蔻蔻姆的h道具店 存档:德山乾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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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德山乾明寺在德山东麓,现位于德山孤峰公园内德山最高峰孤峰岭下,山下沅水和枉水环绕,俯瞰西洞庭湖平原,风光绝佳。德山乾明寺始建于唐初。唐咸通元年(860),朗州刺史薛廷望奉敕重修,请禅学大师宣鉴为住持。唐宰相裴休题“古德禅院”匾额。寺院内有金刚塔、慧光塔、峋嵝塔、毗庐阁、八角亭、断桥、铁经幢、白龙井、乌龙井、钵盂泉等。重要碑帖有唐裴休书“古德禅院”刻石,唐“德山先和肖塔铭”、“宋德山乾明寺钟铭”、米蒂书“宝藏石刻”、张授“善德山”诗碣等。清末重修,武陵学者余嘉锡题。可惜这些难得的书法珍品,均已失佚。乾明寺存留的文物仅铁经幢和两块宋碑,据《常德府志》记载,这座铁经幢是唐懿宗咸通元年,武陵太守薛廷望奉旨修建的,为生铁铸造,故名“铁经幢”。历经沧桑,屡兴屡废,多次被毁,唯有铁经幢仍然屹立,成为佛门稀世之宝。
  因缘和合,万物皆生。2001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和常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划拨建设用地21亩,明禅大和尚以仿宋建筑风格按唐代乾明寺的规模恢复重建,经过四年的建设,筹措净资近2000万元,已建成山门、金刚殿、观音殿、天王殿、钟楼、鼓楼、万佛殿等第一期工程。乾明寺列为常德市重点工程,常德市人民政府又划拨建设用地40亩,用于乾明寺第二期工程,主要建筑有经幢亭、念佛堂、禅堂、祖师殿、祖师像、慧光塔、僧寮、闭关房等。
  今日德山乾明寺,山门宏伟壮观,唐朝宰相裴休题写的“古德禅院”九龙大匾高悬,与当代高僧佛源大和尚题写的“乾明寺”竖匾相呼应,别具特色。金刚殿内护法韦驮,手持宝杵,威风凛凛;观音殿内塑有千手观音像及菩萨三十二化身像,告诫我们大慈大悲是修行的根本;天王殿转弯即到,袒胸露腹的弥勒佛,暗示世人做人的道理,只有心胸坦荡,宽以待人,放下世间的烦恼琐事,才能笑口盈腮;庄严的万佛殿供奉清净法身毗庐遮那佛,背面是送子观音菩萨,四周设一万零八十尊小金佛,既可庄严道场,又满足佛弟子广种福田的需求。院内古桂盛开,芳香袭一山,葱箐古树,崖绿翳日。宝山福地,群贤毕至,一堂龙象,共展长才。一盏清茶,浓浓禅味;一钵素斋,粒粒农禅。钟鼓声,梵呗声,提醒世人,这里是佛门的净地,学佛的乐园。


乾明寺在德山东麓,始建于唐初。唐咸通元年(860),朗州刺史薛廷望奉敕重修,请禅学大师宣鉴为住持。唐宰相裴休题“古德禅院”匾额。寺院内有金刚塔、慧光塔、峋嵝塔、毗庐阁、八角亭、断桥、铁经幢、白龙井、乌龙井、钵盂泉等。重要碑帖有唐裴休书“古德禅院”刻石,唐“德山先和肖塔铭”、“宋德山乾明寺钟铭”、米蒂书“宝藏石刻”、张授“善德山”诗碣等。清末重修,武陵学者余嘉锡题。可惜这些难得的书法珍品,均已失佚。乾明寺存留的文物仅铁经幢和两块宋碑,据《常德府志》记载,这座铁经幢是唐懿宗咸通元年,武陵太守薛廷望奉旨修建的,为生铁铸造,故名“铁经幢”。历经沧桑,屡兴屡废,多次被毁,唯有铁经幢仍然屹立,成为佛门稀世之宝。

 因缘和合,万物皆生。2001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和常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划拨建设用地21亩,明禅大和尚以仿宋建筑风格按唐代乾明寺的规模恢复重建,经过四年的建设,筹措净资近2000万元,已建成山门、金刚殿、观音殿、天王殿、钟楼、鼓楼、万佛殿等第一期工程。乾明寺列为常德市重点工程,常德市人民政府又划拨建设用地40亩,用于乾明寺第二期工程,主要建筑有经幢亭、念佛堂、禅堂、祖师殿、祖师像、慧光塔、僧寮、闭关房等。

    今日德山乾明寺,山门宏伟壮观,唐朝宰相裴休题写的“古德禅院”九龙大匾高悬,与当代高僧佛源大和尚题写的“乾明寺”竖匾相呼应,别具特色。金刚殿内护法韦驮,手持宝杵,威风凛凛;观音殿内塑有千手观音像及菩萨三十二化身像,告诫我们大慈大悲是修行的根本;天王殿转弯即到,袒胸露腹的弥勒佛,暗示世人做人的道理,只有心胸坦荡,宽以待人,放下世间的烦恼琐事,才能笑口盈腮;庄严的万佛殿供奉清净法身毗庐遮那佛,背面是送子观音菩萨,四周设一万零八十尊小金佛,既可庄严道场,又满足佛弟子广种福田的需求。院内古桂盛开,芳香袭一山,葱箐古树,崖绿翳日。宝山福地,群贤毕至,一堂龙象,共展长才。一盏清茶,浓浓禅味;一钵素斋,粒粒农禅。钟鼓声,梵呗声,提醒世人,这里是佛门的净地,学佛的乐园。


一、总印禅师开山创院

    德山寺的开创,缘起于佛教禅宗的兴盛和发展。禅宗传入常德,始于澧州慧演。他大约于天宝之乱(755-762)中间来到澧阳(今澧县、津市、临澧)弘法,但史料上没有关于他住寺或立寺的记载。最早在常德境内立寺的禅师是药山惟俨。他于唐贞元初(785)驻锡药山(在今津市棠华乡),开创药山寺。《景德传灯录》说禅师从曹溪(慧能,638-713)以来多居律寺,至百丈怀海(720-814)才“别立禅居”,自创“规式”。虽然这种说法与史实不尽相符,但百丈怀海制定禅门清规,的确推动了独立禅刹的发展。

    德山在沅水下游。沅水东流过常德城,“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即枉山)。山西带修溪一百余里,茂竹便娟,披溪荫渚,长川径引,远注于沅。”故老相传,善卷让王之后,隐居于枉山。到了隋朝灭陈,大将樊子盖任嵩州刺史,仰慕善卷之德,改枉山为善德山(后世简称德山)。司马承祯(647-735)的《天地宫府图》把德山列为道家第五十三福地。杜光庭(850-933)《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把德山列为道家第七十二福地。

    德山寺的始建,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较为具体的资料,是《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五《朗州德山宣鉴禅师》的夹注:“总印禅师开山创院,鉴即第二世住也。”

    总印禅师,恰好是开创禅刹制度的百丈怀海的师弟,《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都有记载,可惜的是只载明他是马祖道一的弟子,最后居止在潭州(今长沙、湘潭、株洲、益阳、娄底等地)三角山(具体地望不详),生平事迹不详。马祖道一自天宝元年(742)开堂说法,直到贞元四年(788)示寂,总印禅师追随马祖的时间应当在此期间。那么,他来德山开山创院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810)这一段时间内。

    李翱于长庆元年(821)任朗州刺史,直到宝历元年(825)才离任。在朗州期间,李翱专程赴澧州药山拜访惟俨禅师,留下了一段儒家学者参学佛法的佳话。李翱后来把禅宗的“性”学引入自己的儒学理论《复性书》,和韩愈一起,为后世道学奠定了基础。太和九年(835),李翱调任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等职,还赴澧州拜访过龙潭崇信。

    从李翱向禅宗高僧请益的活动,我们不禁要问,李翱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没有留下和德山寺僧人来往的记载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德山寺创建不久,住持禅师的影响不够大。这位住持是不是总印禅师,我们也无从知道。总印禅师创建德山寺之后,居留一段时间应当就离开了,去了潭州三角山。
 刘禹锡参加永贞(805)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在朗州10年,留下了很多和德山僧人往来的诗篇,最著名的有《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登枉山谒会禅师》。

    诗中提到的诚禅师和会禅师,究竟是谁呢?

    诚禅师,我们有理由推断是药山惟俨的弟子船子德诚。一是药山惟俨在贞元元年(785)至太和八年(834)期间住持药山;二是药山离德山很近;三是船子德诚是有名的诗僧,他随侍惟俨30年,完全有可能访问新创立的德山寺,临时挂锡德山。

    会禅师,最有可能是长沙东寺如会禅师(744-823)。如会禅师也是马祖道一的弟子,韶州始兴(今韶关市始兴县)人。他在长沙东寺弘法,学徒太多,以致僧堂内的床榻都被挤折了。因此,当时他的法会被称为“折床会”,东寺被称为“禅窟”。他反对将马祖 “即心即佛” 的说法庸俗化,向僧徒指出“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都有《如会传》。如会是德山寺住持总印禅师的师兄弟,而且近在长沙居止,舟楫往来非常方便,行脚访问总印的可能性相当大。有人也许会问,刘禹锡为什么不谒见住持总印,而要谒见一个行脚和尚呢?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如会临时挂锡德山,才有必要专程前往拜会;二是如会名气比总印要大。元和十四年(819),宰相崔群贬为湖南观察使,也曾专门拜会如会。如会死后,门徒将其葬于长沙城南。太和七年(833),李翱任湖南观察使、潭州刺史,“尽毁近城坟塔”,唯独留下如会的墓塔,并题词:“独留此塔,以别贤愚矣。”

    不管诚禅师和会禅师究竟是谁,从这些诗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在唐元和六年(811)以前,也就是刘禹锡拜访诚禅师之前,德山就有禅院存在。这些诗进一步印证了总印禅师开山创院的说法。

    二、薛廷望重建德山寺

    唐会昌五年(845)八月,朝廷公布“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拆除寺院四万四千余所,没收良田数千顷,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百余人,十五万寺奴改为两税户,诸寺铜钟佛像尽铸钱币。在长安、洛阳两地只设四所寺院,三十名僧人;各州只设一所寺院,分别留僧人二十名、十名、五名不等。会昌法难使隋唐鼎盛的佛教掉入深谷。总印禅师创建的德山寺,想必毁于会昌法难。

    唐宣宗继位,于大中元年(847)下诏恢复废寺。任何事情,一旦矫枉过正,就会流为时弊。《资治通鉴》记载说:“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以致在大中五年(851) 进士孙樵上书说“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不绝于耳,“度僧,几复其旧矣”,要求加以节制。唐宣宗因此下诏:“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

    常德在当时属于远离京都长安的边郡鄙地,估计还未执行上一道诏令时,下一道诏令又来了。而且据《旧唐书》记载:“是岁(大中五年),湖南大饥。”常德因此更不可能大修佛寺。

    德山寺的重建,一直拖到咸通元年(860),等到薛廷望任朗州刺史,才得以实现。

    薛廷望,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卒年不详。史书上没有他的传记,由杜牧拟稿的朝廷敕书称赞他:“才学声华,膺丞相之选”,但是,他见于史料的事迹仅有两条,而且都和文化事业有关:一是大中六年(852),朝廷任命他为美原县尉兼任弘文馆修撰官,参与修撰《续会要》。大中七年(853),《续会要》书成,由弘文馆大学士、宰相崔铉上呈唐宣宗。二是咸通元年,他任朗州刺史,重修德山寺和善卷坛,坚请宣鉴禅师住持德山寺,并分僧守护善卷坛。

    薛廷望重修德山寺,命名为古德禅院,并请荆南节度使裴休题写院名。裴休题字的刻石,千百年中,随着德山寺的屡毁屡建,不知何时,堕于沟渠。清道光十四年(1834),才“于寺后沟中搜得”,道光二十一年(1841),“嵌于墙”。可惜今已不存。武陵名人胡焯,亲历其事,作《古德禅院刻石记》传世。

    薛廷望重修德山寺的事迹,后世主要见于僧传、灯录和地方志:《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和《嘉靖常德府志》、《嘉庆常德府志》、《同治武陵县志》。这些史料对薛廷望重修德山寺的事实没有争议,但有三处不统一的地方:一是《宋高僧传》把薛廷望误为“薛延望”;二是除《同治武陵县志》外,都把刺史记作太守;三是时间存在两说,一说在大中初,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一说在咸通初,如《祖堂集》、《宋高僧传》、《嘉靖常德府志》、《嘉庆常德府志》、《同治武陵县志》。

“薛延望”为“薛廷望”之误,应无异议。刺史记为“太守”,原因在于天宝元年(742),曾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到乾元元年(758),又复为州,复为刺史。“太守”是一种习惯性的称呼。

    争议最大的是时间问题。现代有很多论者,都认为至少应在大中年间(847-859)。前面已经说到,薛廷望大中六年被授美原县尉兼任弘文馆修撰官,而且《续会要》第二年才完成,可证其在大中七年以前不可能任朗州刺史。另外《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包括常德府志都记载:李讷于大中九年(855)贬任朗州刺史。到大中十三年(859)的5年中,没有史料说明李讷什么时候调离,他任满5年是有可能的。同时,薛廷望从853年至860年的8年间,从一个县尉(从九品)升到刺史(正四品),连升了11级,即便参与修撰《续会要》是他被超拔擢用的理由,也算是够快的了,说薛廷望咸通元年(860)任朗州刺史,应当在情理之中。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薛廷望重修德山寺的时间,当在咸通初年(860)。

    三、德山寺的兴废

    禅宗“从公元7世纪到11世纪,就是从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时止,这四百年,是极盛的黄金时代”。从禅宗灯录的记载可以推断,德山寺在唐咸通年间宣鉴禅师的主持下达到极盛。其后的300年,代有名僧。南宋以后虽然逐渐式微,但从历代文人留下的赋咏来看,德山寺屡毁屡兴,依然香火不断。

    大约在南宋以后,德山寺被称为乾明寺。德山寺何时被称为乾明寺?并没有资料载明。为什么说在南宋以后呢?先来看两条资料:一是明代居顶洪武年间撰《续传灯录》,收入“鼎州乾明知应禅师”。二是常德现存的最早方志《嘉靖常德府志》卷二记载善德山(德山)时,明确提到“山有乾明寺”;而卷二十记载:“乾明寺,善德山上,唐咸通间建。”因此可以判定,德山寺被称为乾明寺至迟在明代以前。这是下限。上限却更难确定。《五灯会元》通篇涉及到德山的记载,都未提到“乾明”二字,而记载钦山普初禅师时却记为:“澧州钦山乾明普初”。《五灯会元》收集资料止于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从此可以推断,至少在这之前,德山寺还未被称为乾明寺。另外,现存明代以前的关于德山乃至德山寺的诗文,从未出现过“乾明”二字。因此,只能将上限定在绍定年间以后。

    清康熙十二年(1673),乾明寺毁于火灾。寺僧宾日筹款复建。当时宾日的法弟山学,受定南王郡主孔四贞礼聘,正在广西,听到消息后,说动孔四贞捐款,乾明寺得以重建。后来孔四贞路过常德,又捐资重塑牟尼、弥陀和十六应真佛像,使乾明寺恢复旧制。山学禅师师承德山原直。据蔡毓荣《游德山记》记载,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平吴三桂率军过境常德,游德山时,曾和乾明寺住持山学禅师说禅。山学后来离开乾明寺,去了桂林南院。宾日禅师,《五灯全书》没有记载,既然《嘉庆常德府志》说他是山学的师兄,那么他也应当是德山原直的弟子。

    咸丰四年(1854),乾明寺毁于太平军;光绪十六年(1890)募捐修复。民国初年,武陵学者余嘉锡题写“乾明寺”匾额,右上款刻“第五十三福地”,左下款刻“武陵余嘉锡题”,可惜今已不存。

    德山乾明寺在民国32年(1943)冬遭日寇炮击,“大雄宝殿”等建筑全毁,仅残存前殿。

    1950年代,乾明寺寺院被改作粮仓,仅存的前殿也陆续拆除,改作他用。2001年,常德市人民政府决定重修乾明寺,并斥巨资助建。2002年10月4日,乾明寺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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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常德海关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