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官员政治风格解读：忌讳被定论

　　文人官员

　　文人从政，最怕两件事，一是怕进入官场后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左右或腐化，失去了文人本真；二是怕以单纯的文人之道待官场，文人气质与官场规则擦枪走火，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中灰飞烟灭。

　　文人与官员的结合，必定迸发出不一样的光彩。面对政治风雨，风骨是否依然？从近代到现代，文人官员的政治风格，如何发端？又如何呈现？

　　中国政坛上的文人风格

　　◎文_本刊记者   周丽萍   舒炜   叶茂

　　去年岁末，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荣获鲁迅文学奖，其获奖诗作，才情高绝，云水襟怀……

　　今年岁初，浙江省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红极一时，尽展睿智机敏，文采风流……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无论是褒是贬，是扬是抑，是击节称道还是略有微词，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官员队伍中，“文人官员”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普遍。

　　由传统而时尚

　　官员尚文，就近几十年来看是个新事物。而放眼历史纵深处，实乃再平常不过之事。古人重文，甚至在科举取士之前，咏诗言志，赋词遣情这种风雅文化，就一直是我国官员的传统。

　　而新中国的许多开国元勋，从旧时代走来，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伟人毛泽东的非凡魅力中无疑有其盖世才情的因素。一名外国友人甚至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一阕《沁园春·雪》，惊才绝艳，引无数文人竞折腰，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都认为“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

　　在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中，文人气息浓厚。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本是文人出身；而戎马征战之中，亦有陈毅、叶剑英、萧克这样能诗善书的“儒帅”、“儒将”。如郭沫若曾评价陈毅：“一柱南天百战多，元帅本色是诗人。”周恩来一生流传下来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也都是隽永深醇的上品。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坛上还是文气飞扬；只是随着后来政治气候的变化，官员形象才与文人渐行渐远，分道扬镳。以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印象中的官员，只能讲说马恩理论，少谈甚至忌谈笔墨春秋。

　　不过，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风气又为之扭转。现在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如这几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全国两会的压轴——总理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常引用一些古代诗词或典故，“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表明心志，又展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人气质。

　　中央高层的文人之风，是一种先进的、积极的、鲜明的导向。在政治文明进步的今天，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执政党，作为社会文化风气的一种导向，拥有一大批有文化底蕴、文化修养的官员，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新时期官员选拔的知识化，则大大提升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为官场文风的日益浓郁打下深厚的基础。

　　文人官员，由传统而成时尚。如今，官员们或在公开场合引经据典，或在闲暇之余吟诗作文，都已不再新鲜。在各级官员队伍中，还有不少潜心诗文但默默无闻的人，俨然已成为一个群体。这不仅是传统的回归，某种意义上，还更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复兴，正如孔子塑像落地于天安门之侧。

　　腹有诗书气自华

　　客观上说，现代社会中，从文从政，更像是两条平行道。官员文才好，并不一定代表施政就好；不擅文的官员，同样能够政绩卓著，造福民生。

　　抗击非典诗歌《以生命的名义》的作者、出过5本诗集的广东省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认为，他理解的文人官员是个中性词，“不就是职业加上爱好或者专长嘛，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不过，多数受访者都对官员“文化”持积极的态度。“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饱满的人格魅力。不能只讲官话，说政治词汇。科学发展观同和谐社会谁都会说，但不能反过来倒过去说一样的话，要讲出内涵来，说出感染力来，这就要求干部要提高文化素养。”中央党校教授刘景录说。

　　有评论认为，文人所蕴含的勤奋学习的精神、洞察社会的理性思考、吃苦耐劳的韧性、关注民生的情怀都是如今领导干部或缺和需要提升的素质。而文人气质正是为官者所需要的胆识、道德风范和精神品位。

　　并且，文人风格虽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但“腹有诗书气自华”，举手投足之间，自有其魅力。《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根据他与一些文人官员相交的经历得出，一个人长期工作在行政领导岗位，身处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中，如果还葆有一份文学的情怀，这样的人往往更会热爱生活、善待部下、乐于思考，也更具有亲和力。多了文气，少了官味。

　　不过，对于究竟什么是文人官员，如今也并没有明确界定。虽然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文才和作品肯定是必要条件，但也有不少人强调个人的气质修为。“不仅要有才气才智，更要有才思才情！”

　　文人气质最重要。一名受访者用“真性情”来描绘文人性格。或温文尔雅，或善感多情，或恬淡平和，或豪迈激越，虽然外在呈现出来的形态各异，但内在一条共性，就是自在心灵，赤子情怀。“如果缺了这种味儿，有的人即使能写好文章，能出书，也称不上是文人官员。”

　　从文是苦中作乐

　　在当前的官场文人群体中，相当部分是从教师、记者、秘书等‘笔杆子’里转过来的，他们自小就有文学的爱好，身在官场却不舍文人情结，构成了当代中国文人官员的主体。如记者出身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当过教师的丘树宏等。

　　此外，还有少部分是直接从文人“高位嫁接”到仕途的，这其中就包括写过《抉择》、《十面埋伏》的著名作家、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和彝族诗人、青海省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等人。

　　与古代读书人以文入仕不同，现在官员好文，更多是一份归于个人的闲情雅致。丘树宏就认为，在官场里进去、出来，能够保持一块自己的东西也是很好的。他认为，写作是一种很“私人的事情”，是自己心灵的一块“自留地”，也是疲累时的歇息地。吉狄马加也说，“写诗是我面对自己灵魂的独语，是我对这个世界倾诉我的思想的一种方式。”

　　官位是公共的，文学是个体的；做官是一阵子的事，做文是一辈子的事。记者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文人官员都持有这种想法；并且他们的文人情怀，多源自天性，萌生于幼时，成型于青年；后来虽从事官员这个并不诗意的职业，但却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

　　记者认识的一位厅级干部，政务之余，唯一的爱好便是作诗。不论是政务心情、民风民情，还是历史文化、秀丽风光，都尽入他诗中。偶得佳句，便眉飞色舞，如获至宝，若遇得同道吟诵一番，当真为人生一大乐事。

　　而一位同样喜欢古诗词的领导干部则对记者坦言，他知道自己的诗作并非上乘，不求扬名也不望传世，但就算自娱自乐，也是乐此不疲。

　　不过，跟其他娱乐不一样的是，文学真是一件苦中作乐之事。写诗作文，为一字一语推敲而坐卧不安、为一文一诗斟酌而不觉东方之既白，是常有的事情。并且要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挤出时间，更是辛苦。为了不耽误工作，车延高每天早上5点半到7点40是“写诗时间”，几乎天天这样。而笔者认识的那位爱好诗文的领导，因为要熬更守夜伏案誊写诗文，甚至引发了胃病，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外还有一种苦。丘树宏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目前的中国政界，对于一位行政官员来说，写作不仅是一份苦差事，而且容易被人误解，给人评头论足，甚至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自己也不时地会感到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和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比如有人说你是不务正业，最多的是说你只适合去做宣传部长啦、应该去做文化局长啦！”

　　从现实来看，文人官员，在高中级官员身上可以是美谈佳话，但在中下层和基层，却不一定是好事。“写东西一般对政治生涯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从政一般要掩盖自己真实的内心。许多领导并不喜欢爱好文学的下属官员，把舞文弄墨看成是官场异类，动辄讥笑，排挤或打压。”一个年轻的省级机关干部甚至激愤地说。

　　对于官场中人习文来说，要担心周遭附庸风雅的议论，有不能随波逐流的尴尬，怕有作品对号入座的麻烦，但最忌讳是被定论为“(你)是个文人”，这无疑是宣布仕途的噩耗。因此多数文人官员往往低调，非但不以文为炫，很多也只在诗友同道的小圈子里交流。这也是此次记者采访，多数受访者不愿留名之故。

　　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官员能够坚持下去，完全是出于那份骨子里的热爱，和一份文人的执拗。

　　一位文人官员的自述：我真的累了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1987年，品学兼优的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季云生回到了家乡，就职于这个川南小城的法院。20多年来，他历经了法院、县府办、体改委、街道办事处、乡镇和政法委等六七个部门，如今他虽然是正科级，却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面对一些不平和非议，季云生常常报以苦笑，“待过的部门多，得罪的人也就多，我早就对官场厌倦了，也不想因为去钻营把身体拖垮。现在不当实职领导也好，反而更好专心搞创作了。”

　　“归根到底他是一个文人，文人的仕途本就是最难走的。”季云生几十年的朋友老魏翻看着季去年在中国散文学会征文大赛中获一等奖的散文诗作品，一语道破玄机。

　　“颠沛流离”的官场生涯

　　上世纪80年代，一个正牌大学生在当地绝对是“珍稀物种”，因此季云生很快被领导委以重任。

　　“我年轻而且文笔好，单位里的大小文字材料撰写，都离不了我。”季云生毫不掩饰自己眼神中掠过的那一抹自信，“当时的院长喜欢文学，单位里组了一个文学社。我在读书时就是文学社团的骨干分子，自然如鱼得水。”因为常常受到领导表扬，刚开始大家都挺羡慕他。但一年多下来，他却被一些中层领导和同事认为书生气太浓，开口闭口都不叫他的名字，只称“季诗人”，彼此之间也产生了距离。并且随着老院长的调走，新来的领导又不好文学这“口”，季云生开始被闲置。

　　老魏在财政局工作，一脸的褶子，说话很干脆，且切中要害：“云生当时是年少气盛，书生意气，还把单位当成学校，有时诗性来了就当愤青，甚至还觉得领导把自己的好文章改‘差’了，不服气，这种犟脾性怎可能受新领导待见？但这小子‘命硬’，被一位同样喜欢文学的县领导看上了，并积极鼓动他到了县政府办公室。”

　　虽然县府办的工作“背离”了自己的科班出身，但想到在法院吃的“亏”，季云生还是决定趁年轻赶紧换个环境，争取从头再来。当时的县府办除主任外，只有3个人，季的工作是为两个副县长起草材料，头一个月就瘦了5斤。季云生深厚的文字功底在关键时刻“立功了”，不论是领导讲话稿还是总结报告，只要“小季出手，总能出彩”。一时间，季云生成为了县里远近闻名的一支笔。

　　“命运多舛”的时不我待

　　谈起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季云生显得特别精神，又给记者找出了自己收藏多年、装订得干净整齐的6本大部头，里面全是以前在县府办和体改委时，自己较满意的文字材料汇编。正是有赖于在县府办的出色工作，季云生也顺理成章出任了县体改委副主任，主抓小企业改制工作。

　　不过，当时还在中学当老师的老丈人就提醒过他：“这些年来，你小子大多只是埋头文字材料，与人打交道并不多，要干好这份新工作，还得拉下脸皮，彻底脱去书生气。记住！愤青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实干。”

　　为了“三十而立”，季云生也只得“痛下决心”，放弃所有文学创作上的爱好，把时间磨、泡在县里80多家小企业，平均半个月还要去外地考察一次。“那段时间我姐夫真是不要命的‘疯’，孩子刚几岁，他还经常一两个星期不回家，我姐都抱怨这不着家的家伙，天天睡办公室和招待所，不像话。”季云生的姨妹小蒋至今说起这事来还为二姐“耿耿于怀”。

　　人果然是逼出来的，三四年下来，季云生脑海里全没有了那些风花雪月和故乡情怀，有的全是枯燥的数字和技术改革的繁琐环节。这些内容通过妙笔来加工整理，就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小企业改制经验，并被县里拿来向上推荐，最终在全市乃至全省推广。作为主讲人的季云生，在新世纪开头那几年，倒是跟着宣讲团走了不少名山大川，不时还有省外兄弟单位前来取经。此时的他已经不像年少轻狂时那样爱做梦和流泪。不过，谈到这段辉煌往事，他眼神里却掠过一丝黯淡，这或许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照理说在体改委做出了成绩，再上一步看似是顺理成章。可了解他的老婆却不以为然：“他就那点出息。文人都是很闷的，有心无胆。那次体改委主任的竞聘，大家都觉得他最合适，他自己也想去，但最后一刻还是忍着没去报名。不过也好，真去了还说不准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

　　原来此时，文人多舛的命运魔效开始发作，当地的县委书记出事了。据上级调查组内部公布的结果，被抽查的全县14个部门有13个一把手都曾向县委书记行过贿，唯独他这个以副主任身份主持日常工作的“实诚人”除外。这个事例在当地虽传为“美谈”，私下里更多人却还是在“笑话”他。当时一位民政局副局长的话最有讽刺性：“季云生这个人太老实了，当他的上级或下级都‘捞’不着好处，拥护的人自然少。”

　　果然，季云生仅被安排到了新成立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当副主任。上班的第一个月，他至少在各地喝了20次酒，十多年来的良好生活规律被打乱了，几个月后开始失眠，血压血糖也一个劲儿往上蹭蹭蹭疯涨。他当时的部下李东对此一直愤愤不平：“云生哥那次运气特别不好，县级政府设立街道办事处的风潮正在被清理，(我们)这个机构从设立到撤销，不过9个月，这是他在一年内遇到所在单位第2次被撤销(之前体改委完成历史使命，也被撤销)，一般人还真很难接受。好在云生哥看得开，换了我，可真不知该咋办。”

　　现在只有一颗闲淡的心

　　人事动荡过后，季云山去了个偏远的乡镇混迹了几年。山上的日子寂寞难耐，但修身养性还是不错的。2007年，他仅突击3个月便轻松高分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这被一名在省高院任庭长的当年同学大赞宝刀不老，可季云生却并没有下海去当律师，拿这个证似乎只是想向人证明点什么，却也再次证明了他的书生气。

　　最后，还是新上任的县政法委书记看中了他的才华。“照理说，像我这种40多岁的老同志很难再回到县上的要害部门，政法委书记亲自去找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硬生生把我要了来。”回忆起这件“轰动全市”的事，季云生还是有些迷茫，“怎么又‘被出名’了啊，我只想安定点，低调点。”

　　政法委解决了他的正科级待遇，却没有安排具体的领导职务。“很多年轻人经验都不足，得我来带啊！”季云生包办了单位里大部分文字工作。好在单位里从领导到同事，对他都很尊敬，这次再称他为“季诗人”已没有任何调侃的意味。以前法院的同事、现已是政法委副书记的老王就认为：“云生其实是在20年里打了个转。”但季云生总觉得，能回到县上，节省了以前每天都要颠簸在路上的时间，还是值得的：“现在已经想得很开了，在现在这个年纪，自己已端正了梦与现实的位置，生命中最重要的不在于名利，也不在于目标能否实现，而仅在于对其跋涉追求的过程。”

　　没有具体职务后，季云生的应酬少了，打麻将、斗地主这些曾偶尔为之的活动也全部收起，看似有更多时间重新拾起自己的爱好了，但放下的笔杆子一时还真不好轻易拾回来。直到2008年，他从《廉政瞭望》上看到对南江县纪委书记王瑛先进事迹的报道后，心头感觉被谁猛击了一记。这些年来被压抑的情感酣畅淋漓游走笔端，他提笔立书了一组散文诗，并很快在中央级媒体刊发出来。这组诗得到认可，季云生阻塞多年的诗情龙头被重新拧开了。

　　几年间，季云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加入了省作协，还和朋友一起办了一本诗歌杂志，看上去心情不错。“去年还出了本书，送了一些同事，他们都一个劲儿点头说好，但好或者差在哪里却少有人可以切磋，有时，我还是寂寞的。”季云生淡淡地说。

　　还好家人的支持让他感到欣慰，尤其是大侄女，她本来是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一次过年回来看到他这个叔叔还在笔耕不缀，便下定了决心自己也要脱产深造，现已就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自己的创作还能鼓励家人奋进，这是季云生一大自豪。

　　说到文学对自己最大的作用，季云生直言是对人品和性情的陶冶，自己一直把苦难当磨砺，视沉重为厚实。他最崇拜的文人官员是车延高。他认为，车诗中的入世情怀体现在对农民工生活的忧患，对其他弱势群体更投注了温暖目光，这种入世情怀让他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批判意识非常明显，而这些都源于诗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热爱。该市的诗歌协会给季云生的定位是一首首对生命的情歌，涉及到汶川大地震、故乡的发展、自由正义的呼喊，大气空灵且生动传神。

文人从政并非十面埋伏

　　文人从政， 并非十面埋伏

　　◎文_本刊记者   周丽萍   舒炜

　　2011年1月19日，《山西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山药蛋派最后一位主将离去》，纪念山西老一辈作家五泰斗中的最后一位胡正的离去。作者张平，山西省副省长。

　　这是这位知名作家进入政坛两年多来，难得的一次以政务之外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在网上搜索他的新闻，基本上不是到哪里调研，就是出席会议讲话，但这，正是一个政务高官的常态。

　　犹记得，两年前他履新副省长之初，某知名媒体在采访他时，曾这样描述：“带着作家的明显特征，语言生动而实在，交谈中没有官腔和套话，当被问到‘宏大’的问题时，他甚至有点窘。”

　　而今，从他频繁亮相于各种政务活动的身影来看，张平显然已经适应他的新角色。这是必须的。

　　文能行，政亦能行

　　从政之前，活跃在文坛的张平以一系列“反腐”巨著知名，《抉择》、《十面埋伏》、《天网》等作品让他声名鹊起。而乍闻他从“知名作家”走入政府高官的行列之时，围观者称道者有之，观望者质疑者亦有之。

　　大环境下，由文人入仕途似乎并不被看好。评论家雷达认为，即便张平作品中曾对官场有过较深描述，但真正从一个身处单纯个人世界的作家转向为面对各方利益、活在真实而复杂政治结构中的行政长官，能否顺利完成职业转型，张平还需付出很多。

　　对这个问题，张平自身倒是很有信心。在被问及如何“从作家思维转换成干部思维”时，他的回答是：“这个并不难转变，角色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只要你决定了你自己的目标，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自信源于经历。张平之前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民盟主委，山西作协主席。山西有几百个民盟基层支部，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作协有近两千个会员，都有很多事务要处理。“刊物的经费啊，作协的编制啊，内部的各种事务啊，作家们的创作和生活啊，包括各地市文联作协的经费和困难啊，等等，这都得操心。”

　　他的好友、另一位作家韩石山说过：作家从政需要条件，一是群众基础，二是行政能力，三是社会责任感。这三点张平恰恰都具有。因此，他在从文坛到政坛“高位转型”时，能够从容自如。

　　至于他从政的成败，现在评说还为时尚早。不过近年来，山西提出建设文化强省、振兴中华文明的文化腹地的口号，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领先一步，《乔家大院》、《走西口》等热门影视剧更是发酵了晋商文化。作为分管文化的副省长，这两年张平必然很“给力”。

　　当今政坛上，另一位知名的文人高官是诗人吉狄马加。从政4年后，他从青海省副省长转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从官场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肯定。

　　同张平的经历相似，吉狄马加在从政之前是专职文人，但同时亦具备有丰富的行政经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在凉山州文联、四川省作家协会任职，自1995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快11年，直到2006年到青海担任副省长。

　　“诗人不是一个职业，常常是一个角色；而政治工作可以作为一种职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吉狄马加如是说。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

　　吉狄马加打通了文人和官员的任督二脉。然而，就如他所言，不是每一个文人都具备从政的能力；或者说，不是每个文人都适合从政。典型如知名文人龙应台。

　　2000年，龙应台受马英九之邀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令人大跌眼镜；在3年零3个月零3天的官场生涯后，她又毅然决然地挂印而去，而这次，却在很多人意料之中。

　　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认为，龙应台离开政治舞台，归根到底是一种文人的率性和对官场的不适应。或许她自己的话可以表明其心志：“从一个天马行空、独立率性的作家转变成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政府公务员，就像一只旱鸭子突然被丢进水里参加游泳比赛，内心极度惶恐不安。”

　　当年龙应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还说过这么一句，“走这一趟(从政)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权力，了解社会，也了解自己。”一个典型的文人答案。以文人的单纯思维来参与政治，以解剖者的犀利来对待官场，不是玩玩票，就是被玩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历代多少文人才子，自负经邦济世之才，胸怀匡扶社稷的抱负，兴冲冲地闯进官场，却四处碰壁，大多郁郁终生。或愤愤然挂冠而去，或悻悻然归隐田园，更悲惨的是惶惶然命丧黄泉，如三国之杨修、明之解缙。

　　不过话说回来，煌煌史册，同样也记载了文人从政的成功典范。诸葛亮、唐太宗身旁的十八学士、于谦、曾国藩等，演绎了多少文人治国安邦的千古传奇。即便是如柳宗元、苏轼、魏源这样遭遇贬谪、大志未酬的文人官员，也不能简单以官位高低论成败。为政之道，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够留下柳公柳、苏堤和魏公稻，他们也就不负平生之愿了。

　　“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不是说文人不能做官，但要看文人如何做官。文人从政，最怕两件事，一是怕进入官场后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左右或腐化，失去了文人本真；二是怕以单纯的文人之道待官场，文人气质与官场规则擦枪走火，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中灰飞烟灭。

　　好在今官场不是旧官场，古今不可同日而语。现代政治，规矩少了点更讲规则，人治少了点更重制度，专制少了点更加民主。虽说封建官场的陋习仍在，潜规则土壤未尽，但总的来看，其开明和包容度与封建时代是天壤之别。这对今世有志于从政的文人来说，无疑是幸事。

　　少些空谈，多沾地气

　　同样，时至今日，经受现代政治风雨的沐浴，今文人也当不是旧文人。

　　旧时人们常以文人失意之屈、之悲、之愤，来衬官场之险、之恶、之浊，却不言文人身上之缺点。这也犯了文人的毛病。古今中外的文人都容易做“理想国”的梦，“致君望尧舜”，冀望河清海晏。一旦理想在现实受挫，就如乘桴浮于海，迷失左右，进退维谷。但问题是，寰宇之内，到哪里去找真正纯净的清平世界？

　　文人从政，要学曾国藩。既学他的气量、气度、气魄，也学他立足现实、务实操作、步步为营、终成大业的政治智慧。有人批评，说那就不是纯文人、真文人了。反诘一下，难道不沾地气才是真文人、好文人？魏晋以来，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清谈清议之风，甚至以清高相尚，耻于务实，少能成事，以致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偏激之语。

　　从政者应当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少点官气；文人也要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多沾地气。天下事需要局外瞭望者、呐喊者、议论者，但更需要躬身入局、挺膺负责的人。明代文人清议鼎盛，但除了为个人博得些许名声外，真正于国于民何益？明朝反倒成为历代政治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那些清议家们也被后人讽刺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士当以器识为先。毛泽东认为，文人要想从政成功，政治器识最重要。他最不喜欢旧文人的就是抽象说教和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他讲过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

　　政治器识包括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置人际瓜葛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文人若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是成不了事和要坏大事的。如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之初，守旧派代表荣禄问康有为：“数百年所形成的法，岂能是说变就变得了的？”康的回答则是：“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则新法行矣。”荣禄当时觉得脖子上倏地一下，掠过一阵寒风。康这样的做法，简直跟自杀差不多。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包拯的诗点出了中国文人官员的风骨，这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瑰宝，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值得赞赏推崇。但政治实务中，有的时候稍稍变通、有求全之变，并不一定就比刚直不阿更没有人格。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文人从政，只要坚守住为国家为人民的理想与责任，便是最大操守。在此套用一下金庸先生的话，利国利民，文之大者。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文人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正与我们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脉相通，当今的政治土壤，可以说为从政文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两栖”突围：仕途文心两相宜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权力作坊的私人手工品：白与黑

　　官员搞文艺创作，犹如在权力作坊中加工私人手工品，绝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艺术创造行为，而是比一般作家有着更多重的意义。

　　如今，官员进行创作，早已不再只是“无言独上西楼”，而是把他们对世界、对人伦、对自然、对自己工作的思考沉淀于心底，发诸于笔端，使他们更加引人注目。然而这些作品的操刀者是官员，他的本职身份决定着其创作大环境的复杂，内心情结的千丝万缕。这些作品就成了官场身份与文人私密创作活动的矛盾统一体。

　　然而纵观这个权力作坊中生产的艺术品，也承载着和一般文学艺术殊为不同的意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许多官场艺术品上抹上了浓浓赤子之情。

　　从艺术论集《李岚清音乐笔谈》到史料意义的《外交十记》，这些个人化色彩越来越强、个人写作的痕迹也越来越明晰的作品，形成了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智慧星群。而李肇星的外交生涯更是伴着诗意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脚步嵌在世界各地的诗文。

　　基层公务员更是一个大的创作体，作品异彩纷呈，品质长短不一，有些是汇集自己的为官心得，有的是自己的工作笔记，有的是生活感悟凝集成的诗歌散文，有的是小说巨制。风格和水平都各有所异，创作情感也各有不同，有个人抒发胸襟、寄意河山的情感，有汇聚着来自各地无数“衙斋卧听萧萧竹”式的板桥之忧，表达形式也异彩纷呈。

　　笔者略取一二为例，四川省营山县纪委干部李建春的新诗集《风中琴弦》，是一部以大写意的灵动笔调，记载工作与生活中的点滴心路。而他的同事邓精华则用20年来110万字的书法，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他说，仿佛家乡每一次变迁都有牵动他的神经。这种真挚让人不得不感动，而且这类例子还很多。

　　而另一方面，附庸风雅、以权谋私的官员“拽文”也时有发生。近来，有的官员以出书为名，利用手中的职权要求下属购买他的书，或用公款买下以后再发下去。出了名、收了钱、还“雅”了一回，何乐而不为？

　　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的一本书就卖到了每本566元的天价，其非法经营、出书获利案值达1700万余元。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更是“墨宝”四流，每幅价格不菲，扬名又得利。原山西省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不仅“擅长”书法，还出版了《乐夫天命复奚疑》、《诗词对联赏析》等多本著作，并非法获利40万余元。 这些还只是个体，“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向记者透露。

　　时评人王旭东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指出，“书的暴利”+“权力销售”=“暴利平方”。我们在注意到官场文学热闹场景的同时，有必要探寻作品本身隐含的权力伦理。这一伦理藏在文学的华丽虎皮里，成为官员文艺的败絮。之所以人们对官员出书颇有微词，原因正在于此，正如人们不会无故仇富，所仇视的是那些靠不正当手段攫取财富的人。

　　据悉，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法规来规范这个“权力作坊”里的私人手工品。只有四川省委、省政府在2005年划定过领导干部出书的“红线”，要求“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谋取不当利益”。

　　文化基因的结局：融合与分裂

　　文人官员的骨子里，有着对传统的深厚敬意。既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孔老夫子给的文化基因。这个基因到底对官员有何作用？

　　首先，文化会使其从政风格更加厚重。各地近年地方经济大打文化牌，文化的竞争说到底最关键的是领导层文化的竞争。而城市的建设最容易体现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现在许多地方高楼建得不少，但形式单一、毫无美感，文化建设没有一点文化品位。在上海世博会开幕之际，江苏省经济欠发达的阜宁县耗资数百万元兴建“山寨版中国馆”，这种文化“缺钙”让人觉得有些可怕。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在保护明孝陵下马坊的争论中曾激愤地说过：“我们的一些干部有知识没文化，无知才会大胆。这样下去，我们的权力将会腐化，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将变成旧时代的官场。”

　　文学的激情与关怀，使官员可能处于“俯身”的姿态。国学大师南怀瑾曾说过一句看似偏激的话，每个从政的官员都应该看小说。为什么？小说里的名字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民间疾苦却是真实深刻的。评论家陈彤彬指出，现在党政机关中有些人理想沦丧，人生目标缺失；决策水平不高，朝政夕改；对民众缺少关怀和责任；遇事互相推诿，腐败毒瘤野火烧不尽。这种情况与人的文化修养弱化有关。

　　最后，文化文化，文能“化”人。把业余时间都放在写作上，歪门邪道的事情自然就想得少。“每每面对诱惑的‘天人交战’时，文学修养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固本强基作用。”四川省纪委一名官员在归纳了多年的办案经验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官员作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通过作品影响到读者，也净化着自己的内心。

　　审美的观照和艺术的想象具有某种纯净之功，但绝不能单纯地“以文定人”。能写出好诗文的，并不妨碍他的人品与官品的堕落。现实的反腐工作中，这类例子多不胜举。

　　“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

　　翻开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散文《感受郴州》，诗一般的语言扑面而来。然而，难以想象，同样是这位李大人，其在任期间却大搞权钱交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是“功夫在诗外”？

　　已经落马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也有过异曲同工之举。在他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后，人们发现，这位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钱也赚得盆满钵满。这告诉我们，长着翅膀的，同样也可能是鸟人。

　　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

　　人格与文格没有必然的分裂，从文与从政不仅可以“两全”，还可以“齐美”。为文可以让从政更加从容，更加有深度，若能把握好各自的尺度与艺术，互发良性影响，“两栖”也可以更加悠然。

　　官员善文，会对自己的工作大有裨益。如同车延高所说，“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不论是书写公文、梳理理论常常需要才情与敏锐，而且记者发现许多基层上善于写作的官员常常将自己从政的所感所想，一一记录下来，文字虽然不能跟专业作家媲美，但作为人生记录，可以供己自娱自欣赏；作为社会见证，可以供人借鉴。对于许多领导干部，文字更是思想的具结，经验的积累。“文以载道”，实在是件好事！

　　“官员为文，就像多了一双发现世界的眼睛。”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明泉教授用“眼睛”来形容官员利用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他认为这是对政治文化生态的一大改善和优化。

　　曾经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如今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曾有一联云：“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对于从政与从文，二者最终能达成“两相宜”的平衡，相得益彰的互利局面，是一种两者俱佳的状态。

　　俗话说得好啊：“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官员在精彩的历史滚滚长河中，露了一脸。没有他们，我们的历史文化没有那么精彩。细细品来，这些性情棱角四现、悲苦挣扎的脸谱，实在可堪今人再次玩味。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龙门阵中谈。

　　摆摆他们的龙门阵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死了都要谏？

　　人物：屈原VS晏婴

　　屈原：一次，楚怀王欲往秦地会盟，屈原猛地冲到怀王车前，将“盟”字旗扳到在地，使脚猛踏。他豁出去了，上前一步卧倒在怀王的车轮下，大声喊到：大王！你定要去武关，就从屈原身上辗过去！怀王大怒，大骂屈原“疯子！狂徒！你这个书呆子，死脑筋，去教你的书吧！”之后怀王仍重新上路。

　　晏婴：齐景公有一匹十分宠爱的骏马，有一日，这马突然暴死，齐景公大怒，命人操刀将养马人肢解。此时，晏子恰在齐景公身边，便说到，养马人犯如此大罪，实在该死！不过，不让他知道自己罪在哪里，也不能使他心服。请让臣来历数其罪，再严惩不迟！齐景公说，那可以。于是晏子历数那养马人之罪，说道：“你罪有三：国君让你养马，马却死了，这是死罪一。死的马是国君最宠爱的马，这是死罪二。你使国君因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恨国君，邻国诸侯闻之，必轻看我国君。这都是因你让马死了而造成的，这是你死罪三。来人！把他拉下去！”晏子如此一说，齐景公突然明白了，长叹一声，说道：“先生，把那养马人释放了吧。不要坏了我的仁政。”

　　龙门阵：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仿佛，这是宿命么？

　　屈原官位仅次于宰相(令尹)。他自负高洁，常常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一根筋”似的直言进谏。

　　然而不论怀王、襄王主国，都被奸党左右，官场复杂。屈原怀着单纯的想法，不顾战争敌我多变，为主张“抗秦”，次次都表现得大义凛然、犹如“就义”，使自己终于备受谗言与最高领导的不耐烦。最后，被放逐江南、投江而死。

　　对于现实为官者而言，若每一进言，总是自我占据道德高点，视死如归的决绝，不让步、不变通、不柔和、不艺术，往往是撞墙之举。曹雪芹曾借宝玉之口评价屈原：“他念两句诗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而晏子则不同，晏子没有一脸苦相地死谏，而常常是审时度势，因人而谏。其次，他善于谏道，艺术而幽默，多次进谏都最终能保全自己，达到谏言的效果与目的。

　　诗人以死明志，唤醒国人，固然动情，但这样的难是殉不完的，千古美德也是千古之怨，也许屈原开了个不好的头，遂成为后来文人心中难解的死结。

　　恃才傲物文人病

　　人物：解缙VS曾国藩

　　解缙：解缙才华横溢，又先后蒙朱元璋、朱棣恩宠，自是得意忘形、不知检束。

　　一日，朱棣拿出一份大臣名单，请他品评。解缙接过一看，便不假思索、有啥说啥：某某大臣“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某某大臣“有德有量，不远小人”；某某大臣“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如此这般，直言无忌，自以为“君子坦荡荡”，皇帝听在心里，同事们也记在心里。喜好臧否人物是解才子的秉性，若是臧否历史人物，和今人毫无关系，人们不过认为他狂狷而已，但如果臧否的是当朝同事，就不仅是“狂狷”那么简单了，你自己就是完人么？

　　解缙的不收敛自然引来同僚记恨。最后恃才傲物的解缙，果然被人构陷，被锦衣卫灌醉，剥光衣服，冻死于雪地。

　　曾国藩：从曾国藩46岁那年谈起。这一年，读“之乎者也”出身的曾国藩文武皆善，组湘军，平太平天国，立不世之功勋，但战后却备受猜忌，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他。在46岁这一年，曾国藩开始闭门反思人生，终于，他找到了出路。

　　文人往往自比鸿鹄，才高八斗；“香草美人”，看不起人，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因此曾国藩摸索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官场之道，梦想之门。

　　出山后，曾国藩处于官场不再恃才傲物，自以为是，而是更加谦卑与诚敛。曾国藩首先去会见了自己的“政敌”骆秉章和左宗棠，又遍访各衙门寻求政治支持，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谦恭有礼的举动，让人不得不服膺。

　　龙门阵：恃才傲物，狂狷附体，这也许是一种文人病，体现在官场中更是要不得，往往吃大亏。官场中犹需谦卑内敛。被蒋介石、毛泽东都推崇备至的“完人”曾国藩正是在46岁的节骨眼上重重地摔了一跟头，又重重地思考了这一文人的千年通病。他在家书中写道：“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至今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突破桎梏的曾国藩最终思有所得，行有所效，不但成为建功赫赫的一代名臣，更成为中国官场的“至圣”标本。

　　空中的梦想家

　　人物：王安石VS张居正

　　王安石：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就不断出问题。熙宁四年的一天，开封知府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变法的铁杆支持者宋神宗问起来，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在王安石看来，改革梦境就快实现，顾不了那么多现实“小”问题。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苏轼兄弟。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排出变法队伍。变法末期，王安石反对者的名单竟然囊括了当时所有重臣。

　　张居正：张居正，和王安石一样是梦想家改革家，但又被梁启超认为是“明代唯一政治家”。

　　张居正在改革初期打下人脉基础，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朝下令而夕奉行”、“莫敢有偷心”。另外，张居正极具系统意识，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之时，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都收到了以往罕见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

　　王安石遭受抨击七百年，直到19世纪才得到公允的评价；张居正身后虽然家属罹难，而对他的赞誉却不绝于史，即使在他被诬之际。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当初因为不同政见被张居正杖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拖着一条瘸腿为昭雪张居正奔走呼号。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龙门阵：对于官场一员，要有所为，本是好事，然而若好高骛远、一意孤行、不论现实、不考察具体情况、不积累资源、不着眼于一砖一瓦，仅仅一腔独行侠式的热血，恐怕梦想难以照进现实。

　　王安石是一代大儒，他的品行、文采、清廉，冠绝一时，可他是个书生，他一上阵就缺乏韬略、到处树敌、急于求成；他也不能知人善任，所倚仗的部下几乎全是弄权营私的小人，再加上贪官和商人在其中上下其手，好心办了坏事，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致使改革困难重重，弄得怨声载道。

　　张居正改革所以能成事，关键是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周围有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组成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班底。10年新政，前5年官僚体制改革，后5年经济改革，水到渠成、蔚为大观。

　　对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讲，既要讲志气、操守，但也要讲现实、讲变通。中国古代文人情结浓厚，历来太重操守而轻事功，就成了“空想主义”。再观张居正，则以一砖一瓦，形成合力，既要顺势，又要主导局势，这才是从政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