家医院，花了很少的钱，就看好了。”
　　 我听了，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操蛋！癌症你们居然也能治好。这分明是一个可恶的医托啊，这是赤裸裸的骗子。我拿掉脸上的报纸，想呵斥几句这名医托，突然惊呆了，面前的这个人浑身滚圆，她居然是小雯。
　　 和几年前比起来，小雯一点也没有变，唯一的变化是脸上多了几道皱纹。
　　 小雯也看到了我，脸上带着惊喜与愧疚。
　　 这座城市曾经是全国打工者都很仰慕的圣地，人们赶往这座城市，就如同过江之鲫。几年前，这是一座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当我来到这里淘金的时候，小雯也来这里淘金。
　　
　　 小雯说，在火车站被抓后，她被劳教了一年时间，放出来后，她生活无着，去找郎中，她恨死了妓女生活，她即使去死，也不愿意再去做妓女。
　　 当时，郎中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用高锰酸钾和红霉素换来了百万身家，他的手下有了几名医生和护士，他们中有的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平生最擅长用止疼片和红汞碘酒；有的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嘴上功夫比医术更为高超。
　　 郎中收留了她，让她做了诊所里一名清洁工。
　　 后来，西北的那座城市大力整顿医疗市场，郎中没处安身，就带着这一帮子走江湖的人，来到了南方这座城市。在南方，他们挂靠着一家著名民营医院，给那些送上门来的傻傻的患者治病，但是，生意总是入不敷出。
　　 后来，郎中考察了多家民营医院后，深受启发，就让医院所有勤杂人员，走进国立医院里，当医托拉客。
　　 小雯就这样做了一名医托。
　　
　　 也是在那年冬天，春节前夕，我去西北那座城市，又一次来到了那条罪恶之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会来到那里，我不知道昔日的那些妓女们都怎么样了？她们一定变老了，她们还在吗？
　　 那条城中村的街道已经被彻底拆除，代之而来的是一幢幢摩天大楼。大楼里出出进进的是衣着光鲜的办公室白领，和穿着制服的保安。当初的那些妓女们，她们去了哪里？她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几年前，我关于这座城市，关于这条街巷的所有记忆，已经被岁月抹去。
　　 我有些伤感。
　　 我独自在街边走着，走进了路边一间小商店，突然看到了站在柜台后的唐姐。唐姐脸色白皙，发髻高挽，和几年前的邋遢相比，判若两人。唐姐也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
　　 唐姐说，就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年，这条街道被拆迁，妓女们都做鸟兽散。她做了几年站街女，没有存到多少钱，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就从家中亲戚处借了几千元，开了这间小商店，一直经营到现在。
　　 “堂堂正正做人，真好！”唐姐说。
【第三章：暗访血奴群落】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疾病又发作了。
　　 父亲是一名农民，为人老实，与人为善，他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吵架过，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他总是教育我：“做了能说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亲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性格淳朴，与世无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只想着儿女们能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父亲一生坎坷，小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后来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算账。父亲是农村那种明事理、懂法规的长者。在北方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当人们遇到难缠的难办的事情时，都会找他们出主意。这样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亲一生贫困，他从来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饭。北方农村把街道上的饭馆酒店统一叫食堂。他非常勤劳，省吃俭用，每天累得像一头老牛，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
　　 我们家的经济在我参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转。当时我每月工资三四百元，每月给家中积攒100元，父亲用这100元买种子化肥农药，缴纳电费水费提留款，缴纳道路修建费教育附加费等等各种费用，这样一年下来，我积攒的钱都补贴家用了，而家中日子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努力劳动，还是忍受着贫穷？后来，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触目惊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农村景象，人们才了解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
　　 就是在农民最苦最穷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将棉衣高高撑起，我问父亲脊背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病情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当时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大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属于癌症。不过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说着就会流下眼泪。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天晚上，我会爬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借款，几万元的借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还不懂事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他们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让身体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
　　 别说10年前，即使在现在，这个话题仍然是敏感的。几年后，有人看到赵本山的电影《叶落归根》，看到那里面血奴卖血的场景，仍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编剧导演凭空想象的。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送父亲回到家，看着家中破败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几件农具，我感觉很伤心，这间陈旧的房屋，和那几件不值钱的农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积攒的所有家产。农民真穷啊！这些年我没有再回家，不知道家乡面貌改变了没有？听说种地不用再缴纳各种税费了，农民生活应该能好些吧。
　　 父亲身染重疾，母亲腿脚不灵便。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忍饥受寒，腿脚落下了风湿和骨质增生的病症，走路有些困难，更不能干重活。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离开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么能够还清借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么能够好起来？
　　 我一直想给父母说，我想去南方了，那里工资高些。可是我一直张不开口。
　　 后来，一直到我离开北方，都没有向父母说明。我偷偷地来到南方的一家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后，我给母亲邮寄了2000元，打电话回家说：“我现在在南方。”母亲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出差多长时间？”我无话可说，只好说我现在在南方工作。母亲没有责怪，只说：“南方那么远，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别给家中邮寄钱，我和你爸爸都不需用钱。”
　　 其实，那个时候家中需要很多钱，父亲每天打针吃药，就需几十元。后来听妹妹说，为了省钱，父亲坚决不吃昂贵的杜冷丁，只吃几毛钱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亲疼得浑身颤抖，疼痛难忍时，他就用指甲抠住砖墙，将砖墙抠出了几个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农村家中，父亲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里，我全力打拼，想挽留住父亲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我在南方工作的第一家报社是一家广告公司主办的，它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份额在这座城市都居于末尾。但是，当时我和主任都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让这张报纸在这座城市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来到这家报社不久，我就听说，在南方的这座城市里，依然有血奴的存在。我还听说，血奴卖血，作践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可能感染AI滋病。
　　 知情人报料说，血头经常会在火车站转悠，看到合适的人选，就会叫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先养起来。找到适当的时候，就组织卖血。
　　 我想打进血奴群落里，这样的稿件如果刊登了，肯定能够获得当月好稿，而当月好稿可以得到几百元钱的奖励。为了好稿奖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我已考虑不到自己的危险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的我和血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在铤而走险，我们都是在用生命赌博。我们赌博的目的，都是为了那几百元钱。他们卖血一次，可以拿到几百元；而我暗访写出一篇好稿，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奖励。
　　 那年春天的一天，我背着蛇皮袋子，南方人叫塑料编织袋，这种袋子通常都很大，红白相间，或者蓝白相间，通常也只有民工才会使用这样的袋子。我背着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和铺盖卷儿，来到了火车站。
　　 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混乱不堪，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罪恶云集。
　　 我来到火车站前一排房子的屋檐下，打开蛇皮袋子，取出铺盖卷，摊开，脱掉鞋子，然后头枕着鞋子，睡了上去。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钓到血头，能不能进入血奴内部。我没有任何把握。看着火车站被路灯光照耀如同白昼的天空，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个省会城市的第一晚，那晚我也是睡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大海中。这次，我又睡在了南方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不同的是，我有了工作，我的心中踏实而清明。相同的是，我依然没有钱，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这就是南方的天空，白色的路灯光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将夜空点缀得美丽妩媚；这就是南方的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映生辉。大楼里那一扇扇亮灯的窗口里，此刻，正在上演一场场温馨的家庭情景剧：妻子做好了一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或者丈夫拥着妻子，深陷进沙发中看电视……他们出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从小衣食无忧，他们的身上总有花不完的零钱，他们不用替父母劳动，他们凭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考进大学，他们在大学里恋爱，他们毕业后又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他们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分房，他们结婚，他们生育，而他们的孩子又接着享受这座城市提供的各种权力和优厚待遇……我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我小时候总是吃不饱穿不暖，我每天要跑几十里山路去上学，我回家后还要帮父母干农活，我的家庭很穷，我上学就意味着妹妹必须辍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我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然而我在大学里除了埋头读书再什么都不会，我的家乡没有少年宫没有艺术班没有夏令营，我在大学里做家教打短工，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看上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终于大学毕业了，我要么回到贫困的家乡，要么就来到你的城市打工，我努力工作，每天超负荷劳动，却不敢生病，一场病会让我的存款荡然无存，我在这座城市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因为我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因为我的名字叫打工仔……此刻，当你在高楼大厦里与妻子呢喃私语时，和你同样上过大学的我在火车站广场忍饥受寒。而这一切，都因为你出生在城市，我出生在农村。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生的不平等。
我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头终于出现了。
　　 其实，在没有和血头对话前，我已经知道了他身份可疑。他每天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几次，来来去去，装着不经意地望我几眼，而每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就赶快闪开，装着若无其事地望着远方。他的穿着很普通，夹克衫黑西裤黑皮鞋，留着寸头，我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但从他的举止中看出来，他绝对是一个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谈话，我就一直装着没有发现他。
　　 两天来，我们好像都在考验对方的耐心，看谁最先撑持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边，向我要打火机点烟。我替他点着了香烟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后，问我为什么睡在火车站。我谎称来这里投奔老乡打工，但是老乡一直没有联系上。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我只有一个数字传呼。那时候的一个手机上千元钱，几乎等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要积攒工资来还债。
　　 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来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吃苦耐劳，足迹遍及全国，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就有好几个来自河南的手艺人，他们在村庄里入赘做了女婿，我跟着他们也学会了河南话。
　　 我接着说，来到南方好几天了，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现在想买张车票，钱都不够了。他说：“给你介绍个工作，想不想去干？”我装着惊喜地说：“当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说，他开有工厂，工厂在距离这里上百里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很轻松，“几乎就是坐着收钱。”
　　 “大哥是说做会计吧？”我装着不解地问，“我可不会算账啊。”
　　 他笑了笑说：“和会计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账，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烟后，他就起身离开了，我背着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血头。
　　 他买了两张车票，车票的价格80元。而80元的车票，在我出生的那个省里，足以从省城坐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这次，我又要和报社失去联系，而我去往的，是一个更加陌生更加遥远的地方。
　　 那趟长途汽车一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南方地势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长途汽车行驶在南方的旷野上，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万顷碧波的水面上，轻快而平稳。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南方确实很富裕。北方的村庄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北方的乡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车和马车，而南方则是疾速而过的小轿车。北方的村庄上空飘荡的是袅袅的炊烟，而南方则是工业烟囱冒出的烟雾。北方的麦田里是农民挥舞镰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着联合收割机。南方的农村比北方农村至少要先进50年。
　　 四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属于和省会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距离省会城市足有200多公里。
　　 引领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楼房门前，吆喝了一声什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留着黑白夹杂的短髭，将我带进了这幢三层楼房里。
　　 我将要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楼房里，开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走进楼房，突然惊恐万状，一楼的过道上拴着三只身躯高大威风凛凛的恶犬，每只恶犬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它们吐着血红的舌头，圆睁着眼睛望着我，舌头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们向前弓着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条几乎要被崩断了。它们嘴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声音就像闷雷一样在这幢楼房里回荡。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对狗有了一些了解，那些长声嘶叫的狗往往色厉内荏，而这种闷声闷气的狗才是最厉害的，它们像狼一样，一张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这幢楼房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恶犬，难道楼上藏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听一位血友说，这些狗每天都吃不饱，为的是随时保持杀气和攻击欲望。
　　 黑白夹杂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恶犬都退后了，让出了中间的过道。我胆战心惊地穿过去，跟着短髭走上楼梯。二楼的几间房门都打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有七八个无精打采的男人，他们有的躺在双层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还有的围成一堆在玩扑克。我又跟着短髭走上三楼，三楼的人能少些，但是一个个看起来都神情萎靡，好像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短髭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指着一个木板床位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然后，独自离去。
　　 房间里还有一个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着窗外，看到我走进来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头眺望远方。远方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然而，这间房屋的窗口钉着粗粗的铁条，就像监狱一样，少年只能透过铁条在远方的风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忧郁。
　　 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里是不是传销的大本营？我想问少年，可是看到少年忧伤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没有我知道的更多。
　　 我铺好床位，发给了少年一根烟，少年双手接过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头来，眯着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烟雾一缕一缕地从他的鼻孔吐出来，他幸福地摊开四肢，喉结上下滚动。真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一个资深烟民。
　　 少年说，他也是今天才来到这里，只比我早几个小时。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捡拾垃圾的路上被两个男人带到了这里。
　　 少年的老家在云南。
　　 这幢大楼里一定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关上房门，却发现这些房间根本就没有门。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管那么多，这些秘密以后都会慢慢揭晓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这里是丘陵地带，这幢大楼的附近还有几幢房子，再远处还有一座村庄，此刻，村道上还有模糊的人影和车影经过。阳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几只鸟隐藏在枝叶间竞相啼鸣，声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访过的那个帮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样，这里是阳光照射的地方，这里人烟稠密，他们不会对这么多人下毒手，他们也没有剥夺我们生命的理由。
　　 我躺在床上，从背包里拿出博尔赫斯的小说在看，这个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小说实在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又意境幽远，你只能像咀嚼橄榄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你才能读出其中的韵味，而且，你每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阅读他的书籍，就像拿着一个魔术中的方盒一样，每打开一层，就有一个发现；再打开，又有新的发现；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宝藏。有人说，作家的书籍是给读者看，而博尔赫斯的书籍是给作家做。博尔赫斯是作家的老师。
　　 看了还没有两页，楼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开饭了。”
　　 立刻，楼梯间想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兴奋的叫喊声。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来到了二楼，却发现二楼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自觉地排成两行，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荡荡。
　　 二楼最里间是厨房。
　　 人群中一片吵杂声，说话声，叫骂声，像煮滚了一锅粘粥，又像刚刚打开了鸟笼，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人群立刻变得静悄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光头，头皮铮亮发黑，就像生铁铸成。光头肌肉很发达，就连脸上也是肌肉饱绽。那时候还是春季，天气还不很热，而光头穿着一条坎肩，露出膀子，下身着短裤，小腿上毛发杂乱。光头大概刚刚睡醒，他边走边打呵欠，伸着懒腰，向上摆动着双臂，双臂上的肱二头肌像小老鼠一样乱窜。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镇关西和泼皮牛二。
　　 光头穿过楼道，也穿过所有人敬畏的视线，走进了厨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径自拿起炒勺，在饭锅里挑挑拣拣，将自己喜欢的饭菜盛在搪瓷缸里，然后端着离开了。
　　 一直到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这幢楼里唯独他的房间是有房门的。其余的人看到他进了房间，才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饭碗，厨师拿起饭勺，给每个饭碗里盛上饭菜，有人嫌少，不愿意离开，厨师就用饭勺狠狠地敲击他的饭碗，他只能撅着嘴巴低垂着头无奈离开。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足有50岁，而最小的仅有十几岁。
　　 我不知道他们是血奴还是传销。因为此前我暗访过传销，曾在一个传销窝点卧底一个礼拜，他们的组织方式和组成人员与这幢楼房里的人很相似，他们是一群乱糟糟的老鼠。
　　 我和少年没有饭碗吃饭，只能看着别人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吞咽。终于，饭堂里没有人了，我走进去询问厨师，厨师从案板下翻出两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饭渣，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变成了绿色。我们把搪瓷碗冲洗干净，将剩下的饭菜刮出来，放进搪瓷碗里，几丝红萝卜，几根咸菜，几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饭。
　　 我们端着饭碗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出现饭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样的绿色东西，那是什么，那是谁留下来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病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我心中惶恐。而那个少年一直吃得很香，他埋头在饭碗里，等到再抬头的时候，嘴角沾着几颗米粒，而饭碗已经空了。
　　
　　
　　 过了几分钟，从门外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大拇脚趾上挑着拖鞋，走路一摇一摆，就像一只寻窝下蛋的老母鸡。他走进了房间里，没有看我们一眼，叉开双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种老江湖的口吻问我们：“哎，过来，都是哪里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着笑，赶忙敬上了一颗烟。他用两根指头夹着，看了看香烟牌子，然后别在了耳朵上。在来这里之前，我为了冒充河南人，专门买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产的红旗渠香烟，放在口袋里，以备打点各路“神仙”。
　　 我说：“我是河南洛阳的。”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说：“这里很多河南人，都听我的，你们以后就跟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着我：“做什么的？卖血呗。每天吃了饭什么都不干，就等着老大招呼，隔上几天就坐车去外面，卖了血分钱。”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惊心动魄。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养足精神，然后卖血；卖血得来的钱，再买食品，再次吃喝，再次卖血。就这样周而复始，把自己当成了一架产血机器，生命不息，卖血不止。可是，人体的精血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吗？
　　 我正在想着，门外又走进了一个人，他一进来就显得空间狭小，光线暗淡，是光头。
　　 刚才还在大啦啦地叉开双腿坐在床上的这名男子，看到光头后赶紧站了起来，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挤出了笑容，顺手把我敬给他的香烟从耳朵上拿下来，双手捧着敬给光头。光头看也不看，将他的手打开，香烟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捡拾，尴尬地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光头说：“他妈的谁让你乱窜，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吓得连连作揖，嘴里赔罪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逃出。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刚才还在口口声声自封老大，让我跟着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个肌肉发达的人面前，就吓成了耗子。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光头就是血头。而血头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喽啰，血头的上面还有人。
　　 那个自称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说的一点没错，他就是老大，因为这个卖血群落里有很多“帮会组织”，都是以老乡为纽带划分的，比如江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等，来自河南的只有他一个，他自然就是河南帮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危险，将会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中。窗外，蛐蛐声竞相响起，一声一声，声声相连，间或还有青蛙浑浊而嘹亮的鸣叫，像波浪一样冲击着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冲击着，协裹着，不知道将要冲上浅滩，还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争吵声，两个男人，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粗壮，一个声音像竹竿一样柔韧，一个声音像树桩一样敦实。他们都在用我难以听懂的方言。接着，门外又响起了叫好声，有杂沓而轻快的脚步声涌过来，很多个不同的声音在喊：“打呀，快点打呀。”声音充满了焦急和幸灾乐祸。
　　 然后，就响起了手掌与脸的撞击声，清脆而嘹亮，人群轰然叫好，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又一声手掌打在脸上的声音，浑浊而迟钝，估计是挨打者在还击。更多的人在齐声欢呼。然后，门外响起了喘息声、哎呀喊疼声、愤怒叫骂声、身体与床板碰撞声……还有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没有去，我知道此刻门外的楼道上一定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无聊的人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为乐。光头一直没有出现，他不让人乱窜房间，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为什么对打架和围观打架听之任之？
　　 门外的打架还在继续，但是节奏明显减缓下来，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偶尔才有一声拳脚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但声音弱小，显得绵软无力。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两败俱伤，我估计门外打架的应该是两个50多岁的老人，这么大年龄还这样肝火旺盛，实在是罪过。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门外，借着照进楼道的月光，我看到两个打架的，居然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像正拉车上坡的老牛，曳长着脖子在喘气，胸脯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他们脸色惨白，扭动着对方，都无法把对方摔倒，后来干脆都放开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养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时，见到了两个血奴，他们说卖血把自己身体掏空了，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卖血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两个20岁的青年，像两个50岁的老人一样，打架迟缓，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两个人，是安徽帮和江西帮的帮主在决斗，他们彼此手下都有七八个人，彼此都想吞并对方，但是这两个身体亏空神经残疾行动迟缓的病夫，势均力敌，每次都会打得两败俱伤。
　　 帮主的身体尚且是这样虚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孙们的身体，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了，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铮亮的头皮，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光线暗淡，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在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然响起，又蓦然停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装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XX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XX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飘渺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麻茬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在这个时间里，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接着，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了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强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AI滋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0”，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走在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认识了AI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它是有名的AI滋病“重灾区”。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感染了AI滋病，而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村头村尾几家人同时出殡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并不罕见。在这里，AI滋病夺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
　　 它本来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为什么会成为AI滋村？罪魁祸首就是卖血。1995年前，一些单位在少数贫困农村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非法采集原料血浆，违规操作造成交叉感染，使文楼村成了AI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灾区”。据一份河南省卫生厅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村共有有偿供血者1427人，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
　　 而所谓的有偿献血着，就是卖血，就是血奴。
　　 几年后，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AI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他说，当地部门一直在跟踪他，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大意是说：要想富，卖血去。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来，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这样一直用着，直到针头弯了，钝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肤，才会扔掉。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这就叫交叉感染。
　　 这位一直采访AI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有一天，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住在一家宾馆里，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逐一面谈。每个人走进去，房门就会被关上，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谈话结束后，吴仪连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中国AI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
　　 几年后，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他们都表示，AI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如果说AI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那么在中国，主要是以卖血传播。而传播对象，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
　　 为了区区几百元，他们卖血，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从前有一个女孩，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献出了性命。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被代代传唱。从前，有一群农民，为了供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治病，去卖血，结果感染了AI滋病，他们死亡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我曾经多次献血过，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的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血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算算这个血霸一月收入多少？绝对是天文数字。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只狗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起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光头走了进来，凶恶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点滚蛋。”
　　 我不明就里，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还有博尔赫斯，将它家在铺盖中间。在以后漫长的恐怖的日子里，博尔赫斯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着光头，我走到了楼下，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铺盖卷儿放上车厢，刚准备登上去，光头又在大喝：“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20元钱。”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
　　 我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两餐饭，就要支付20元钱。这是在遥远的偏僻的乡下，这里的床铺都是床板搭就的，一躺上去就不堪重负似地吱吱响，硌得人浑身疼痛；这两餐饭都没有吃饱，除了白菜萝卜，还是白菜萝卜，这样的饭菜连楼下那三只恶犬也不吃，而现在，我还要支付20元的食宿费。
　　 然而，在这里，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
　　 登上了三轮车，我异常惶恐，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但是，他们绝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乡间道路凹凸不平，我双手抓着栏杆，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四周一片黑暗，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还传来狗的叫声，声音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显得模糊而不真实。三轮车路过了一块坟地，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在这样的夜晚里，散发着冷冷的光泽。鬼火在坟地间跳跃，忽上忽下，忽前忽后。三轮车夫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弯着腰，也听不到他的喘息声，我突然后背发凉，身上毛发根根竖起，抓着栏杆的手心全是汗水，莫非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一个鬼，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片乱坟岗？他想做什么？
　　 月亮升起来了，融融的月光像海王牛初乳一样，让四周显得朦胧而混沌。我睁大眼睛辨别着周围的树木、田地，还有似乎总也走不到边的坟地。突然，坟地里站起了一个身影，很单薄，像坟茔上树立的纸扎，又像是麦田间站立的稻草人，长发披拂，
　　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深深的黑洞。“啊——”她长声嘶叫着，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隆隆的天幕，又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飞向远方。
　　 我大叫一声，从三轮车上掉了下来。

　　 我躺在地上，惊魂未定，突然听到三轮车夫的喊声：“滚开，再不走就剥了你的皮。”
　　 原来，三轮车夫是一个真正的三轮车夫，他会说话，他不是鬼。而那个长发披拂的女子，也不是鬼，她只是附近村庄的女疯子。我站起身来，看到女疯子呀呀叫着，向远方跑去，跑成了一阵风。
　　 我们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出了乱坟岗，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我说，歇歇吧。他说，歇歇吧。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替他点燃，他用手指拍拍我的手背，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坐在了草地上，慢悠悠地吸着香烟，看着悬挂着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的天空，远处的村庄一片静默，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岛，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很细很细，绵绵不绝，这种气味让人沉迷。此后，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样的芳草气味。
　　 而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夜晚。这样的夜晚只有农村才有，而现在的农村，土地被卖给了工厂，田园生活已经被彻底打破，曾经的青山绿水被工业污染所代替，我们只能在老照片和传说中寻找田园牧歌的背影。
　　 美丽的乡间夜晚，现在只是传说。
 那些年的农村，时间似乎凝固了，静止了，人们判断时间的标准是太阳和月亮。太阳升上来了，这是早晨；太阳到头顶了，这是中午；太阳落下山了，该回家吃晚饭。月亮升上来了，督促孩子睡觉；月亮升到了头顶，这是半夜；月亮落了，天快亮了。那时候判断时间还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动物。鸡儿上架了，天要黑了；毛驴叫唤，这是半夜；雄鸡啼鸣，天要亮了。后来，叮叮当当的钟表让时间细化为表格，人类的生活也变得忙碌而琐碎，生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曾有的安逸被繁忙所代替，曾经的清明被财富所代替。人类劳碌并空虚着。
　　 那时候有很多农谚，这是几千年来口耳相传的。鸡儿上架早，明天天气好；早晴不出门，晚晴行千里；雨中闻蝉叫，预告晴天到；麻雀囤食要落雪，燕子垒窝要落雨；翻地翻得深，黄土变成金；粮食冒尖棉堆山，寒露不忘把地翻。然而，现在，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农谚，现在只在那些长长胡子的嘴巴里传播。它们就要绝迹了。后世的我们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了。
　　 那时候还有很多农具，犁耧耙耱耩子铧，铁锨笼担和木叉，现在也已经消失了，这些农村生活的标志物，曾经被一代代的手掌磨得光滑而精致，变成了农民身体的一部分，而现在却被遗弃在一家家低矮的四面透风漏雨的茅草房子里，被蛛网覆盖，被蛀虫啃食，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正在一天天变老，一天天沉默，一天天消失。
　　 那时候有很多动物，麻雀、喜鹊、乌鸦、斑鸠、布谷、画眉等等等等，它们是农村孩子的伙伴，它们陪伴着农村孩子走过了幸福而多彩的童年，它们点缀了农村孩子单纯的梦想，每天早晨，麻雀叽叽咋咋的叫声将孩子们唤醒，门前的喜鹊让孩子们一天都有好心情。到了收获的季节，耳朵边充盈的是“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声音，我小时候每年收割麦子的季节都能听到这种鸟的叫声，大人们说，这种鸟在告诫人们哪里麦子黄（成熟）了，就割哪里的。千万不能等候，否则会下雨。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到了秋季播种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布谷布谷”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让人们赶快播种。
　　 那时候有很多节气，一共二十四个。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们农村孩子最初的识字就是从这些节气开始的。我们不会写麦当劳肯德基，不会写耐克阿迪达斯，但是我们会写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字，每个字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些有关冬天的节气的情景，可能因为衣衫单薄，寒冷彻骨，可以与孩子盼望过年有关。三九四九，冻破指头。大寒小寒，快点过年。我们的一年一年就是数着二十四个节气度过的，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二十四节气，走到了长出喉结，走到了胡子悄悄爬上唇角。那些节气就像朋友一样，和我们亲密无间，而现在，这些节气，也已经远离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名字。
　　 牧歌一样的田园生活，已经消失在我们怅望的视线中。
　　
　　
　　 那天晚上，我和三轮车夫坐在草地上，聊到了很晚，我们抽光了半盒香烟。
　　 他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农闲时节，他就会蹬着三轮车赚点辛苦钱。他也卖血，他说卖血赚钱快，这里很多蹬着三轮车的人，都卖血。
　　 他说，这里卖血历史已经有了十多年，本地人卖血少，外地人卖血多，这里的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经常会有人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经常会有新人来，不知道来自哪里。这里有人已经卖了十多年，现在还在卖。
　　 他把血霸叫做大管家，把血头叫做小管家。他说大管家很有钱，有的大管家家中房子盖得像宫殿，车子前面是四个圈圈（奥迪），当地人把这种车子叫“四环素”。小管家也有钱，小管家有车的也很多。
　　 我问他，为什么卖血的人中还有女子？他说，那些女子都是跟着男子来的，男子卖血，她们也卖。他曾经拉过一对男女，女子以前是“鸡婆”，这里人把妓女叫“鸡婆”，后来年老色衰，卖不动了，就和一个嫖客同居，嫖客来到这里卖血，她也跟着卖。
　　 “卖血的人里面，啥人都有。”他说。
　　 我们坐在寂静的旷野，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让人沉醉。一颗流星划过去，在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在这种美丽的地方，居然潜藏着这种人间罪恶。
　　 三轮车夫还说，我是被那个光头卖了，卖给了前面村庄一个血头。卖了500元钱。“在这里，第一次没有抽出血，会被认为晦气，只能转手给别人。”三轮车夫说。
　　 “买我的老板让你骑着三轮车来接，难道就不担心我会跑？”我问。
　　 “跑？往哪里跑？这里四面都是他们的人，一见到陌生人就抓起来，让大小管家辨认。你能跑到哪里？”三轮车夫说。
　　 我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里。
三轮车夫把我拉到村庄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村庄最外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敢把尖刀刺入对方的身体里，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打扫了。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在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上，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神情木然，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进去了，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助着门外的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声，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我刚刚躺下去，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虫，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体，爬上我的脸颊……
　　 我一直喜欢干净，然而，自从做了暗访后，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依然难以入睡。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肯定也没有睡，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我又想起了母亲，母亲肯定也没有睡，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暗自垂泪……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诫自己，再苦再累，再脏再怕，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我要治好父亲的病，让父母生活好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喊声：“起来起来，他妈的，快点！”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然后坐着大卡车，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可是，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
　　 血奴们离开后，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我朦朦胧胧中睡着了，睡梦中，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来，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咔嚓作响……突然，我感到脚上一阵钝疼，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脚边，面目狰狞，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他盛气凌人地喊道：“快点起来，老子带你办理身份证。”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长头发是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特征变成了纹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
　　 在此前此后的多次暗访中，我都冒充民办教师，很多地方的人叫代课教师，我一说自己是民办教师，就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了，乞丐们没有怀疑，血头们也没有怀疑，可见，10年前的小学民办教师，确实是世间最贫穷的人，比不上乞丐，也比不上血奴。他们用他们孱弱的身躯，支撑着中国边远山区的教育大厦，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们却被忽视，被遗忘，被遗弃，被嘲弄，被践踏，他们也是受到最不平等待遇的一群人。这些年来，谁都知道，教育局长是一个肥缺，但谁都知道，乡村的教师还是一群贫穷的人，尤其是民办教师。这是俗语所说的“穷庙富方丈”。我曾采访过很多民办教师，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面对着他们，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我的小学教育就是由几个民办教师教授完成学业的，至今，他们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拿着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教授着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我还在乡村，我的这些启蒙老师们，现在也会教授我的孩子。
　　 这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那天早晨，我跟着长发去办理身份证，长发知道我是民办教师后，一路对我很客气。他说民办教师都很穷，他们村庄就有几个，穷得都没人愿意嫁给他。唉，连流氓都看出民办教师恓惶，为什么那些大肚子的人就看不到呢？
　　 我和长发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蹬三轮车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人，腰身佝偻，像虾米。长发一路向我炫耀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口若悬河，畅谈国家大事。他可能认为，能让一个教师佩服他的观点，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一路都在听着，随声附和着，他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俗语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都喜欢装作自己有文化，喜欢装深沉，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文绉绉的，一些人们不会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出现在他们的口头中，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长发还喜欢在说话中夹杂一些成语，而这些成语要么使用不恰当，要么错字连篇。他说：“美国打伊拉克，简直是囫囵吞枣。伊拉克‘腊’手不及。”他把囫囵吞枣理解成“容易方便”了，他把措手不及说成了“腊”手不及。
　　 我向长发讲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一次饱饭，那时候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吃一碗凉粉，因为那时候的我认为凉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赶集的时候，经过凉粉摊，我都会大口大口地吞咽口水。其实那时候一碗凉粉也就两毛钱，可是父母不愿意给我两毛钱，因为两毛钱还能买到一斤盐，或者灌到一瓶醋。那时候的食盐和醋都是散装的。食盐像岩石一样颗粒巨大坚硬无比，需要用榔头才能砸开；醋是本地的一个老人用柿子自己酿造的，醋的上面经常会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凝固物，有时候还会有几个被酸死的昆虫。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一周回家一次，每周周日下午背着一周的干粮来到学校。我每天只能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其余就用红薯充饥。冬天的时候，玉米面窝窝头非常坚硬，都能把狗砸死，窝窝头的表面结着一层冰凌，一咬，就留下几个牙印。周六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挖野菜，什么小蒜、荠菜、野苜蓿等等，凡是吃起来没有奇怪味道的都挖起来，回家后，母亲用开水把这些野菜烫熟，撒上盐，拌上醋，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这就是我一周的副食。那个罐头瓶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初中三年的时候一直用着……
　　 长发也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民办老师，对他很好，天冷的时候，还会让他睡在自己生着土炉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时候他不喜欢学习，喜欢打架，总是惹那个老师生气。后来那个老师患病死了，他一直觉得很愧疚。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受到村长的欺负，有一次，他叫上几个哥们，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长回家的时候，他们用石头一顿猛砸，把村庄砸得住院了。后来，村长知道是他干的，但是不敢找他的茬，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帮子弟兄，都喜欢打架……
　　 长发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触到的最可爱的流氓。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辆拉着血奴卖血归来的车辆，长发说，这些都是别处的卖血人。这里有多少血奴，连他都不知道，“少说也有几千吧。这是我们这里的致富之道，发财之路。”
　　 中午的时候，人力三轮车将我和长发拉到了我上次来到的那个卖血的地点，卖血点的周围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长发说：“这里每天都是这样，血站的生意好的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么几个女子，一天给出去的钱就有好几万，你说他们能有多少钱？”长发羡慕地说。
　　
　　
　　 距离血站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浓密的树荫下。商店的货架上放着几瓶可口可乐和雪碧，还有几包方便面，外包装上蒙着一层尘土。商店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几个作业本，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显然放置了很长时间，作业本的旁边是几个烟盒，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烟盒的颜色变淡变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香烟。和几乎所有乡间小店一样，这间商店经营各种日常用品，每种商品却都只有少数陈旧的几件。
　　 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车站的那些商店一样，它们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这些商品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它们有另外的见不得人的生意。
　　 这家商店办理各种证件。长发说，老板以前是刻章的，生意一直不好，一年到头只有两身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可自从做了办证的生意后，彻底发财了，整天穿西装打领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港商，“癞蛤蟆上大街，冒充绿色小吉普。”长发嘲弄地说。
　　 刻章和办证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姊妹。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能够看到办证刻章的小广告，像牛皮藓一样贴得到处都是。有一年，我跟着工商人员，来到了一户城中村的出租房里，这是一个办假证窝点，办证人已经闻风逃窜。工商人员揭开床单，看到床底下是各种各样的假印章，有国家军委的，有国务院的，还有外交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几十个部委的，甚至还是中国驻美国、驻澳大利亚、驻英国大使馆的。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阴暗潮湿，散发着霉烂腐臭气味的出租房，简直就是一个配套齐全的泱泱大国。床板上放置的是各种空白证件，既有大学毕业证、结婚证、离婚证、残疾证、准生证等等各种生活中离不开的证件，还有教师证、导游证、锅炉证、健康证等等行业证件……在这家出租屋里，床上是假证件，床下是假印章，夜晚，只要你一个电话打进来，天亮后，这家办证中心就能把你包装成一个你希望中的人，你既可以是厅长，也可以是锅炉工；你既可以是归国华侨，还可以是丧失了生活能力的残疾人……他们随心所欲，你需要什么证件，他们就像变戏法一样给你马上变出什么证件。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新闻：有人冒充省部级高官，去县一级单位招摇撞骗，而东窗事发后才发现，这些人的身份都是假的，他们的证件就是从这些出租屋里诞生的。
　　 去年冬天，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事件。一个来自农村的姓王的木匠，冒充港商，骗了呼和浩特与宁夏政府部门17个亿，骗得公安炸掉了办公楼。这个骗子也许是当代最传奇的骗子，而他的所有证件都是假的。有一篇文章的最后是这样说的：“骗子是落网了，然而人们却不由得深思：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漏洞百出的骗子，为何能在数年内‘呼风唤雨’，导演了这起‘天方夜谭’般的诈骗大案？”
　　 假证太可怕了！
　　
　　
　　 我跟着长发走进这家商店，老板显然认识长发，他抽出一根香烟，讨好似地给他点燃了，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香烟放进口袋里。长发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说：“你他妈的也太吝啬了，生意来了，一根烟也舍不得发。”老板点头哈腰地说：“抽啊，抽啊。”
　　 老板有四十多岁，满脸都写着油滑和奸诈，他前一秒钟还在笑着，后一秒钟就会拉下脸来，笑容像风一样突然消散了，你只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想法就像女人的年龄一样，让人无法猜透。他穿着一条黄色军裤，黑色皮鞋，上面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毛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用皮带扎紧，毛衣的外面还打着花花绿绿的领带，领带的外面是一件苍青色的西装。正像长发说的，老板果然发财了，果然喜欢穿西装。
　　 办理身份证前，先要去照相。三轮车又拉着我和长发来到了相距二三里路的镇上。在一家照相馆里，照相完后，又等了两个小时，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午后，三轮车拉着我们回到了商店里。
　　 老板说：“最少要交六张照片，办六个身份证。”
　　 我问：“身份证怎么办这么多？一张不就够了？”
　　 老板说：“一张怎么能够呢？人家一般都是办十几张身份证，每次卖血的时候拿一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长发也在旁边说：“老板说得对，大家都是这样。你必须最少办六张。”
　　 老板拿出一张纸，让我把所要办理身份证的地址和姓名写上去。我拿着圆珠笔，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写。老板一把抢过了圆珠笔：“这有什么难写的？”他在纸上一下子就写出了六个名字，张明强、李德生、胡山海等等，然后，又在每个名字后面填写了江西省、河南省等六个不同的详细地址。“我办的证多了，全国各地的地址提笔就写。”他洋洋得意地说。
　　 这样，我就变成了六个人，出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叫着六个不同的名字。
 下午，六张身份证办好了。每张身份证上都是同样的一张我的照片，而名字不同，出生地址不同，身份证号码也不同。我捧着这些身份证，惊讶万分。
　　 我曾经办理过身份证，专门回到了我工作过的、户籍所在地的那个小县城，我拍摄了照片，然后警察把照片和相关资料输送到电脑中，这些资料会传送到省城公安厅，每个人的身份证要由省级公安部门查验，然后由他们统一制作，并传输上网，再下发。这样，你拿着身份证，走到全国各地，只要在网上查找，就能找到你的相关信息。我是在三个月后才在小县城领到了自己的身份证，而在这里，两个小时内就能办好身份证。
　　 身份证代表着自己的身份，也有自己历史的相关记录。网上追逃，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能找到犯罪事实。我们经常坐火车的时候，会在进站口看到警察拦住旅客，查验身份证，然后在一个手机模样的东西上面输入姓名或者身份证号码，这样就能很快看到相关信息。这些都必须是真身份证，而假身份证就无法查找了。
　　 在现代社会里，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出门住宿需要身份证，领取邮件需要身份证，办银行卡需要身份证，买房结婚需要身份证……有的假证办的确实精密，能够蒙骗一些工作人员，在银行开户，领取出邮件。还有的罪犯依靠一张假证，改名换姓，逃脱罪责。我曾采访过的网上逃犯，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变换姓名，学习厨师手艺，后来在大酒店里做厨头，居然成了百万富翁。还有一位男子，潜逃后，另办一张身份证，从事IT，几年里也挣到了万贯家产。但是，法网恢恢，这两个逃犯最后都被抓获了。后来我觉得他们太不值了，既然有这么聪明的脑瓜，这么好的潜质，为什么要去犯罪呢？走正当之路，不是仅仅几年就炼成了百万富翁吗？
　　 他们的假证确实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要不，他们也不会蒙混几年才被抓获。但是，我手中的这六张身份证，质地低劣，又脆又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此前此后，我都暗访过假证贩子，一张身份证收费50元，这是第一代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则收费100元，贩子们说第二代身份证要做防伪标识。而我手中的这六张身份证，收费只要30元，每张5元。穿着西装的假证老板说，这是这里的“官价”，他多中取利。
　　 临出门的时候，西装给了我一张名片，他的名片印刷非常精美，拿在手中，手感远远胜过我的假身份证。名片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某某商店/环球办证中心CEO/高XX”。
　　 那一年，中国企业为了和世界接轨，很多称谓都改成了国际惯用称谓。那一年，也正是CEO开始猖狂运用的年代，它本来是指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缩写CEO），又称作行政总裁、总经理或最高执行长。这一称谓进入中国后，就变了味。我曾经收到过不下十张名片，上面都有CEO，有的是烟酒店的店主，有的是杂货店老板，还有的就是一个杀猪的……这样的名片让人啼笑皆非。
　　
　　
　　 三轮车将我拉到居住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远山近水，静默无语，树影疏淡，炊烟袅袅，高高的天空中，有几只鸟的翅翼无声划过，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然而，没有人知道这里掩藏的血腥罪恶。
　　 我回到房间，看到同寝室的四个人都在，他们刚刚吃过晚饭，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地铺上，有的用手指抠着脚趾甲；有的无神地望着门外；有的用手掌在干瘦的身上揉搓，一搓就会掉下一层垢甲；还有一个和我床铺挨着的，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好像很有心思。
　　 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坐稳，血头肉瘤就走过来了。他站在门口，他不屑于走进这间散发着异味的房间，他指着我说：“89号，明天你上班。”说完，他就离开了。我的编号是89号。在这里，血头称呼每个血奴都不用名字，都是用编号或者外号，就像囚犯一样。
　　 抠脚趾甲的停止了动作，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个勺子的形状，他问我：“你是什么血型？”
　　 我说：“O型。”
　　 勺子说：“我也是O型，明天一块去。”
　　 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做《白求恩大夫》，说的是八路军伤员需要输血，白求恩让抽自己的血，他说：“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了这种血型可以给所有血型的人输血。在这里，O型血的血奴卖血最多。
　　 勺子说：“我一月要卖血十几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证。”他挽起胳膊，让我看他两条手臂上的针眼，手臂上，针眼密密麻麻，就像是包了一层纱布。
　　 我问：“你隔一天就去卖血，护士难道认不出来你？”
　　 勺子轻蔑地垂下嘴巴，嘲笑着我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谁管谁呀？只要你愿意卖，他们巴不得买。400毫升血只给我们200块钱，你知道他们卖给受伤需要输血的人，会要多少钱啊？一倍还不止！”
　　 我说：“即然这样，还办什么假身份证？浪费我们的钱。”
　　 搓着身体的那个人接过话来说：“身份证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害怕我听不懂，他又说：“血站的人总得给上面一个交代，要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个身份证的人一月只卖了一次血，他们也说得过去。”
　　 望着门外的那个人，一直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聋哑人。每当需要他卖血的时候，血头拉起他的胳膊，手指戳在他的血管上，他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跟着别人上车了。
　　 在这里，每天黄昏的时候，血头都会出现在这些房间门口，通知第二天哪种血型的人去卖血。而血头的消息来源，则是血霸。血霸的信息则来自于那些血站。血站会在当天收完血后不久，就电话通知血霸，第二天会需要什么血型的血。那时候，手机还是一个稀罕物件，有手机的人都是大款，血霸们都是大款，所以他们都有手机。大款喜欢上街打手机，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要打手机。大款边打手机边散步，成了那时候大街上的一道独特景观。那时候的手机像块砖头一样沉重，比对讲机还要大几倍，拿在手中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倍儿有面子！
　　 抽烟的那个人少言寡语，一副很愁苦的样子，勺子说：“来新人了，发一支烟嘛！”他缓慢地从口袋里抽出烟盒，抖抖索索地弹出几根，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人一根。我看到这种香烟仅仅两元五角一盒，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卖。这种劣质香烟也是血奴们最常抽的一种香烟。
　　 勺子抽完香烟后，从席子下面摸出了一个小瓶，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仰头吞了下去。
　　 我想，莫非勺子有病？有病怎么能卖血？这种病血能够检查出来吗？血站会收病血吗？
血奴们睡觉都很早，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他们一躺下去，就响起了嘹亮的鼾声。那天夜晚，我还是睡不着，思量着怎么脱身。跑吧，门外就是几只比饿狼还要凶猛的恶犬，这种身体庞大的狗，绝不是城市里那种养在居民楼里的性情温顺的宠物狗，这种狗疾如闪电，力大无比，它的攻击力顶得上一只金钱豹。再说，就算偷偷跑出去了，没有恶犬追击，这样漆黑的夜晚，不辨方向，我该去哪里？就算走对了方向，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别人，还会被抓回来。那个蹬三轮车的人不是说了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无处可逃。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桂河大桥》，日军把盟军战俘押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战俘想逃也无法逃脱，因为离开战俘营后，遇到的是炎热、饥饿、焦渴、猛兽、土著人等等危险，这些比日军的皮鞭更加可怕。
　　 无法逃脱，那明天该如何应对？我在焦急地思虑着。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绵羊，被关在除夕夜的栅栏里，听着栅栏外的炮竹声声，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凄凉，当别人欢天喜地庆新年的时候，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头痛欲裂，这是好几天没有安心睡觉的结果。后来，也许到了下半夜，我朦胧睡去了，感觉只是打个盹的功夫，门外就响起了血头愤怒的叫骂声，好像谁踩到了他的大拇脚趾一样气急败坏。勺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推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
　　 我和勺子，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慢慢走向外面，走向一辆停驶在黑暗中的卡车。
　　 几分钟后，我和血奴们站在汽车车厢，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向血站。黑暗像大海，汽车像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车厢里不时响起叫骂声，不是谁踩了谁的脚，就是谁碰了谁的头。还有一个人叫声哎呀，被挤出了车厢，掉落在了路边，幸亏没有摔伤。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着，我如何才能逃过这一次劫难。
　　
　　
　　 这天到得比较早，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血站的人，我们在朦胧的天光中站好队伍，大家都沉默寡言，怀揣着自己的心思。有人怕冷似地蹲坐在地上，抱着双膝；有人拼命抽烟，烟雾包裹着一张铁青色的没有洗干净的脸。我的前面是勺子，勺子刺溜刺溜地吸着鼻涕，手指有些哆嗦；后面是哑巴，他的眼神在清冷的天光中显得有些慌乱。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有些紧张，毕竟这是自己身上的血液，毕竟这是自己身体的一个组成部门，而现在就要被抽出来，送给别人。昨天，勺子和哑巴都没有卖血。
　　 我悄悄问勺子：“你怎么一月就卖十几次血，这样身体受的了？”
　　 勺子叹口气说：“没办法，没钱啊。再卖上一些时日，就回家去。”
　　 勺子卖血已经七八年了，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北向南，他这些年也没有和家人来往，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也忘记了家乡的面貌，家乡在她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冰冷的地址。
　　 七八年的卖血生活，彻底掏空了勺子的身体，让勺子虚弱得像个稻草人，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不卖血的时候，他就躺在地铺上睡觉，一天又一天，他的生活失去了任何乐趣。他不能跑步，一跑步就会头晕，就会摔倒。摔倒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爬起来。这样的身体也不能再卖血了，再卖血就会死在血站。
　　 我又问起了哑巴的情况，勺子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哑巴的情况，只是听哑巴的一个同乡说，哑巴是逃避债务才跑出来卖血的。哑巴家在非常偏僻的乡下，三年前，哑巴借了很多钱娶了一个漂亮老婆，可是结婚的第三天，老婆就不见了。债主上门索债，哑巴没有钱还债，就跑出来卖血。
　　 哑巴能娶到漂亮老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骗局。有一群婚姻骗子专做哑巴这类人的“生意”。这个诈骗集团里有老有小，有男有女，他们分工明确，专门骗乡村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他们的骗术是这样的：第一步，媒婆上门，要求给光棍介绍对象，说认识一个女子，家境贫寒，在偏远山区，彩礼比较高。常年孤身一人的光棍看到媒婆上门，自然喜不自禁，对媒婆的要求满口答应。第二步，媒婆在领取了光棍一笔不菲的跑路费后，会将女子和女子的父母带进光棍家，光棍又得大出血，送给女子“见面费”和女子父母“看家费”，还要支付女子一家人的来往车费。还有的骗子为了安稳光棍，让骗术继续实施，当天晚上，女子会和光棍“偷偷”住在一起，尝到甜头的光棍自然就不会起疑心了。第三部，举行结婚仪式，光棍要支付“彩礼费”，仅仅这一笔就是成千上万元，这些钱在偏远的农村，可能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当天晚上，“新人”入洞房，第二天，“岳父岳母”和媒婆离开。第三天，最迟到第五天，新娘就突然消失了。她会在一个不远的地方，与另外的人会合，去到下一个偏僻村庄继续行骗。
　　 北方很多地方把这种行骗方式叫“放鹞子”，这种行骗方式非常古老，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还能看到。
　　 这种行骗方式也让哑巴中招了。
　　 哑巴又聋又哑，但是他心中雪亮，看到我和勺子在说话，不时地看着他，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就疑惑地盯着我们，嘴角挂着模棱两可的微笑。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就不再说话了。
　　 天空越来越亮，太阳爬上远处的山巅，羞怯地露出了半张脸，就像一个躲迷藏的孩子。几辆手扶拖拉机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来了，像倾倒货物一样，将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门口。护士们来了，穿着白大褂，一个个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她们从血奴们的面前走过，连他们看都不看；血奴们敬畏地看着她们——这些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人群里鸦雀无声。
　　 太阳就像一块干牛粪，将血奴们浑身都烤得暖烘烘的。有人脱下了毛衣，有人把裤脚挽起来。护士们开始工作了，排好队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动，我的前面是勺子，他已经一只脚站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勺子下来就是我。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