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蓝莓果教育怎么样:伟人毛泽东主席标准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2:02:5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还没有毛泽东主席的标准照，人们举着的巨幅照片仍然是陕北时期头戴八角帽的图像。
第一幅标准像：将周围人物去掉
第一幅标准像照片
1950年毛泽东和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部分代表合影的照片1950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美国一家报纸《工人日报》发表报道的时候，同时刊登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头像，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主席与身着华丽元帅服的斯大林并列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当时，身为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发现这个问题，感到作为国家元首的毛主席标准照过于简单，与中国的形象不太吻合，当即向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建议，希望尽快由摄影局拍摄毛主席的新标准像，迅速向国内外发行。这个建议最终上报到毛泽东那里，得到首肯后，很快，萨空了便派去了齐砚山、陈正清、郑景康、侯波等四位摄影记者为毛主席拍照。由于毛主席既当时仅有一小时的时间，灯光、拍摄时间等许多客观条件的局限，加上四位记者即紧张又兴奋，结果，拍下的多张照片都不理想。 于是，萨空了请来摄影局摄影处副处长陈正青，请他物色一名技术优秀的图片后期制作人员，在主席以前拍摄的照片中选择合适的图片加工制作第一幅标准照片，经过反复挑选比较，陈石林被光荣地选中了。陈石林非常激动，马上投入工作，很快把一年多来摄影记者们拍摄的毛泽东活动照片全部找出来选择。最终，看上了1950年毛泽东和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部分代表合影的照片，选取合影中毛泽东的头像部分，再运用各种技术方法将周围的人物去掉，将背景处理完善，一张使用普通相机拍摄的、图像质量一般的照片，经过精心地修绘翻拍，终于成为毛泽东主席首幅标准照片，由新华社向全国正式公布，当年的印刷数量就达到2000万份，除中国外，还发行到40多个国家。许多国家的左翼报刊都采用了这张照片。毛泽东主席的标准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毛泽东这张照片，神采奕奕，面带微笑。合体的中山装更显得毛主席姿态端庄，自信而坚毅。 萨空了是蒙古族人，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和新闻工作者，也是全国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解放以前，先后做过《北京晚报》、《世界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世界画报》的总编辑、《新疆日报》社社长、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经理，并出任我党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总经理。解放以后，他又同胡愈之等创办《光明日报》，他还参与了《民族画报》、《民族团结杂志》、《人民政协报》等报刊的创办。他一生以新闻工作为主要职业，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为毛泽东主席选定标准像是他诸多贡献之一。 陈石林，中国摄影家学会高级工程师，曾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组长、翻修组组长，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长。除了毛泽东的标准像，陈石林当时加工过所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林彪在内。 陈石林10来岁就被父亲送到南京照相馆学艺，后来又到香港和台湾谋生，学习加工照片。1950年7月，陈石林回到大陆，当时还很少有人会加工照片，并且能够修出光线的层次、密度和立体感，陈石林被作为人才留下了，进了中央新闻摄影局，后来又进了新华社摄影部，而且享受着和延安来的老革命一样的高级待遇，可以吃小灶，睡沙发床。恰好赶上要为毛泽东制作标准照，陈石林的技术派上了用场。 1999年我国发行最新版百元人民币，2000年我国发行20元面值的人民币，钞票上面的毛泽东形象，也是临摹第一版毛泽东侧身标准像完成的。
第二幅标准像
第二幅标准像：大量登载于《毛选》中50年代相机非常稀少，毛泽东正面形象的图片就更少了。上级领导布置任务，要制作一幅毛泽东的正面标准照片。
陈石林查阅了当时毛泽东活动的各种照片，经过反复挑选，终于从一个大的团体合影中找到形象较好的毛泽东正面照片，由于照片是使用美国航空胶卷拍摄的，反差很大、颗粒粗、层次差，如果不进行后期处理，根本无法使用。
经过认真地修绘翻拍制作，一幅形象端重、和蔼可亲的正面标准照诞生了，被运用为早期的天安门城楼挂像，也大量地登载于《毛泽东选集》中。
第三幅标准像
第三幅标准像。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第三幅标准像只露出一只耳朵，而且左眼珠偏上，有“偏听偏信”的感觉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制作一幅反映毛泽东当年形象的正面标准照片。摄影记者为毛主席拍摄了一张清晰度和皮肤质感较好的照片，但是，由于存在一系列的摄影技术问题，画面的整体效果不太理想。最终领导还是决定让陈石林来加工制作。陈石林用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方法，完成了第三幅标准照的制作工作。
1960年至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巨幅画像就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
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追悼毛主席大会上使用的大幅画像也是使用第三幅标准照片放大的。
第四幅标准像
第四幅标准像1964年，中国人民对领袖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第三幅标准像只露出一只耳朵，而且左眼珠偏上，有“偏听偏信”的感觉，因此，中央决定重新制作一幅露出双耳的标准照，选派摄影记者专程为毛泽东拍摄，但是图片的整体效果不理想，有关领导决定还是让陈石林进行后期暗房加工制作。
陈石林运用新研制成功的“透正拷负”工艺，对影像进行了精细的修整，制作出层次丰富、质感强烈，形象庄严的标准照片。
1998年元旦前夕，毛泽东女儿李讷见到陈石林时热情地说：“第四幅标准像太好啦，老人家很喜欢，是老人家亲自圈定的”。第四幅标准照从1964年起一直沿用到现在。
有好几个人问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
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拍摄了一张面带笑容、情绪很好的画面。但画面左右两侧都有人东张西望，显得很不协调，如果把两边剪裁掉又失去了现场的气氛。陈石林担负了修整照片的任务，他用3张底片合成放大，去掉了画面上左右人群，还原了场地和树木，并为主席修出了洁白的牙齿，“加强了毛泽东欢乐的笑容”。
“我当时是翻修组组长，翻是‘翻拍’的翻，修是‘修整’的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新华社有个反对修正主义小组。”陈石林回忆。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毛泽东从不上照相馆，也不喜欢被人摆拍，陈石林于是从上万张底片中选中了一张毛泽东与劳模的合影，从“集体照”中抠出了毛泽东的头像，他把钟表的发条磨得很细，做成刀片，修掉了毛泽东右后侧的人头。毛泽东第一张标准照在发条刀下诞生了，一年中就印刷了2000多万张，并作为最高面值的纪念图案，上了日后的新版人民币。 “我从来不讲主席不上像，而是主席的真实形象有没有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在暗房实践中，陈石林逐渐摸索出一套做法，让照片看上去“最像”毛主席，关键是要对领袖气质心领神会，要怀着对领袖的深厚感情，仔细观察，取长补短，突出神韵。比如毛主席头上的光线，该亮的地方一定要亮，毛主席的额头上有“龙骨”，智慧纹很细，略微有一点亮光比较好；而毛主席晚年的眼袋比较深，这里可以柔和一点；毛主席的眼睛原来是很明亮的，年纪大了有点混浊，就要在眼白部分稍微提高一点亮度。相纸也很重要，因为普通放大纸有收缩性，要用匈牙利的放大纸，毛主席的照片才不会变形。
在陈石林看来，政治人物的像有特殊性，美不美倒并不打紧。没有电脑的年代，只能用透明水彩染料涂，用减薄液，哪个地方该浓、哪个地方该淡，靠得是对影像的感觉。比如毛泽东的第三张标准照起初是请照相馆的高级技师修整的，结果他们修得太过仔细，脸部太光滑了，领袖看上去像个瓷娃娃，只好把底片拿回去让陈石林再重做。制作的过程也有讲究，常常是领导默默地将胶卷交给陈石林，陈石林独自修整加工，而后又默默地上交。
陈石林的办公室当时是禁区，一般人不能够随便进入，而没有修改完成的照片则绝对不可以泄密，废了的照片也要全部扔到新华社的一个大炉子里去，当场被焚毁。照片结果的好与坏，大家一句话都不敢讲。因为指责照片，也等于是指责领袖的不足，是为大不敬。
上世纪60年代，陈石林的职业生涯达到巅峰，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拥有一间暗房，天安门有什么重大活动，记者刚刚拍完照，胶卷立即就送到这里，由陈石林以最快的速度加工修整。除了要把照片修得更像毛主席，画面上容易引起歧义的元素，比如群众挥舞的手臂挡住了毛主席的脸，也注定是要被删除的。
1976年，毛泽东逝世。作为第一批群众代表，他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北厅瞻仰毛主席遗容，寄托哀思。加工了半辈子毛主席照片，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主席，毛泽东遗体化了妆，脸上涂红了，看上去如同活人。陈石林心里有个比较，毛主席轮廓还是挺好的，但和照片上不一样。
“一般照片出来不应该修，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群众可以理解。但是当时情况不一样，政治是第一位的。” 陈石林强调，修整好照片的前提是，照片一定要是真的，特别是照片的影像结构不能动，动一点就假一点。而假照片是没有好下场的。陈石林介绍，特殊年代里，因为政治原因常需要对照片动大手术，比如新华社当年曾经发表了一张有毛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共同出席会议的照片，而记者当时因故没有拍到邓小平，在后期加工时想出奇招，把陈毅的头从画面中裁掉，把邓小平的头安在了陈毅身上。这桩“换头案”到底被揭发，被“四人帮”视为帮“走资派”复辟的罪证，大加批判，加工照片的人也受到了处分。 陈石林在暗房中为毛主席整过两次领子。毛泽东第三张标准像流传最为广泛，鲜有人知的是，陈石林涂抹掉了背景上露出的灯罩子，消掉了衣服上的皱褶，还把毛泽东白衬衣的领子勾画齐整。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张照片到底被人挑出了骨头，为什么毛主席在这张照片上只露出了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这是污蔑毛主席“偏听偏信”。
1964年，为毛泽东拍一张正面照，露出两个耳朵的标准照，这个重大任务落到了新华社记者郑景康的头上。为了不惊动毛主席，郑景康只带了简单的灯光，只身赴中南海。照片拍回来了，领导还是默默地交给了陈石林。陈石林也还是一句话没有讲，他多年后才披露：“当时我拿到照片后，只感到作为一位伟人，毛泽东这张照片根本不能和崇拜他的群众见面。”在陈石林看来，这张什么都记录下来了的领袖照片几乎是废品：毛泽东眼神无光，显得很苍老，衣服上有大块阴影，衣领还不整齐。
但是陈石林晓得摄影记者的苦衷。那个年代，毛主席已经是神，摄影师见到毛主席连话都不敢同他讲，哪里还敢提醒主席，甚至于敢摸摸主席的领子，帮着主席把褶皱抹平。
陈石林只能在暗室里动了毛泽东的领子。他用四倍的放大镜进行修整，修掉不足处。这时的陈石林，技术已经达到了真正的巅峰状态。经过修整的照片，甚至比5年前制作的毛泽东第三张标准照显得还要年轻，头发更黑，皱纹更少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70岁了。1998年，陈石林碰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讷说毛主席很喜欢这张照片，亲自圈定，李讷赞叹其神奇：“无论在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修整后的第四张标准照几乎完美无缺，直到群众提出了新的意见。原来，郑景康曾经给蒋介石拍过照，群众质疑，说伟大领袖怎么能够和蒋帮头子用同一个摄影师？陈石林又开始制作毛泽东的第五幅标准像。只是晚年的毛泽东迅速衰老，画面无论怎么修整，再也体现不出伟大领袖的形象了，关键是看上去“不像主席了”，陈石林无奈放弃。多年修整出的毛主席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陈石林自己也过不了这道关了。
1970年，陈石林被调离领袖照片工作组，下放到干校劳动。他感谢时任新华社领导的帮助，中止了他继续研究工作的权利，因为他的人生就此圆满了，他再也修不出合格的毛主席像了。而毛泽东最终还是和蒋介石共用了同一个摄影师，由郑景康拍摄、陈石林修整加工的毛泽东第四幅标准照，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1980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访问邓小平，她问邓小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特殊年代里，以毛泽东的标准照为母版，毛主席像几乎也成为了神祇。昔日的黑龙江新闻摄影记者李振盛在其博客上回忆，他当年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就压着翻拍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角度不同的毛主席照片备用。凡是拍回来的新闻照片上，领袖像不大清楚的、集会大场面领袖像太少的、远景中的领袖像显得太小的、群众举的领袖像只见背面木板不见正脸的，都必须动手修改，找出适合的毛主席像剪贴上去，哪怕是大会场中从群众背后朝前拍的大会场，贴正脸领袖像的方向不对头看着很别扭，这都没有关系，只要突出领袖，保证都会顺利过关。
陈石林成了造神链条上最初始的那一环。“文革”时期，红卫兵曾经到新华社造反，指责其封锁伟大领袖的照片。于是由陈石林负责，做了多套毛泽东像的透明片，发到全国各地。当时全国各地的图片社、照相馆等都停下了正常业务，全力以赴生产，一共生产出了上亿张毛泽东照片。陈石林告诉记者，自己离开了领袖照片工作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当时社会上的毛主席像已经达到了饱和。而他保护了照片洗印行业一批人的饭碗，当有人问，出身不好或者是给汉奸拍过照的人能否参加毛主席像的生产，陈石林回答，只要技术好，他们正好可以在生产毛主席像的过程中进行改造。
1989 年，陈石林退休。制作领袖照片的陈石林，对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格外敏感。1978年底，邓小平在一次视察讲话中提出要给刘少奇同志平反，那时刘少奇的照片资料还被封锁着。陈石林与摄影家协会的同事合作，从老摄影家、老记者，以及王光美的个人收藏中精选了上百幅照片，进行加工。1979年5月17日下午，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开追悼会，由他们制作的《少奇同志生平》的大型摄影图片，也在各省市自治区展出。邓小平90华诞时，陈石林又参与组织了“小平你好” 大型图片展。
陈石林表示，“毛主席思想渗透到我的最底层去了，在政治方向上掌握得比较好。”而只要毛泽东或者其家人的历史照片需要修整，他更是义务配合。他曾经为邵华加工过一张与毛岸青的合影，为了效果理想，他将照片放大成2米长进行修整，没有提钱的事。他还帮助邵华最终找到了110位摄影家，展出了110张有关毛主席的珍贵历史图片，庆祝毛泽东诞辰 110周年。陈石林几乎和当时所有拍摄过毛泽东的摄影师关系良好，特别是文革时期，“那种照片，不修怎么出得去啊！大多数都修了，把主席脸上修得很均匀，很好。”令陈石林满意的是，群众再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谁是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的制作者画像时，左辉、张松鹤等人站在脚手架上绘画，辛莽则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指挥。但画像画完挂出之后，一些群众提出了意见：“毛主席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无群众’”。
在天安门城楼正中上悬挂着一幅中国人民最敬仰的毛主席的画像。毛主席画像历经风雨，画像有数次更迭。人们不禁要问，历年来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人是谁？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签署：“阅兵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明确地表明天安门城楼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
天安门城楼将接受人民的检阅。
天安门城楼的修葺工作迅速展开。国立艺专家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受领的任务是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为开国大典之用。
周令钊受领任务之后，便和他的学生陈若菊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靠东的空间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们把木板竖在墙上，搭起三层脚手架。负责古建的油漆师傅为他们打底、调颜色。
他们以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为摹本，把主席的衣领画为敞口式样。但聂荣臻同志看后指出，主席的衣领敞口式样不妥，因为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
周令钊和他的学生便遵照聂荣臻的指示，重新改画了衣领。
9月底，绘制工作完成了，工人们把巨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幅主席画像就是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主席画像。
1950年，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同志应胡乔木邀请来到中南海，接受画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任务。
曾是延安鲁艺的美术教员的辛莽，挑选了一张毛主席免冠、双眼略向上看的半侧画像。由于当时画巨幅人物肖像缺乏经验，辛莽便找来从解放区来的左辉、张松鹤等人协助。画像时，左辉、张松鹤等人站在脚手架上绘画，辛莽则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指挥。
但巨幅画像画完，挂出之后，一些群众提出了意见：“毛主席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无群众’”。
辛莽等几位专家听到这些意见后，又选择了主席一张基本正面、双眼平视前方的照片。这幅画像挂出后，反映很好。
毛主席的画像每年都要更换一次。一般是在八月“立秋”前后开始画，到国庆时换上新的。
工作人员在更换新的画像
1953年后的毛泽东主席画像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杰出的肖像画家张振仕所画。张振仕求学艰难，绘画功底深厚。他在窄小的侧院里默默作画。一画便是11年，直到1964年，绘制巨幅画像感到力不从心时才停手。
1964年以后的毛泽东画像是由美术公司的王国栋画的。
他绘制的画像以毛泽东半侧面、双眼平视的照片为摹本。他注重对毛泽东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他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
王国栋在绘制巨像时，既能准确地掌握人物的轮廊，又能以中国老百姓可接受的方式着色。他画的主席像虽然是油画像，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是1949 年以来画家们从事毛主席像创作的一个关节点。十几年来，画家们慢慢改进，不断积累经验；有关部门对主席照片几经挑选，并做修版等技术处理。到了60年代中期，王国栋在多位画家工作的基础上，终于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使主席巨像愈益显示出领袖的风度和神采，能普遍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王国栋在绘制主席像时，曾遇到不少的难题。因画像巨大，没有整块的画布，只好用3块画布拼接在一起。因接缝不平，画面上两道直续上下的棱子十分显眼，这样就影响了肖像面容的美感。为解决画布问题，哈尔浜亚麻厂与天津地毯厂合作攻关，终于试织出密度不同的几种宽幅亚麻布。
毛主席画像是以稍微倾斜的角度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逢雨雪，画布后的五合板受到浸泡，很快就影响了画像的色彩。为解决这个问题，天安门管理处经过逐步摸索与改进，最后用铝合金板置于五合板后，雨水可顺着铝合金板流下，从而保证了画像在较长时间内不变色。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掉。王国栋怀着悲痛的心情绘制毛主席像。这是他最后一次画主席巨幅画像了。他把颜色调得很淡，把无限哀思凝聚于画布了。在举国追悼的日子里，天安门城楼换上了新华社制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追悼会后仍悬挂王国栋画的画像。
1992年初，王国栋退体。他早在1971年就开始培养接班人，接班人是18岁的葛小光。
葛小光在北京市美术公司油画，后在创作室画毛泽东、孙中山和马恩列等领袖像。
葛小光在师从王国栋绘制毛主席巨像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只照一两张照片临摹，很难体现人物的神貌；要更生动、更准确地把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再现在巨大的画布上，光靠画笔下的功夫虽然是不够的。于是，他便广泛搜集资料，先后收集了60多幅主席画像，从中筛选出十多张有特点的照片，编成一个小集子，作为画像时参考。
葛小光的画室在天安门城楼的西北角，是一座面积为90平方米，高8米多的铁棚子。以铁皮为材料搭棚主要是为了防火，顶部由半透明玻璃铺就，是为了让阳光从顶部均匀地透射进来。这样的画室，夏天暑气蒸人，冬天寒风刺骨，但为了画好毛主席画像，为了保证每年“十一”天安门城楼悬挂崭新的主席画像，葛小光不畏酷署严寒，如醉如痴地画着。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葛小光力求通过对毛泽东眼神的刻画，表现出一代传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部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现实甚至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画像时，他总是在寻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表述，但也正是这种感觉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神似。正如许多人在天安门城楼前仰视毛主席画像时，都会说出同一句话：“真像”！
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像框，总重量达1.5吨，这是在全国、亚洲甚至在东半球，也是最大的手工绘制的肖像。
（摘自《天安门广场备忘录》 作者：树军 揭秘毛主席照片背后的传奇故事 作者：宏亮
在上周的《传奇中国》里，我给大家讲的是我们的编导傅雷采制的老故事“毛主席像背后的故事”，几张旧照片的背后，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期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与往事，让我忍不住要在这里跟我的博友们重新分享。
序
张先生琢磨还是得找人鉴定鉴定，他想到了一个人——陈石林，新华社摄影部的退休职工，听说曾经为毛主席修过照片。也许陈石林会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头。
拂去尘埃的历史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张先生来到陈石林家，他掏出这张毛主席照片请陈石林鉴定。陈石林中国摄影家协会高级工程师，当他看见眼前的这张照片时，当时就愣在那里，这不是自己曾经修过的照片吗？不就是天安门上那幅画作的原版照片吗！
陈石林看着照片，那可是心潮澎湃啊:“第一，它是画相片的时候打成九宫格，当然其他的也可以打了，它是用放大十二寸照片做的，我们发稿都是六寸、八寸挺多，十二寸很少有人发。当时有种国外进口纸，那个纸伸缩性比较小，用这样很薄的纸，所以我一看，就是很薄的纸，当时我一开始修整别人都不能动的，只有我能动，每一笔我都要认真的修整，我怎么修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我一看就是我做的......” 陈石林的鉴定让张先生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真捡了一漏儿。更没想到的是眼前的陈石林就是传说中的暗房大师，确实多次给毛主席修过照片。陈石林拿着照片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天安门上悬挂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形象也随之传遍世界。两个月后，毛主席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第一次亮相。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毛主席与斯大林的照片。毛主席的照片就是头戴八角帽的那一张，而斯大林则是身着华丽元帅服的标准像。这在一些西方人眼中，毛主席颇有土八路的味道。
主席像的制作幕后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准照的发行曾经创下一个世界记录，据统计，在报刊著作中使用张贴悬挂的数量达到百亿幅。风云莫测的时局让这第三幅标准照充满戏剧性，1964年，人民群众崇拜毛主席的热情急剧升温，对毛主席标准照的需求也迅速增长，有人竟然对于第三版毛主席标准像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这张照片只露出一只耳朵，左眼珠还稍稍有点偏上？这不是偏听偏信吗？陈石林哭笑不得，但这个牵强的理由那时候却是天大的问题。
胡昌平回忆说：“当时，我把郑景康叫来了，我说你还摄影大师呢，怎么出这样的问题，毛主席身上有很大的褶子，你肯定看得见，你为什么不上前伸手？”
其实，郑景康心里紧张的不得了，当时不敢靠近主席，也不敢让主席做任何调整，只是在离毛主席很远的地方拿着相机不停的拍。结果毛主席的影像在底片中很小，感光也不够，眼轮和嘴轮的阴影过于浓重，眼袋很大，眼神苍老而没有神采，衣服上巨大的皱褶，让照片几乎报废。郑景康忧心忡忡的把照片递到了陈石林手里，陈石林也傻眼了。重拍已经没有可能，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修版。
陈石林又会怎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其实陈石林制作修版的毛主席照片远不止这四张，我们熟悉的青年毛泽东，就是陈石林从1919年毛泽东和家人的合影中修整出来的。还有毛泽东早年在延安时由埃德佳斯诺拍摄的著名照片，因为无法再获得底片或照片，我们后来见到的这那一张照片早已不再是原版，而是陈石林从印刷画上翻拍、放大，重新绘制修版而成的。
这张曾经被制成海报的毛主席站在玉米地里的照片和这张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照片都曾经是多人合影，经陈石林之手，这些照片具有了新的魅力。
化险为夷的一场风波当年北京照相馆的负责人许喜占回忆起那段情形，还记忆犹新：“这个技术陈石林花费了很多心血，当时我们拿到这个复制底的时候感到很惊讶，因为每复制一次就应该损失很多，所以质感从原理上是一定要损失的，但是我们拿到的这个复制底感到非常漂亮，质量非常好，首先从他的密度，深浅程度，反差，高密度和低密度之间的差别控制的非常好，而且它的层次基本上没有损失，有的层次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增加了！”
陈石林又会怎么解释呢？“我说你把照片拿来我看看，我说这照片应该烧，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吗？我说没有其他办法，毛主席像质量不合乎标准，你要散步到群众中去，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只有烧毁，没有其他办法，他说埋掉行不行，不行，我说，你怎么能把毛主席埋掉呢？埋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都烧，他脸白了流汗，没过几天把人放了。” 历史可以珍藏
世事变迁，今天的陈石林早已退休多年。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和毛主席照片还真有缘分，这经自己手修整过的第四幅毛主席标准像几经辗转竟然到了张先生的手里，又和自己见了面。得知照片是真的，张先生得意地告诉陈石林，这照片是从他潘家园的地摊儿上花100块钱淘来的，当时就觉得这张照片虽然老旧，但清晰度高，影调也很丰富，可能有点意思，真没想到捡了一漏儿！心花怒放的张先生连忙请陈石林在照片背后写下一段鉴定文字：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正面标准像是我于1964年9月加工修整摄制而成的，并由我提供给天安门管理处供他们做绘画使用，该照片是我用原底制作的，因此照片上的影调层次质感都比较突出。落款：陈石林，2001年12月14日。几天后张先生自己也在上面写了得到照片的经过，签名盖章。
而另一位专家鲍勇也从另外的角度解释了这张照片的价值：“决定这张照片有几个角度，第一，它是领袖，这肯定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人，第二，这个年代，起码巨今50多年，更关键的是这张照片代表意识形态的一个时代2453拍摄者是郑景康，是我们很景仰的人，陈石林又证明这张是给天安门管理处的，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关系，这几个方面的之称构成了这张照片的价值！” 天价的尾声
一张从北京潘家园的旧货摊上用100元淘来的照片，居然就这样，神奇的身价倍增，成为了收藏界的一段最为经典的传奇，收藏者凭借这张传奇的照片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那位照片的创作者，仍旧默默无闻的，依旧生活在北京新华社的老家属院里，平静的安享着自己的晚年。 多少年来，陈石林为毛主席修照片的事情一直鲜为人知，让他一直非常的荣幸和骄傲的，是自己制作毛主席照片这段经历。他常说自己80多岁的年龄身体健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过任何的冲击，都是因为毛主席在保佑。直到今天，陈石林的家里还悬挂这那几幅自己亲手制作的主席像，每每抬头看着这些照片的时候，老人就觉得特别幸福了，因为这份回忆，已经伴随了他很长的岁月，那些点点滴滴已经成为了他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 毛泽东照片修版秘闻 作者：王尊五 出自：桃李春风一杯酒 日期：2008年7月26日 00:27
2009-06-25 摘编 
一九五二年，陈石林在中央新闻摄影局工作，检查、登记领导人的照片
陈石林是新华社摄影部的修版师，他的工作岗位在暗房，专为中共高官的照片修版。他从没为毛泽东拍过照片。然而，毛泽东的标准照，却都经过他的修饰，由他制作的毛泽东标准照已成为广泛使用的政治视觉符号，从天安门城楼到百姓使用的百元人民币。
“你知道那张毛主席戴草帽在庄稼地里的照片吧？那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人，后来修掉了。”陈石林在北京的家中说。
“站在毛主席背后的人是刘少奇。照片是1957年拍摄的，照片里刘少奇低着头，当时觉得不能用了，丢在档案馆里，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修好了，修掉的部分我画上了麦苗，用来制作大批宣传画。”
1944年，15岁的陈石林考进扬州中学，却因为学不好日文，被日本人开除。他随后到一家照相馆学习照片制作。两年后，父亲从扬州调到南京工作，他也到了南京一家大照相馆，其间接触了著名画家张大千以及杨延修等大量民主进步人士。
“我每天跟他们住在一起，帮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为共产党送信、送各种东西。我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做地下工作的。”陈石林回忆说。
从1948年到1950年，他曾在香港、台湾工作过，主要为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工作。“当时接触了欧阳予倩、夏衍等民主进步人士。”“这些事工作后我一直没提过，所以‘文革’中，一张针对我的大字报都没有。”陈石林说。被问及其中的原因，他说重要的是“不要沾政治的光”。
1950年，他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凭借照片加工技术，他成为解放初期大陆照片制作的领军人物。
毛泽东标准照有的来自合影
陈石林修了四版毛泽东的标准照。陈石林说:“第一张照片是从1950年毛主席与劳模的合影中剪出来的。我用刀片把后面的人修掉，再补上背景。这也成为第一张官方正式公布的毛主席标准像。”这一形象可从现在流通的百元人民币上看到。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不可能让主席专门过来拍照，这样那样摆姿势。”陈石林说，“而且，1949年，有关单位曾派4名摄影师去给毛主席拍照，但由于种种原因，照片出来后，都不能用，只能从以前的集体照中选。”
“第二张标准照也是不久后从集体照中抠出来的。曾是上个世纪50年代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的样本，一直挂到1959年，但只有“五一”和国庆期间才会挂出来，所以印象不深刻。之前，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是延安时期郑景康拍摄的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
陈石林修版的工具相当简单。“当时，是用钟表的发条做成刀片刮的。这个我对别人都没说过。大夫用的手术刀，也可以用来刮照片。当时，我把发条磨得很细，来刮。但刮得太细了，头发就有点假。”同时他还用特殊的水彩、毛笔、处理相片底片的化学药品等。
他小小的书桌上摆着这些水彩和毛笔，至今陈石林仍在用传统办法修照片。
第三、四张标准照背后的故事
毛泽东的第一、二张标准照片都是在照片上加工的，然后翻拍。从第三张标准照片起，陈石林开始在底片或者复制的底片上修版，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1959年9月，离国庆只剩下几天了，还没有主席像，中央的人急得不得了，派了新华社两位摄影师去，当晚两个胶卷冲出来，由于各种原因效果并不好，有的后面的灯罩都露出来了。”陈石林回忆说，“最后找了一张，但是阴影很浓，墙反射光很浓，衣服上的褶皱也很多，灯罩很明显。因此，一定要在底片或复制的底片上修版，不能在照片上修，这样才能使翻版效果好。强烈的反光、强烈的阴影部分，要把它修柔和。你看，衣服上的扣子都修过。”
“因为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没有好的相机，没有好的镜头、灯光等，没有办法把原形象的真实性表现出来，需要加工、修整，修掉影响真实性的地方，并把握政治人物形象要真、善、美的标准。”陈石林说。
第四版照片表现的毛主席形象在天安门已经悬挂了40多年了，照片拍摄于1964年。
“摄影师拿回来的底片中，毛主席的影像在底片中比例很小，感光不够，画面中阴影浓重。摄影师当然害怕，那时主席是‘神’啊！那不得了。”陈说，“他把底片交给我，很慎重，一句话都没讲，一句话都不能讲，讲了就可能是讲毛主席的缺点。交给我之后，我就关起门来，修了一个礼拜。需要修整的地方太多，由于感光不够，阴影很浓，层次不够清晰，眼珠和眼皮都分不开。”
陈石林用特殊的技术把强光压下来，把阴影部分保留下来、勾画出来，呈现出原有的最佳效果。1998年，陈石林遇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她说这张照片怎么做得那么好，不论从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主席很喜欢，他亲自圈定的。”
在为领袖照片修版的同时，陈石林还在1957年开发了大量复制底片的技术，生产了数以百万计的底片，作为资料或供全国媒体使用。
华辰2007春拍中，一个藏家收集的毛泽东标准像拍出了72.6万元的高价。这张照片获得认可，最重要原因是照片的背后有陈石林写的一段话，证明这张照片是当年制作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的照片母本。
陈石林没有徒弟，连他三个孩子也没有一个学习他的手艺。“这需要从小练，还要有文化素养，要有对照片的感觉，眼睛要好，”陈石林说，“人们现在再也不用这种工艺来加工照片了，都用电脑了。”
陈石林也用上了电脑、数码相机，但他至今仍在用颜料、毛笔加工毛主席的照片和底片，“效果比原来更好”。
他说:“电脑解放了劳动力，也能产生一些感光材料达不到的效果。但是，电脑很难还原出照片真实的效果。你一定看过婚纱照片，很假，很多都没有真实效果。”
每一次天安门城楼需要更换毛泽东像时，陈石林都要去与画像合影。
如今，陈石林爱好收集瓷器。他说，瓷器的光泽和照片的后期加工有相通之处。（文/战艳 曾璜 摘《人物》）